陈枫

陈枫个人经历

在广州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陈枫 因此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6年，陈枫出生在阳山县黄坌街的一个小商业家庭。父亲陈炽恩，靠蒸酒磨豆腐养活一家数口。母亲余氏勤劳节约，贤淑聪慧。1923年，陈枫家遭匪洗劫，房子被纵火烧成灰烬，母亲被绑架作人质。为赎回余氏，陈炽恩千方百计借来千元白银作赎金，从此家道中落。

当时，7岁的陈枫已开始接受文化启蒙，经历此次家庭的兴衰破败，耳闻目睹土匪的烧抢掠夺，他愤怒不平，要寻找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之后，陈枫转到连县燕喜小学就读。这期间他成绩出类拔萃，而且思想活跃，倾向进步。1932年在连县高小毕业后，考入了广州省立一中就读，1935年以优异成绩被广州广雅中学录取。

在广雅读书期间，他更加勤奋，校内校外常常手不释卷。不久被选为学生会干部负责编印会刊，通过会刊传播革命思想。1935年12月，他以学生会的名义，组织领导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主运动，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斗争。

经过学运和斗争的锻炼，1936年5月，陈枫加入了“中国青年抗日同盟”，在班上成立了“杂志读者研究会”，组织同学进行读书报告、问题讨论、每周时事分析等活动，以求开阔政治视野,丰富文化知识。并出资购买进步书刊，充实研究会内容。接着，他又组织成立了“故乡留省学会”，为绥东前线发起募捐，大力支持抗日斗争。

在繁忙的学习和工作之余，他写下了洋洋万言的生活日记，记录了他时刻关心农民的疾苦、关心国家形势、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思想和言行。他写道：“在这全国情绪高涨及民族一致要求政府抗战的时候，绥东抗日将士能接受民意，为民族举起伟大的抗战火炬，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这不但是我们伟大民族的巨浪，且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我们伟大的民族面前起了惧怕和战栗……”

1937年11月，高中尚未毕业的他，由于搞学生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被勒令退学。后来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与几个进步青年同学一起踏上了通向革命圣地———延安的征途。经过长途跋涉，陈枫终于到达了延安，考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他孜孜以求学习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钻研军事知识。1938年2月，陈枫在延安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乡创建党组织

1938年12月，陈枫回乡建立了阳山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阳山县支部”，并任书记。从此，阳山人民革命斗争有了中流砥柱。

1938年，广东抗战形势紧迫，陈枫从延安回到广东，后被中共广东省委派遣返回家乡阳山，开辟后方根据地，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

当时阳山还没有建立党组织，陈枫是阳山县唯一的共产党员。他利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有利条件，公开合法身份，积极进行群众性抗日救亡的宣传发动及组织工作。他亲自到当时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连县,向国民党省主席李汉魂要求拨款，争取到一笔活动经费建立抗日团体。

另一方面，陈枫依靠本县进步青年，培养积极分子李卜凡、毛鸿筹、梁天培等，成立了“阳山县青年抗敌同志会”，创办了会刊《青锋报》，以此为宣传阵地，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从此，沉寂的阳山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抗日浪潮。

青抗会的成立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使阳山县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阳山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1938年12月，陈枫在建立了阳山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阳山县支部”，陈枫任中共连阳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兼阳山县支部书记，从此阳山人民革命斗争有了中流砥柱。之后，陈枫吸收了一批经过考验的进步青年加入党的组织，上级又调来几个党员到阳山工作，阳山党组织的力量不断壮大。1939年2月，组成了中共阳山县支部委员会，陈枫任书记。

1939年春，国民党阳山县党部书记范少楷贪污了人民群众给青抗会开展抗日活动的募捐款，激起了公愤。陈枫以青抗会的名义，带领近百名师生上街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把范少楷撤职查办。国民党当局迫于广大师生及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不得不撤了范的职务。

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抗日战争期间的反共高潮，抗战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候，上级党组织考虑到陈枫已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决定把他调离阳山，另行安排工作。而他的父亲陈炽恩因掩护并在经济上接济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其所创办的“安和堂”中药店遭到了国民党多次勒令封闭，并逮捕了母亲余氏,敲榨了二万斤谷才作罢。

