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恒

赵恒人物生平

乾德六年（968年）十二月二日（12月23日），赵恒（初名赵德昌）生于东京晋王府内 ，是宋太宗赵炅与真定人李氏（后被追谥为元德皇后）所生的第四子（也是太宗九个儿子中的第三子）。他幼时英睿，姿表特异。与诸王嬉戏时，喜欢作战阵之状，自称“元帅”。宋太祖赵匡胤喜爱赵恒，将他养在宫中。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赵恒被授为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韩王，并改名赵元休。 雍熙三年（986年）七月，改名赵元侃。 端拱元年（988年），改封襄王。

太宗有九个儿子。他在即位后相继翦除了对皇位产生威胁的太祖二子赵德昭、赵德芳及弟弟赵廷美，并先后属意于自己的长子赵元佐和次子赵元僖为继承人。然而，赵元佐因叔父赵廷美之死发疯遭到幽禁，赵元僖也在淳化三年（992年）无疾暴死，于是排行第三的赵恒进入了太宗的视线中。

淳化五年（994年）九月，身体已每况愈下的太宗征询参知政事寇準对于储君的意见，寇準不愿回答，太宗便提出立赵恒，寇準表示赞成（也有说法认为赵恒被选为储君得力于名士陈抟 ）。于是，赵恒在同月初三日被进封寿王，加检校太傅、开封府尹 。开封府政事纷繁，赵恒打破以前亲王做府尹不住府衙的惯例，把家搬进府衙，并留心狱讼，裁决轻重，没有不为众人称快的。所以开封的监狱多次空闲，太宗多次下诏褒奖他 。当时，开封府的豪民刁滑，经常与吏人勾结违法，一旦本人获罪，便贿赂吏人，使仆人代己受罚。赵恒就职时发现情况可疑，几经盘查，才查出实情。为此，他曾采取让“直司”等吏人轮换的办法，避免他们因与豪民彼此熟悉而互相勾结。

至道元年（995年）八月十八日，赵恒被册立为皇太子，自赵元侃改名赵恒，兼判开封府事 。自唐中叶至五代以来，就很少有册立皇太子的皇帝，因此太宗立太子被视为一大盛事。赵恒被立为太子后参拜太庙回宫途中，开封民众欢呼雀跃，甚至有人称他为“少年天子”（一说“真社稷之主也”）。太宗从李皇后处听说此事后，觉得“百姓但知有太子，而不知有朕”，为此迁怒于寇準，但经过寇準的一番解释，他才消气。

按照惯例，作为皇太子，赵恒在上殿时的位次在宰相之上，东宫僚属称臣，赵恒都推让不接受。看到辅导自己的太子宾客李至、李沆，他一定先行拜礼，迎来送往都要到宫门外的台阶。

太宗晚年生性多疑，因此，赵恒做了太子以后，事事谨慎小心，少有引人注意的表现。但至道二年（996年）的开封灾情减税事件颇使赵恒受到惊吓。当时，开封府所属十七县都因旱灾被减免需缴纳的税。有人上奏太宗，诬蔑开封府夸大灾情，有意收买人心。太宗对此事十分重视，马上下令调查此事。最后调查此事的官员回来都称灾情属实，赵恒由此得以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宗因病驾崩。当太宗病危时，宦官王继恩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文士潘阆谋立楚王赵元佐为帝（一说拥立燕王赵德昭次子赵惟吉）。李皇后也有此倾向但动摇不定，命王继恩召宰相吕端入宫，商议对策。吕端察觉到不寻常的信息，先是偷偷在笏板上写了“大渐”二个字，派亲随催促赵恒进宫，然后将王继恩软禁于诏书阁。自己则入宫与李皇后进行了一番论争，迫使其同意立赵恒为帝，是为真宗。但吕端并不完全放心，因而在“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时，他却“平立殿下不拜”，请求卷帘，自己升殿审视，确认是赵恒后，方才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由于吕端的措施恰当，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宫廷变故。 次年，赵恒改年号为“咸平” 。

_{主词条：咸平之治}

赵恒登极之始，便妥善处理了未遂政变的与谋者。首先，赵恒在惩罚数人时并未以图谋不轨为由，如处理胡旦时，是说他起草诏书“颇恣胸臆”，“语复讪上”，即有诽谤言辞；处理王继恩、李昌龄，是说王继恩“与（李）昌龄等交通请托，泄漏宫禁语言”。其次，除王继恩外，其余诸人所受处罚相对不重，而且不久就都得到从宽处理。这样做自然有利于淡化此事，消弥后患。此外，赵恒极为尊敬扶立自己顺利即位的吕端，采纳了吕端提出的许多对治国有益的建议；同时起用老将曹彬为枢密使，以震慑众武臣。他还重新处理秦王赵廷美一事，重新追认赵廷美官爵，并在不久后按照较高规格将其改葬，给赵廷美的二个儿子加官进爵，在事实上抹去了太宗加在赵廷美头上的罪名。赵恒对太祖的儿孙们也表示出亲近的态度。对于有同自己争位之嫌的胞兄赵元佐（赵元佐可能确实没有参预其事），他不但没有怪罪的表示，而且恢复了赵元佐被太宗剥夺了的楚王封号。甚至几次表示要亲自去看望兄长，但始终遭到赵元佐坚拒。总之，经过赵恒的努力，宋朝在太宗时期非常紧张的宗室内部关系得到某种缓和。

