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星垣

杜星垣个人生平

杜星垣，1914年2月28日出生于福建省霞浦县三沙镇西澳街头顶。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

1936年参加抗日救国青年团，

同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教育学院。

1937年杜星垣胸怀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与其他四位霞籍同学徒步北上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追求革命真理。

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6月起任中央统战部科员等职。

1946.年2月起任热河省立师范学校校长

1949年3月起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三分团副政委

1949年11月起先后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

1953年9月起，先后任广州市委工业部部长、市委副书记。

1958年2月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60年9月任国家经委副主任。

1973年11月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党组副书记

1978年8月任四川革委会副主任、四川省委书记等职。

1980年4月起，先后任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等职。

1980年11月起，历任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国务院秘书长。

1982年5月起任国务院秘书长兼国家体改委主任。

1983年6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

1985年4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党的十三大上继续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杜星垣人物简介

二十年代初就读三沙中心小学。毕业后升入福建省立第三中学（现霞浦一中），1936年参加上海抗日救国青年团。同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曾参加上海地下革命工作。亦曾在省立福州乡村师范任过教员。

1937年，杜星垣胸怀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徒步北上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追求革命真理。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华南的战役，曾任《全民抗战》助理编辑、中共热东地委敌工部部长、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教育长、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宣传部部长。

建国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工业部部长和副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1981年任国务院秘书长,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和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顾问。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增选为中顾委委员，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原秘书长杜星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3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杜星垣个人评价

田纪云和杜星垣是老朋友。上世纪70年代在四川，赵紫阳是第一书记，杜星桓是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是第二把手，而田纪云那时是省财政局长。1980年，赵紫阳到北京任国务院总理，杜星垣到国务院任秘书长，又把田纪云调来担任副秘书长，又在一起工作。老田跟我（杜导正，注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说过他对杜星垣的印象：这个人，少言寡语，性格倔强，为人正直，作风深入，工作细致，特别是对文字工作抠得很细，一丝不苟。这个评价与我对杜星垣的印象一致。

杜星垣是个默默工作的人。退休后，他最爱去的地方是景山公园。曾任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的萧洪达和他来往多些，因为他们曾经都是四野的，两人又都住在北长街。还有些来往的，就是他在国务院时的搭档田纪云了。除了与老朋友交往，他从不参加公众场合的活动，也从不给国务院添什么麻烦。甚至老朋友在一起要聚餐，他也不参加。

粉碎“四人帮”后那几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搞经济体制改革，搞包产到户，搞真理标准讨论，后来搞特区对外开放，当时争论很激烈。杜星垣坚持改革开放，冲锋陷阵，很有创造性，也很有功劳。他政治经验也丰富，是工作最得力的人之一。后来在北京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又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和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顾问。我和杜星垣认识，是他到北京之后。我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作为国务院秘书长，他是我的上级。

我在追悼会签到簿上签名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写了这样一些表达自己心情的话：星垣，昨晚听到噩讯，今日上午来看你了。非常难过。……你不只是资历深，重要的是你的人品，在大是大非上，你能挺住，站在人民的一方，……在中国近代史上你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人民会记住你的，历史会记住你的。半年多来，你我深谈政局，我俩都认为，中国目前形势喜忧参半，惟一前途在推进民主宪政。……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你驾鹤西去，冥冥世界无限自由，自由地歌唱罢！

苏晨在《非常可敬的杜部长》一文中说，杜星垣就是他在中南军区政治部的老部长，一个瘦瘦高高、戴着眼镜、温文尔雅的老将军。说不出为什么，无论以后杜星垣在什么岗位上，大家都叫他“杜部长”。这是为什么？就因为在他领导下的印象留存了一辈子。

杜部长给苏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有两件。一是1954年冬天，苏晨得到批准准备结婚，住的就是当年孙中山大元帅府二楼的一个房间，据说以前是图书室。杜部长来看他这个军装还没脱的大兵一个，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没有？杜部长进到小屋，看到墙上挂着一张准新娘大学时代照的大幅照片，就下令：“拿下来，不要挂这东西，你才下工厂不久，在工人堆里要处处注意影响。”临走，杜星垣给了苏晨5元钱，说是定下的限额，规定给他结婚只准花5元钱，不许超过。另外还规定，新婚之后夫妻都还要马上上班，不许休息那规定的三天婚假。当时，苏晨是广东苎麻纺织厂代厂长，“以执行命令为天职”的他，用这5元钱买了些水果、糖果，就这样操办了自己的婚礼。到了“反右”期间，苏晨的妻子吕子玲被划为右派分子。书中说，这右派当得很是冤枉，一是看到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人民大学教授葛佩琦要杀共产党”（后来证明是欲加之罪的凭空捏造，已获平反）。妻子看了很惊讶，作为一个技术员，手里正好拿着一支三色笔，就在这条消息旁边划了一条线，还正好划的是红线，结果被判定“划红线表示赞同”。二是此时她正怀孕，一天与人相遇，别人问她怎么少见了，回答说：“我到这边闻到异味容易作呕。”又被歪曲为“到党委这边就作呕”。三是领导让她积极参加“鸣放”，她刚写下两句“玻璃墙隔党群间，每天相见不相亲”就没再写，结果又多出一条“挑拨党群关系，反党！”

妻子戴上右派帽子后，有人劝时任华南缝纫机械制造厂厂长苏晨与妻子划清界限。这时候，杜星垣在越秀宾馆安排一个房间，避开闲人找苏晨谈话，问他打算怎么办？苏晨叹了一口气说：“我还能怎么办？孩子这么小，我看她被打右派，都是因为我而倒霉的，我若是不讲良心，还有什么人味儿？”杜星垣听到这里，表示满意地说：“这就对了！她连读大学都是共产党供的，她的丈夫就是共产党，她刚刚与你这共产党员结婚相托终生，不是说存在决定意识么？她干吗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你若是为了自己风光，不讲良心，甩了人家，我再也不会理你了！”

这样一个实事求是、有着浩然正气的杜部长，能不让苏晨感念一辈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