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

蔡廷锴人物经历

1892年4月15日出生于广东罗定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9岁，蔡廷锴到邻村的书馆入学读书。母亲突然去世，仅上了3年学的蔡廷锴被迫辍读。

13岁的蔡廷锴过早地担起生活的重担。忙时他和姐姐种地，闲时他和父亲学裁缝。生活的磨难，练就蔡廷锴倔犟的性格和健壮的体魄。随着年龄的增长，蔡廷锴的眼界越来越宽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侮，清政府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常使他愤恨不已。一本《三国演义》蔡廷锴看了又看，爱不释手。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像赵子龙那样驰骋疆场杀敌报国。 1908年9月，蔡廷锴与本地农家女彭惠芳结婚。

1910年，新军来到了罗定县，蔡廷锴瞒着父亲、妻子，以外出替人裁缝衣服为借口，加入新军。

蔡廷锴先后4次投军都时间不长就被迫离去，1918年到李耀汉肇军的陈铭枢营当排长。1919年肇军解体，陈铭枢营改属于护国军林虎部，蔡被选入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堂学习一年。

1920年，蔡廷锴所在部队编入护国军第二军陈铭枢营，同年8月入该军武堂学习，翌年9月毕业。1922年蔡廷锴转任粤军第一师第三营第十一连连长，并由陈铭枢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5月，参加第一次北伐，在江西率全连日行军50多公里，攻占信丰城，获记功一次。1924年，应孙中山大本营补充团一营长邓世增所邀，任该营连长。同年，率部到郁南县都城镇平定桂军刘玉山、陈天太部叛乱。不久，接任邓世增的营长职务。1925年，参加第一次东征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军的战斗。10月，率部在开平县单水口与数倍已的邓本殷叛军激战3昼夜，缴获敌枪千余枝。1926年7月，升任第四军十师二十八团上校团长。10月，率部北伐，参加围攻武昌的战斗，最先攻入武昌城宾阳门。年底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少将副师长。

1927年7月，蔡廷锴所部拨归叶挺将军指挥。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不久脱离起义队伍。1928年，奉调海南岛“围剿”琼崖红军。其间也参与当地剿匪。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蔡廷锴率部助蒋作战，立下战功。蒋介石扩编蔡廷锴、蒋光鼐两师为19路军，任命蒋光鼐为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19路军军长，并颁奖100万元，特奖蔡廷锴本人数万元，二等宝鼎章。1930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十九路军，任命蔡廷锴为副总指挥兼军长。

1930年底，蔡廷锴奉命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队行至赣州，蔡廷锴回想起北伐时驻军于此，于是亲往四军烈士陵园致祭。到了兴国，蔡廷锴看到村民一齐躲避，与北伐时民众对他们的态度大不一样，深感痛心。1931年初，19路军入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8月在高兴圩的战役中，19路军和红军打的两败俱伤，蔡廷锴本人亲率手枪营反击才打退红军围攻。

1931年11月，十九路军奉命调防京沪沿线担负警卫。次年1月下旬，日军图谋侵占上海，要十九路军后撤15公里。国民党当局拟同意日方的要求，并派军政部长何应钦理沪向蔡廷锴转达。蔡当即表示拒绝。他反复申明：上海是中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连队，有权保卫上海。如果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决心迎头痛击。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进攻上海。蔡廷锴下令反击，并同获蒋光鼐和戴戟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的决心。不久，又赋诗一首表明意志：“戎马倥偬到此间，身心劳瘁任艰难，家书两载叮咛寄，不扫倭寇誓不还”。