赵恒还大力起用自己的潜邸旧臣，如李沆、李至、夏侯峤、杨砺和王继英等都在他登基头三年成为了宰执，其余的毕士安、张耆、王继忠、夏守赟等也相继受到提拔和重用。

在吕端因病辞相后，赵恒任用李沆与前朝旧臣张齐贤为相。咸平三年（1000年），张齐贤因酒后失仪被罢相，次年（1001年）由吕蒙正、向敏中同时拜相，但二人均未能久居相位。因此，在咸平年间，最受赵恒信任的还是李沆。李沆主张以静治国、政简少变，对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努力坚持，敢于不避权贵、不讲私情，虽在改革弊政、制订对辽夏的战略上持消极态度，但赵恒在此时期没有任用小人，本人行为也较少越轨，或许都与李沆有关。

总之，赵恒于在位前期颇为勤政。他每天很早就上朝，先在前殿处理政事堂、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等申报的最重要的事情，然后才用早膳。吃罢早膳，又在后殿处理其他事务，或检阅考核军兵，到正午停止。下午比较灵活多样，有时找大臣谈话。入夜后，赵恒同儒臣一起讲读经书，有时讨论到很晚。在此期间，他因游猎或女色而耽误朝政的事是较少的。

在赵恒即位以前，宋、辽之间已进行了多次军事上的较量，彼此互有胜负（参见词条宋辽战争）。但自雍熙北伐惨败后，北宋就出现了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的趋势，而辽朝的姿态则愈发转向主动进攻。

宋朝方面在赵恒登基后，曾通过边境官吏向辽朝表达了愿意和好的意向，但遭到冷淡处理。辽朝当时正酝酿对宋朝实施再一次打击。咸平二年（999年）七月，辽圣宗正式下诏“伐宋”。消息很快传入宋境，宋真宗任命傅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张昭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钤辖，宦官秦翰为行营排阵都监，田绍斌为行营押先锋，石普为行营同押先锋，杨琼为行营策先锋。八月，赵恒检阅二十万禁军，准备反击辽军。九月底，辽朝正式出兵，在保州附近的长城口被宋军先锋田绍斌、石普部和本地驻军杨嗣部阻击，先胜后败。后转攻保州西北的威虏军（治今河北徐水西北），但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坚守城池，辽军久攻不下，只得撤退。离开威虏军后，辽军主力兵分两路，避开有宋军重兵把守的城镇，直插向宋境的纵深，使河北边境与朝廷的联系几乎被切断，朝廷曾有近一个月得不到前方主帅傅潜的消息，举朝上下颇为惊恐不安。在这种情况下，王继英、柳开等相继劝赵恒亲征。十一月，赵恒下诏亲征，留宰相李沆为东京留守，宿将张永德为京城內外都巡检使 。

咸平二年十二月五日（1000年1月14日），赵恒率大军从东京出发。在这前后，又对随从出征军队的指挥人员作了安排；他还拿出阵图，向诸将说明了军队的部署和战略意图。在十天的时间内，赵恒率军经长垣县（今属河南）、韦城县（今河南滑县东南）、卫南县（今河南滑县东）、澶州（今河南濮阳）、德清军（今属河北），最后身披盔甲，到达大名府（今河北大名）。

此时，宋军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总的战争形势却不容乐观。面对纷至沓来的告急文书，赵恒下令征求随从大臣的意见，结果大臣们的意见中很多都是表示对前方主帅傅潜不满和要求惩处傅潜的，这使得赵恒愈发急躁。当时傅潜驻兵定州，有马、步军共计八万余众，多是精锐部队。但自从辽军入境，他就抱定了“避其锐气，击其怠惰”的战略原则，避免与辽军主力正面较量，对各地告急也都置之不理。众将士与朝廷所派使者纷纷要求出击，都被傅潜阻止或置之不理。最后，在众人不停的催促下，傅潜才派老将范廷召率八千骑兵、两千步兵到高阳关迎击辽军，并许诺随后将再派军队增援。范廷召在瀛州（治今河北河间）西南与辽军主力相遇，自知兵力不敌，就向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求援，并约定次日凌晨夹击辽军。康保裔应约出兵，范廷召却没有率部参战，结果康保裔兵败被俘。

而赵恒到大名府后不久，就派石保吉、上官正率部分军队北上，令傅潜南向与他们形成合击之势。但他等了十天，却没有捷报传来，在前方对傅潜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后，赵恒终于发怒，命王继英向傅潜传令，要他到冀州，而派高琼到定州接替傅潜的职务。随后又命令傅潜到大名府朝见，傅潜一到大名就被逮捕入狱，经审讯被判死刑。赵恒免其死罪，改为免官、没收财产、流放；张昭远受到连累，也被免官、流放。

虽然赵恒撤换了前方主帅，又从西部调来了援军，但辽军此时避实就虚，也开始主动撤退。这时，范廷召与蔚昭敏、秦翰等引兵追击辽军，于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城东三十里处将其击破，夺回了大批被掠的物资。当捷报传到行在时，大臣们纷纷祝贺，赵恒也感颜面挽回，立即作了二首《喜捷诗》，并亲自把诗题写在行宫墙壁上，还令大臣们写诗应和。

