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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燮

俞正燮人物照片

黟名人俞正燮介绍

清代学者

俞正燮(xiè)(1775年10月1日~1840年5月13日),清代学者。字理初,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人。生于清高宗乾隆四十年九月七日,卒于宣宗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二日(庚子年,壬申日),享年六十六岁 。

俞正燮人物生平

安贫若素,高介绝俗

俞正燮虽出生于书香之家,但自幼家境贫寒,其父俞献“工骈体隶事,尤熟掌故” (206页),曾先后主讲河南闻政书院,任江苏句容训导,以及安徽庐江教谕等职, 薪俸并不丰厚, 膝下孩子却有很多, 又不幸于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离世,时年仅五十三。俞正燮身为长子, 自二十七岁起就担负起抚养母亲妻小和五个弟弟的重担。从此,他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活路而四处奔波忙碌,过着艰苦、漂泊不定的生活,直到六十六岁在南京逝世。

其实,当俞正燮父亲病重之时, 家中就已很拮据, 有他写于嘉庆六年六月的《睡起》诗为证:“雨传秋信到,贫又故乡违。乞米书频负,于人事本非。少年尽跳荡,何事苦长饥” (34页)。其父死后,除书卷之外并无遗产,因此“依然在贫穷中挣扎” (154页),甚至有时“日食不给,不能看书” (313页)。二十九岁的俞正燮曾这样自述:

纷纷债务如尘积,今年明年朝复夕。心烦口吃无一言,出门泥途深几尺。 艰难此事仗友生,贫交无计又空行。劳劳都为钱刀贵,几时买地事躬耕? (7页)

这首诗描述了他当时处于举债度日的艰难境地,虽得友人支助,生活还是极为窘迫,以至于有回归故里、农耕养家的想法。 而《黟县三志》也有“先生家贫性介,缟纻之入,仅敷买书,索债者踌踯户外”的记载。不过,俞正燮“比较顺境的几年,大概只有林则徐氏聘他纂修《两湖通志》的时候,和主讲江宁惜阴书院的一年。修两湖志时(俞)氏年已六十三,在江宁时已在垂暮之年,也享不到几年清福了” (154页)。

俞正燮自称“身无一艺名,栖栖亦所恶” (30页),但还是迫于生活压力,只得背着行李书袋,走遍大半个中国,以替人编书校书,以及授徒讲学所得酬劳养家糊口,勉强度日,可见他的学问是在极其艰难环境下做出来的。不过,尽管他一生才高运蹇,科举之途又多坎坷,以至于居无定所,笔耕为生,但他对这种清贫生活并不怨天尤人,极其坦然面对,而这在他的诸多诗篇中也可见及,如“无奈穷愁同闭户,未妨高兴又涂鸦” (33页),“津梁可问新知瘁,称贷无门要讳贫” (5页),“幽寂生哀怨,贫贱悟艰难。诗篇聊寄托,一一后代看” (4页)。此外,俞正燮还特别乐善好施,时常有济贫助困之举。有史料记载,他“家不中资,名公卿所赠修膊费,尽济友戚族邻之急。尝值岁除, 索逋者纷至,时钱塘王荫森任黟县知县, 有惠政,深于经学,适就该举人(指俞正燮)考订疑义,窥知其事,密令随丁率索逋者赴县领给,仍就灯火前讲说不辍,士林传为美谈” (203页),由此可见一斑。

俞正燮一生“闭户著书,寡交游” (219页),勤于著述,硕果累累,不过因他是一介寒儒,诸多文稿却无力自行结集出版,只是到他五十九岁时,由其房师王藻商诸及门孔继勋、邱景湘、吴林光,醵金付雕而成,“厘其校正者十五卷为正集,余为外集,以俟续梓。题为<癸巳类稿>,明是编之辑成于癸巳也” (229页)。而另一部《癸巳存稿》十五卷,则是“及《类稿》既竣,卖其书稍有余货,乃觅钞胥,为写未刻之稿” (230页),且在俞正燮逝后七年由其友人张穆等捐资刻印成书。这两部书,真可谓是俞正燮一生心力交瘁之作。

