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敬贤

陈敬贤生平事记

救国大计端赖教育

1913年陈嘉庚为开发民智，改进社会，始创集美小学，遇到缺乏师资的困难，经过考察，发觉闽南小学师资同样奇缺，陈嘉庚同胞弟陈敬贤反复研讨以后，认为：“以救国大计，端赖教育”。于是决心创办师范学校和中学。1916年10月陈敬贤返乡筹办，从新加坡携带校舍图纸和承包建筑人员回国，立即选择校址开始筹建。1917年5月，亲赴直、鲁、鄂、皖、苏、浙、赣等省考察教育，聘请校长和教员，行前先发函闽南三十余县勤学所长，请代招学生。以后又在厦门地区亲自招收学生。

1918年1月，主校舍居仁楼、尚勇楼落成。1918年3月10日，集美师范、中学开学，学生196名。他亲致开学词。同时，与胞兄共定“诚毅”校训，颁布校歌和教职员服务简章等。学生膳宿费全免，被褥枕席，书籍用具也概由学校供给。5月，校长王绩辞职，他再赴江浙考察教育，聘侯鸿鉴(葆三)为第二任校长。6月，“校主住宅”竣工，成为被师生、村民尊称为校主的陈嘉庚、陈敬贤，轮流回乡主持扩建学校、发展教育事业的住所。年底，校舍立功楼和大礼堂、大操场、电灯厂、自来水塔、浴室、贮藏室等一批公共建筑落成，为师生的教学、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34年，教育部曾肯定集美师范学校创办多年，“著有相当成绩，而所造就之师资尚适合闽南及南洋各地之需要”。可见创办集美师范学校的目的已达到。

为了打破女子不得入学的封建枷锁，陈敬贤夫妇深入家庭动员，解决少女入学的实际困难，1917年2月，增设了集美女子小学，并开办织布厂，使部分妇女得以就业，以利女红。1919年春，借用民房，积极创设集美幼稚园，重视学龄前的教育。

1919年4月，他南渡接理陈嘉庚公司重任。因操劳患病，1921年12月回国调养。1922年5月至1923年2月到日本治病。返校后元气渐复，继续主持集美、厦大校务。

1925年5月，他支持胞兄陈嘉庚创办集美农林学校，以富民强国为宗旨，先后与叶渊校长、建筑部主任王卓生等，实地勘察，择定天马山麓为校址，购置附近久荒田地，筹建校舍、牧舍、试验场等；1926年春季农林学校开学。

陈敬贤在侨居地经营实业时，也重视华侨教育。1919年至1921年，他当选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财政并担任道南学校总理，为两校作出了贡献。这时，胞兄在桑梓倡设同安教育会，他即在新加坡发动同安侨胞认捐，自己带头捐款数万元，用实际行动关心闽南教育事业。

他主持校务时，十分重视德育，除与胞兄共定“诚毅”校训外又特别指出：“教育有智育而无德育，如人身之有肉体而无灵魂。”他是陈嘉庚倾资兴学、热心教育的最热情最积极的支持者，他曾说：“兄既是心，为弟者若不尽力，谁肯尽力!”，这充分表现了他爱国爱乡的崇高精神。

经营实业为兴学之资

陈敬贤先生十五岁时，因父亲企业收盘，胞兄陈嘉庚集资独营，即随兄习商。不久管理谦益米店财务和新利川菠萝罐头厂业务。他涉足商场仅两年，经营才能初露锋芒，出任谦益经理。1908年因商务繁杂，不幸患肺病，返故乡调养。

1910年，他携眷前往新加坡，参加同盟会，信仰孙中山革命道理。他深感：“国弱民贫，振兴实业，培养人才，教育实利赖之”。于是决心披荆斩棘，重整商业，开拓实业，在发展《陈嘉庚公司》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12年至1913年，他的胞兄回国筹办集美小学期间，首次独力承担经营新加坡一切商务。

1919年5月，他接任《陈嘉庚公司》职权与全盘业务后，实业才华与领导能力进一步发挥。1920年至1921年，星马经济不景气，公司主营树胶业，因价格涨落不定，经营维艰。

1920年接胞兄函，改第一胶制厂为《陈嘉庚公司》树胶熟品制造厂。他添购涂桥头树胶制造厂空地2万m2，使该处面积增加到5．5万m2，为公司宏图大展创造了条件。

陈敬贤因承担庞大的公司业务，在激烈竞争中，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因而身患重病，不得不函告正在故乡倡办厦门大学的胞兄南来，交接任务。他返乡后不久，前往日本治疗。身体稍有好转，复主持集美、厦大校务，兼监理《陈嘉庚公司》国内分行事宜。

为了扩大推销《陈嘉庚公司》树胶熟品制造厂出产的大量商品，他协助胞兄在国内外设立许多分支机构。如福州、厦门、广州、汕头、香港、上海、杭州、漳州、泉州、天津、汉口等分行。诸分行日常事务繁杂，他对省内分行的大事，力争亲临解决；省外分行各端，均由函件联络处理，虽是忙碌，却能胜任。

1925年10月至1927年1月，他第二次赴日本治病。回国后，在上海、杭州、厦门等处逗留，后移居禾山茂后社。

1930年，陈敬贤为了辅助社会发展商品生产与创造物资财富，他集资创办禾山济兴农林公司，向院前、山仔前、茂后购买园地700余亩，雇工开垦、种植各类树木、水果、蔬菜、豆稻等500余亩，并拟创设苗圃，以期十年之后，农林发达，利益地方，造福人民。不幸于1932年5月27日，该公司茂后一带牌界被日本籍民林某创办的厦南垦牧公司执事率工拔除净尽。他据理抗争，诉讼未果，预期目的未达。