这次辽圣宗母子亲自率众南侵，战略上具有某种试探性；赵恒的亲征，明显向辽显示了不示弱的对抗姿态。为鼓舞士气、振奋百官的抗敌意志，他还拒绝了李宗谔等文臣提出的在与辽决战不成后立即返驾回京的建议，直到莫州之战结束七天后的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十六日，才从大名出发返京。这次亲征首尾不足五十天，就此结束。 二月十六日，赵恒北巡到德清军（今河南清丰西北），听到四川发生了王均兵变的消息，立即从抗辽前线抽调曾参与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雷有终、石普赶往川蜀镇压建立“大蜀国”的王均，以后又派秦翰率军增援。十月，知蜀州杨怀忠追杀王均，兵变失败。宋朝对川蜀的统治终于稳固。

辽军试探性进攻

赵恒在第一次亲征结束后，与大臣们积极备战，以防备辽朝的下一轮进攻。首先，他采取在边境多开沟渠、水田，“以隔限敌（辽）骑”的方法，同时大兴屯田，储备粮食。其次，举行阅兵，挑选精兵、强将，武装民兵，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

同时，他在亲征前后调整了前线指挥长官，以前枢密使王显为定州行营都部署，取代傅潜；王超为镇州行营都部署。咸平四年（1001年）七月，赵恒得知辽军准备入侵，于是命王显为帅，率军迎战。他在宫内拟出阵图，交给王显，命除先锋骑兵二万与莫州、北平寨各安排的一支一万人的“奇兵”外，其余中军屯驻定州。他本准备下令将宋军大阵移往威虏军，但有谍报说辽军推迟了行动，于是就决定大阵留在定州。不料，辽军于年底突然入侵，在长城口与宋军前锋张斌部遭遇，因阴雨连绵，辽军的皮革制弓弦失去弹性，张斌主动发起进攻，杀死杀伤辽军约二万人，随后张斌因人数居于劣势而主动撤退。这时，宋军前锋杨嗣、杨延朗部在威虏军与辽军主力相遇，因众寡不敌，遭受挫折。随后，李继宣、秦翰部赶到，又与辽军在羊山大战，宋方称“戮（辽军）二万馀人，获其伪署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并甲马甚众” 。之后，辽军很快就撤走了。

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辽军在大将萧挞凛、耶律奴瓜的率领下南侵，抵达定州以北的望都县（今属河北）城下。王超急调镇州路都部署桑赞、高阳关都部署周莹率本部人马来定州会合，但周莹自恃资深，拒不从命，王超只得与桑赞合军御敌。因宋军人数过少，在与辽军苦战以后，王超决定撒军，但定、镇、高阳关路副都部署王继忠急于立功，与宋军其他部分脱离，反被辽军包围，在突围失败后被俘。

澶渊之战

_{主词条：澶州之战、澶渊之盟}

望都之战后，辽经常以游骑对宋实施骚扰，在缘边地区时有小规模的战斗发生。同时，双方都在修缮城堡，加固防御，防止对方的袭击。辽军之骚扰侦察行动，引起了宋廷的高度警惕。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一再收到辽军正在向宋朝边境前进消息的赵恒询问宰辅何时亲征为好，宰相寇準建议及早出发，但在宰相毕士安、枢密使王继英的劝谏下，亲征时间被推迟。 随即，赵恒又向河北驻军及乡兵、边民分别颁布了动员诏书，做好了必要的应战准备。

闰九月，辽圣宗与承天太后萧绰以收复瓦桥关（在雄县南）失地为名，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宋辽在宋缘边各地陆续发生战斗 。此时警报一夜五传，赵恒问计于群臣。当时，江西人、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蜀人、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寇準则厉声反对说：“谁是替陛下筹划这个计策的人？他的罪可以斩首。现在陛下是神明威武的皇帝，武将和文臣都很团结，如果您亲自领兵出征，敌人自然而然就会逃跑。不这样，那就出奇兵打乱敌人的计划，坚守阵地消磨敌人的士气，使敌人困乏疲惫。从疲劳和安逸的敌我形势来看，我们有必胜的把握。为什么要抛弃太庙太社，到楚、蜀这样边远的地方去呢？问题在于人心崩溃了，敌人乘势而入，天下还能够保住吗？”

当时，告急的边报一日数次不断送到京城，寇準有意扣下，等积到相当数量，才一次转呈给赵恒。赵恒见如许边报全是告急的，便问宰相该怎么办。寇準认为只有立即御驾亲征，毕士安也同意马上动身。十一月二十日（1005年1月3日），赵恒从开封出发，并命李继隆、石保吉担任驾前排阵使。 行至半途，传来东京留守赵元份暴死的驿报，赵恒便命随行的参知政事王旦赶回去负责留守东京。行前，王旦问：“十日不胜，何以处之？”赵恒沉默良久才说：“立太子。”

十一月二十二日，赵恒到了韦城。当时瀛州保卫战胜负未知，王超军未能按赵恒的命令南下接应。对于是否继续北行，赵恒犹豫不决。寇準严肃地说：“如今敌军逼近，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河北我军正日夜盼望陛下驾到，进军将使我河北诸军的士气壮大百倍。后退则将使军心涣散，百姓失望。敌人趁机进攻。陛下恐怕连金陵也保不住了。”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带御器械王应昌也表态支持寇準，赵恒这才打消回撤的念头 。正在宋廷内部讨论亲征之事时，辽军继承咸平年间的战略，不攻边城，竭力纵深，在赵恒本人尚未抵达澶州时，辽军主力已先开到澶州城下。辽军主帅萧挞凛在澶州前线被宋军以床子弩射杀，辽军士气大挫。

