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遂

何遂人物生平

参加辛亥革命　致力军事教育

1888年农历三月十日生于闽侯县城灵响路祖宅。祖父念慈早年中进士，曾在四川泸州做县官，父濬先早年中举人，曾在南昌做试用知县。何遂6岁入当地私塾启蒙，1898年随父迁移南昌居住。1899年祖父病逝，父亲不久也在奔丧颠簸中哀伤死去。1901年其母孙弄琴率子女赴泸州投靠二叔生活，1903年又随母返回福建谋生。

何家有一远亲在福建武备学堂任翻译，经其介绍，何遂于1904年考入该堂第二期预科学习。武备学堂除学习军事外，还要学习汉文，每周由老师出题作文章，因一次在汉文课上看禁书，被老师抓住并告到总办那里，不久以“文理荒谬，行止欠谨”被开除学籍。

1906年2月，何遂由林森（时在上海海关任秘书，兼任上海福建学生会会长）介绍到南京去找林述庆、林之夏，林述庆时任第九镇第三十三标第三营管带，经他劝说不去日本留学，留在他营任排长。当时赵声任统带，柏文蔚任第二营管带，冷遹任右队队官，官兵都剪了辫子，革命气氛较浓。不久，何遂因翻译了几篇日本军事杂志的文章，受到统制徐绍桢赏识，调任第九镇司令部三等参谋。

1907年秋，何遂考入直隶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第二期（第三期以后改称陆军大学）学习，因考试成绩优良，受到段祺瑞召见，勉励他：“首先要忠君报国，恪守三纲五常，学问倒是其次。”在保定求学时，结识北方革命党人孙岳、王法勤、刘汝贤、耿毅、刘建藩、钱鼎、童葆暄等，曾聚集保定城内火神庙孙岳住所，饮酒谈心讨论学问。期间，何遂与陈裕时之妹陈坤立结婚，陈坤立早年毕业于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此时同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的方声涛、吕公望、林知渊等亦聚集一起，由方声涛征得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同意，组成保定支部，先后有72人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9年秋，陆军大学与速成学堂两校学生同时毕业，王孝缜受广西巡抚张鸣岐委托，到北方邀集训练新军人才。何遂与耿毅、刘建藩、吕公望、杨明远等应邀南下。途经香港九龙，再会赵声和黄兴，于1909年秋到达桂林，先任中越边防调查长，耿毅为副。继由河内转赴昆明，联络云南革命党人，结交蔡锷、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叶荃、赵康时、刘晓岚等。返回桂林后，1910年1月任广西新军督练公署参谋处筹略科科长。

1910年8月，何遂与耿毅、杨明远、刘建藩、赵正平、梁史等创建广西同盟会支盟，他任参议，与杨明远、刘建藩分工负责联络新军，并在桂林福棠街二号租用一所房子作联系点。何遂参与出版秘密会刊《南风报》（主编为赵正平），以贱夫为笔名撰文《边防调查纪实》等。1910年秋《南风报》被禁，易名《南报》继续出版八期，印数逾万，风靡全国。

广西陆军干部学堂第二期招生时，何遂兼任教官，其间秘密筹划起义事宜，不久传来广州“三·二九”黄花岗起义失败消息，方声涛闻知弟声洞牺牲，愤然将部队集合，要向桂林进发，经何遂与刘建藩等劝阻，才停止冒险行动。

1911年7月，何遂奉广西巡抚沈秉堃委派，与程潜结伴赴北京，参加清军永平秋操大典。8月14日到达武昌，参观了汉阳兵工厂，继赴北京面见刘汝贤、孙岳，后随王孝缜晋见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奉命随同吴鸿昌（时任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赴山西进剿。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何遂与阎锡山共同策动第六镇起义，他任燕直联军副都督（都督是阎锡山）。率部到南京后，1912年1月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委任为淮扬联军总司令（孙岳）部总参谋，兼任江北兵站分局长，率部驻军扬州。南北议和后，1912年夏，何遂任北京政府陆军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第十六旅（旅长赵恒惕）第三十二团团长，并被北京政府陆军部补授陆军少将，获颁三等文虎勋章，率部驻防南京地区。

1912年秋，何遂任北京政府陆军第八师（师长王孝缜）司令部代理参谋长，仍兼任步兵团团长。后被迫辞职，拟赴日本留学之际，发生了“宋教仁案”，遂于1913 年“二次革命”期间参加军事策反活动。当时的日本为笼络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留学生给予种种方便，如入境无需护照，入学与生活亦很便利，何遂因此打算赴日本留学。1913年秋，何遂与王孝缜、黄恺元、刘建藩逃亡日本，未经考试获准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其夫人陈坤立亦入东京青山女子实践学校学习。