虽然俞正燮终其一生穷困潦倒,为谋生计而不得不以佣书为业,但为人却清高耿直,不随流俗,可谓“处有脂膏身弗润,交非声气品常清” (214页)。他的好友许瀚对他就曾发出“有晋人风度,而不以书名,亦奇事也” (114页)的感叹!而他的学生程绶石也说他“性高介古道照人,故常落落寡合” (218页)。并记有这样一件逸闻,“果勇侯杨芳善风角壬占, 与俞理初先生雅契。道光癸巳会试前, 寄楹联赠之云:‘晴天悬雨笠, 闲壁挂烟瓠。’似予其不售” (217—218页), 后果然被言中。戴熙《习苦斋笔记》有一则云:

理初先生, 黟县人, 予识于京师, 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东南西北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 (216页)

这一段话刻画出一位特立独行、诙谐可爱的花甲老人形象。周作人对此表赞同说:

《存稿》十四中有酷儒、愚儒、谈玄、夸诞、旷达、悖儒等莠书六篇,对于古人种种荒谬处 加以指摘,很有意思。其论《酷儒莠书》末云:“此东坡《志林》所谓杜默之豪,正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内,醉饱后所发者也。”又《愚儒芜书》末云:“著书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读此数语,觉得《习苦斋笔记》所云:“口所谈者皆游戏语”大抵非假,盖此处恢诡笔法可以为证。 (4页)

而这也如俞正燮的学生黄德华《感旧诗》所云:“和雍郭泰是前身, 岂肯随人岂绝人。自有时为青白眼, 不夷不惠性情真。” (215页)俞正燮的这种孤高挺直的秉性,其实在他的一些诗作中也有反映。如《偶作》云:

饱食矜气骨, 豪士偏人寰。岂赖夷齐节,黾勉慎小闲。猖狂既得罪,自下又赧颜。戚戚何能长,所丛是谤讪。桃李人所植,松柏人所攀。重深良不厌,弃置义能安。从来百丈木,不长禾黍间。 (28页)

又如《刘乂》云:“作寿偏持谀墓金,刘生事业亦逡巡。丈夫各有难驯性,那便朱门撒野人。” (30页)此诗既赞扬了刘乂不畏权贵的“撒野”,又讥讽了韩愈不辨是非的“谀墓”,而这也体现了俞正燮正直而不屈的学者风骨。

综观俞正燮的生平行事,正如张穆评价那样:“顾以家贫性介,知其学者寡,奔走道途四十年,缟纻余润不足赡妻孥,年逾六十,犹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读书著书之乐也。” (230页)

笃好读书,不乐仕进

俞正燮自幼至老,一生勤奋好学,同邑好友程恩泽说他“负绝人之资,笃好读书,自识字积发,素寝馈凡四五十年。” (227页)

俞正燮从小聪颖好学,“性强记,经目不忘”,后“随父之官”,刻苦自励,“时方弱冠,侍养外惟以读书为事。父献学俸所入,尽给以买书” (199页),以致他的藏书处“四养斋”,积轴多达7万余卷。后来他遍游全国各地,“足迹半天下” (230页),并把读书与治学合为一体,程恩泽赞誉他“其善于始也能入,其眇于终也能出” (227页),而夏寅官则对此进一步解释说,“丛籍城拥,手繙繙不辍,辍辄大半成诵。地人名称,事回穴数,载极见某庋某册某卷某篇行,语即中,是谓能人;萃昔贤往事,判黑白,摇笔纚纚千万言,某可据,某可勘,某不可凭,某宜斠,一篇中计叠简不胜举,使起昔贤议往事亦 ,是谓能出。出入之际,精心卓识,分别部居,于诸儒所桥舌方皇者,引称首首如肉贯串丝在 ” (201页)。俞正燮的博学强记,齐学裘有这样的评价,“《四库全书》以及道藏内典,皆在胸中。国初以来,名官家世科墨,原原本本,背诵如流。博古通今,世罕其匹。” (217页)张舜徽也称许说:“(俞)正燮在嘉道间,虽不为专经专史之学,而涉览浩博,一时无两。” (242页)

其实,俞正燮还是个好学不倦、以读书为乐的青衿学子。他一生大半时间在外地讲学、著述,“行路无休息” (497页),备尝艰辛,“终年羁旅,出必载书;午夜丹铅,手不释卷” (212页),如他在《文选自校本跋》中自述,“舟中读《文选》,所记烂然于眉上、行间,四十日始毕” (499页)。不过常年与书为伴,也给他带去了很多快乐,如他在《旅兴》中写道:

局促真堪叹,矜持事转差。征鸿长是客,泽楚若为家。壮志消书卷,闲愁阅岁华。梦中犹笑语,不分在天涯。 (31页)

俞正燮一生“嗜书若渴” (220页),活到老学到老,直到临终前还在忙于写作。程绶石回忆说,道光十九年(按:时年俞正燮六十五),俞正燮主讲惜阴书院,“是时见先生目光炯然,形容甚癯。案上手稿丛列,皆劝息心颐和养。别后数月,闻疾终于金陵寓馆。” (227页)

读经史, 应科考,登仕途,猎取功名,光宗耀祖,本是古代士人的共同理想和必经之路。不过,俞正燮却不完全是这样,他不为流俗所囿,对功名利禄比较淡泊,“居家事母,不乐仕进” (217页),但“为生计所迫更为科举时代大环境所裹挟” ,他人到中年后还是不得不去奔竞科场,一生参加过三次科举考试。

第一次,道光元年(1821年),时年四十七的俞正燮由附监生中式第一百十五名举人。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俞理初乡试红卷”条有如下记载:

黟县俞理初正燮博学久困,道光辛巳(按:道光元年)江南乡试,监临苏抚某徧谕十六同考官,谓某字号试卷必留意,盖红号试卷,外帘有名册可稽,故监临知之也。是科正主考为汤文端公金钊,副主考为熊遇泰,同考某呈荐于熊,并述监临之言。熊大怒曰:‘他人得贿,而我居其名,吾宁为是?中丞其如予何?’遂摈弃不阅。同考不敢再渎,默然而退,以为卷既荐,吾无责焉矣。填榜日,监临主考各官毕集至公堂,中丞问两主司,某字号卷曾中式否?汤曰:‘吾未之见也。’熊莞尔而笑曰:‘此徽州卷,其殆盐商之子耶?’监临曰:‘鄙人诚愚陋,抑何至是?此乃黟县俞正燮,皖省积学之士,罕有伦比者也。’熊爽然,亟于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尝阅其文字也。俞遂中式。

可见俞正燮参加乡试,一开始副主考熊遇泰以“他人得贿,而我居其名,吾宁为是?中丞其如予何?”为由,答卷被“摈弃不阅”,后得知是“皖省积学之士”俞正燮的,就“亟于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尝阅其文字也”。俞正燮此次考中举人,失而复得,实在是侥幸,而那位被撤卷的考生,则是极其不幸而遭黜落了。

第二次,道光二年,赴京参加会试,榜上无名。这次恩科会试,“总裁:尚书英和、汪廷珍、侍郎汤金钊、李宗昉。” (卷十)《俞理初年谱》“道光二年壬午,四十八岁”云:“入都会试。” (271页)虽然俞正燮参加此次考试详情已不得而知,为何落榜也没有说法,但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曾去拜谒过主持上一年江南乡试的主考官,也是这次会试主考官之一的汤金钊,了解到自己当年中举的一些内情。戴熙《习苦斋笔记》中有《俞正燮》一则云:

理初先生,黟县人。予识于京师,年六十矣。……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先生为壬辰孝廉,尝告我曰:予初次入都会试,谒副主考,则曰:“尔与我朱卷刻本,我未见尔文也。”疑正考取中,副未寓目。谒正主考(汤金钊),则又曰:“尔与我朱卷刻本,我未见尔文也。”骇问其故,曰:“尔卷监临属副主考,宜细阅此卷,副疑且怒,置不阅。揭晓日,先拆尔卷,见黟县人,问曰:‘此徽商耶?’予曰:‘若是黟县俞某,则今之通人也。’副主考幡然曰:‘然则中矣!’其实我两人均未见尔文,故曰一读耳。”

不过,“查《年谱》,乡试中式在道光元年辛巳,笔记误作壬辰,又题名亦错写为俞廷燮” (2页)。

第三次,道光十三年,年已五十九岁俞正燮又一次参加会试。史载“三月丁丑。以大学士曹振镛为会试正考官,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阮元、兵部尚书那清安、工部左侍郎恩铭为副考官” (卷233)。

这次会试,阮元在考前就非常看好俞正燮,然而命运多舛的他再次名落孙山。关于这次春闱不第的原因,通常的说法是俞正燮的试卷为曹振镛所汰。如张穆《癸巳存稿序》云:

越年春(依前文为道光十三年),仪征太傅主会试,命下,诸巨公辄相与贺曰:“理初入毂矣!”闱文出,穆为效写官之役,经义、策问皆折衷群言,如读唐人《正义》、马氏《通考》,而汰其繁缉缛也。榜发,竞报罢。已知其卷在通州王寂原礼部房,礼部固力荐之,而新安相国深嫉迂诞之学,捆束置高阁,仪征初末之见也。 (229页)

又如姚永朴《旧闻随笔》卷二云:

黟县俞理初先生正燮应礼部试,总裁为曹文正、阮文达两公。文达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场五策详赡者,必以为理初也。及榜发不见名,遍搜落卷亦不得,甚讶之。文正徐取一卷出,曰:“此殆君所谓佳士乎? 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 已摈之矣! ”验之,果然。 (220页)

周作人对此有感而发说:“清季相传有做官六字口诀曰:多磕头,少说话。据云即此曹振镛所授也。有此见识,其为文正公也固宜,其摈斥俞理初亦正是当然耳。” (5页)阮元此次会试力荐俞正燮未能如愿,究其原因,是由于他和曹振镛在取士用人标准上大异其趣。《清史稿》卷三六四《阮元传》云:“嘉庆四年,偕大学士朱珪典会试,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道光十三年,由云南入觐,特命典试,时称异数。与大学士曹振镛共事意不合,元歉然。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复继。”清史馆臣所言“与大学士曹振镛共事意不合”,虽没有明说因何事不合,但从上述俞正燮落第之事看,他们二人不合之事就已不言自明了。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俞正燮会试“未中”是汪廷珍所为。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

理初举于乡,数困公车。某科阮文达典会试,都下士走相贺曰:“理初登第矣!”王菽原礼部为同考官,得一卷,惊喜曰:“此非理初不办。”亟荐之。是日文达适有小疾,未阅卷。副总裁汪文端公廷珍,素讲宋学,深疾汉学之迂诞,得礼部所荐卷,阳为激赏,候礼部退,亟鐍诸笥中,亦不言其故。及将发榜,文达料理试卷,诧曰:“何不见理初卷耶?”命各房搜遗卷。礼部进曰:“某日得一卷,必系理初手笔,已荐之汪公矣。”文达转诘,文端坚称不知。文达无如何,浩叹而已。榜后,理初谒礼部,礼部持之痛哭, 折节与论友朋, 不敢以师礼自居。 (219页)

此说虽为野史笔乘所载,影响却很大,广为学者所称引。然而,这种说法是无中生有的,纯属无稽之谈。因为汪廷珍一生曾两任会试总裁,除了前面提到道光二年之外,还有一次是在道光三年,“总裁:大学士曹振镛、礼部尚书汪廷珍、吏侍郎王引之、户侍郎穆彰阿(鹤舫)” (卷十)。而这两次会试,阮元都不在京城,更没有参与其事。至于阮元为主考、王藻为房考的道光十三年的会试,汪廷珍既不可能是“副总裁”,更不会对俞正燮考卷“阳为激赏,候礼部退,亟鐍诸笥中,亦不言其故”,因为他早在道光七年(1827)就已经去世了。

时任房考王藻在《癸巳类稿序》云:

黟县俞正燮理初,敦甫夫子辛巳再典江南省试所得士也,与同门久而不相识。癸巳春闱,余忝于分校之役,得理初卷,异之,意其为皖省宿学无疑也。既又得徐卓荦生卷,二卷根抵相伯仲,同时并荐,荦生得隽而理初下策矣。比荦生来谒,一以皖省知名士,则首举理初。因撮闱文中一二语,趣荦生亟往询之,果理初也。

由此,他发出“荦生之与理初,遇不遇各有命” (228页)的感叹。俞正燮此次的意外落第,不仅王藻百感交集,就是十年之后的阮元,与人谈起此事,“犹扼腕太息,有余恨。……所惜者,国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 (230页)。