十一月二十五日（1005年1月8日），赵恒抵达澶州南城（澶州跨河分南、北两城）。赵恒到达南城后，就想留在南城。有些人也劝赵恒留在南城，因为南城大而北城小，且南城比北城安全。寇準力劝赵恒到北城，说∶“陛下亲征既已到了澶州，而宋军主力在河的北面，陛下如不亲临前沿，亲征的意义就减弱许多。再说，眼下我方从各处调集的军队陆续开到，不必担心会发生突然败退的情况。”高琼也劝赵恒到北城，并且不等他表态，就催促卫士们护送赵恒前进。赵恒终于同意去北城。但走到河边，赵恒又犹豫了，经高琼再次劝说，他才过河。赵恒登上北城城楼，打起黄龙旗、张起黄伞，城下宋军官兵远远望见，立即高呼万岁，士气大振。赵恒从城楼上下来，又慰问了驻城官兵。当夜，赵恒回到南城。此后，赵恒再次亲往北城，对宋军官兵鼓舞很大。

赵恒在澶州，大约一直显得情绪紧张。早在亲征之前，寇準就将王钦若调开，以防他动摇赵恒的信心。到达澶州后，为了稳定赵恒的情绪，寇準又整日聚集宴饮，以示镇静。

盟约达成

与之前的历次战役不同，自出兵伊始，辽圣宗与萧太后便经宋降将王继忠之手，与赵恒通信讨论议和之事，其信“词甚恳激”。但因赵恒不能答应辽国索要关南土地的要求，因此和谈在澶渊之战初期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年底，赵恒基于辽方军事进攻不顺、数次请求和议，以及宋朝与辽交战已久、互有胜负的情况下，不敢冒险再战，于是对和议作积极响应，派出右班殿直、鄜延路走马承受公事曹利用与辽朝议和。但曹利用抵达大名后，却被怀疑辽朝议和诚意的天雄军守臣留下。不久后，王继忠分几个途径送信给赵恒，说明辽帝已同意议和，但宋朝的使者却至今未到。几经波折后，赵恒仍决定派曹利用出使。

经过曹利用和辽朝使者的一再讨价还价，两国制定了如下条约：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宋为兄，宋尊萧太后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侄论，使者定期互访。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辽归还宋遂城（今河北徐水）及瀛、莫二州。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隍城。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即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今河北雄县）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于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1005年1月17日），赵恒从澶州内遣使持盟约，与辽使一同赴城外辽营报聘；五天后，辽向宋回致盟约，因媾和条款业已事先商议确定，故回书格式主要是在引述宋方文字后发誓遵守。至此，澶渊之盟正式达成。

据说，曹利用去辽朝订盟、讨论岁币数额之际，赵恒告诉曹利用说：“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算要百万也可以。”寇準知道后，却私下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敕命，但你答应的数额不许超过三十万，超过三十万，我就要斩下你的头颅。” 曹利用回到宋朝之后，赵恒急问金额，曹利用不敢直说，只竖起三根指头，赵恒以为是三百万两，大惊失声脱口道：“太多了。”过了一会又自我安慰道：“是太多了，但就此把事情了结也好。”等知道是三十万时，如释重负，转忧为喜，对曹利用大加赏赐。

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 ，同时也是宋朝向番方交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此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宋朝通过澶渊之盟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岁币（三十万）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三千万）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较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北宋在边境上的雄州、霸州（今河北霸州）等地设置榷场，开放交易，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宋辽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与民族融合。

_{主词条：东封西祀}

澶渊之盟签订后，赵恒原以为这是一桩值得自豪的功业，很是得意，并对促成盟约的寇準十分敬佩。不料有一天，王钦若却对他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并称寇準力请赵恒亲征是“孤注一掷”。赵恒从此怏怏不乐。

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寇準以“无大臣体”而被罢相。王钦若建议赵恒“封禅”，以粉饰太平，又说祥瑞可人为制造。赵恒同意，但又担心宰相王旦将会反对。王钦若自告奋勇，自称说服了王旦。赵恒得知后，心里还是不踏实，就把王旦召来宴饮，饮宴正酣时，命人取出一樽酒来赐给王旦说：“带回去同妻儿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家后打开酒樽，发现其中盛的全是美珠，他只得对即将到来的封祀沉默不言 。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赵恒向王旦、王钦若说，去年他见到神人降临说，当有天书下降，刚才臣下奏称左承天门屋南兔挂有黄帛，当即是天降之书，随后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又决定在当年十月东封泰山。在一个半月的行程中，赵恒不仅带着“天书”封祀天帝于泰山（今泰安北），禅祭地神于社首山（今泰安西南），又去曲阜祭祀孔子。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月，赵恒再次带着“天书”西祀汾阴后土，并升所在地宝鼎县为庆成军（今山西万荣西南）。次年（1012年）十月，又编造了赵氏祖宗是“九天司命真君赵玄朗”，降临在皇宫内的延恩殿的故事。同年，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赵恒又去毫州（今属安徽）太清官，祭祀被道教徒尊为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

