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桂芬

沈桂芬人物生平

沈桂芬出身于苏州府吴江县同里镇沈氏望族，系明朝文学家、戏曲音律家沈璟之后裔。父辈到北京为官，寄籍顺天府宛平县（今属北京），所以沈桂芬进士榜上作“顺天府宛平”籍。

沈桂芬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二甲第八名进士，同年的状元是张之万，同年还有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马新贻等。及第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三十年（1850年），授翰林院编修。

咸丰元年（1851年），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咸丰二年（1852年），朝廷大考翰詹，沈桂芬名列一等第三名，被擢升为庶子，充任日讲起居注官，提督陕甘学政。次年（1853年）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咸丰五年（1855年），转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翌年三月，调詹事府少詹事。咸丰七年（1857年），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咸丰八年（1858年），沈桂芬丁父忧，离职服丧。咸丰十一年（1861年）服丧期满之后，补授原官，充任广东乡试正考官，晋官礼部左侍郎。同治元年（1862年），调补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 。

从道光末年到同治帝即位之初，沈桂芬主要在朝中任职。很快，他就得到了出抚地方的机会。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沈桂芬充为会试副考官。十月，被署任为山西巡抚。次年实授巡抚职。

在山西时，沈桂芬曾就京师旗人生计（参见词条八旗生计）上书，以为“京师旗民生齿繁庶，不农不商，除仰食钱粮外，无生生之策”。他提出上、中两种策略以解决此问题，即移屯边防和听往各省。此疏为清政府所重视，曾“著各该将军、都统、督抚等认真筹划”，但收效甚微。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中国完全合法化。民间为利所趋，大量侵占良田，种植罂粟。同治四年（1865年），沈桂芬认为，山西山多地少，之所以出现饥荒，是因为当地大规模种植罂粟，导致省内粮食奇缺，粮价飞涨。于是刊发条约，严禁种植罂粟，并将相关建议奏陈朝廷，得到清穆宗称许。穆宗将沈桂芬禁栽罂粟的举措颁行各省，列为法令。但禁烟问题直至清朝灭亡也未得到完全解决。他又上疏陈述练兵事宜，希望朝廷能有“可用之师，以固边圉”。 同年四月，沈桂芬因母亲患病而请求解职，不久后沈母逝世，他再次离职服丧。

同治六年（1867年），沈桂芬服丧期满，被起复为礼部右侍郎，充任经筵讲官，翌年三月奉诏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正式入主中枢。旋即调补户部左侍郎。此年七月，调吏部左侍郎，得到“紫禁城内骑马”的荣誉。

同治八年（1869年），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奉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次年（1870年）转官兵部尚书。同治十一年（1872年），充任国史馆正总裁。九月，同治帝大婚礼成，加授沈桂芬太子少保衔。同治十三年（1874年），又兼管国子监事务。

在此期间，朝廷以沈桂芬勤劳素著，赏御书“勤宜赞画”匾额，赏戴双眼花翎。朝廷又先后赠御书“福”“寿”“龙”“虎”字，貂褂、?缎、荷包十一次。 此外，沈桂芬在朝屡掌文衡，先后担任会试阅卷大臣六次，乡试复试阅卷大臣七次，殿试读卷官、拔贡复试阅卷大臣各二次，进士朝考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各三次，考试汉教习、汉荫士、汉御史阅卷大臣及武会试较射、武会试复试大臣各一次，为朝廷遴选人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加授协办大学士衔。光绪三年（1877年），充为实录馆正总裁。光绪四年（1878年），北京附近大旱。四月，翰林编修何金寿援引汉代因灾异策免三公的惯例，请责斥沈桂芬等枢臣。沈桂芬因此被廷议为革职处置，朝廷特旨改为革职留任。不久后恢复原官，于同年五月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次年（1879年）“开复革职处分”，三月因“恭题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主”，进官太子太保。

自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倦政以及光绪二年（1876年）军机大臣瓜尔佳·文祥逝世后，沈桂芬便承担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要事务，在清廷决策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沈桂芬由此成为清朝掌握中央实权的第一代汉人枢臣。后来，学者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之有实力者”，他认为同治初年是属于瓜尔佳·文祥和沈桂芬的时代。

