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歩文

王歩文生平

王歩文(1898-1931)安徽岳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被党派往日本留学，1930年代理安徽省委书记，他是我省的第一任书记。是我省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革命领导人。1931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以“高官厚禄”诱降不成，又使用了钉竹签，坐老虎凳等种种酷刑进行逼供，均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最终敌人只能以判处死刑来掩盖自己的无能，面对敌人的屠刀，王步文同志大义凛烈，英勇就义。

王歩文事迹

王步文，字伟模，化名自平、朱华、王华，1898年1月15日生于安徽省岳西县资福寺(原属潜山县第六区)一户农民家庭。他的祖母曾为婢女，受尽地主的凌辱。每当祖母说起过去的辛酸经历，他的心里就感到很不平静。

王步文7岁入塾读书。1917年春，转入粹新小学。这时，新文化已开始在各地传播，这所僻处山村的小学也受到影响。王步文接触了新的知识，视野为之开拓，思想日益活跃。他发起组织以“团结同学，砥砺学业”为宗旨的“乐群会”，经常与同学切磋学业，纵谈国事。同年秋，学校当局擅自决定增收学杂费。王步文为使家境贫寒的同学不致辍学，就邀集“乐群会”的同学向校长储凤山力争，储被迫辞职，王步文也因此被开除学籍。

同年初冬，王步文来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考入六邑中学。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学校的风气一新，师生的思想活跃。王步文在课余之暇，不断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书刊中吸收新的营养，从而树立改革社会的志向。他在一篇题为《中国今日之大病安在》的作文中写道：“政治不良，从而革新之；社会不良，从而改造之”；并提出“收回民权，发扬民权，推倒军阀”的主张。在另一篇《试各述其志》的作文中，他提出要“和民众团结起来，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挽救危若卵石的中国”的奋斗目标，并表示：“予决不以一败心冷，再败而心灰，终必达其志而后已。”这就是他在青年时代的抱负和决心。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安庆。5月8日，王步文作为六邑中学的学生代表，出席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的安庆各校学生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实行总罢课，举行示威游行，支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5月10日，安庆各校学生一致罢课，3000多名学生高呼口号，示威游行。经过省长公署时，王步文和周新民、方乐舟等六人，作为各校学生代表，向省长吕调元请愿，要求以安徽省名义电请北京政府“誓保青岛，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吕调元被迫同意。5月18日，各校2500多名学生在安庆黄家操场集会，成立安庆学生联合会，王步文被选为委员。此后，安徽省学生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副会长。

随着运动的发展，要求从经济上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挽回民族权利。安庆学生联合会与安庆商会会长程鸣鸾协商，组成“安庆各界抵制日货委员会”，拟订清理和销毁日货的办法，同时成立“仇货检查所”和“救亡十人团”，负责检查日货。王步文参加“十人团”，带头把新买的日本席子和其他日货全部焚毁；又与同学一起到商店、码头去宣传，并将各商店的日货登记封存，不许买卖。当时，安庆有个奸商凤大成暗中与日商勾结，继续到芜湖购进日货。王步文等人赶到码头，劝阻无效，并受辱骂。王步文等愤怒的学生在凤大成的马褂上写了“亡国奴”三个大字，在场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后来，凤大成被责令交出日货，其他少数奸商也不敢抗拒。不久，安庆学联在黄家操场上召开有各界群众参加的焚毁日货大会，王步文登台演说后，在激昂的口号声中，将没收的日货当场焚毁。

1919年6月，王步文和蔡晓舟等创办《黎明周刊》、《安庆学生》、《洪流》和《安徽学生会周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倡导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废除封建制度，实现人身和言论自由。同年8月，他们先后又创办工读夜校、工商夜校和义务小学，向工人、店员及城市贫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1920年，王步文与余大化、杨兆成等在安庆第一师范学生宿舍里办起秘密图书室，搜集和购买一些革命书刊，组织青年阅读，讨论，从而使《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唯物史观浅说》等书刊在青年学生中得到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4月，在蔡晓舟、刘著良的主持下，在安庆菱湖公园茶社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大会，王步文等进步青年出席参加，会议中途被反动军警冲散。此后，参加会议的学联负责人，即形成为学联的领导核心。