赵恒在位时期，京师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办宫观，朝廷就任命了相应官员去负责管理，与此同时，赵恒又设立了一种与宫观相关的荣誉性的虚衔，可以多领一份俸禄而不必赴任视事，这种官往往以提举某某宫观命名。宫观官在赵恒以后成为官僚队伍中一个特殊系列，一方面说明了宋朝政府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冗官和冗费的严重程度。

天书封祀对真宗一朝的政治和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仅是东封泰山，就耗费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增二十万贯，这还不计亳州之行。在玉清昭应宫的营造过程中，仅雕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则二千六百十座建筑的糜费可以想见。倘若将京城景灵宫、太极观和各地宫观都计算在内，其费用之大难以计算。赵恒在位前期，经过近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天下富庶、财政良好；由于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前代的积蓄挥霍殆尽，到其晚年“内之蓄藏，稍已空尽”。 这种以迷信活动作为国家朝政的荒唐举动，直至赵恒去世后才宣告结束。《宋史·真宗纪》评说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 明人李贽也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不过，赵恒在澶渊之盟以后进行如此频繁的祭祀活动，其意图除了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方面的失利外，也有以盛大规模的封祀礼仪“镇服四海、夸示外国” ，来证明赵宋皇权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的用意（如表明宋朝受命于天，以影响崇奉天帝的辽朝君臣放弃攻宋的企图） 。

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年间以后，赵恒一再热衷“祥瑞”粉饰太平，听任王钦若、丁谓等“五鬼”参与朝政。但他本人也没有忘记处理内政的问题，仍取得了一定成效。

据《宋史》记载，赵恒生过六男二女（事实上不止此数，如还有传闻中的私生子张茂实 ）。除李宸妃诞下的赵受益（即后来的宋仁宗赵祯，被刘皇后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 ）之外，其他四子可能出生不久就夭亡，只有赵恒第二任皇后郭氏（参见词条章穆皇后）所生嫡子赵祐在咸平六年（1003年）“生九年而薨”。赵祐去世后，赵恒一度将皇四弟赵元份之子赵允让迎到宫中抚养，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年赵受益出生之后赵允让又被送还王府。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节，赵恒下诏册立八岁的赵受益为皇太子，改名赵祯 。

赵恒的第一任皇后是郭氏（元配潘氏在他即位前已去世多年）。景德四年（1007年），郭皇后去世。此后直至大中祥符五年（1013年），赵恒才册立宠妃刘氏为后。而自大中祥符末期开始，赵恒的身体每况愈下，逐渐变得喜怒无常 。因为刘皇后有很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赵恒到晚年时，把不少重要事务交她处置或与她商量处理。而刘皇后的前夫、后来的“哥哥”刘美于天禧三年（1019年）被任命为侍卫马军都虞候，并主管本司事务，执掌了军权。其他几位禁军首领也同刘皇后关系密切。所以在赵恒晚年，刘皇后对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自天禧元年（1017年）王旦因病辞去相位后，赵恒任用王钦若为相，两年后王钦若去职，寇準重新入朝拜相。在赵恒晚年，朝中形成了激烈斗争的两派：一派以寇準为首，有李迪、王曾、杨亿、盛度及宦官周怀政、武将曹玮、外戚李遵勖等；另一派以刘皇后、丁谓为首，有曹利用、任中正、钱惟演及宦官雷允恭等。天禧四年（1020年），周怀政见赵恒病情愈发严重，密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策划谋杀首相丁谓，拥立太子赵祯即位，奉赵恒为太上皇。因二杨告发，周怀政谋泄被杀，政变失败，寇準、曹玮、盛度等一批文臣、武官与宦官遭到清算。随后，李迪在与丁谓的斗争中失败，被贬外地。

这一时期，赵恒的病情时轻时重，其状况时好时坏。到天禧五年大年初一（1021年2月15日）前后，其病情又有好转，不但能自己参加议政，还亲自到启圣宫的太宗神御前拜谒，以致朝廷内外的人都认为赵恒的病已好转、很快就能康复了。但在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赵恒的病情急剧转重，陷入半昏迷的状态。 同月十九日（1022年3月23日），赵恒于东京延庆殿驾崩，享年五十五岁，在位共二十五年。群臣为其上谥号为文明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 。十月十三日，葬于永定陵；二十三日，附祭太庙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十一月，加谥为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定谥为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

赵恒轶事典故

赵恒年幼时曾登万岁殿，坐上皇帝的宝座，宋太祖赵匡胤对此十分惊奇，摸着他的头问：“天子好做吗？”赵恒回答说：“这就看上天怎么安排了。”

景德四年（1007年），赵恒入洛阳拜先皇陵，游幸龙门，并亲自赐书刻碑，对龙门风光大加赞赏，留下“高阙巍峨，群山迄逦”“结而为山，融而为谷”“形胜居多，莫灵萃止”等句，此碑称“伊阙铭碑”，与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并称龙门书法艺术“双璧”。

赵恒在位时，有一个士兵犯了罪过，按律应当处死。赵恒饶他一命，判决打二十脊杖发配远方。这个士兵高声叫唤愿受剑处死，而不愿服处杖刑，执刑的人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向赵恒奏请处理意见。赵恒派人传宣圣旨道：“必须先服杖刑后，再来听旨是否处斩。”不一会施过杖刑后，执刑者来取圣旨，赵恒说：“他只是害怕挨杖刑；既然已经打过了，就送去发配之地，别的不再问了。”