当时，十九路军与随后到达的第五军只有4万余人，以轻武器为主。蔡廷锴率十九路军，与装备有飞机、军舰、坦克的六七万日本侵略军血战33天，迫使日军四度易帅，死伤万余人，也无法攻占上海。蔡廷锴从此深得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拥护和爱戴，被誉为“一代名将”、“抗日民族英雄”。战后获南京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1932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议》，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围剿”工农红军。8月，蔡升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2月底，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蔡部屡遭惨败。蔡廷锴、蒋光鼐为十九路前途起见，多次主动和中国共产党联系，最后与红军达成停战协议。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任中央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仅两个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蔡廷锴出洋游历。所到之处，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控诉日本侵华罪行，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深受海外华侨和外国友人的欢迎。

1935年4月，蔡廷锴回到香港。为继续抗日反蒋，他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宗旨是：推翻汉奸政府，树立人民政权，联合各党各派一致团结实行抗日。为宣传这一主张，他们集资扩充《大众报》。在他们的努力下，《大众报》很受民众的欢迎，销售量极大。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爆发，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的旗号反对蒋介石，派李任仁请蔡廷锴入桂。蔡廷锴为抗日大计，将19路军公积金数十万交桂当局成立谢鼎新独立团，并决定不计成败入桂。7月蔡廷锴带区寿年、李盛宗抵南宁，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下，重建19路军。然而不久，李、白与蒋介石言和，征求蔡廷锴的意见，蔡坦然地说：“如果大家确有诚意和平，息争一致抗日，我极表同情。但未实行抗日前，我个人为贯彻主张起见，即解除兵柄，返港休息。吾人为革命抗日而来，绝不会有做官之念。”在离桂时，蔡留下一封信请人转交李、白，信中说，19路军缩编成一两个师，归广西部队建制。

1937年5月，蔡廷锴再次出游南洋。行至菲律宾惊悉“七七事变”，为参加抗日立即回国。9月1日，蒋介石召见蔡廷锴，委任蔡为大本营特任参议官。 9月17日，蔡廷锴夫人彭惠芳在香港逝世，蔡非常悲痛，深感“妻虽一田间出身之乡下女子，但深知人情世故，对于家务处理，照顾儿女，与及人情客往”，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贤内助。10月19日蒋介石在南京再次召见蔡廷锴，说：“你已休养数年，等我到汉口命你带兵。”在返回住地的路上，蔡所乘之车被撞，蔡廷锴左腿负伤，回香港住进玛丽医院治疗。

1938年，广州沦陷后，蔡廷锴被推举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西江南路团队。 1939年，蒋介石起用蔡廷锴任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不久，接任总司令。7月，蔡廷锴与罗西欧女士结婚。10月蔡调任第26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蔡廷锴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昆仑关战役，蔡任东路总指挥。战后，第26集团军奉命改编为粤桂边区总司令部，蔡廷锴任总司令。原属蔡廷锴管辖的93师，奉命调武鸣归建制。蔡除南路游击队外，已成无兵总司令。他深知有人为19路军抗日反蒋之事在报复他，因此，多次提出辞职。蒋介石借机照准。蔡廷锴以上将参议官的名义闲居桂林。桂林将陷，蔡又回家乡居住，直至日本投降。

1946年，蔡廷锴从香港到南京，与住在梅园新村的周恩来见面。一番恳谈，使蔡廷锴顿开茅塞。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认清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从而坚定了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回香港后，他投身于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斗争中。3月12日，蔡廷锴等在广州李章达的住所举行会议，正式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4月14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公推李济深为主席，实际由蔡廷锴代理，推举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张文、李民欣、秦元邦、陈此生、谭冬青、司马文森、叶少泉、余勉群为常务理事，并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布民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自动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7月15日，蔡廷锴发表呼吁和平的谈话。蔡廷锴领导的“民促”是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早期组织之一，在广西、广东一带开展活动，并出版《现代》月刊，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其政治主张。民促的进步活动，遭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迫害，《现代》月刊被封闭，蔡廷锴、李章达被迫离开广州，民促不得不转入地下，总部迁往香港，继续坚持反蒋民主活动。

1947年秋，民促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但继续保持民促组织的活动。1948年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等人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