1921年6月2日，安庆学生和部分进步教师，为反对安徽军阀削减教育经费以充军饷，向省参议会请愿，遭到残酷镇压，造成“六二”惨案。省学联集会声讨，王步文带领六邑中学学生积极参加，并与学联主要负责人舒传贤、许继慎、周新民等分赴各处宣传，同时致电省内外争取支援，终于迫使军阀当局增加教育经费，抚恤伤亡学生。后来，省学联为纪念姜高琦等“六二”惨案中死难学生，在安庆菱湖公人建造“血衣亭”，王步文题写了“醒皖第一声”的横匾。

1922年，王步文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王步文以省学联名义，联络工商各界组成安庆各界“二七”惨案后援会，出版“二七”惨案特刊，并参予废督裁兵运动。

同年3月，王步文代表省学联到芜湖督促芜湖学联改选，正值芜湖黄包车工人为反对警察当局增加牌照税和车行老板提高车租举行全行业性罢工。他和薛卓汉一起，组织芜湖各校学生参加黄包车工人的游行示威，撕毁皖南镇守使马联甲关于“戒严期间，不准集会”的布告，并召开大会，宣传“劳工神圣”，反对苛捐杂税，迫使警察当局减少牌照税并取消车行加租的规定。

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王步文和省学联其他负责人，动员安庆各界举行声讨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捣毁吹捧曹锟的《社刊》报社，砸毁“猪仔议员”何雯、张伯衍的家具，并将何、张拖出痛打。事后，王步文等遭到通缉。有人劝他赶快离开，他却从容不迫地处理一切善后事宜后，才潜往上海。

1924年春，经过组织安排，王步文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此期间，他组织安徽学生驻沪办事处，继续进行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同时，变卖结婚的金戒指和制服作资金，恢复《黎明周刊》，并担任主编。此外，他还筹办平民学校，在闸北、小沙渡、杨树浦一带工厂和工人中进行访问和宣传，经常将工人的悲惨生活写成文章，在《黎明周刊》上发表。

1924年冬，安徽军阀政府出于对青年的笼络，撤销通缉令。王步文从上海回到安庆，同蔡晓舟等一起恢复安徽省学生联合会，组织中国青年救国会，并主持起草该会章程草案。12月，他根据党的决议，以个人的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并帮助发展一批新党员，建立三个国民党区党部，十几个区分部，共有国民党员300多人。

随后，他回到家乡衙前，先后召集王效亭、柳文杰、储余等进步青年开会，讲述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介绍他们加入左派国民党，为潜山、岳西地区反对军阀统治斗争播下了火种。

1925年6月，安徽军阀当局为了欺骗青年，遣送一批学生赴日留学，王步文也在遣送之列。他到东京后，和童长荣、王树声等一起，组织中共东京特别支部，担任特支常委；同时以国民党员身份联络国民党左派人士江完白、翟宗文、李荣熙等，联名呈请广州国民党中央成立国民党东京支部，并联合大阪、横滨、京都、名古屋、神户和长崎各支部，组成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王步文担任总支常委。这时，他一面在海外青年和华侨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一面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同当时在日本的王先强、汤志先、方治等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事先通知在东京的国民党总支部选派一名代表回国参加，两派为此展开激烈的斗争。最后，王步文被选为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的代表回国出席了这次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结束后，王步文返回东京，不久，担任国民党东京总支负责人。是年冬，蒋介石派戴季陶到日本活动，企图以国家的主权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王步文在中共东京特支领导下，团结国民党左派，在“欢迎会”上，一致要求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同时，以国民党驻日总支名义，向戴季陶提出：第一，在日本政府未与广州国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不得与日本当局谈判借款、购械或订立任何密约。第二，与日朝野人士接触的内容和结果，必须随时通知驻日总支，必要时得向国内外公布。否则，侨日各界坚决反对。此外，还以招待为名，对住在东京帝国饭店的戴季陶加以监视。戴季陶只得接受上述要求，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