中亚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借新疆局势混乱，于同治六年（1867年）建立“洪福汗国”，入侵新疆。沙俄亦趁机于同治十年（1871年）侵占伊犁，并由此向周边渗透。在左宗棠等率军击败阿古柏后，沈桂芬力荐奉天将军完颜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与俄国谈判收复伊犁事宜，并允许崇厚“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 。但崇厚辜负沈桂芬的期许，在俄方压力下，竟擅自同意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即《交收伊犁条件》），一时舆论哗然。沈桂芬“致丛众谤，懊恼成疾” （据《畏庐琐记》所记，沈桂芬虽承认“崇厚该死，老夫亦无知人之明”，但也认为当时清廷无可战之将 ，有默认对俄国妥协之意 ），只得“委曲斡旋”，将崇厚逮捕下狱，改派出使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公使，赴俄改订条约；同时，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兵分三路，向伊犁挺进，遥为声援。经曾纪泽的力争，中俄最终于光绪七年（1881年）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收回了一部分权益。 尽管取得了“差强人意”的结果 ，但舆论仍“激论不已”，抨击沈桂芬的软弱。

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在台湾登陆。沈桂芬便协助恭亲王与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签订了《台事专约条款》（参见词条北京专约）。光绪五年（1879年）初，日本派兵侵占清朝的藩属国琉球，改置冲绳县（参见词条琉球事件）。当时舆情大多主战，沈桂芬认为“劳师海上，易损国威”，反对用兵。 年底，中日草签了《琉球条约》和《酌加条款》，同时修订了《中日通商章程》（准许日本人至中国内地通商，并加入“利益均沾”的最惠国条款）。经过上述签约、修约的活动，日本完全实现了既定的“分岛该约”计划，清廷不但不能保证琉球的独立，反而丧失了利权。这种结果自然引起清廷上下的不满，沈桂芬再次陷入舆论的漩涡。时值中俄谈判已见端倪，日俄勾结可能大减，清廷遂决定采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延宕”的办法，不战也不承认。最后，日本仍将琉球占据，改设为冲绳县。

沈桂芬卧病日久 。经过琉案风波，再加上错用崇厚一案，使本已有病在身的他精神上倍受打击，病情遂越发严重。

光绪七年除夕（1881年1月29日），沈桂芬逝世，享年六十四岁。清廷追赠沈桂芬为太子太傅，赐谥号“文定” ；派贝勒载漪前往奠醊，照大学士例赐恤，入祀贤良祠；其子沈文焘“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其孙沈锡珪，“着赏给郎中”。

沈桂芬轶事典故

沈桂芬字经笙，又字小山。他久居大学士之职，尽管并非明以前所谓“宰相”，但明清以“宰辅”“中堂”作为对大学士的尊称，尤其是清代大学士位居一品、有时也被视为“宰相之职”，故时人习称“沈相”，或加以籍贯，连称为“吴江相国”；郭嵩焘因其官加保傅，曾称之为“宫保中堂”；曾纪泽称为“沈经笙相国” 。沈桂芬死后谥号“文定”，故后人多称之为“沈文定”。

咸丰十一年（1861年），沈桂芬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当时“岭南人多豪富，俗重科名，科场舞弊……甲于他省”。他依章办事，全力矫正，使这次考试“风清弊绝，内外肃然；岭海英奇，尽收珊网”。放榜那天，恰逢大雨，广东人称之为“甘霖榜”。

翰林吴观礼曾有一首诗，名为《小姑叹》，将由山西巡抚内调入军机的沈桂芬，比做归宁的小姑，深得母（有学者认为此母指的是慈禧太后 ）欢，以致当家的媳妇，大权旁落，一切家务都由小姑秉承母命而行。如果说天下是满洲人的天下，作为汉人的沈桂芬，确似越俎代庖。因恭亲王在后期倦怠政事，倚仗沈桂芬处理政务，所以吴观礼以“嫩漫避喧”及“处处蒙人怜”比喻。“稍知道途事”谓其稍知外国情形。沈桂芬以山西巡抚入直军机，其人原籍吴江，所以诗中又有“南土”、“太原”等句。“深潭不见底”等句，指出了沈桂芬“厚貌深情（外貌厚道而深藏其思想感情，不流露于外表或言辞），外托廉介”的特点。“初云佐筐锜，已乃操管键。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二句，谓其在军机逐淅掌权。“闻杜鹃”用天津桥典故，虽言愁天下将乱，但亦有张之洞所谓“南人不相宋家传”的警劝意味在内。

