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公诚

刘公诚人物生平

刘公诚，原名刘念悌，1914年10月出生于上海，浙江省定海(今舟山)人。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系著名爱国实业家刘鸿生第六子，原全国政协委员刘念义和原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刘念智六弟。

1931年（民国20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附中，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后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留学。1937年（民国26年）正当其准备毕业论文时，七七事变爆发，在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毅然放弃学业，7月9日返回祖国。他带着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写给周恩来、王明的介绍信，1938年（民国27年）辗转到达延安。周恩来接见了刘公诚，给予他热情的鼓励，赞扬他的爱国精神。

投身革命后，组织上给刘公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上海帮助其父刘鸿生摆脱日军的胁迫，撤离上海“孤岛”，同时为革命根据地购置一批所需的药品器材。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刘鸿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和抗战伤兵救护会会长，组织民众和率领全家男子冒着日军炮火上前线救护抗日将士。上海沦陷后，刘鸿生和他的庞大家业一起留在上海，日本军军部鉴于刘鸿生在上海工商界的地位和名望，曾多次胁迫他担任伪商会会长，但均遭严词拒绝。1938年年初，刘公诚辗转香港来到上海后，耐心说服其父，随后躲开日军的监控，于1938年6月某一天的深夜，悄悄登上“俄罗斯皇后号”客轮去了香港，脱离了险境。又在其父支持下，购置了一批药品器材，借用中国红十字会名义，设法运往延安。

返回延安，刘公诚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时也给学员讲授日本概论课程。1938年年9月刘公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分配到敌军工作训练班当日语教员。翌年5月，被派往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为筹集办院资金，他利用其父刘鸿生的关系，去重庆募捐，为工作需要，改名刘公诚，表示自己“以公诚之心报效祖国”之志。当时，刘鸿生已从香港来到重庆创办实业。刘公诚这时的公开身份是其父所办工厂的职员，他以此为掩护完成党所交给的秘密任务，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将募得的一笔巨款交给延安，为革命根据地培训干部和发展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公诚自己则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十八集团军钱之光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曾任贵阳中国火柴原料厂工程师、代厂长。

1945年（民国34年），刘公诚经组织同意，赴美国国家标准局等单位学习水泥生产工艺和设备制造技术。1947年（民国36年）回国后，在其父创办的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水泥厂前身，1920年创办），担任水泥厂厂长。他以资本家的身份，同时又以中共党员的立场，在当时斗争十分激烈时刻，暗中保护一些进步工人。1949年（民国38年），在国民党军溃逃时，他以身作则，日夜留厂，与职工一起坚守岗位，保全设备，以一个完整的水泥厂迎接上海的解放。

上海解放后，刘公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继续以工商业者的身份，开展统战工作。1952年，他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该会中央常委。抗美援朝时，他动员工商界人士捐钱捐物，仅上海水泥界就捐了5架战斗机。在工商业改造运动中，动员父亲争取对自家的企业尽早实行公私合营，起带头作用，推进上海工商界顺利完成改造任务。1954年7月1日，上海水泥厂公私合营后，他继任厂长。在此期间，刘公诚研制成功抗冻性、和易性好的引气水泥，首创粉煤灰水泥，使水泥产量提高25～30%。在上海工作时，他被推选为上海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上海水泥工业同业公会主任。

1956年，刘公诚调往北京，担任国家建材部门的技术领导工作，历任建筑材料工业部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物化室主任，水泥室副主任，水泥研究所副所长，建材技术情报标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副总经理，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顾问等职。在此期间，刘公诚亲自动手筹办仪器设备，规划学科设置，培训人才，创建中国第一个水泥物化室，取得多方面科研成果，发明了自应力铝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和铁铝酸盐水泥，使当时中国在水泥新品种科研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刘公诚是新中国水泥物化理论的奠基人，他对建材工业发展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意见，由于他贡献突出而获国家嘉奖。1986年，他以国家建材局科委副主任身份，参加上海水泥厂技术改造方案论证会，在他的支持和专家的论证下，停建一座湿法窑，改为引进丹麦一条日产2000吨干法生产线，使上海水泥厂的生产技术取得显著进步。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公诚遭到严重迫害，他忍辱负重，不说出自己的共产党员政治身份。直到1979年底，刘澜涛同志代表中央统战部公开宣布他和沙千里、胡愈之等人的中共党员身份，他的党员身份才公之于世。刘公诚曾两次被评为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硅酸盐学会第三届理事，中国标准化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民建第三至五届中央常委。

