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和

张允和人物生平

“白发才女”张允和与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是一对令所有人都眼热的情笃伉俪。他们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他俩每日要碰两次杯，上午红茶，下午咖啡。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雷打不动。

苏州一个名叫张武龄的富商，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叶圣陶曾说过，张家的4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岁。

张允和人物轶事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岁。

18日，人们与她最后告别。她仍然是一袭紫衣，盘发依旧，阖目如睡......

8月24日，家人与亲友将允和先生的骨灰撒在西郊永定河畔雁翅镇观涧台山中，并在安置骨灰的地方种了一棵小小的枫树。她曾说过：最喜欢由绿叶变成红花的枫叶。她的确如同一片飘然而去的枫叶，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忘怀的优雅背影。（陈光中）

张允和自称是一个“标准的家庭妇女”。

这位“最后的闺秀”，被人形容为“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像也不会过分”，亲友们用“侠肝义胆”来赞誉她，她却称自己是一个“标准的家庭妇女”。但这个“家庭妇女”却是标准的不同凡响。张家原籍安徽合肥，可算当地名门望族。曾祖父张树声为晚清重臣、淮军名将。父亲张冀牖在“五四”运动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于1921年变卖部分家产创办了著名的“乐益女子中学”。他与蔡元培等人交往颇深，聘请了许多思想激进的各界人士来校任教。中国共产党在苏州的第一个当地组织———苏州独立支部就是在乐益女中秘密建立的。

张允和有姐弟十人，从小便生活在安逸富足的环境中。但是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并没有成为遭人厌恶的纨绔子弟，而是各有所成。大姐元和1907年生，喜爱文学，尤擅昆曲；二姐允和1909年生；三姐兆和1910年生，曾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四姐充和1913年生，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书法及戏曲教授。接下来是6个弟弟。大弟宗和与二弟寅和已经去世；三弟定和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作曲家；四弟宇和是张家唯一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为南京中山植物园研究员；五弟寰和继承父业担任“乐益”校长，始终从事教育工作；最小的宁和26岁时便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任指挥，后为比利时皇家乐队成员。十姐弟的名字有一个特点：女孩子都有“两条腿”，注定要跟人家走；男孩子都有“宝盖头”，应当留在家里。但是，实际上只有五弟寰和是唯一“留守”苏州的。

张家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叶圣陶说过：九如巷的四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辈子”的人之一。

1933年4月30日，他们结婚了。如果听老人们的话，这个日子不吉利，正是月末，是个“尽头日子”。当时家里的保姆还悄悄地拿着他们两人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但是允和先生说：“我相信旧的走到了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他们并肩走过了将近70年的人生之路。那位算命先生如果知道了，只怕要羞得钻到地底下去了。

周有光比允和大四岁。他的妹妹与允和是“乐益”的同学，相互之间多有来往。后来允和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接着转到光华大学，周有光也正在光华大学读书，此后他回到杭州，主动给允和写信，两个人开始书信往来。1931年允和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两个人已经正式进入“恋爱季节”了。

86岁时，允和先生成了“世上最小的杂志”的“最老的主编”

张家4女6男，70年前，这些水做的女儿们组织了一个“家庭文学团体”──“水社”，开始筹划办自己的《水》杂志，与兄弟们的另一本刊物《九如巷》抗衡，后《水》实力日渐雄厚，《九如巷》的成员们也被拉拢了过来。《水》每月一期，共出了25期，发行范围虽然只限于张家的成员以及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但大家都踊跃为它投稿，并积极地刻版、油印、装订、分发，忙得快乐而有趣。1937年，因战乱的影响，全家人离散各地，《水》也就被迫停刊了。但《水》在停刊近60年之后，居然又更加红火地复刊了。那发起者，就是允和先生。

水是生命的源泉，人这一弱小个体要想永不消失，就须将一点一滴汇入涓涓小溪，流入滔滔大江，最后涌入无边无际的海洋。1995年，白发才女张允和忽悟出这点，觉出了有续办《水》杂志的必要。

