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谱笙

杨谱笙经历

杨谱笙幼年随父杨宜园居已在上海从商二十多年的三兄杨信之家(原北浙江路821号，今浙江北路61号浙江北路第二小学)。其童年时，由父亲宜园公亲自课读，后由其四兄杨诚之(名兆望，晚清时任外交官，出使比利时)继续教读，少年时参加童子试。成年后要在杨信之开办的康泰丝栈中工作。后杨信之与杨谱笙逐渐成为湖州帮商团在沪的领导人物，在沪丝业界的“领袖人物”。

1903年，比其年龄大一岁的表侄陈英士(名其美)来到杨氏开办的康泰丝栈作会计助理。陈英士是学徒出身，生活上有陋习。陈英士兄陈勤士怕影响杨氏生意，托请杨谱笙“就近督教之”。

当时的上海是国内学生爱国活动的中心，也是反清活动的中心。陈英士因表叔杨谱笙与杨信之让他接送表姑杨兆良(后嫁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去由蔡元培为校长的上海爱国女校就读，陈英土与蔡元培才得以结识。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表达了反清爱国的思想。后在该校结识了于右任、张静江等志士。在陈英士积极鼓吹的革命思想影响下，杨谱笙的思想发生了积极的转变，逐渐成为一个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在杨谱笙的积极努力和各方的资助下，1906年陈英士东渡日本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洗礼，并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同年加入同盟会。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国内的蓬勃兴起，光复会及其外围组织如同乡学会等也在江浙一带蓬勃开展活动。各种鼓吹革命舆论的报刊杂志，新式学堂应时创办。杨谱笙面对这一股强大的洪流毅然加入革命行列，于1906年与杨信之一起创办了湖州旅沪公学，并亲自主持校政工作，校址就设在他的住所旁信昌里。杨谱笙告知当时办学的目的：表面虽是便利湖州旅沪同乡子弟求学读书，实则是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同盟会宗旨，联络革命志士。随即杨谱笙经人介绍加人了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

当时领导上海反清革命斗争的机关是同盟会上海分会，由蔡元培任分会会长。在上海的同盟会成员侧重于宣传鼓动，主要是联络学商界人土。 1906年春，因蔡元培准备赴德国留学，同盟会总部批示该分会与同盟会江苏分会合并；又由于清官府串通帝国主义在上海“大索革命党人”，因此在以后的三四年间，同盟会在上海的党务活动几乎完全停顿，直到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会务活动才渐有起色。

1908年，陈英士受同盟会总部的派遣中断学业从日本回到上海。1908至1911年，陈英士一边在湖州旅沪公学任教，一边宣传革命思想、秘密组织和联络革命志士。杨谱笙与陈英士两人年龄相若，志气相投。两人经常到杨氏住宅较远的西边“毁人滩”(是葬穷人的地方)去商量革命大事(对外宣称“捉蟋蟀”)。他们共同分析了同盟会在上海的情况和当时上海的形势，以及革命党人在长江一带的革命活动情况，及如何继续发动反清革命的斗争策略。在这三年中，杨谱笙积极协助陈英士的革命活动。

1911年春，陈英士、杨谱笙，应黄兴、赵声的邀请去香港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当他们赶到香港时，黄兴率领的队伍已失败，随即协助料理善后事宜，并以上海新闻界代表的身份亲去广州营救在战斗中被伤俘的战友，保存了大量革命的力量。

自同盟会成立以来，以华南为重点的武装活动屡遭失败。为了将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一带，陈英士、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笙都认为“革命地点宜居中”决定在上海建立据点，发动整个长江流域的反清斗争。他们四人在黄花岗战役失败后重回上海，决定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商定建立以杨谱笙住所作为通讯据点，由杨谱笙负责联络南洋华侨捐款(均通过杨信之三子杨奎侯经营的荷兰史达银行汇人)、革命志士和各地分会，最终组织革命武装力量。为了避免他人多疑和不惹人注意，同时也为以后攻打上海制造局、光复上海，便于运输枪械。杨谱笙决定献出由他创办的湖州旅沪公学作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会址。事后证明杨谱笙的这一举动是非常正确的，其贡献是巨大的。