二入琶江开展革命

从、琶、花（县）支队于1946年1月成立，陈枫任政委。这支武装部队为从琶江地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离开阳山后，陈枫两次进入琶江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有“琵陈”之称。

1941年春，接受北江特委指派，陈枫第一次进入从（化）琵（江）地区，建立中共从琵工作委员会，任工委书记。这期间，他以琶江四九文昌小学教师为身份作掩护，从事领导地下党活动和组织抗日武装。

当时琶江的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控制把持了大部分的地方势力和武装，他们不断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逮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致使整个琵江的上空笼罩着白色恐怖。在此恶劣环境，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和武装抗日，受到严重的阻力和障碍。

陈枫到琵江后，马上与地下组织取得联系。首先对当地的风俗民情、地方武装的分布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动员开明绅士和爱国志士投入抗日行列中去，与国民党顽固势力开展斗争。经过艰苦工作，不久便恢复和发展了琵江、汤塘、田心、官山、围镇、菱角塘等党支部，巩固了党的核心力量和抗日组织，打开了琶江地区的工作局面。

1943年，上级安排他到英德县英东中学教书；次年夏，陈枫第二次进入从琵地区，接受秘密任务———接回地下党员的关系、恢复党组织活动和打通与东江游击队的联系。

1945年春，东纵部队准备第二次挺进粤北，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保证东纵部队安全顺利通过琵江，陈枫组织带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做好收集情报和筹粮等工作，并对当地开明绅士和实力派实施统战。他提出“自卫卫国，自救救人”的口号，成立了四九、良安、汤塘三乡抗日自卫委员会，将一批共产党员安插到自卫大队任大队长、中队长等职,使三乡地方武装牢牢掌握在党组织上。

琶江地下党的工作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东纵部队挺进粤北扫除了障碍。当年4月，东纵邬强的北江支队和蔡国良的西北支队到达琶江时，沿途通行无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随后不久，中共琶江县委成立“琶江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紧接着举行了武装起义。当时，陈枫在罗浮山开会回到琶江，并带回珠江纵队的一个中队与琶江起义部队汇合在一起，使队伍壮大。1946年1月，从、琶、花（县）支队成立，陈枫任政委。这支武装部队为从琶地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转战广西争取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陈枫任中共广西省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柳州市委书记、南宁市委书记兼市长，为广西的解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陈枫受上级党组织的派遣，于1946来到广西，先后担任中共桂柳区特派员，桂柳区工委书记，广西省城市工委书记等职，带领广西广大地下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争取广西早日解放。

1946年12月底，陈枫领导了桂林师范学院和广西大学的学生运动，进行反美、反帝、反迫害、反饥饿游行示威，抗议美军在华的暴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丑恶面目，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推动了桂柳区革命斗争的向前发展。

1947年7月，遵照中共香港分局指示，中共桂柳区工委成立，陈枫任书记，负责领导桂、柳、邕、梧四市以及桂北、柳北、桂中都宜沂地区党的工作，投入到开展人民解放战斗中。

同年7月,陈枫在柳州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省城工委会议，大胆发动工人、学生建立秘密的或公开合法的组织，开展迎军护城工作和社会调查研究，准备里应外合，为人民解放军解放桂林、柳州等城市铺开道路。当时人民解放军已逼近衡阳，广西解放指日可待。

由于陈枫对形势作了正确的判断，正确地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贯彻到桂柳区党组织之中，并带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1949年11月，终于迎来了广西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陈枫继续在广西工作。1950年3月至1951年6月任柳州市委书记，1952年5月至1953年5月任广西省民政厅副厅长，任职期间，他亲自带领干部下到桂平县等基层单位了解旱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倾听各方意见，解放实际问题，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1953年5月开始任南宁市委第一书记兼南宁市长，在任期间，他经常下到工厂、农村蹲点，大抓工农业生产，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重要文件指示默记背熟

为了保存组织，长期坚持斗争，1947年12月，陈枫起草并经工委通过了《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通知》，对地下党工作纪律作出了严格要求。陈枫是执行秘密工作条例的模范，他的住处只有少数人知道，文件来往、安置也极为秘密。

