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名人陆费逵介绍
陆费逵（1886年－1941年），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幼名沧生，笔名有飞、冥飞、白等。浙江桐乡人，生于陕西汉中。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墀后裔。
光绪三十年（1904），开办书店，三十一年秋接办《楚报》，任主笔。三个月后，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书店）经理。参加筹建上海书业商会。三十四年，进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后任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
民国元年（1912），创办中华书局，任局长、总经理，主持业务达三十年。先后出版《中华大字典》《辞海》，重印《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著有《教育文存》《青年修养杂谈》《妇女问题杂谈》和教科书多种。
陆费逵人物生平
提起陆费逵先生，以前年轻一辈大都茫然无知。但说到中华书局，恐怕只要是上过几年学、读过几本书的人都知道这家声誉卓著的大书局。因为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哺育和影响了中国几代文化人，港台乃至东南亚华人社会，一提到中国文化，就要联想到中华书局。
近百年来，中华书局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然而有许多读书人却不知道中华书局的创始人和前期负责人就是这位陆费逵先生。
他的曾祖陆费墀为清朝翰林院编修，历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副总裁等。并且按辈份是张爱玲女士的表叔（陆母是张爱玲奶奶的堂姐妹）。
陆费逵出生于满清王朝腐败没落，中华民族深受西方列强欺凌压迫，国内有识之士都争相寻求救国之道的时代。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陆费逵入南昌英语学塾附设日文专修科就读。由于他从小受新思想影响，倾向革命。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春，陆费逵到武昌，次年，与友人合股1500元，在武昌横街开办了新学界书店，自任经理，出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并于1905年春参加革命党人的日知会组织，参与革命活动，任评议员，后来加入同盟会。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秋，陆费逵辞新学界书店经理，任汉口《楚报》主笔，同年底，因抨击时政，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主笔张汉杰被捕，陆费逵被通缉，《楚报》遭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封，陆费逵逃至上海，受聘为昌明公司上海支店（书店）经理兼编辑。
逃往上海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冬，陆费逵任上海文明书局职员兼文明小学校长。之后陆费逵开始在出版界崭露才华。先入昌明司上海书店、文明书局任经理、襄理兼编辑。清光绪三十四年（清宣统元年，公元1908年）秋，陆费逵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次年春，升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讲义部主任，在《教育杂志》上连续撰文，宣传教育救国论，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者并重。其议论思想新颖，富有新精神，在上海倾动一时。
1909年1月，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缩短在学年限》一文，主张学生缩短在学年限，减少课时和注重实利教育，这是中国主张新学制之始，同时，他还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1912年元旦伊始，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陆费逵起草发表《中华书局宣言书》刊于《申报》上，说明书局宗旨：“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不久，陆费逵“遵教育部通令”出版《新中华教科书》，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书打着“教科书革命”旗号，鲜明地提出“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1912年1月，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发展献计献策，并得到教育部长蔡元培采纳而先后施行。
1918年秋，年秋，他与人组织灵学会，设盛德坛，提倡振兴佛教，主张以佛教为“精神教育”。陆还受教育部委托，在上海提倡国语运动。1921年前后，他参加国语推行会，创办国语专修学校，印行国音课本，制造国语留声片等，热心提倡白话文。
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他创刊并主持笔政的《教育杂志》是中国最早一批教育专业刊物。 该刊以“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为宗旨，发表了许多教育改革和文字改的文章，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近代化作出了很大贡献。以陆费逵又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之一。他的重视教育，不仅有一整套教育改革的理论和思想，同时积极实践，亲自编纂各类新的教科书，还不时兼任校长、开办补习所等。
辛亥革命成功，大大激发了陆费逵施展抱负的热情。遂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建了中华书局，任经理。
先生志愿改进我国教育，颇多贡献。南京临时政府改革学制，即出先生手笔。今日盛倡之职业教育，亦首见先生之著作，近年主张中小学分轨及师范教育独立，亦为当局采用。
他办中华书局后，提出了“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首先发行中华小学及中学教科书。《中华教科书》体例新颖，风行一时。民国初年，《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市场，达到了日间摆出，未晚即售完，架上无隔宿之书的地步。陆费逵新编的《中华教科书》既满足了当时教育改革的需要，也为中华书局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改组书局为股份公司，陆费逵任局长。其间，先后出版《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大中华》等刊物，遂成为国内第二家华商大书局。