1927年2月，王步文奉调回国，先在上海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同时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组织部部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经常深入学校宣传，不久又担任上海总工会青年部部长，负责训练全国各地派来的工会青年干部。四一二政变后，王步文于4月18日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1927年5月下旬，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柯庆施任书记，王步文、王坦甫、王心泉、李宜春、郭士杰、周范文为委员。王步文兼管组织工作。同年8月，中共安徽省临委迁回安徽芜湖，设立执行委员会和常委会；执委会由柯庆施、王步文、王心泉三人组成，常委会内，王步文负责组织工作。9月，王步文肩负党的重任，日夜兼程，赶回安庆。当时，安庆风紧云暗，环境十分险恶，他不顾个人安危，努力开展工作。经过一个时期，建立了怀宁中心县委，领导安庆、桐城、庐江、潜山、太湖、宿松、望江等地的革命活动，他兼任中心县委书记。尔后，他来到汤池畈召开潜山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临委指示，并作出“组织工农，夺取敌人武器，武装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挽回大革命败局”的决议。

同年10月，省临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通告指出：“农运是党的主要工作”，要求各地“发展土地革命，以建立农村里面的农会政权”，“坚决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准备领导农民暴动”。为了贯彻省临委的指示，王步文于11月回到家乡岳西县衙前、响肠一带(原属潜山县)，同王效亭一起，开展农民运动，先后介绍吴介唐、刘中一等人入党，并发动群众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穷人自救会”。同时，他把带回的一批进步书刊，在汤池的丽华商店里开设一间秘密的“汤池图书馆”，作为党员和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的中心。同年12月初，国民党潜山县长储乙燃借故逮捕中共潜山特支书记余大化和潜山县农会秘书范笑山。12月6日，王步文来到翠云庵与王效亭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劫狱。12月8日，王步文和王效亭带领数千农民进城，包围了潜山县政府，后因敌人镇压失败。

1927年11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安徽省临委暂时解散，派尹宽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巡视工作。尹宽执行“左”倾盲动的错误政策，导致芜湖白沙圩、万春圩等地的农民暴动归于失败。

1928年3月，中央决定恢复中共安徽省临委，由尹宽任书记，王步文、王心泉、李宜春、周范文、王坦甫、郭士杰六人为委员。此时，尹宽仍坚持“左”倾盲动的错误。7月，由中共中央发来关于纠正盲动主义的指示信，尹宽既不贯彻执行，也不向下传达。在此期间，王步文对尹宽的“左”倾盲动错误和排除异己、武断专横的工作作风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并向中央汇报。为此，被尹宽诬蔑为“潜山代表”、“深山政策”、“右倾机会主义者”。8月15日，尹宽以省临委名义要求中央撤销王步文的省临委委员职务，调离安徽。王步文以革命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深入皖南、庐江、桐城一带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他在庐江南乡还发动协会员将恶霸地主唐少虎抓来游街示众，迫使其他地主答应租额减半。

1929年3月，王步文调任中央巡视员，到桐城、庐江一带巡视工作。他在桐城城关汪家试馆召开党员扩大会议，成立中共桐城临时县委。同年6月改为县委。为了贯彻党的六大会议精神，王步文把六大文件全部翻印，发给各支部学习讨论，并在党员训练班宣讲。此时，桐城县城关裁缝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他一面帮助组织罢工委员会，一面吸收经过考验的五名裁缝工人入党。

庐南七里桥地区农民的生活非常艰苦，王步文到这里工作，就住在吴姓贫农家的一间破茅屋里，吴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青黄不接时，他们就吃糠菜糊。他还帮助这家房东挑水打柴，并同房东一起下地干活。由于他能同农民打成一片，大家都把他当做知心人，有事就同他商量，也愿意给他帮助，因而很快就建立了七里桥区委，巩固了农民协会，开展了抗租、抗息斗争。王步文在工作中，不仅耐心听取汇报，而且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他向中央写的《桐城县临时县委工作情况》报告，以大量生动的事实，介绍桐城、庐江一带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农民运动发展的经验教训，受到好评。