经过陈英士、宋教仁、谭人风、杨谱笙等人的共同努力，会同11省区的同盟会会长，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湖州旅沪的公学正式宣告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式成立。杨谱笙负责参与制定了宣言、章程和决议。声称以“推翻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宗旨。表示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部。”指出以往军事行动失败的原因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对同盟会过去活动面狭窄也提出批评。确定今后军事行动方针是：“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决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针对同盟会的弊病，提出：“机关制取合议，救偏僻，防专制。”，须经评议后方可执行。同盟会中部总会还设立总部机关总干事5人，会议选举陈英士管庶务、宋教仁掌文事、谭人凤掌交通、杨谱笙任会计、潘祖彝主财物、总理虚位以待贤。会后按照会议的要求宋与谭两人主要往来于国内外进行革命团体的联络和指导工作；潘当时在公务机关工作，不参与中部总会的日常事务；陈英士虽分管庶务，抓总的，但经常在外活动，又常遭监视，因此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日常事务，也就落到了杨谱笙的肩上：处理各种繁琐的日常事务。晚上还同陈英士商量革命大事，杨谱笙献计献策、夜以继日、不辞辛劳。

同盟会中部总会是在同盟会本部领导反清斗争屡遭失败，呈现出瘫痪无力的情况下成立的，因此它的成立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把同盟会的领导中心转移到国内，而且制定了以长江流域作为重点，较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推动了革命进一步的发展。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策动下，实现了湖北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联合，于1911年10月10日晚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后取得革命的初步胜利。但由于兵力悬殊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武汉形势突变，宋教仁于10月31日和11月2日先后两次从武汉致函陈英士和杨谱笙等人“战争吃紧、极望各处响应”，并求上海力谋购买枪弹运往武汉。坐镇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陈英士、杨谱笙等人得到危急的信息(在武昌起义后，汉口和汉阳失守，武昌局势危急期间，武昌方面与上海中部总会的联系都是由杨谱笙通过电讯联络的)后，审时度势、衡量全局。为解救武昌，采取了系列措施，认为“武汉岌岌可危，不能坐视不救，且上海设有制造局贮存有大量军火，倘能占领到手，以所贮军火资助东南各省举事必定可以抢回武汉的颓势。”1911年阴历九月十三日(公元11月3日)，陈英士、杨谱笙等革命党人发动攻打上海制造局战役。陈英士心中焦急，不听大家劝阻，独自一人进制造局，与其交涉，后被拘禁于局内。杨谱笙为营救陈英士到处奔波，召开多次会议，并联络青帮、潘月樵等艺人们和武术人士。于次日再次攻打制造局。杨谱笙亲自策划并亲临阵地参与战斗，无所畏惧。当杨谱笙、潘月樵等大队人马攻入制造局时，陈英士被绑于长凳上，杨谱笙亲自为陈英士解缚，得救脱险。上海光复后，随即成立上海沪军都督府，陈英士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府都督，杨谱笙被任命为参谋兼军需科长。

上海的光复，这在辛亥革命的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武汉为华中之心脏，而上海又是长江之咽喉，为攻克南京等地奠定了基础。上海光复不久，陈英士、杨谱笙等人收到黄兴退守汉阳的急电：“极盼宁皖响应”。于是，杨谱笙与陈英士一起组织参与发动江浙皖各省的光复活动。在组织攻打南京时，由杨谱笙负责联系和兼管军需，筹措补充联系部队军需物质，最后南京光复成功。

杨谱笙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为同盟会革命活动的顺利转移和成功的展开；为武昌起义的胜利、上海的光复及苏浙皖各省的光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保卫了整个武昌起义的成果。

上海光复后，中国同盟会总部从东京迁到上海。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各项革命工作都移交于中国同盟会总部，从此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被中国同盟会总部所取代。杨谱笙保存了大量有关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珍贵史料，后移交给国家。

在以后的岁月里，杨谱笙仍然积极追随陈英士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和反袁斗争。1917年陈英士被袁世凯杀害。杨谱笙悲痛欲绝，为陈英士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以戚而附同人，廿年公谊私交相往返，知君最早；

本牺牲岂云无妄，一生百折不挠之气概，举世无多。

表达了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和陈英士的高尚精神。这些事后，杨谱笙开始奉母息影吴门，逐渐淡出革命活动。当时他还参加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1931年至1932年8月，杨谱笙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帮于右任院长创建监察制度。 1933年2月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后任中国国民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谱笙因病留沪。他热爱祖国，一再反对日寇侵略，宣扬抗战必胜信念，鼓励青年效命救国。他极力反对汪精卫对日言和，斥汪伪汉奸卖国贼。1943年春，汪精卫派褚民谊(汪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湖州南浔人)利用同乡的关系两次赴杨谱笙处，以高薪相聘，求其出任汪伪政权伪职，他不为敌伪所诱，严词拒绝。后又反对蒋介石政权的贪污独裁。宋庆龄曾写信予他以慰问和高度评价。

1949年4月17日，杨谱笙因患脑溢血，逝世于上海，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