1991年2月25日，刘公诚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刘公诚同志病逝后，根据他的遗愿和家属要求，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并捐献遗体作病理研究。

刘公诚人物经历

一、出身豪门

刘公诚父亲刘鸿生是民国时期上海十里洋场数一数二的大富商，也是中国民族工业史上著名的爱国民族实业家。除创建火柴厂、纺织厂和水泥厂等实业外，他还开办仓库、码头和银行等服务业。刘鸿生一时被传称为“火柴大王”、“企业大王”；也有人说，谁若在上海不知道刘鸿生，等于是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可见，当时他在上海的名声显赫。

刘鸿生创办了宏大的家业，同时托起一个阔绰的家庭。他在上海的家设在一座占地15亩的刘家花园别墅里，家中佣人成群，出门保镖相随。家人平时购物不去一般商店，定期到供应欧美精品的永安公司，而且都在打烊以后。每当刘家汽车开到永安公司门口时，整个商场灯火通明，经理和营业员各就各位，都专为刘氏一家加班相迎。刘念悌就出生在这样—个家庭里，儿子中排行第六。

在刘念悌出生满月的宴庆会上，刘鸿生向到会的亲朋好友将这位新生的宝宝介绍为：“我的一条龙”，不加掩饰地表露出自己喜悦的心情与“望子成龙”的殷切期盼。刘鸿生深知“富不过三代”的道理，所以对刘念悌的管教从孩提时代起就特别严厉。聘请家庭名师，督导勤奋学习、遵守家规。在生活上绝不允许浪费奢侈，每月给1元零用钱，1分也不多给。刘家逢年过节都要向社会行善，每到旧历年末，要向穷人发粥票，凭一张票可到慈善机关领到一碗白粥。刘念悌经常跟着母亲出去散发粥票，目睹大批衣衫褴楼的穷苦人为了一张粥票而你争我夺，在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了社会不平的印象，产生了对穷苦人的同情心。严格的家庭教育使刘念悌养成诚实、勤奋、正直和节俭的品德，在家庭的行善活动中使他了解到旧社会人问不平等的一角，这些对他的人生道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就读名校

刘念悌14岁时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高中。圣约翰大学是由美国教会圣公会于1906年在圣约翰书院的基础上创办的,后来又附设了中等学校。当时一些社会名流和达官贵人都愿将子弟送到这里就读，因此这个学校就成了上海市著名的贵族学校。父亲刘鸿生在青年时代曾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功成名就后捐巨款为该校修建一个设施齐全的现代体育馆。刘念悌与圣约翰大学还有这样一段父辈的历史情结。

在这所学校里，文化氛围比较活跃，可以读到各种思想的报章杂志。刘念悌十分喜爱阅读邹韬奋先生主办的《生活周刊》，深受教育，渐渐萌发出纯真朴实的爱国主义思想。经同学介绍，他在学校参加了《同志合作社》，这是一个以爱国、救国为宗旨的学生群众社团。在这里，刘念悌阅读到许多进步书籍，和同学们一起经常讨论各种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讨论中，他认为朱德、毛泽东的革命道路能为穷人打天下，可以消除人间的不平等，十分符合自己的心意，从此在年轻的心灵上产生出对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的特别崇敬，深深地埋下了走向革命的“种子”。当时，在上海各处都是洋货充斥市场，从火柴到卫生纸都是外国货。《同志合作社》的同学们常常议论此事，对此都愤愤不平。在一次集会上，有位同学提议在学校开办一个国货商店，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拥护国货，抵制洋货，获得了大家的响应。刘念悌自告奋勇地提出自己负责筹措开店的资金，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筹得银洋三百元。从此，一个具有爱国色彩的国货店在圣约翰大学校园内破天荒地诞生。同学们都轮流值班售货，刘念悌在腰间围起白裙，也当起了售货员。国货店轰动了整个校园，天天顾客盈门，日日生意兴隆，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刘念悌从这里已开始有了爱国主义的行动表现。