据《梦溪笔谈》记载，陈尧叟在枢密任职时，某日天将黄昏，忽然宫中派人传唤。进入右掖后，天色暗了下来，就跟着进了禁苑，弯弯曲曲走了很久，不时看到有下着帘帐的殿堂，灯烛辉煌，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最后到了一个小殿，殿前有二行雕花栏杆，已有几个人先到了，都站在殿堂里，殿上垂着帘子，不过点了十几支蜡烛而已。陈尧叟、丁谓和杜镐等七人相继抵达。过了好一会，赵恒从宫中出来，点起的蜡烛也不过几十支，宴席很丰盛，赵恒命令把帘子卷起来不必跪拜见礼，然后上殿就坐，赵恒的位子设在宴席东面，陈尧叟等人的位子安排在宴席西面，像一般人请客的宾主位次。陈尧叟等人都惶恐地不敢入坐，赵恒一再邀他们就坐，陈尧叟恳切地陈说从古到今没有君臣坐在一起的礼节，反复了好几次，赵恒生气地说：“本来因为天下太平，朝中无事，想和你们一起高兴高兴。假如要拘礼，不如到外朝去设宴。今天的宴席只是宫中操办，没有下令给有关部门，也没有请中书、门下的长官。因为你们是机要部门和文馆官员，作为侍臣没有什么不便之处，想和你们坐在一起说说笑笑，不必多歉让。”陈尧叟等人都跑到下首表示谢意，赵恒急忙阻止说：“这些礼数暂且都免了。”陈尧叟等战战兢兢地坐得毕恭毕敬，赵恒则说说笑笑，表现得极其高兴。饮了五六次酒，所上菜肴中各有两个绛红色袋子放在大臣们的面前，装的都是大珠子，赵恒说：“风调雨顺收成好，天下安康富裕，恨不能和你们每天晚上在一起。太平时节难遇，这些东西为你们添些宴饮聚会的费用。”陈尧叟等人打算起身谢恩，赵恒说：“都坐着，还有呢。”这样饮了三次酒，每次赏赐的东西，全是上好金子和珍贵宝物，散酒宴时已是四更天。当时人们称为“天子请客”。

据北宋中后期的史学家刘邠记述，赵恒的皇后刘氏（章献明肃皇后）是四川成都人，出身贫寒，自幼丧父，跟随外祖母家的亲戚四处流浪，十几岁时就嫁给银匠龚美为妻。为了做生意赚钱，龚美带着刘氏来到开封。生意不顺之后，龚美走投无路，想把刘氏卖掉。时为襄王赵恒幕僚的张旻（张耆）见过刘氏后，觉得她聪慧貌美，想起赵恒曾说起想纳一个四川女子做侍妾，就安排两人见面。赵恒见到刘氏后非常满意，便把她买了下来。刘氏颇得赵恒的欢心，两人如胶似漆。但宋太宗从赵恒的乳母刘氏（秦国夫人）口中知道此事后大怒，勒令赵恒把刘氏逐出襄王府。父命难违，但赵恒实在舍不得刘氏，便偷偷把刘氏寄养在张旻家。张旻安排家人悉心照顾刘氏，自己为了避嫌，不敢下直回府，只能住在王府。直到赵恒即位后，刘氏才被召入宫。

但在王陶的父亲王应（《涑水记闻》称为“乐道父”，曾与张耆同任襄王宫指使）的追忆中，这个故事的许多情节却与刘邠版本不同 。首先，刘攽明言刘氏进入王府在“真宗为皇太子，尹开封”时，但赵恒被立为皇太子已是至道元年（995年），而《宋会要辑稿》《皇宋十朝纲要》明确记载刘氏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入韩（国）邸”，两个时间相差12年。其次，刘攽的版本才有“蜀妇人多材慧”“见之，大悦，宠幸专房”“太子近日癯瘠”等赵恒贪恋美色的情节，这些情节在王应版本均未出现，仅“大有宠”三字不能直接指向贪恋情色。其三，王应是赵恒潜邸之臣、刘氏出入王府的亲历者，他的版本具有口述历史的性质；刘攽则是神宗朝具有鲜明党争立场的士大夫史学家，其历史叙述更多政治立场与理念阐释的色彩。相较而言，王应版本应该更接近真实。

抽离刘攽版本贪恋情色的要素之后，王应版本的内容就可能获得重新解读：首先，刘氏不是赵恒主动向龚美索要，而是经张耆推荐入府。其次，既无“材慧”“专房”之说，刘氏“大有宠”及乳母秦氏“恶之”的原因可能均与情色无关，太宗更未干预此事。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刘氏暂时离开王府的去向，刘攽的版本是“置于殿侍张耆之家”，“耆避嫌，为之不敢下直”，这个情节与戒色主题相符；但王应版本中刘氏在张耆家只是暂住，赵恒很就将刘氏安排在独立的馆室中，“王（赵恒）不得已，置于张耆家，以银五挺与之，使筑馆居于外”，这样刘氏离开王府根本不妨碍她与赵恒相聚，甚至为两人密会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