9月12日，蔡廷锴作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应邀和沈钧儒、谭平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从香港启程，经过半个月的长途旅行，于9月29日到达哈尔滨，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热情接待。刚一安顿下来，蔡廷锴、谭平山等就致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10月3日，毛泽东等复电，“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准备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10月21日，高岗、李富春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与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人举行第一次座谈会。蔡廷锴对于新政协诸问题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主张，并希望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在东北，蔡廷锴除了写信向香港家人报平安外，还要儿子蔡绍昌把罗定县老家封存多年的一大批武器送给在当地活动的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1946年4月，蔡廷锴与李济深、何香凝等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被公推为主席。10月，从香港来到南京，会见周恩来。此后，更坚定了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同年，写成《蔡廷锴自传》书稿。1947年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蔡廷锴被选为中央常委兼财政部长。

1949年1月，作为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应中共中央的邀请来到北平，出席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和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政协常务委员。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抗美援朝中，他被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1年，蔡廷锴被推为慰问团总团的副团长(总团团长为贺龙)前往朝鲜慰问。

蔡廷锴不但经常到祖国各地视察，而且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次国。他到过朝鲜、苏联、日本十几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对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团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0年11月，蔡廷锴作为我国代表团成员前往波兰首都华沙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并被推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此后六七年间，为争取世界持续和平，蔡廷锴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1956年起，长期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出席华沙世界和平大会。在会上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7年，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

1961年初，随同周恩来总理赴缅甸进行友好访问。

1964年12月至1968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

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横冲直撞地“破四旧”，蔡廷锴的老朋友蒋光鼐家里最先被红卫兵抄家。红卫兵走后，蒋光鼐深怕性情刚烈的蔡廷锴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冲击和侮辱，急命夫人黄晚霞给蔡廷锴打电话，让蔡做好思想准备，不可冲动、不能发火，免吃大亏。蔡廷锴接电话后当然非常震怒。他一言不发，在屋里来回踱步。幸亏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向毛泽东建议，对13位高级民主人士进行保护。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蔡廷锴家由于有解放军的把守才幸免于难。

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蔡廷锴主要贡献

“九一八”事变爆发。蔡廷锴在赣州率部誓师，要求抗日，反对内战。他率十九路军驻防上海后，日本海军陆战队不断向上海增兵，并进一步制造事端。1932年1月22日，日本领事村井向中方提出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蔡廷锴坚决不允，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沪与蔡面谈。蔡廷锴说，驻地是我国领土，撤退殊无理由。政府要撤，请不限于敌方要求，调我全军离开京沪路，我当绝对服从。

1月23日，蔡廷锴与蒋光鼐在上海召开了十九路军营以上干部会议，做出了坚决抵抗日军决定，并作了具体部署。24日，蔡廷锴又到苏州召开十九路军驻苏高级将领紧急会议，宣布抗战决心，并让全军做好准备。

1月28日夜，日本悍然向闸北一带进攻，十九路军立即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29日，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守土有责，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

十九路军全军官兵在广大群众的鼓舞、支援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坚守阵地，不断击退日军的猖狂进攻。蔡廷锴以大无畏的胆略，在枪林弹雨中亲临前线督战，激励士气。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到福建。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入闽后，在蒋介石的催迫下，向根据地发起进攻，先后占领了闽西、闽北等苏区。1933年秋，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先在闽西连城等地歼灭了十九路军的3个团，继而又在闽北歼灭2个团，并围困廷平、顺昌、将乐等县城，威胁福州。经过折兵损将，蔡廷锴识破蒋介石让红军和十九路军两败俱伤的意图，他因此毅然决定，停止剿共，“反蒋抗日联共”，并立即派人与红军联络，在9月下旬实现停战。

10月26日，由周恩来主持、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与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也称“闽变”），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举李济深为政府主席，蔡廷锴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等职。并发布了对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国民党要人的通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