作为一家完全华商自办的民营出版企业，在旧中国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有来自各方面的势力牵制和威胁着它的生存和发展。但在陆费逵带领下，中华书局几度摆脱困境，并使其发展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两家民营出版企业之一，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南京国民政权建立后，陆费逵积极推举孔祥熙为中华书局董事。
至抗日战争前，中华书局资本已达四百万元，年营业额约千万元，全国各地设有分局四十馀处。仅上海、香港两厂职工已达三千馀人。书局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印刷设计之新，当时号称远东第一。
在陆费逵主持下，中华书局先后编辑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刊印《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图书。总计出版各种书籍达二万册，深受学术界、教育界欢迎。
随著书局的日益发展，陆费逵声誉益著，成为全国出版界的巨擘，故被推选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等职。抗战开始，他还连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局。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图谋杀害著名爱国人士，陆费逵获悉，即离开上海去了香港。他在香港主持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工作多年，积极赶印书籍，供应抗战后方。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艰难的抗战期间，7月9日，住在九龙寓所的陆费逵突患脑溢血，病逝于香港中华书局总经理任上，终年五十六岁。
陆费逵先生虽作古已半个多世纪，但他创办的中华书局不但还在，而且有了新的繁荣和发展。作为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宗旨的文史哲专业出版社，如今的文史哲读者几乎没有—个不偏爱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在老一辈文化人心目中，陆费逵先生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始终有其崇高的地位。他正如一座名山，愈是距离我们愈远，则愈见其不可企及。
陆费逵人物轶事
陆费逵幼时只受五年母教，一年父教，一年师教，十七岁就独力自修。十七岁在南昌创正蒙学堂，十九岁创办新学界书店于武昌。二十岁任汉口《楚报》主笔，因言论触犯当局，致该报被迫停刊，转至上海任昌明书店经理。二十一岁入文明书店任编辑；又二年，为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长及《教育杂志》编辑。
陆费逵的成功，除了少年时期的奋斗以外，他的深远的眼光也是一种要素。辛亥革命爆发，他料到清朝必被推翻，民国即将成立，便集合同志筹备新教科书，以适合新的需要，于民国元年元旦创立中华书局，发行中华教科书，风行一时。之后的五、六年，他料到中国法币政策必然推行，于是注重钞票的印刷，书局营业更能蒸蒸日上。先生在《新中华》创刊号中，复撰有《备战》一文，认为中国对外战事发生，必须长期作战，因而主张就军事、民食、交通三方面积极准备，其意见颇能与政府当时设施暗合。
在《我的青年时代》一文中，陆费逵曾评述自己的自学精神：“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到十三岁，读过《四书》《诗经》《书经》《易经》《左传》《唐诗三百首》六部书，没有造过句，没有作过文。因为先母主张多读多看，反对挖空心思作八股，并反对作疏空的论说；却学过珠算，看过《纲鉴》，我十三岁正是戊戌年，我那时勉强能看日报和时务报，有点新思想了，和先父的思想不免冲突；先母却赞成我的主张，于是便不照老式子读书，自己研究古文、地理，后来居然自习算学，并读格致书了。那时随侍在南昌，有一个阅书报社开办，我隔日去一次，午前九时去，午后五时出来。带一点大饼馒头作午餐。初时尚有阅者二、三十人，后来常常只剩我一人，管理员也熟了。他便将钥匙交给我，五大间藏书，好像是我的了……照这样做了三年，学问渐渐进步，文理渐渐通顺，常识渐渐丰富。十七岁——实在未满十六岁——便教书。从十七岁到二十六岁，每日早六时至八时，一定自修，晚间也差不多总是自修或编著。”
正是这种勤勉，让陆费逵终成大家。
陆费逵在中华书局任职三十年，除手编中华教科书、出版期刊外，还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重印）等要籍，总计出版各种书籍两万种以上。
陆费逵著有《教育文存》五卷，《青年修养杂读》和《妇女问题杂谈》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上曾有人将陆费逵和爱迪生、高尔基、叶澄衷、杨斯盛放在一起，认为是自学成材的典范。
陆费逵补充介绍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生于陕西南郑(今汉中市汉台区)。五岁起由母亲吴氏教读。六岁时随家迁南昌，仍由母亲教读。戊戌维新时，13岁的陆费逵受变法图强思想影响，自学新书和《时务报》。常与其父发生冲突。幸得其母支持，开始自学古文、史地和算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应他在南昌的日文教师、后到武昌任教的吕烈煌之邀前往江城。次年开办新学界书店，销售《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籍，并写成《-穆传》，借以抒发自己的反清思想。三十一年(1905)春，参与发起组织日知会，任评议会评议员，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同年辞去书店经理职务，任汉口《楚报》记者、主笔，因著文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楚报》被张之洞查封，陆费逵潜往上海，任昌明(出版)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发表《论设字母学堂》等改良文字的文章。他参与发起成立上海书业商会，任评议员兼书记。三十二年(1906)冬进文明书局，襄助经理办事并任员，兼任文明小学校校长，同时主编上海书业商会办的《图书日报》。三十三年(1907)春，陆费逵在《南方报》发表文章，批评清政府图书局编印的初小国文、修身等教科书不合儿童心理，遂下决心自编初等小学教科书。这套包括国文、算术、修身课的新编教科书于次年由文明书局出齐，在教育界很有影响。三十四年(1908)秋应聘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员。