说来这事的起因还与周有光先生有直接的联系。在他83岁的时候，日本一家公司送他一部中英文电脑打字机，对他的写作很有帮助。后来，他们的儿子又买了一部新的，功能更强一些，那部旧的就被闲置起来了。1995年2月21日，允和先生说那天“是一个好日子”，因为她突然想试试那部打字机好不好玩，她想用它写写信。

尽管时年86岁的允和先生是平生第一次接触电脑打字机，不会任何输入方法，但是眼前有一位现成的老师———周有光。每当出现问题，听到她慢悠悠的一声喊，90岁的周先生就会从自己的小书房里颠颠地跑过去，耐心地帮她处理。

不久以后，她居然可以慢慢地打出连贯的文字了，尤其是在掌握了使用词组输入的方法以后，速度明显加快了，她最先使用的是“亲爱的”这个词。1995年10月28日，她给所有的姐弟们发出了一封约稿信：“亲爱的！70年前，我们姐妹兄弟办了一个叫《水》的小刊物，今天我建议继续办下去……”

58年后复刊

《水》就是这样在停刊58年之后复刊了。

1946年日本投降后，张家10姐弟在上海难得一聚，照了十家欢后又风流云散，如今，除仙逝的二人外，他们又能在这本充满亲情的家庭刊物上重逢了，并在这里叙旧谈心。《水》有16开大小，20来页，形式不拘一格，内容也充满了灵性，有诗词、随笔、日记、书信、乐谱、书法、绘画甚至蜡染等，除了部分是原始材料复印，大多数都是电脑打印出来的。《水》从不收订阅费，每期都是由集主编、撰稿、打印、校对、发行于一身的允和自费去邮局寄出。

这真是一份十分有趣的刊物。用“自封为主编”的允和先生的话说，是“世上最小的杂志、最老的主编”。复刊后的第一期《水》只印了25份，但它的读者越来越多，传阅范围已经穿越了国界，远及欧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也是它的忠实读者之一，每期必看，甚至在自己的住址有变化的时候还及时打电话通知“编辑部”，以免收不到。允和在《水》上的文章《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中，以见证人的身份，记述了沈从文与张兆和顽固相恋的种种细节，时间跨度近50年。有一个镜头令人难以忘怀：1969年冬天，即将下放的前夜，在凌乱得难以下脚的屋中，70岁的沈从文找出了珍藏着的张兆和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他把它放在怀中温热许久，又小心地放进衣兜里，口中还喃喃着“这是三姐（张兆和）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同时唏嘘不已。

允和常说，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人更好。在79岁上，她提笔写出了与爱人定情全过程的美文《温柔的防石浪堤》，记叙了“蓝蓝的天、甜甜的水、飘飘的人、软软的石头。”文章一经发表，引得那些越来越不知情为何物的后人啧啧惊叹。1928年，吴淞江边，张允和和周有光私定终身于那个长长的石堤上，一个是红粉丽人，一个是翩翩少年。四妹充和在二姐结婚那日唱了首昆曲《佳期》助兴，咏叹着似水的良辰。在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65年后，他们的感情依然浓烈。

周有光先生发表在“复刊第十九期”上的那篇《走进世界》针对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历史性的大事，由《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谈起，说到中国传统的“出世”思想直接阻碍了中国走向世界，巧妙地把加入世贸组织与走进“尘世”结合起来，阐述了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与必要。周有光先生原来是专攻经济的，曾在金融界任职多年，并在多所大学任教授，年近半百的时候却改行研究语言文字，担任过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他是汉语拼音的首创者之一，也是《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他的文章以涉猎广泛著称，据说报刊的编辑们对他的稿件基本一字不改，说是如果作者的稿子都达到他这样的水准，自己只有失业了。

“命运为了锻炼我，把最难的‘题’都留给了我一个人。”

允和先生说了许多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她是如何在盛夏暑热中出生，由于一声不吭而差点被当成死婴，只有老祖母不相信，让人用喷烟的偏方抢救，在所有的人都失去信心的时候，她突然鼻子嘴巴动了动，活过来了！还有她是家里最爱哭的“小二毛”，有时天不亮就开始哭，一哭起来就不得了，没完没了。她还说到在大学时因为性格开朗活跃，而被选为女同学会长。在女同学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田汉专门为她们写了一出全是女人的戏，她演一个资本家的丫头。那时她已经是南国社的成员，一次临时演一个女工，田汉说她鼻子高，不必再装假鼻子了……