1929年7月下旬，王步文以党中央巡视员的身分到六安、霍山交界的豪猪岭，出席并指导了六安县(包括霍山县)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英山、霍邱、寿县、合肥等县的党组织也派代表出席。在王步文、舒传贤的共同指导下，会议研究了组织农民暴动问题，决定成立霍六暴动指挥部，舒传贤担任总指挥，领导六(安)、霍(山)两县农民组织秋收总暴动；还成立了六安中心县委，领导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寿县、合肥六县的工作。通过这次会议，六霍各地的革命斗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年11月，在六安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先后举行了大规模的六安独山起义和霍山的西镇起义，点燃了皖西地区工农武装暴动的烈火，创造了皖西革命根据地。

1929年9月，王步文被调往上海中央干部训练班工作，培训了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党的干部。在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之外，他还整理出版《社会运动辞典》一书。1930年7月，党中央派他到江西苏区工作，因国民党军队沿途警戒森严，几经转折未能到达，最后返回上海。

1930年9月，党中央派王步文到芜湖视察工作。同年11月，他在芜湖召开各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安徽工作的经验教训，部署新的战斗任务。会后，他不顾环境恶劣，气候寒冷，拒绝爱人方启坤的劝告，带病坚持到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

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正式成立，王步文任省委书记兼宣传委员。省委先后作出《皖西工作决议案》、《对芜湖工作决议》、《党团互会工联妇委联席会议决议案》、《皖省士兵运动决议案》等。正当党的工作顺利进行之际，1931年4月6日，由于叛徒告密，王步文在芜湖柳春楼上主持省委工作会议时，不幸与贺昆容等同志一起被捕，省委机关遭到破坏。

4月19日，王步文等被押送到六安饮马塘监狱，敌人成立以省主席陈调元为头子的特别法庭，妄图从王步文口中获得共产党机密。他们先封官许愿，企图收买；继而指使叛徒高翔前来“劝降”，王步文丝毫不为所动，并痛斥和打了叛徒一记耳光。敌人恼羞成怒，施用各种酷刑逼供，王步文抱定一息尚存，战斗不止的大无畏精神，咬定牙关，坚贞不屈。他在狱中虽然受尽折磨，但还是以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前途勉励难友，他说：“我们目前不自由，正是为了给广大人民争取自由；现在的苦，正是为了将来的甜……，正义、真理和胜利是属于人民的”。他还鼓励同狱的几位青年共产党员说：“我被叛徒出卖，必须以一个革命家的身分，对敌人进行斗争，并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胜。你们是青年学生，身分没有暴露，完全可以一赖干净，争取无罪释放，继续为党战斗。”他十分关心党的事业和同志的生活，在接到上海明日书店出版《社会运动辞典》一书的稿费后，他向爱人方启坤(当时化名复苏)交代说：“当(‘党’字的谐音)用则用，家里少用，特别要帮助穷苦兄弟(即苦难同志)解决困难。”

敌人黔驴技穷，终于对王步文下了毒手。临刑前，王步文给方启坤写信决别：“复苏爱妻：我为革命而死，你不要悲哀，不要难过，应抚养爱生，以继予志”。还写下前人名句：“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在临刑前的坦荡胸怀。

1931年5月31日上午8时，王步文昂首阔步走出牢门，狱中难友一起拥在铁栅内目送。王步文正气凛然，慷慨激昂地说：“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敌人判了我死刑，让我的鲜血去浇灌自由之花吧!”说完，就拖着沉重的镣铐，走向北门刑场。一路上，他高呼口号，痛骂国民党祸国殃民，最后，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慷慨就义。王步文把他的33个春秋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的名字和英雄事迹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