次年春升任出版部部长兼交通部部长和师范讲义社主任，创办并主持我国第一个教育专业刊物《教育杂志》笔政，曾多次撰文宣传“教育得道，则其国昌盛”的思想，并倡议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提出统一语音、简化汉字、采用俗体字等重要意见。清宣统三年(1911)中国教育会在北京成立，陆为之起草章程，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者并重。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预料革命定能成功，教科书亦应有大改革。于是，他与友人戴克敦、陈寅、沈颐、沈季方等决定另创办新的书局，加紧编写教科书。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在上海正式成立。
中华书局创办时，资本共2.5万元，员及办事员十余人，陆费逵任局长、法人代表，主持全盘业务；戴、陈分任长和事务长。他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和商务印书馆展开竞争，新出版的“中华小学教科书”、“中华中学教科书”风行全国。1913年，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局，仍由陆费逵任局长，沈知方为副局长，计划增资100万元，并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与当地绅商协议，合资设立中华书局分局。他还亲自前往日本考察出版、印刷业务，回国后大力加强管理，改进营业。从此，中华书局的营业更加蒸蒸日上，股金连年增加。1914年，中华书局又在福州、成都、昆明等地增设分局，并出版《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和《中华妇女界》等刊物。同时还自办印刷所，添购机器，新设总厂，增加发行所。到1916年，分局增至40余处，印刷所拥有大小机器数百台，职工千余名；1917年股金增至160万元，成为国内第二家华商大书局。为此，陆费逵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曾说：“我在民国元年本局刚开办的时候，忙得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当时一面办事，一面啃冷面包。”
中华书局因扩大太快，以致现金周转不灵，1917年6月几至停业。这时，又有人雪上加霜，控告陆费逵挪用资金。陆费逵曾被关进牢房。后经法院判决，把中华书局印刷厂机器抵押给信业银行，使总厂关门，才被释放。出狱后，中华书局拟与商务印书馆合并，因条件太苛未成。当时，有人请陆费逵去教育部工作，也有人请他出任《新闻报》主笔，他都未应允，决心把中华书局办下去。嗣后，经多方投资，中华书局董事局改组，陆费逵辞去董事局局长职务，以司理名义处理业务，他仍然尽职尽责。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经过扩充设备，营业重获发展，并由局长负责制改为总经理负责制，陆费逵被董事会聘为总经理，后又兼所所长，1922年又兼任中华书局同人进德会会长、中华书局同人储蓄寿险团团长。此间，中华书局在他的主持下创办了《解放与改造》《中华英文周报》和《中华书商月报》等，出版了“新教育国语教科书”等，在常德、衡阳、九江、芜湖、徐州、青岛、张家口及兰州等地增设分局，资本增至200万元；1927年又在香港增设了分局，规模更大。
陆费逵在主持中华书局时，不仅重视出版书刊的经营利润，更重视出版人的道德修养。他曾撰文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出版人“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籍，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收获的利益，定非浅鲜；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是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杀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中华书局自创办至此20余年，虽屡经挫折，但都危而复安，且不断发展壮大，陆费逵这种正确的出版观，是起了决定作用的。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陆曾希图在这个政权的庇护下，大力发展中华书局。为了依靠实业部部长孔祥熙，陆推举孔为中华书局董事长。然而，孔并没有给中华书局带来多少“庇护”。要发展，还得靠自己的努力。1932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扩充印刷所，大规模承印国民政府有价证券及小额钞票。时商务印书馆在上海“一·二八”的战火中遭受重大损失。中华书局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业务更加发展，年营业额达400万元。1936年中华书局又在香港设立印刷分厂。同年，陆费逵担任了中华书局的董事长。1937年春，中华书局的职工已达3000余人，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年营业额约1000万元。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陆费逵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的谈话会。不久，“八一三”事变爆发，他深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多次撰文主张一致对外，长期抗战。他曾赴书业公会开会，决定中华书局认救国捐5万元。9月，中华书局上海总局和所停业，陆决定将大部分职工遣散，把部分机器运至内地，将总局迁往昆明。同时将局属保安实业公司迁往香港，加强国防用具生产。11月，陆离沪赴港，主持香港分局及南方各分局营业事宜，出版各种进步书籍，供应抗战后方。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后，他连任第一、第二届国民参政员。
陆费逵经营中华书局三十余年，先后出版了竹简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等颇有影响的著作，重印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著作，总计出版各种书籍近两万种，对中国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中华书局的日益发展，他的声誉日著，成为中国出版界的巨擘。不仅如此，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十分重视，一贯主张教育救国。1921年前后，他参加国语推行会，创办国语专科学校，印行国语课本；1929年，他在上海新办中华教育用具厂，制造教学仪器；1940年4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上，提出了《改良国语教育案》，提议将小学国语科分为读本、会话、作文、习字四组，受到与会者的赞同，并经大会一致通过。在他的著作中，有关教育的有《教育文存》五卷和《世界之教育》《青年教育杂谈》《国民修养杂谈》以及教科书50余种。1941年7月9日，陆费逵逝世于香港九龙寓所。同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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