1913年12月，何遂接到陕西都督陈树藩的邀请，乘船返国，北上经北京抵达西安后，被陈树藩聘任为陕西都督府教导营营长，后任教导团团长。

1915 年春，何遂应黎元洪之邀返回北京，任陆军大学战术教官，按上校阶级取酬。时任陆军大学校长的是胡龙骧，同期任教官的还有李济深、张文、林立等。其间入学陆军大学第四期正则班学习的学员有徐永昌、刘汝贤、周亚卫、林蔚、姚琮、林知渊、周敬孚等，他们经常聚会讨论时局，秘密结成反袁联盟。袁世凯病亡后，何遂返回夫人家乡湖北宜昌，居住了一段时间，常与内兄陈裕时研讨时局。后返回北京，仍入陆军大学任教。护法运动时，曾被广东护法军政府任命为“靖闽军”司令官，在福建参与倒李厚基（时任福建督军）活动。

1916年12月，何遂受黎元洪委派，以陆军上校武官身份，与沈鸿烈、郑桓、徐祖善四人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军方赴欧洲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7月回国后，写成《欧洲观战记》出版。

1920年，何遂应孙岳之邀，任陆军第十五混成旅司令部参谋长，率部驻防大名县。1924 年，何遂参加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参与创建国民联军，通电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后任国民联军第三军（军长孙岳）司令部参谋长，北京政府航空署署长，国民军航空司令部司令官等职。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何遂在杭州寓居赋闲，蒋介石派陈铭枢把他找到南昌，奉派赴河南策动国民联军系统的军人倒戈，响应北伐战争。

代理黄埔军校校务 主持兴修纪念碑坊

1927年12月底，何遂应李济深邀请赴广州；1928年1月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参议。2月，奉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任中国国民党广州黄埔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特别党部筹备委员；5月，任广州黄埔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代理校务；9月，主持召集“孙总理纪念碑筹建会议”，全校师生踊跃捐资。他在任期间还主持修建了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北伐阵亡烈士纪念碑、中山纪念碑等，撰写了《中山先生纪念碑文》、《黄埔军校东征烈士墓碑文》等。

1928年10月11日，他以黄埔军校代校务身份，率军校各部长官在黄埔岛八卦山为孙总理纪念碑破土奠基。此项工程于1930年5月竣工。纪念碑孙中山铜像为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捐赠，纪念碑正面隶书字为胡汉民书写，纪念碑东侧所刻“和平、奋斗、救中国”是何遂执笔书写，他还为纪念碑撰写碑文。

1929年1月，何遂再以黄埔军校代校务一职，受蒋介石委托主持在黄埔岛西侧万松岭濒江边，重修黄埔军校东征阵亡烈士墓，并在墓园前修建门楼，由吴稚晖书写“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他在纪念坊所立二巨碑题词。2月，他又主持兴建了“黄埔军校学生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碑身镌刻其篆书“为民牺牲”，碑座南侧亦为他撰写手书的碑文，该碑座之东、西、北侧镌刻北伐阵亡之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曹渊等355名黄埔军校学生之姓名。

此外，何遂还在黄埔岛西面主持兴建了“济深公园”，是为铭记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对军校之贡献。他撰写并手书了“济深公园记”。

上述东征、北伐诸役阵亡将士记载以及济深公园记等永久镌刻于黄埔岛上，成为黄埔军校当年遗留下来之名人墨宝及名胜。

1929年2月24日，何遂奉蒋介石之命，在广州主持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员毕业典礼。3月，蒋桂战争爆发，李济深因支持桂系集团，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制约，军校经费日见紧张。12月，何遂终因军校经费困难而辞职离任。

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致力民国军事立法

何遂抵达南京后，携长子何世庸赴汤山看望李济深，走时将一大箱旧书留给李济深排遣。然后举家迁移返回北平，寓居城内察院胡同29号，将兴趣与精力专注于甲骨文的收集与研究。其间，内兄陈裕时（时任北平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亦来他家居住。

1930年春，何遂曾奉蒋介石意旨，与徐祖善同赴山西太原晋祠会见冯玉祥，劝其保持中立、勿与阎锡山联合。1931年1月，何遂应杨虎城邀请赴西安，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总参议。后离职返回南京，经蒋介石提名，何遂于1931年10月12日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当时任立法院院长的是孙科，因何遂系老同盟会会员而受到尊崇与倚重。

1932年春，何遂与朱庆澜将军共组辽（宁）吉（林）黑（龙江）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奔走于抗日救亡募捐宣传活动，自己也毁家纾难捐款四万元。他还曾多次赴热河前线慰问抗日义勇军，出资支持拍摄过一些抗日救亡纪录影片。