至柳州解放，陈枫在柳州搬了3次家。“他最早住在曙光东路159号。1948年春，又搬到曙光西路223号。”1982年，陈枫重回柳州，原中共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明文伴他故地重游，寻访在柳州工作时的几处住所。刘明文告诉记者，1949年1月，桂柳区工委撤销，成立广西省城市工作委员会，任命陈枫担任省城工委书记后，陈又搬到了中山东路。

每隔3个月，陈枫必须到香港分局汇报请示工作。他化装成商人或学者，携带的文件都用密写，或藏在随身携带的牙膏、暖水瓶或云片糕里。有一次，他与随行的党员熊柳生从香港乘飞机返回柳州，文件藏在暖水瓶里。由于熊神色紧张，在机场差点被警察查出。陈枫吸取教训，以后往返香港时不再带文件，而是把重要的文件和指示默记背熟。

在艰险复杂的环境中，柳州地下党生存下来，并且保证了地下斗争的顺利开展。直至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柳州地下党仅牺牲了一名党的干部，被捕去一名党的领导干部。刘明文认为，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秘工条例》，是柳州地下党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的法宝。

从敌人口袋掏钱干革命

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陈枫确实是个商人。家门大开的时候，他衣着讲究，饭桌上有酒有肉。实际上，关起门来，陈枫和家人用头菜就白饭，过着清贫的生活。“露富”，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

1986年12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主席韦纯束在《广西日报》上发表题为《他十分热爱第二故乡——广西》的回忆文章，就是为怀念陈枫而作。文中写道：“陈枫同志一向生活俭朴，作风艰苦深入。解放前他调来广西工作，表面看像衣冠楚楚，经常来往于桂林、柳州、南宁和香港的大老板，实际上并无任何收入，过的是供给制的清苦生活。”

那时候，党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党费和党员捐献的财物，经费非常短缺。在中共桂柳区工委文献《加紧努力，迎接新形势——一月决议》里，对党员干部的生活开支和党费征收标准作了严格规定。

陈枫每月的生活费仅为150斤到200斤大米，相当于三四十元钱，刚刚能够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他为掩护机关做生意赚得的钱，全部充作党的经费。陈枫经常到香港汇报工作，来往要乘坐飞机。地下党员熊柳生变卖家中田产，在学校工作的党员李庚承和李铉卖学米，帮助解决了机票费用。

由于党的活动经费不足，陈枫想了个办法，从国民党的金库里“找”钱来干革命。由党组织派员，以假身份到国民党开办的农业合作社贷款。在合作社里面，拿公章批贷款的人，也是地下党。这样，钱轻而易举地从国民党银行领出来了。有一次，陈枫接到两麻袋钱。他立即用来购买洋纱，并转手卖出，赚到的钱也成了党的经费。

1947年至1949年，陈枫通过召开“七月会议”、“成团会议”、“社湾会议”、“鹧鸪江会议”，组织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培养、训练干部，总结斗争经验和教训，部署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农村武装斗争任务，发动各级组织做好保护城市和迎接大军解放的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地下党组织的领导职务进行革命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广西城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柳州市委书记、南宁市委书记兼市长；1965年调任外交部，历任阿富汗、布隆迪、冰岛、毛里求斯驻外大使；1984年离休，享受副部级待遇；1986年8月陈枫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陈枫工作经历

离开广西后，陈枫于1965年1月调任外交部工作，历任亚非司副司长，驻阿富汗、布隆迪、冰岛、毛里求斯大使。

在20年的出使国外生涯中，陈枫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赢得了一致好评，驻外大使馆党委给予了陈枫高度的评价。

驻冰岛使馆党委：“陈枫同志坚决贯彻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注意掌握政策，根据驻在国的情况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对重点开展当权派工作有很大成绩，积极推动两国文教、艺术、体育和科技的交流,促进两国贸易的发展。由于陈枫同志的积极努力，两国友好关系得到不断发展。”

驻毛里求斯使馆党委：“陈枫具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掌握政策较稳，工作积极，办事认真，计划性较强，积极开展对外活动，重视调查研究，注意抓驻在国动向，及时报回，不仅做当权派工作，而且根据驻在国的特点做反对党的工作，积极开展华侨、华人及其社团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我大好形势和对外政策，交了一批朋友，为今后工作打下较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