他一生竭诚发展为提供兴学育才经费的实业，却反对任何人利用在学校供职之便，私营与学校有关系之生意，“以杜绝因私废公之弊端”。同时，认真查处侵欠公款，贪污资财的职员，建立必要的制度，“预防其弊端”。他倾其全部资产，捐献给教育事业，不愿私积巨款。当胞兄欲以他的名字在新加坡存款十余万元时，他立即婉言谢绝，并说：“深明多积私财之为害，足以损智、益过，贻后辈倚赖之性，奢靡之行”，表现了他诚心诚意，为国家乐育英才，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

公而忘身积劳早逝

陈敬贤自幼体质虚弱，时常不堪劳累而病倒，影响了他才干的发挥和创业的壮举。然而，他自强不息，顽强地与病魔作长期的斗争，实属难能可贵。

他与胞兄“自出共事以来，唯恨力之所不能及，而不敢稍事偷闲，虽拖病亦从事于工作，可谓因公而忘身”。1908年，他出任谦益米店经理后，即患肺病。1919年至1921年主持《陈嘉庚公司》业务，在商战中心力交瘁，肺病复发，兼患痢疾、胃病等症，难以肩负重任，才回国治疗。

他阅读《心理建设》获悉日本高桥先生治疗胃病有独特之处，随东渡日本访高桥，由高桥介绍给藤田灵斋先生诊治，先后两次。

第一次，从1922年5月至1923年2月，陈敬贤在日本向藤田氏学习调和静坐法。1925年8月，他认为病未痊愈，若长此敷衍下去，不独对身体有害，而且对“所作之事亦无利”，决心再到日本治疗，待病根已除，精力恢复，再出任务。

陈敬贤为了“造就有道德与智识兼备的人才，出来担负国家及社会的责任”。1923年10月在集美学校设立调和会，研究养生之术，广泛宣传调和法，在集美各校师生中发展会员，向家庭晚辈、分行职店员教授调和法，希望以此加强体格锻炼和意志修养，提高师生身心素质。同时，组织集美学村建设委员会，会族众，申赌禁，设戒烟所，清理公共卫生，修造道路，净化环境，学村面貌焕然一新。

他初到日本治病时，医生诊断他的肺病已转入第三期，是属于不治之症了。但是，经过治疗，锻炼，身体有所恢复。他在追思其所以能脱出病危时说：“世间所应尽之责任尚未了，而不存一能死之观念”。这是他“自力之精神”，“以保持自身之寿命抵抗疾病之进行”的力量源泉所在。

第二次，从1925年10月至1927年1月，陈敬贤复在日本访藤田氏研讨他力治疗法。为了加速康复，1926年6月，他在镰仓时，租了田园，亲自种菜锄草，“一面藉外部之劳动以锻炼体力，一面使精神有所寄托，以休养头脑”。移居神户后，定于“每晨五时起床，以冷水湿巾摩擦全身之皮肤，再以干巾擦干。又于早晨、午前、午后、晚间必出野外散步，每次数十分钟”。他采取这些健身措施，目的是早日恢复健康，以便从速回国继续尽心奉献。

陈敬贤因公而忘身，身患重病，却只能断断续续的治疗，未能及时彻底而有效地根治，终于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三十年代初期起，陈敬贤专心研究禅理，虔诵佛经，断荤茹素，遍游名山古刹。最后居住杭州弥陀寺，因旧病复发，兼患唇毒疔疮，治疗无效，于1936年2月20日与世长辞，英年早逝。

陈敬贤病逝后，集美学校师生、校友、村民和厦门各界人士十分哀恸。先后举行了追悼大会，悼念他毕生奉献给教育和社会的丰功伟绩。

在集美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收到各界挽联题词600余件，其中有于右任先生的“哀声腾徼外，遗惠溥华南”挽联；有邵力子先生的墨迹：“国尔忘家，公尔忘私……”。集美学校还撰写了“敬贤校主追悼歌”，并将陈敬贤生前督建的大礼堂，改署为“敬贤堂”，立碑纪念；编辑出版《陈敬贤先生纪念刊》。这些都是他身后的哀荣。

八十年代初，陈敬贤公子陈共存先生，在集美学村北侧建造佛教墓塔一座。1990年3月14日，陈共存先生举家将暂时寄存在南普陀的父母骨灰，护送回乡，安放入墓塔，落叶归根，德垂千秋。

陈敬贤人物经历

陈敬贤1889年1月13日诞生于厦门集美。6岁时，进入私塾学习。8岁时，就读于胞兄陈嘉庚创办的惕斋家塾。10岁，其母孙太夫人疫亡，停柩家中，敬贤哀痛不已，苦伴棺旁逾半载，乡人咸叹异之，且感其孝道。其时父兄皆在南洋谋生，“家中仅有庶母操持家务，不爱抚之，孤苦伶仃，状极凄恻，一日与其姐相邀自杀，姐半途折返，得不死，家人愈厌之。”

1900年，随胞兄陈嘉庚往新加坡依父亲陈杞柏(字如松)先生。1910年，与胞兄参加中国同盟会，在南洋鼓吹孙中山先生反对帝制、创建共和的革命主张。在胞兄“热诚内向”的激励下，襄助胞兄开拓南洋实业，兴办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以有限的生命，报效社会国家，实现其””匹夫有责””的夙愿，是深受世人敬重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