1933年1月，何遂任以撤退关内义勇军主力编成的陆军暂编第五十五军军长，副军长是黄埔一期学生严武。何遂以中央军名义敦促汤玉麟整军抗日，率部驻防热河。他指挥部队在赤峰、围场等地与日伪军交锋，部队受到重创后，撤退至察哈尔沽源。

1933年热河失守后，何遂于同年秋辞去军职，并卖掉北平的住房，于1934年1月举家迁移南京。何遂到南京后，兼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肇英) 委员。1935年11月，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家居南京市山西路普陀路4号寓所。

抗战爆发后，何遂被程潜聘任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谋室主任，其间他在南京住所，先后接待过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中共领导人。1937年9月，何遂受程潜委托，陪同周恩来同乘一小车由河南前线赴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途中两人交谊颇深；何遂在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彭德怀等。

何遂因与阎锡山结交于辛亥革命时，曾劝导阎锡山与八路军精诚合作共同抗日。何遂亦曾利用关系以物资支持八路军。

1938年2月，何遂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赴河南郑州驻节。其间他多次赴河南、山西视察战区与前线部队。5月，他携夫人举家至武汉。11月下旬，他参加了在湖南衡山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武汉沦陷前，他又举家迁移重庆，先后寓居两路口云庄和督邮街寓所。

1939年9月，何遂赴桂林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谋划，11月，又赴桂南前线参与桂南会战谋划。1940 年春，他赴柳州前线。4月，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副主任林蔚)总顾问。1941年9月，他参与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谋划。11月中旬，参加蒋介石主持的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

1942年3月，何遂在重庆参加国民政府立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总动员法》；12月，参加立法院例行会议，通过“公务员不得直接或间接经商法”。1943年秋，何遂赴广西柳州，适逢吴石（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五十华诞，何遂赠诗作《百字令》。

何遂自1943年起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945年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准列席代表。4月27日至5月10日，响应杨家骆（时任中国辞典馆馆长）发起，参与顾颉刚、马衡、庄尚严、朱锦江等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团，赴大足县进行考察活动。

建立军事策反联络 参与国家行政立法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下旬，何遂参加立法院会议，通过《处理汉奸条例》。

1946年1月9日，他与吴石、陈孝威（闽侯同乡，保定军校二期毕业，曾任福建泰宁镇守使及少将旅长，后在香港创办《天文台报》）同游缙云山，6月举家迁回南京，南京原宅普陀路四号寓所完好无损。

1947年4月，何遂与三子何康陪同吴石（时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在上海锦江饭店与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及军事策反负责人张执一等会面交谈并建立了联系。

8月，何遂患心冠动脉血栓病，住南京中央医院治疗后痊愈。年底卖掉了南京市普陀路四号房产，举家迁移上海，购置了上海市愚园路俭德坊二号独门院宅寓居。

1948年1月，何遂抱病返回福建参加行宪首届立法委员选举，行前拜访陈立夫获得支持，并致函福建省主席刘建绪（他的辛亥革命战友刘建藩胞弟）和福建省议会议长丁超五，赢得福清县何氏宗亲鼎力支持，高票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5月，当选为行宪第一届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9年6月，何遂奉派赴台湾，与女儿何嘉赴高雄探望已赴台湾生活一年多的夫人陈坤立及次子何世平。9月1日，其夫人携同次子何世平一家及女儿何嘉，乘船由基隆返回广州。9月5日，吴石为何遂代买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并亲送他登机离台。何遂抵达香港后居住于九龙塘沙福坦道李朗如（长子何世庸的岳父，后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旧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底，何遂与夫人及女儿乘英国轮船到青岛，再转陆路经济南回到上海。1950年1月，何遂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任华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及司法部部长，以无党派身份参加政府工作。1951年12月底，何遂旧病复发，住进上海华东医院治疗，经过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渡过了危险期。住院期间，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负责人陈同生前往探望，何遂当面对吴石将军的暴露和牺牲问题提出尖锐批评。

1953年1月，何遂改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仍兼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及司法部部长，4月免华东司法部部长职。1954年8月华东行政委员会结束，他所任各职也自然免去。9月，何遂以福建省代表身份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1955年春，何遂举家迁居北京市西四帅府胡同。

1957年7月11日，何遂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做了《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几点建议》发言。9月，看到报载好友谢雪红（时任台盟中央主席）为“大右派”，竟持报茫然呆坐半晌。1959年4月，何遂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续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1961年10月，何遂作为辛亥革命元老，被邀请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座谈会及纪念大会。1964年12月，他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续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文革”期间，何遂没有受到冲击。他一生不近烟酒，唯独酷爱收藏书画文物，财产主要是大量古文物书画，生前分别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天津市图书馆。仅1950年捐献给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古文物就有6895件，国家文化部曾向何遂颁发褒奖状。

