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震叔

盛震叔生平年鉴

1931年毕业于湘湖师范。倾慕陶行知，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余杭、萧山、奉化和安徽、广东、上海、广西等地中、小学校长、教员等职。

1933年11月在上海参加陶行知举办的生活教育社，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论，奉为至理，身体力行。办学求实求新，主张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提倡文体活动，亲为学生抚琴伴奏；讲课扼要清晰，引喻得宜，深入浅出；生活俭朴，待人热情，颇受师生敬仰。

1937年3月协助中共党员方与严筹建成城出版社，并为杭苇主编的《少年知识》杂志撰稿。国民党逮捕沈钧儒等民主人士，盛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表宣言，呼吁释放“七君子”。8月，日军进攻上海，与薛暮桥等同赴南昌，筹备江西农村合作出版社。年底，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秘书。

1939年1月任浙西行署《民族日报》采访部主任、《民族周报》主编，受中共浙西特委之托，掩护省政工队地下党员徐珍(现名贝纹)、王致和到报社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上海周报》撰文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真相，并寄发海外，扩大影响。1942年春，皖南事变中被俘的赖少其和邵宇，从上饶集中营脱逃到上海找震叔。双方虽素不相识，因革命情谊，积极为他俩筹足路费，安排赴苏中根据地。

1945年9月在苏南根据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随新四军北撤。先后在苏、鲁任建设大学队委主任，山东大学讲师、预科主任，山东潍坊市教育局副局长兼党总支书记等职。

1949年随南下纵队挺进上海，接管中小学，先后任上海市教育局秘书室主任、职工教育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党总支书记等职。

盛震叔简介

盛震叔，原名鸣远，乳名小毛，曾用名曾舒、雨辰、姚鸣，汉族。1912年3月，生于余杭县闲林镇（今闲林街道）一个茶商家庭。家中排行老三，长兄鸿远解放初病故，二兄鹏远1934年远赴南洋，从事华侨教育工作，现侨居新加坡，大妹为家庭妇女，小妹眉远，早年参加革命，已离休，定居杭州。盛震叔11岁进余杭县立小学，后升杭州省立第一中学，1929年考入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毕业后投身教育事业

盛震叔经历轶事

从教育救国到抗日救亡的转变

1931年，盛震叔从湘湖师范毕业后，在家乡闲林镇小执教，他发扬湘湖师范求实求新的教育精神和办学传统，主张废除对学生的体罚，采取因人施教、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力主革除男女有别的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学生同桌读书；将周会改为同乐会，举办舞蹈、演讲、讲故事等活动，深受学生欢迎。

1933年11月，因倾慕陶行知，盛震叔到其开办的上海工学团任教，并对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论奉为至理，身体力行。在上海教学期间，他结识了许多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如王洞若等同志，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时的上海，蒋介石已叛变革命，为配合其反革命军事围剿，强化法西斯专政，对白区的进步文化和爱国民主运动加紧镇压。党在上海的中央局及其下属机关遭到破坏，幸存的组织和团体不得不向周边及其他地区转移。盛震叔也跟随组织离开上海，到广东大埔县立二中任考核部主任。每年寒暑假，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回上海工学团通报情况，和进步人士一起生活，上海工学团则把他当作驻外地贯彻“生活教育”的实践者。

1935年，盛震叔从广东转入广西，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任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编辑，并在院办的学习班兼任讲师，向学生讲哲学、唯物论，宣传进步思想。在其影响下，大多数学员成了共青团员，有的加入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时，他还和同事杭苇一起发起成立“拉丁化新文学研究会”；积极参与地下党领导的新文学运动。在抗战前，地下党领导的新文学运动是团结和教育组织进步青年的重要手段，在学生、工人中影响较大。但在国民党直接统治区是禁止的，因广西当局为摆脱南京蒋介石政府控制而承认了该进步组织，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利用敌人这一矛盾，团结党外进步力量开展各种活动。翌年，广西当局迫于南京政府压力，镇压进步活动。教育厅长兼教育学院院长、爱国民主人士雷沛鸿被免职，研究院停办。盛震叔根据地下党指示，离开广西返回上海。 此时困扰盛震叔的已不仅仅是教育与现实的矛盾问题，在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引起他思索的是国家的前途问题。他不再满足于只忠实地贯彻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开始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社会活动中，他参加了“国难教育社”，从思想上组织上投身革命。在上海，他一面协助方与严老师筹办《成城出版社》，并为《少年知识》杂志撰稿，一面又广泛接触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当国民党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七君子。

