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名人刘节介绍
刘节，原名翰香，字子植。求学期间，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刘节人生经历
1928年刘节自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应聘到南开大学任讲师。三十年代初，任河南大学教授。不久，去北京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1935年以后又任教于燕京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浙江大学、成都金陵大学任教。1940年至1944年间，索居于重庆南岸中央大学，专心于古代史研究，生活极其艰苦而失志不移。1946年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五十年代初，任中山的大学历史系主任。1953年杨荣国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一年后，“反客为主”，取刘节之历史系主任而代之。从此，刘节教授执教于中山大学，直至1977年辞世。
刘节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所迷惑，他通过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掌握丰富的古文字学、古金石学，上自龟甲兽骨、殷周铜器陶器上的甲骨铭文，下至秦篆汉隶，六朝碑帖，严加辨析，考释精当。1927年在研究院学习时，写成《洪范疏证》。他成功地运用比较归纳方法，广引先秦典籍及青铜器铭文考辨分析，举出篇中“皇”字之训义、韵语的协韵规则等项确证，论证其撰成必在战国时期，此说后来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梁启超认为，我国的古籍“以《尚书》为最纠纷难理。《洪范》问题之提出，则自刘君此文始”，“可供全世界学者之论难”。”次年作《好大王碑考释》，征引包括历史学、地理学、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考古学等门类的典籍及朝、日文献，详密地考证高句丽国好大王在半岛上扩张过程中有关的国家、部族、城邑、山川的地理位置，以及部族渊源和活动范围等，成绩大大超过前人。1943年著《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发掘出《管子》书中的《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四篇是宋钘一派的著述，并系统地探讨其“白心”说的内容、体系、渊源和演进途径，很受学术界的重视。此后，著有《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中国语言史》，并为顾颉领刚的《古史辨》第5册，撰写《序言》建国后发表于报刊上的专论，汇辑成《古史考存》一、二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古史考存》一书，为其主要考证文章之结集。建国后，刘节先生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曾撰《西周社会性质》等多篇长文，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并论述由低级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过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一贯性等带规律性问题。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1977年7月21日，刘节因患喉癌不治而辞世，终年76岁。
周梦江有《刘节传略》。《刘节日记（1939-1977）》（上下），刘节著，刘显曾整理，大象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刘节补充介绍
刘节，号子植，浙江永嘉人。其父刘景晨，民国初年曾任知县。
民国15年（1926），刘节由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随名师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学习，发表《洪范疏证》和《好大王碑考释》，在古史研究方面崭露头角。《洪范》是《尚书》中的一篇，刘节对其著作年代提出疑问，为之疏证，得出《洪范》的著作年代，在《王制》编成至《吕氏春秋》成书之间的推断。《好大王碑考释》对朝鲜古代史和古代地理的考证和推断，成就超过了前人。
民国17年（1928）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大学任讲师。民国19年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翌年回到北平，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金石部主任，民国24年转到燕京大学任教。在北平时，他继续从事古器物和古文献的考释工作，成果有《周南召南考》、《古邢国考》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上海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后来又到成都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任职。民国29年（1940）秋至民国33年，他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仍然治学不辍，其《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等专著，都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论证了中国从初民社会起就都有图腾组织，中国古代是从图腾社会发展为有姓氏制度的城邦，再由有姓氏的奴隶社会发展为初期封建社会。在重庆几年，刘节还写了考证《诗经》、考释诸子的文章，如《老子考》等。
民国33年（1944），入中央大学任教。民国35年南下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继续对中国古代氏族、部族历史进行研究。其《麦氏四器考》论证了麦氏与牟菜、微卢、苗黎族的关系，认为他们都是出于古代的貊貉族。翌年写成《释嬴》，证明黄帝的传说源于嬴氏部族；黄帝，实为嬴图腾部族之转化。
在探讨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同时，刘节重视对中国古代语言史的研究。他对金石学、音韵学、训诂学的造诣很深。上自甲骨文字、古金文字和古陶文，下至秦篆汉隶、六朝隋唐碑帖上的别体字、异体字，无不博览精研。他著有《广韵声类》一书，考明古代声类分合的关系。后又再撰《言语古物学》等文章。1949年写出《古代成语分析举例》一文，分析了中国古代语词的特点。他认为，语言中最基本的东西有两样：语根和语法。从语根可以发现古代人的名物制度，从语法则可发现古代人的意识形态。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他继续留在中山大学任教。1950年至1954年任历史系主任。他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先后开出《中国通史》、《殷周史》、《中国古代史学史》等多门课程，并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讲《左传》。他治学孜孜不倦，同时积极参加史学界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先后发表了大量论文，如《西周的社会性质》、《曹操对于改造社会制度方面的贡献》、《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孔子的“唯仁论”》、《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等，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历史观点。
刘节为人耿直。在学术问题上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五六十年代浓厚的“左”的氛围条件下，他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次批评，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教学科研工作。1977年7月因病在广州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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