1931年刘念悌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这个学校有一个特殊的创办过程。清朝义和团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出兵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该条约除划分列强各国在中国驻军范围等丧权辱国的内容外，还规定清政府须向各国支付一笔数额空前巨大的“赔款”，该“赔款”习惯上称之为“庚子赔款”。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中分得的部分银两退还给清政府，同时规定将这笔钱用于派遣学生赴美国留学。为处理利用“庚子赔款”派遣赴美留学事宜，清政府于1909年成立了专门行政机构，即游美学务处。该处下设游美肆业馆，具体办理选拔和派遣等事务工作。为使学生赴美后能很快适应美国的学制和教学方式，游美学务处决定将肆业馆改为学堂，在这里对学生进行学前培训。1911年正式成立学堂，定名为清华学堂，这是一所典型的留美预备学校。学堂当时聘用了18位美籍教师，除中文外都由美籍教师授课，教学上完全照搬美国学校的制度。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继续发挥留美预备学校的功能。192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决定将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由留美预备学校改成国家的高等学校，清华学校有关派遣留美学生的任务转由教育部统一筹划。大学的领导和教师大都聘自美国学有成就的留美中国学者，学校主要采用美国大学的教学制度和方式，加之其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发展经历，所以国立清华大学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为全国的著名高等学府。刘念悌进入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就读，从此决定了他的后半生与水泥工业有着不解之缘。

父亲刘鸿生的一位日本知己好友，见到刘念悌品学兼优，十分赏识，认为是一位难得的可造之才，于是极力主张刘鸿生将他送往日本深造。在父亲的督导下，1935年刘念悌在清华大学尚未毕业就东渡日本，考入日本国立帝国大学学习。该学校后来改名为国立东京大学，是日本的最高学府，出了许多日本国的政府高官和社会名流，在日本学界有着极高威望，日本青年都以成为该校学生而荣耀。刘念悌在帝国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同时研究日本的政治和经济，还常常与同学们研讨中国的时局，接受进步思想。

刘念悌在青年时代有着优良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经历，这不仅使他打下了坚实的外文和专业知识基础，而且还培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

三、投身革命

1937年7月7日，北京爆发日本军队全面侵占中国领土的“卢沟桥事变”。在日本的中国进步留学生个个义愤填膺，采用各种方式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部分留学生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刘念悌此时正在准备大学毕业论文，眼见祖国正在被日军铁蹄所蹂躏，处在存亡危机之中，爱国热情涌上心头，顿时热血沸腾，心急如焚，再也无法留在日本继续学业，毅然放弃获得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文凭的机会，于7月9日匆匆搭船返回祖国，准备参加抗战。

刘念悌在中学时代就十分敬慕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在大学和留学时期，一直关注着这两位伟人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断阅读革命进步书籍。从日本回国后，他耳闻目睹中国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认为救中国的惟一希望只能寄托于朱总司令和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于是决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刘念悌带着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给周恩来同志介绍自己参加革命的信件，从上海出发，经武汉到达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提出了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申请。办事处工作人员从登记表上看出他是富家子弟，多次对他讲述延安生活艰苦，革命工作有生命危险，劝他三思而后行。刘念悌参加革命的决心毫不动摇，天天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表示自己的心愿，坚持留在西安等待。半个月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意把他送往延安。经过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历尽各种艰辛，于1937年冬天终于到达目的地。为表示要以公诚之心报效祖国，他特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公诚。

刘公诚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后，得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热情鼓励。一个大实业家的儿子和年轻的日本留学生，抛弃了优越富裕的家庭生活条件，不怕艰苦和牺牲，投奔革命，这一义举在全国抗日青年中产生巨大影响，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不少青年以刘公诚为榜样走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一个秋天，刘公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斗争需要，整个入党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在秘密的入党宣誓仪式上，刘公诚激动得掉下了热泪，举起紧握的拳头，发出深藏内心的誓言：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要为中国革命事业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终生奋斗。

入党后不久，刘公诚被派往民国政府陪都重庆市工作。此时，父亲刘鸿生已由香港转往重庆，到敌后创办实业。刘公诚到重庆后即向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在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按党领导指示，他在重庆为刚开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募得一笔巨款，延安自然科学院就是国家重点高等院校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从这里培养出了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