投身敌后抗日的文化人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盛震叔积极投身上海抗日救亡行动。1937年9月，盛震叔随薜暮桥等党的领导人转移到江西南昌，筹办“农村合作出版社”。12月，新建的新四军军部从武汉移驻南昌，盛震叔被任命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秘书。此时，上海沦陷，京沪杭各地许多文化艺术团体以及知名人士，相继撤到南昌，要求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给予支持。他的热情接待，让许多人对这个不穿军装的新四军年轻战士留下深刻的印象。1938年10月，省主席黄绍竑接受物产调整处视察员张鍚昌（中共党员）提议：云和、龙泉、遂昌三县建立“经济实验县”，把这些县首先建成抗日救亡的战略基地。在实施改组县政府时，一批共产党和进步青年分别担任这三个县的政府要职。盛震叔根据军部驻赣办事处的安排，出任遂昌县教育科长。1939年1月，由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CC派系向省主席黄绍竑施压，三县被迫改组，进步力量撤离。盛震叔由中共浙西特委于潜地区党的负责人贺千秋安排，撤离遂昌，转入浙西任《民族日报》采访部主任和《民族周报》主编。当时，省政工队二大队一中队中共特支党员徐珍（贝纹）、王致和在黄湖等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农民、手工业工人中培养积极分子，因发展地下党员的工作出色引起行署怀疑，指名调回天目山软禁。盛震叔受中共浙西特委之托，以报社周刊人员紧缺为由，让徐珍、王致和到报社做内勤工作，并以自己一家三口性命为其担保，才使徐珍（贝纹）、王致和同志得到保护。1940年6月，浙西反共逆流此起彼伏，盛震叔在《民族日报》的工作已无法坚持，根据上海地下党的意见，盛震叔和部分同志迅速撤回上海。 在上海，盛震叔一面为由苏联驻沪领事馆支持、张宗麟等主持出版的进步刊物《上海周刊》撰稿，并利用亲属关系将刊物邮寄海外，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一面在英法租界的私立储能中学和英国教会所办的麦伦中学任教。这两所中学均由当时的进步人士领导，师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解放前被誉为中等中学中的民主堡垒。盛震叔的家也成为进步师生聚会场所。有的学生在投奔解放区之前，为避免家庭发现阻拦，往往先把行李放在他家，伺机出发。还有些分散在各地的原浙江政工队的同志，也先后来到上海找盛震叔，并通过他的关系转赴解放区。1942年春节前夕，皖南事变中被俘、从上饶集中营逃脱的知名画家赖少其（曾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和邵宇（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顾问、全国文联常委）突然来到上海找盛震叔，当时上海已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盛与赖、邵两人素不相识，仅凭口头被告知是某地下党同志介绍而来。盛震叔不顾个人安危，冒险接待，同时为他们筹措去苏中根据地的盘费。赖少其到达苏中之后，曾在报上发表过《海上忆盛君》一文，记述在上海时与盛震叔接触的那段日子。另外，盛震叔出于对青年的期望，趁赖、邵在他家时，冒着风险邀请一批进步学生到家中听他们讲述皖南事变和上饶集中营的真相，对学生的教育极其深刻。 1945年1月，经上海党组织安排，盛震叔赴苏南二专署，被任命为三川中学校长。同年9月，由金新、陆平东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0月，随新四军北撤，在苏鲁地区先后出任建设大学队委主任、山东大学讲师和预料主任。这两所大学学员多为来自白区的进步青年和解放区的地方干部，主要为解放战争和国家建设培养人才，都是抗大式学校。后又任维坊市教育局副局长兼总支书记。1949年初，盛震叔调南下纵队任中队长，随军挺进上海，参与完成接管上海市中小学工作。上海市人民政府建立后，盛震叔被分配到市教育局，先后任秘书室主任、职工教育处处长。1955年4月，正当组织希望盛震叔在职工教育上更有作为时，时年43岁的他，英年早逝，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