由于史书对刘皇后早期经历的记载十分模糊与可疑，后世史家也多有质疑。张邦炜《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已指出《宋史》所载刘皇后家世造伪，刘广丰《关于宋真宗刘皇后身世的几点考述》又注意到刘皇后出入王府时间及改嫁说的记述十分混乱。其实刘皇后出入王府的经历不只是时间上存在问题，更重要是整个故事不符合逻辑与历史情境。

根据最早出自元杂剧《金水桥陈琳抱妆盒》 ，后经民间长期演绎而形成的故事“狸猫换太子”的描述：赵恒在位时，刘妃与内监郭槐合谋，以添加剥皮狸猫调换李宸妃所生婴儿，李宸妃随被打入冷宫。宋仁宗赵祯即位后，包拯奉旨赴陈州勘察国舅庞煜放赈舞弊案。中途，包拯受理李妃冤案并为其平冤，迎李妃还朝。此事也因此成为经久不衰的典故。但其具体情节多出虚构，与史实不符。

李宸妃原是刘氏的侍女，庄重寡言，据说一次赵恒要洗手，李氏为他端来水盆，赵恒看到她肌肤细润如玉，就同她交谈起来，大约谈得很投机，赵恒就让她做了自己的司寝。一次，李氏对赵恒说，自己梦见有个光脚道士来给她送儿子，赵恒说∶“朕让你好梦成真。”便与她同了床。李氏怀孕生下皇子赵受益（赵祯）后，才被封为县君。又生了一个皇女，却夭折了。此后被进封才人、婉仪，直到临死前不久才得到宸妃的封号。李妃死时，刘太后听政，已是皇帝的仁宗赵祯仍不知道她是自己的生母。直到刘太后死后，这个秘密才得到公开。

赵恒历史评价

赵祯：

先皇帝临御八纮，忧劳万务，两巡河朔，亲统戎师，以栉风沐雨之勤，成展义省方之事。繇是殊邻修好，中夏偃戈，西裔称藩，三边绝警。牛马休于林麓，疆亩遂其耕耘。路罕拾遗，家无转饷。丞民老幼，得全其生。二十年间，最为隆盛。

先皇帝继圣御图，右文敷化，睦邻讲好，封岱告成。二纪之间，三代可复。

吕夷简：“我太祖、太宗、真宗皆有尧舜之资，禹汤之智，文武之德，而自建隆以来，未尝怒一谏官，逐一御史，故直言聚于朝，忠言属于耳。宗社有万世之安，无一日之危，由此道也。”

富弼：

帝王之使人，不可不度其才。度其才而使之不容刮避，则命令重矣。真宗用郭贽、陈若拙守藩郡，各辞其任，一固遣，一责降，诚得使人之术。

人主听纳不可不谨，若容片言之欺，小则系一人之荣辱，大则系天下之利害安危，可不谨哉？谨之之术，惟在防微；防微之术，莫若左右之言不及也。真宗不以一内侍臣言进退官吏，听纳之道，谨之至矣。

王畴：“伏望（宋英宗）思太祖、太宗艰难取天下之劳，真宗、仁宗忧勤守天下之力，……。”

吕颐浩、张浚等：“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开基创业，真宗、仁宗德泽在民，列圣相传，人心未厌。”

何俌：“然而‘天瑞安可必得’之言，王旦‘得无不可’之论，圣心明知其非。双鹤飞舞之奏，帝曰：‘文则文矣，恐不为实。’遽令易奏，是帝之心盖已烛破其奸而不可以惑之也。卒至奸人得以售欺，而王曰诸贤亦且俯首顺从而无异议者，或者以边事方定，人心未宁，将假是以镇抚之耳。”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洪迈：“真宗亲征契丹，幸澶渊，以成却敌之功，是时景德元年甲辰，决此计者，寇莱公也。然前五岁，当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边，上自将御之，至澶州、大名府，闻范廷召破虏于莫州北，乃还京。时张文定公、李文靖公为相，不知何人赞此决，而后来不传。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酖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进言。”

朱熹：“真宗东封西祀，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

志磐：“真宗可谓仁圣之君矣。”

王称：“宋兴，承五季之余，天下得离兵革之苦，至真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咸平以来，君明臣良，家给人足，刑措不用，契丹请和，示以休息，德明纳款，抚以恩信，于是朝帝陵、封岱宗、祀汾睢、谒亳社，绝代旷典莫不具举，礼乐明备，颂声洋溢，崇本报功以告神明，千载一时，岂不休哉。噫！守成之贤，致治之盛，周成康、汉文景可以比德矣。”

脱脱：“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朱元璋：“真宗亦号贤君，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郎盟，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群臣曲意迎合，苟图媚悦，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献芝草者三万余本。”

王夫之：

宋分教于下，而道以大明，自真宗昉；视梁何胤钟山之教加隆焉，其功伟矣。

李继迁死，德明嗣立，曹玮上言：“国危子弱，愿假精兵擒德明送阙下，复河西为郡县。”此一时也，固宋室兴替之大机；而庸主具臣畏葸偷安，猥云德致，拒玮之谋，降诏招抚。

蔡东藩：“澶渊修和，本出真宗本意，观其在道逗留，望敌惊心，一若身临虎口，栗栗危惧。赖寇準力请渡河，敌气少沮。化干戈为玉帛，得以振旅还京，此非寇公之功，乌能至此？王钦若乃以孤注之言，肆其谗间，木朽虫生，仍由真宗胆怯之所致耳。迨至天书下降，举国若狂，欺人欺天，不值一笑。”