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在父亲的安排下，刘公诚赴美国学习化学工程专业技术。水泥生产技术属化学工程中的一个科目。恰好美国一家水泥公司愿意接受进修，从此他开始了从事水泥专业的生涯。

1947年，刘公诚在美国学成后回到上海，在父亲创办的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龙华工厂担任厂长，以资本家的身份组织水泥生产，又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开展革命工作。在这期间，他利用厂长的合法身份和家庭关系，保护了不少上海中共地下工作者脱离危险，成功地掩护过前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在解放前夕领导上海市的地下革命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国民党军队进驻龙华工厂，修筑工事，设岗放哨，企图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眼看水泥厂有毁于一旦的危险，工厂组织了以资方刘公诚和工会李夫廷为首的应变委员会与工人纠察队，开展护厂工作。在这危急时刻，不少高级职员打算离开工厂，看到刘公诚亲自留厂，昼夜值班参加护厂工作，也都留厂坚守岗位。刘公诚和工人们成功地保住了工厂，用一个完整的现代水泥工厂来迎接上海市的全部解放。

四、秘密党员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共地下党员纷纷暴露共产党员的政治面貌，一夜间，一个学生变成革命干部，一个工人变成军管会成员，一个公司职员变成市政府领导。然而，中共中央党组织为了便于在工商业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却要求刘公诚继续保持资本家身份，不公开中共党员的政治面貌。这样，刘公诚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国家中的一名秘密共产党员。

刘公诚在上海工商界非常活跃，团结进步人士开展各项活动，他有时参加工商界的话剧演出，还代表上海市工商界青年与著名京剧演员杜近芳等一道赴苏联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根据中共党组织授意，1952年，他在上海参加了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此后，其公开的身份除资本家外就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1956年，刘公诚被调往北京，到建材部水泥工业研究院从事专业工作，在民主建国会担任中央常委，开展党的统战工作。无论在上海，或是在北京，他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成绩。

解放后，资本家是剥削阶级，是改造的对象，群众都要与他们划清界限，防止“糖衣炮弹”的腐蚀。具有资本家身份的刘公诚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直是忍辱负重地工作，还受到了各种冤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公诚因为是资本家而成为批斗对象，被关进了牛棚，每天扫地擦厕所。刘公诚严守党的纪律，即使是对最亲近的妻子，也不透露自己的党员身份。造反派不知从哪里听到他是秘密党员的消息，把他抓到研究院试验厂的一间小屋里，进行挑灯夜审，要他交待秘密党员的事实。刘公诚守口如瓶，坚决不说。造反派气急败坏，兽性发作，对他严刑拷打，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依然坚贞不屈，严守秘密。造反派无可奈何，折磨到深更半夜只得将他放回家。从试验厂到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刘公诚拖着受伤的身躯，忍着剧痛，—瘸一拐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刘公诚的资本家身份还牵连到他的妻子和孩子。“文革”期间，其妻徐景淑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劳动中受到歧视和打击，心灵遭严重伤害。刘公诚总是对她说，这是个别人的行为，不代表党，以此进行安抚。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革命干部子弟有的去参军，有的到工厂，刘公诚的三个儿子，则不能参军，不能进工厂，连建设兵团的农场也不能去，后来去了内蒙古农村插队落户。让三个十岁刚出头的需要朝夕呵护的孩子，远离家庭到一个非常贫苦落后的地方去独立生活，作为他们的亲生父母，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是很难接受的。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做好一个秘密党员，刘公诚承受了许多不公正的遭遇。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0月，刘澜涛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式公布刘公诚中共党员的身份。他说，由于历史原因，刘公诚同志的中共党员身份才公开，他为党吃苦头，受委屈，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党是感谢的，人民是感谢的。此时，刘公诚做了30年秘密党员后，本人的政治身份一下子由资本家变成了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不失为一次传奇式的变化。

五、赤诚报国

刘公诚无论在做秘密党员时还是在公开党员身份后，始终都是按中共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克己奉公，勤俭节约，清正廉洁，赤诚报国。