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所记，同治帝去世后，军机、御前各大臣及宗室亲贵连夜入宫。按规定，相关的恩诏、哀诏，应由军机大臣执笔草拟，当时位居首位的军机大臣文祥因病不能下笔，而沈桂芬稍迟方到。情急之下，总管内务府大臣瓜尔佳·荣禄“忘避嫌疑”，擅动枢笔，沈桂芬到后，心生不悦；荣禄亦知沈桂芬对自己擅动枢笔之举不满，亦作提防，二人遂生嫌隙。另一军机大臣、“清流派”的领袖李鸿藻与沈桂芬矛盾颇重，故而袒护荣禄。彼此之间，几成党争之势。

又据文廷式《芸阁偶记》等书记载：某年，贵州巡抚出缺，两宫太后懿旨，派沈桂芬补缺。此旨一出，内外一片哗然（因巡抚品级低于沈桂芬现任的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又属外放边地，此举罕见其例）。军机大臣宝鋆等着力谏阻，两宫太后心知众议难违，只得收回懿旨，令沈桂芬照旧当差。虽躲过一劫，沈桂芬仍心有余悸。他寻思：“穴本无风，风何由入？”由于怀疑这道懿旨与荣禄有关，沈桂芬请翁同龢替自己试探荣禄的口风。翁同龢遂造访荣禄（另说是趁着二人因事共处时），当着荣禄的面痛骂沈桂芬，假装自己和荣禄属于同一阵线；荣禄信以为真，遂将自己如何从中运作和盘托出。据文廷式记述，荣禄系趁两宫皇太后厌恶沈桂芬之时，提出外放沈桂芬的主意的，且荣禄曾援引沈兆霖出任陕甘总督之事为两宫太后提供支持。荣禄还对翁同龢宣称：“一击不中，当徐图之。”（这次便宜他了，慢慢再找机会。）沈桂芬从翁同龢处得知内情后，“从此结怨愈深” 。不久后，经沈桂芬等人设计打击，荣禄被降职闭门，直到沈桂芬去世后才渐得起复。而翁同龢与荣禄，也由此交恶。

沈桂芬为人清慎恭谨，虽身居政府，却居家俭素，“自奉若寒素（之士）”。他在北京东厂胡同的居所，是自同僚瑞麟处借来的，且颇为狭窄，门外甚至不能让车马回旋。他曾经自雇一辆驴车上朝，在进东华门时，被守卫拦下。沈桂芬也不作解释，只是下车步行入内，朝臣见状大惊。他因此有“驴车宰相”的称号。尽管如此，沈桂芬从未以“清节”自我标榜。

沈桂芬历史评价

文祥逝世后，李鸿章曾私下对潘鼎新表示：“政柄乃沈（桂芬）、王（文韶）主之……。” 及至沈桂芬去世，李鸿章撰联曰：“二十年封圻宰辅，以清慎孚众望，以忠勤作官箴，诏祀贤良，枢密谋猷荷天鉴；数万里筹度经营，为军国任艰难，为时局致疑谤，功成底定，荩臣心事少人知。”

与沈桂芬关系密切的王文韶在沈桂芬逝世后，代朝廷拟恩诏，称其“清慎忠勤，老成端恪，由翰林洊升卿贰，外任封疆，同治年间入参机务，擢任正卿。朕御极后，重加倚任，晋协纶扉，办理一切事宜，均能殚心竭力，劳瘁不辞” 。私下里，王文韶有挽诗一首悼念沈桂芬：“知弟莫若师，数年来昕夕追陪，方期沆瀣相承，艰难共济；忘身以报国，十载间行神交瘁，竟至膏肓不起，中外同悲。” 左宗棠则赠《挽沈文定公》赞道：“入告有嘉猷，击楫应同刘越石（刘琨）；经邦怀远志，筹边还忆李文饶（李德裕）。”

翁同龢称赞沈桂芬道：“清、慎、勤三字，公可以无愧色。”

“清流派”的干将张佩纶在沈桂芬逝世后曾说：“但愿群工协力，破沈相十年因循瞻徇之习，方可强我中国。”

曾纪泽闻知沈桂芬讣讯后“为之惘然”，在日记中感叹：“沈相虽规模稍隘，然勤俭忠纯，始终如一，亦救时良相也。” 后作挽诗《挽沈文定相国》，诗前有序，论沈桂芬操持之艰难，以及他本人出使之辛苦云：“谤疑挠俊杰之权，饫闻麈论；简练乏戎兵之实，空诩鹰扬。啮雪牧羝，仗节之艰难固尔；涉冰履虎，秉钧之惴栗可知。喜中外之同心，叶断金于兰臭；判安危于一发，巩盘石于桑苞；朝廷之威德炳焉，辅弼之谟猷幸矣！”