汪圣铎：“一方面，他妆神弄鬼，惯施诡计；另一方面，他又颇重感情，多愁善感。他尊崇道教，却又对儒、释频频施敬；他向往做个战无不胜的统帅，又努力使自己成为挥洒自如的骚人墨客……。”

邓小南：“把太祖太宗时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总结概括，将其称之为‘祖宗典故’、‘祖宗之法’，并且奉之为治国理事之圭臬，始于北宋真宗时期。即位于而立之年的真宗，作为有宋建国以来生长于承平之世的第一代帝王，一方面缺乏如太祖太宗般把握政治局势的能力，一方面又急切于标树个人的统治形象。”

赵恒主要作品

赵恒好文学，政事之余，嗜好读书。每次读毕，常有感而发，撰写诗篇，命近臣赓和，被认为是“好文之主” 。有《正说》10卷50篇、《奉道诗》10卷、《岁时新咏》3卷、《新编赐东宫御制》50卷（晏殊等编）、《春秋要言》3卷、《承华要略》10卷、《授时要略》12卷 。后世总辑有《御制集》300卷，今仅存《玉京集》6卷（明代《道藏》收） 。其主要作品如下：

体裁

作品摘选

诗

《看尚书诗》3章、《看春秋诗》3章、《看周礼诗》3章，《读毛诗诗》、《读礼记诗》、《读孝经诗》、《读史记诗》、《读前汉书诗》、《读后汉书诗》、《读三国志诗》、《读晋书诗》、《读宋书诗》、《读陈书诗》、《读魏书诗》、《读北齐书诗》、《读北周书诗》、《读隋书诗》、《读唐书诗》（以上各2首或3首），《读五代（梁唐晋汉周）史诗》、《读十一经诗》、《读十九史诗》（可能此二《诗》包含前面的《诗》），《贵禀食吟》、《轸田夫吟》、《念边诗》、《稼穑倍登诗》、《铁牛诗》、《对照诗》、《后苑宴宗亲诗》、《三教诗》300首、《劝学吟》、《劝酒诗》、《庆东封礼成诗》、《甘雨应祈诗》、《清景殿书事诗》100篇、《奉祀礼成述怀》五言百韵诗、《步崖词》60首、《冬至宴亲贤诗》、《玉宸殿观瑞麦诗》、《瑞雪诗》、《喜雪诗》、《仙掌诗》、《祀汾阴礼成诗》、《中春赏花钓鱼诗》、《为政歌》、《念农歌》、《三惑歌》、《恤黎民歌》、《学书歌》、《甘泽应祈歌》《励学篇》、《赐古藏用》、《赐王钦若除太子太保判杭州十韵》、《北征回銮诗》、《赐陈尧叟谢病归济源》、《赐道人郑隐归山》、《赐丁谓》（两首）、《赐僧义澄》、《赐神童蔡伯禧》、《赐杨亿判秘监》、《赐詹髖》、《赐知贡举晁迥》（两首）、《赐知贡举钱惟演》、《佛牙讚》、《观龙歌》、《海棠》（两首）、《内香药库诗赞》、《批杨亿谢表》、《送张无梦归天台山》、《又将放榜》、《赞胡家》、《游裴公亭》，以及残句3

颂铭序记箴述赞碑文

《大中祥符颂》《真游颂》《朝谒太清宫颂》《玉清昭应宫颂》《元符观颂》《圣文神笔颂》《景灵宫颂》《内藏库铭》《圣祖殿铭》《会灵观铭》《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泰山铭》《会灵观铭》《汾阴二圣配飨铭》《诸王唱酬诗集序》、《宸章集序》、《大中样符封祥记序》《圣祖事迹序》《乾坤宝典序》《圣祖临降记》《玉女象记》《玉宸殿记》《太清楼聚书记》《朝拜诸陵因幸西京记》《西京内东门弹丸壁记》《内侍箴》《自戒箴》《元良箴》《六艺箴》《奉天庇民述》《亲承宝训述》《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赞》《周文宪王赞》《泰山赞》《西岳赞》《广孝泉赞》《明道宫碑》《（汴水）发愿文》《诸岳祭告文》《戒蛟文》

论辩

《歌论》9篇、《解疑论》、《感应论》、《良臣论》、《正臣论》、《忠臣论》、《奸臣论》、《权臣论》、《欹器论》、《戒酒论》、《三惑论》、《皇王论》、《帝霸论》、《五臣论》、《祥瑞论》、《勤政论》、《俗吏辨》、《思政论》

（作品摘选参考资料 ）

赵恒后世纪念

_{主词条：永定陵}

永定陵位于河南省巩义市蔡庄东北岭上，赵恒于乾兴元年（1022年）葬于此地。墓已被多次盗掘，陵区今存神台、神墙和神门的遗迹。神道处的23对石雕是宋代遗留下来的最完整的作品。 章献明肃皇后刘氏、章惠皇后杨氏、章懿皇后李氏合葬，章怀皇后潘氏附葬，章穆皇后郭氏陪葬。

文臣七条碑，嵌于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城绛州大堂内北壁东侧。系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镌刻。因文记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赵恒所作“文武七条戒官吏”中的“文臣七条”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