1968 年1月11日，何遂因病在北京大学医院逝世。

何遂人物轶事

“父亲是国民党，但对子女的不同政见很宽容。他不仅不反对我们加入共产党，还亲自把孩子托付给共产党的领导人。”何康告诉记者，虽然父亲何遂是国民党，但五个孩子中，有四个都是共产党员，还利用何遂在国民党的特殊地位，从事地下党工作，获取了大量国民党的秘密情报。

何康送记者《何遂遗踪》一书，书上详细记载了何遂及其子女的革命经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坚持抗日的何遂便亲自将自己年轻的子女托付给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赴延安参加革命。何遂以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下半生跟随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坚持抗日的决心。

对小儿子何康，何遂却舍不得放走。1939年，深受革命影响的何康也要求去延安学习，何遂便对周恩来说：“我有两个儿子去延安了，老三再走，我也呆不下去了。”何康虽没去延安，但周恩来却把何康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这使何康成了一名地下党员，并任重庆南开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时年仅16岁。

“因此，我得以长期留在父亲身边，成为党安排在国民党身边最亲近的地下党员。”何康说，也就是这个身份，使他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很困难的任务。

何康的妹妹何嘉也是共产党员，党组织还多次安排她利用父女的特殊关系，协助何遂工作，为党获取情报、为国共合作奔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争取并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

何嘉在一篇文章中回忆，1949年，她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和父亲何遂共同工作。在这一年里，父女俩人三次会见白崇禧，拜会李宗仁，劝他们和谈息兵，避免生灵涂炭。“这是很奇妙的关系，既是父女，又是为完成一个共同任务而努力工作的同生死的战友。”

“这是吴石伯伯和他夫人王碧奎的相片，他夫妇的墓地和我父母的墓地比肩相邻。”谈起吴石，何康尊敬地称其为“伯伯”。而吴石夫妇的墓地也是在1994年，由何康主持葬在北京福田墓地，与何遂夫妇墓地紧邻。

相片上，吴石儒雅睿智，夫人年轻端庄，其子吴健成尚幼小。“吴伯伯和父亲是生死之交，他是受父亲影响并通过父亲和共产党建立直接关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大业，最终壮烈牺牲的。这也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英雄传奇。”

吴石是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被毛泽东称为“密使一号”。1950年6月10日，被捕前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在台湾遇害，他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共产党身份这时才被揭密出来。何康给了记者一篇他口述的回忆录《从大陆战斗到台湾———缅怀吴石伯伯》，在文中，何康说，吴石的爱国思想、民族意识都非常强烈，对日军侵华深恶痛绝，在桂南战役上承担了大量运筹协调的幕僚任务。“收复昆仑关时，吴石白天不离地图，晚上不离电话，不眠不休，取得了国民党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由于他出色准确的战场判断，1940年，桂南会战也取得了胜利。”

但渐渐地，吴石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腐败越来越失望，并在何遂的影响下，开始与共产党密切接触。“1947年4月，我、父亲、吴石，还有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吴石正式加入共产党。”何康说，此后，吴石以何家为中转站，经常在往返于上海和福建，为党送来许多重要情报。

解放前夕，吴石飞往台湾，与共产党渐渐失去联系。1949年8月，何嘉受命与父亲何遂一道前往台北，并与早在那里潜伏工作的何世平会合，取得与吴石的联系，在何遂的影响下，吴石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直至被蒋介石杀害。

其后，吴石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在狱中秘密写于画册背面的绝笔书，留有一绝笔诗，其中写道：“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表达的不仅是他对党和国家对民族的一片赤子之心，也是何遂革命家族的真实写照。

何遂后世纪念

2017年4月5日，辛亥革命元老何遂的孙子、原农业部部长何康的儿子何迪携夫人王苗及子孙一行回到港头镇占阳村老家省亲祭祖，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2018年3月1日至4日，辛亥元老、曾任黄埔军校代校长的何遂之孙，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前任会长何世庸之子何代宁一行返回祖籍地福建参访，到访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福州柔远驿、福州台江上下杭老街区和烟台山旧领事馆区等地。

2019年10月22日，吴石将军和他的革命引路人何遂将军铜像，落户在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英雄广场。何遂、吴石铜像高约2·5米，铜由国内著名雕塑家孙伟教授创作完成。何遂的铜像由其四子何达做造型构思，取了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雨声”一词中的意境，整体构图是：何遂穿长衫持竹竿迎台湾海峡之风而立，与吴石遥相对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