1937年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女儿与周有光辗转逃到四川，女儿小禾因盲肠炎救治无效而不幸夭折；她带着儿子迁回成都后，小平又被流弹打中肚子，肠子穿了6个洞，幸亏手术及时，保住了性命。那粒子弹在她保存了半个世纪之后，交给小平的女儿作为纪念。而小禾的一块小手绢则始终留在她的身边，那是未及6岁便离开人世的小女儿唯一的遗物。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出身大地主”的允和先生居然成了“老虎”。写“交代”、挨批判，连他们夫妇多年的通信也被抄走了。后来她硬着头皮去要，居然又还了回来。对她来说，这次运动的结果是“下岗”。从那时开始，她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家庭妇女”。

话又说回来了。有时“祸”是会变成“福”的。正如允和先生说的：“‘塞翁失马’，时间越长我越体会到这是一种幸运。如果我没有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在她柔弱的外表后面有着常人所不及的坚毅与刚强。小时候有人说她瘦得像林黛玉，很美，她不高兴。她不喜欢林黛玉，她说林黛玉是痨病鬼、小心眼。事实证明，她是能够经得起大事、经得起苦难的。不仅如此，她那娇小病弱的身躯中还掩藏着强过男子的“侠肝义胆”———亲友们就是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她的。抗战前夕，发生了“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等7位著名民主人士因宣传抗日被捕，其中6位关在苏州监狱，允和先生不顾危险前去探监，送去被褥等日用必需品，还把自己的家作为“联络点”和“接待站”，6位君子的家人来苏州探监，往往都是先住在她的家里。她说，直到君子们获得释放，“我才觉得尽了一份‘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天职”。抗战期间，与周有光先生经常不在一起，她独自率领自己和亲戚家老少十几口人辗转迁徙，后来又经历了丧女伤子的劫难，她硬是撑下来了。

允和先生还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人。解放后，由于元和等几位姐弟旅居国外，与他们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允和先生告知家人：在国内她是最年长的，和国外的联系由她一人负责，有什么事由她承担。从“反右”到“文革”，有不少老朋友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没人敢与他们接近，允和先生就敢把人请到自己家里吃饭！

“文革”中，周有光先生发配甘肃，儿子、儿媳下放湖北，只剩下允和先生带着小孙女留守北京。她曾说：“命运为了锻炼我，把最难的‘题’都留给了我一个人。”但她又一次坚持下来了。

后来，那一切总算过去了。

早在1959年，允和先生因为严重的心脏病而被两位权威的医生“判处死刑”，认为她随时都会死掉。几十年过去了，她还顽强地活着，而且做了许多事情，那两位医生却已经去世。

研究昆曲和编辑《水》，是她晚年最感兴趣的两件大事。允和的白内障共做了两次手术，后植入人工晶体方才有些微弱的视力。为了使《水》能长流不息，同时也为后人留下点有益的东西，她86岁开始学习打电脑，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效率。有时，还是半夜时分，她就起床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为了不影响老伴的睡眠，她就用衣服遮着灯光。除了办《水》，允和又续写《昆曲日记》，研究昆曲的唱腔、音韵、吐字、行腔，著有几十万字，历时几十年。后来她又开拓了新的天地：开始写书了。她说，写书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由于她的书引起了很大反响，引来许多媒体采访，“名气”之大不亚于著作等身的周有光先生。她笑言道：我比有光更有光，成了老明星了！……

允和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 94岁时的周有光则笑称自己才14岁，他觉得真正的人生应当从80岁开始，他常对着自己的光脑袋说，我的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呢！周有光有个三“自”政策，即“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这与老伴的三不原则一唱一和遥相呼应。他认为自己平生的第一趣事是在“文革”中下放批斗的时候，天空中的大雁集体排便，腌了整个会场上，唯独周有光戴顶大帽子幸免于鸟粪。

张允和主要作品

《最后的闺秀》《昆曲日记》 等

《温柔的防浪石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