对于俞正燮的“数困公车”的真正原因,除了前面提到曹振镛所谓“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不喜欢考据文章之外,后人还有其它猜测之词。如前文所述,一是很可能和俞正燮的性介不苟流俗的性格有关,如陈东辉指出,“俞正燮的会试落第与他这种不与俗谐、特立独行的脾性不无关系。用现时流行的说法,可以称之为不受世俗牢笼的知识精英” ;二是更有可能和俞正燮的答题内容有关,如萧箑父、许苏民认为:“俞正燮的情理观,多借发挥经义、就事论事来表达。《癸巳类稿》中有《节妇说》《贞女说》《妒非女子恶德论》等文,分别对传统的‘节烈观’、‘七出’的道德戒律以及纳妾、强迫妇女裹足等罪恶的制度和习俗作了激烈的批判。仅由此看来,他的仕途不遇,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747页)

总之,俞正燮怀才不遇,人到中年后才去参加科考,绝非情愿,实属无可奈何之事,因为“在那个年代,参加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们共同奔走竞逐之人生道途,只要有可能,都想去一试身手,冀希鲤跃龙门,俞正燮自然也不例外。”

佣书为业,著作等身

俞正燮一生勤于治学,萃力经史,“读书过目不忘,书无不览,著作等身” (217页)。他从十八岁开始著述后,至死不休,《俞理初先生年谱》云:“与句容王乔年同撰《阴律疑》,是为先生试行著述之始” (259页)。不久,他开始离乡出游,《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 俞正燮传》记载:“年二十余,北走兖州谒孙星衍,时星衍为伏生建立博士,复访左氏後裔,正燮因作《丘明子孙姓氏考》《左山考》,星衍多据以折衷群议,由是名大起。”尤其是他“自留京以来,海内文学儒林之士,以著述相延,手成官私宏巨书不自名者甚多” (206页),如他“曾为张芥航河帅修《行水金鉴》,数月而成。” (217页)。

由此可见,由于俞正燮家境贫寒,加之科场困顿,从未做过一任小官,为了养家糊口,他只能谋食四方,“乞米书频负”,“南北饥驱,踪迹无定” (87页),直到离开人世,终身为达官贵人编书校书,过着负笈佣书的生活。前人就已指出:俞正燮,心精力果,文章敏捷,海内文学之士,群以著述相延,手成官私巨书,如《钦定左传读本》《行水金鉴》及前果勇侯杨芳《六壬书》,多该举人校正,不肯署名。 (204页)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他“一生多在贫困中度日,年二十余即饥驱南北,旅店篝灯,蓬窗安砚,船唇马足,劳苦著述,以易粟米,故生平著述,除《癸巳类稿》二百四十九篇,《癸巳存稿》五百五十六篇外,其余著作,全由他人收买或托其代作,顶名出版,世间且不知此种作品亦为俞氏所著述” (153页)。

由于佣书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虽“手成官私巨书”,却是“借刻他人姓氏” (218页),因而俞正燮所编校之书有些已无从知晓。现仅能考见的,据于石《俞正燮编纂与批校书目考》一文介绍,主要有:为大学士彭元瑞、编修刘凤浩撰辑《五代史记补注》;为时任会典馆总纂的户部给事中叶继雯编修《大清会典》;为湖南提督、果勇侯杨芳校正《六壬书》;为黟县知县吴甸华编纂《黟县志》;为户部侍郎程恩泽等校订《钦定春秋左传》;为南河总督张井编纂《续行水金鉴》;为礼部侍郎陈用光校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为时任两湖总督的林则徐编纂《两湖通志》, 并校订林氏先人的书稿;为时任吏部侍郎的祁离藻校订《影宋本说文系传》《三古六朝文目》;先后为时任山东督粮道的孙星衍编撰《古天文说》二十卷,并辑校纬书。此外,还有《宋会要辑本》五卷,《校补海国记闻》二卷,编纂《说文》《部纬》各一卷,以及批校《书集传》《文选》《礼记集说》,等等,总共有近二十种之多。 (244—254页)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俞正燮著作除了《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各十五卷,以及上述为他人佣书近二十多种之外,还有他的《四养斋诗稿》。诗稿由他的侄子懋麟于咸丰二年(1852)刊行,程鸿沼《四养斋诗稿题记》云:“右诗三卷,俞理初夫子遗稿也。令子怀方属编目录,令侄伯申校字付样而属识其后。夫子之诗,散佚多矣,此仅有存者。” 这篇题记所署时间为“咸丰二年三月朔”,则该书出版时间当在其后不久。