严辰《感旧怀人集》：

时粤匪初平，捻氛尚炽。公在枢垣，以整纲饬纪，赞成大功。

相业当年饬纪纲，同科举子独钟祥。华门曾辱高轩过，置腹推心语敢忘。

李慈铭指责沈桂芬“柄国十四年，略无建树，外为避事，而内实持权，阴柔徇私，声气出宝公上”。

英国外交官威妥玛说：“我在中国当了七年驻京大臣，受尽了文中堂（文祥）折磨，呕气已多，今又有沈中堂办事也是一 样路数，无非薄待洋人。” 由此颇窥沈桂芬之办事风格。

吴庆坻《蕉廊脞录》：“沈文定在枢廷最久，兼管译署，值外交艰棘之秋。日本侵我琉球之案，俄罗斯还我伊犁之案，台臣讲官交章论列，咸咎总理衙门之失机。文定承文文忠、宝文靖后，一意持重。东朝惮于发难，德宗正在冲龄，不得已之苦衷，固不能归罪文定一人也。其持躬清介，为同朝所无。外吏馈赠，多却而不受。所居东厂胡同邸第，门外不容旋马。入朝从未乘坐大轿，与后来风气迥不侔矣。”

陈衍《石遗室诗话》：“前清同治间，恭忠亲王长军机，沈文定由山西巡抚入为枢臣，眷任甚隆。”

震钧《咫尺偶闻》：“同治初，汉军机中惟公最持大体，遇少年喜纷更者，一皆抑之，故尤不为新进所喜。及事后思之，其益无穷。且清慎持躬，绝无苞苴。”

恽毓鼎《澄斋日记》：“余谓文正、文达皆奉诏崇祀贤良，可不拘三十年之限，唯是宛平相国沈文定公清操相业，过于二公，而祀典阙如，未惬公论，宜增祀。”

徐珂《清稗类钞》：“沈文定公桂芬当国，务为安静。文定性矜慎而稍刻深，钳束士类，无一毫奋发踔厉之气，而才士之锐气阴消沮矣。”

罗敦曧《宾退随笔》：“光绪初，李文正鸿藻、沈文定桂芬同在枢府，文定以熟谙掌故称上旨，权颇重，汉人在枢府类当国者，自文定始也。”

佚名《慧因室杂缀》：“予曾作书规之，谓文定一生以俭德著称。”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认为：“自发捻以前，汉人无真执政者，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实为汉人掌政权之嚆矢。”

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评价道：“光绪初元，复逢训政，励精图治，宰辅多贤，颇有振兴之象。首辅文祥既逝，沈桂芬等承其遗风，以忠恳结主知，遇事能持之以正，虽无老成，尚有典型。……（李）鸿藻久参枢密，眷遇独隆。桂芬以持重见赏，（翁）同龢以专断致嫌。（孙）毓汶奔走其间，勤劳亦著，大体弥缝，赖以无事。然以政见异同，门户之争，牵及朝局，至数十年而未已。贤者之责，亦不能免焉。”

现代作家高阳《翁同龢传》：“保崇厚固失知人之明，但不避谤毁，力主和议，支持曾纪泽不遗余力，卒能在对俄交涉上获得差强人意的结果，自有其不可抹煞之功绩在。”

当代历史学者姜鸣认为：“实际上，在1880年前，军机处主政的先是文祥，后来是沈桂芬，恭亲王只是把把关。日常运作，沈桂芬一系有很大话语权。”

沈桂芬主要作品

沈桂芬的主要著作为《粤轺随笔》。 该书为沈桂芬咸丰十一年（1861年）任辛酉科广东乡试主考时记录的从北京至广东一路途径驿站、与会人物的笔记，对邮传史研究很有意义。此外还著有《沈文定粤轺日记》《成均课士录》等书，辑有《吴江沈氏家传》1卷 。曾重刻《水西谏疏》《沈氏诗录》。

《三沈诗钞》辑录有沈桂芬诗。 《晚晴簃诗汇》卷149收录有其诗4首：《题明周忠毅墨迹即用公感事诗韵》《题采芝图》《题襄阳吏隐图》《题恭邸朗润园图十六韵》。

沈桂芬后世纪念

沈桂芬逝世后葬在江苏苏州石湖越来溪旁的庄马头村，墓前有谕祭文等御碑四块。墓后在“文革”期间被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