通考俞正燮的学术精神和治学特点,有三方面值得称道:一是心系国家盛衰、社稷安危,筹远通今,有着强烈的经世旨趣;二是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尤其同情妇女;三是通经史百家,尤以考据见长,既博且杂,精益求精,而这些其实都和他佣书有着密切关联。正因此缘故,俞正燮才能方便出入大内府,查阅到大量的邸报与档案资料,且时常来往于官宦之家,耳闻目睹,更多了解到军国大事、时政要闻,以至“尤熟国家掌故” (218页);也因他身为佣工,来自社会底层,了解民众,才能对弱势群体寄予无限同情,从而“认识人权” (382页),提倡男女平等;还因编书校书之需,他熟谙典籍,“博综九流” (236页),从事文字训诂、名物解释、典制考索、史实纠谬,以及文献辨证、资料汇纂,故而“长于局部考证” 。

那么,又应如何看待俞正燮的佣书生涯呢?于石说:“俞正燮是笔耕为养,佣书成材的学者,这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不多见的。”诸伟奇还进一步认为,“这种为人作嫁的佣书生涯, 突显了像俞正燮这样出身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 其学术能力、智力付出与现实学术地位的差异。然而,俞正燮浩博的学识,正是发轫并成就于编校各种各样的书籍之中,其代表作《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便是其佣书心血的结晶” 。可以这么说,正是俞正燮一生佣书为业,成就了他清代著名思想家、考据学一大宗师的学术地位。

总之,俞正燮个性鲜明,与众不同,他虽一生穷顿,颠沛流离,且怀才不遇,数困公车,只得寄人篱下,佣书为生,命运多舛,却能气定神闲,泰然处之,实为难得;尤其是他博通古今,好学深思,勤勉著述,嘉惠学林,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更是值得我们尊敬。俞正燮不愧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可以被称之为人杰” 的布衣学者!

俞正燮个人履历

俞正燮,家贫,性介,读书过目不忘。年二十余,负其所业北谒孙星衍。时孙星衍正上书朝廷请求为伏生建立博士,复求左氏后裔。俞乃作《左丘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申杂难篇》,孙多采其文,故其议论学术,由此而名著。道光元年(公元一八二一年)举人。越年会试不第。十二年,馆新城陈用光家,为校顾氏《方舆纪要》。曾设馆于陈用光所,又曾入张井、林则徐等人幕府,协助或参与编著《大清会典》、《黟县志》、《钦定春秋左传读本》等,又协助陈用光校勘《读史方舆纪要》。后应邀主讲南京“惜阴书院”。治经以汉儒为主,曾谓秦汉去古不远,可信者多。生平除治经外,于史学、诸子、天文、舆地、医方、星相,以及释道之阅,无不探究。认为西方历法极精,三代秦汉之人是不能预解的。以某时法衡某时象,是非已明,故不能委过于三代秦汉之人。又善言地舆、说方域。论事甚有见识,不拘于世俗偏见,在其《节好说》中,认为《礼》所“一与之齐,终身不变”,若如此,则男人亦不当再娶!在其《贞女说》中-谓: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其义实在未安,未同被而同穴,谓之无害,则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上又何必有男女之分?这些都是圣贤未思之过。其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立一题,备巨册数十,鳞比行箧中,积岁月,证据周全,断以已意,一文遂立。性孝友,有“经师人表”之称。生平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十九年,江苏学政祁寯藻聘主惜阴书舍,未逾年卒。

俞正燮后人评价

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有名的思想家死掉了,他的名字叫俞正燮,他是替中国妇女受到不人道的待遇讲话的。—2005年李敖神州文化之旅《李敖清华大学演讲》

俞正燮个人作品

正燮学无不精,主于求是,著作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说文部纬校补》《海国纪闻》均《清史列传》及《四养斋诗》等书;而《类稿》一书,多发前人所未发,有功于学术尤多。

俞正燮补充介绍

  俞正燮(1775-1840)

  清代文学家、史学家。字理初,安徽黟县人。道光举人。好学,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清代七百名人传》载其“治经以汉儒为宗,不缠牵于注疏”。尤善言天象、地理,擅长考据,多所精论。曾馆新城陈用光所,为校《顾氏亏舆纪要》。晚年官江苏学政。主讲江宁惜阴书舍。病卒。有《四养斋诗》、《海国纪闻》、《两湖通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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