1956年从上海水泥厂调到建材研究院工作后，按国家规定，工厂的工资额可保留（比同级人员高许多），可是他不拿保留工资，只领取研究院评定的一级工程师技术级的工资，将高出技术级别工资的200多元保留月工资如数交给国家。“文化大革命”期间，三个孩子在内蒙古农村插队落户，后来不少干部子弟“上山下乡”后从不同地区纷纷返回北京，可是他们因为是资本家的儿子而不能回京，刘公诚也没有找任何关系去为孩子作回京安排。“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调到建材部工作，组织上规定他上下班可以用小汽车接送，但他坦然放弃这种待遇，坚持乘公共汽车往返，以一介平民为乐。

刘公诚在生活上非常节俭，布衣粗饭，度过平生。就餐时若有剩饭剩菜，一定留着下顿再吃，绝不浪费。平时很少买新衣，经常穿孩子们不穿的衣服。接待外宾时，常穿过去的西装。不抽烟、不喝酒，社会上的高消费从不沾边。他对公务交往中的大吃大喝等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

刘公诚在工作中公私分明，为政清廉。写私人信件时，从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用公车办私事时，历来照章付款，十分认真。下厂蹲点时由于便秘，厂领导送一袋水果，他坚持付钱，毫不含糊。出差开会，会议上发的纪念品，他尽量推辞，推不掉的回来后全部交给党委。他对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出现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非常气愤。

刘公诚一生省吃俭用，从不向党组织提个人任何要求，却把自己的财产都献给了党和国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用个人积蓄捐献了一架战斗机。1956年，父亲刘鸿生逝世后，得到20多万元的遗产，在当时这是一笔惊人的巨款，他将这笔钱全部献给了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刘公诚将家中的珠宝首饰和珍贵文物也都交给了政府。不仅如此，后来他还动员妻子徐景淑女士将她父亲留下的14件家传古物都捐献给国家，这些古物都是稀世珍宝，有些属国家一、二级文物，后都珍藏在上海博物馆。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批斗，下放劳动改造，工资停发，每月只给20元生活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落实政策，工作单位补发工资五万多元，他把这笔巨款也全部交了党费。

六、专业有成

刘公诚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很高的外语水平，懂英文、日文和德文等多种外语，而且工作态度非常认真，凡事都要首先深入调查，然后悉心分析。为研究提出一个建议，往往彻夜不眠，为中国水泥事业尽心尽力，做出了许多贡献。

解放初期，他带领上海水泥厂的技术人员研制成功粉煤灰水泥，这是一个硅酸盐水泥新品种，开创了中国利用工业废渣制造水泥的先例，为中国水泥工业多品种多标号产品结构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开端。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水泥品种成为中国通用硅酸盐水泥六大品种之一。

刘公诚与父亲和兄长一起在上海水泥厂培养出一大批水泥专业管理和技术人才。从1953年开始，这些人才被大量调往中央建材管理部门机关、水泥设计和科研单位以及新建或扩建的水泥企业。如当时全国著名的重点企业大同水泥厂、湘乡水泥厂、巢湖水泥厂、中国水泥厂和湖州水泥厂等都调入了上海水泥厂的人才，他们在工厂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都发挥了主力作用。刘公诚作为上海水泥厂厂长，为共和国成立后水泥工业的快速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6年，刘公诚在水泥工业研究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水泥物化室。他亲自动手筹办仪器设备，建立实验室，培养各方面人才，规划学科设置，开辟了硅酸盐和铝酸盐两大类水泥的理论研究领域，确立了一系列物化测试方法，使物化室在水泥熟料化学和水化化学方面拥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在这基础上，水泥物化室在改进水泥技术和开发水泥品种方面取得很多科研成果，发明了自应力铝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和铁铝酸盐水泥，在水泥新品种的科学研究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20世纪70年代初，贵州某重型机器厂工地采用铝酸盐水泥混凝土制作的梁柱发生重大质量事故。建材研究院领导指定刘公诚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工厂工地进行调查研究，在实验室开展一系列物理化学测试，最终找出事故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工程补救办法，解决了事故问题，获得工程部门领导的称赞。通过这次事故的解决，刘公诚进一步总结出铝酸盐水泥在工程中合理的使用办法，这对今后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央建材主管部门领导将他借调到机关从事“小水泥”工作。从1971年到1977年，他参与多次全国“小水泥”现场会议的筹备工作。他冒着高温和粉尘，不怕艰苦和疲劳，常常深入企业现场作调查，对“小水泥”企业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革新成果和管理方法进行总结和提高，和其他同志们一起整理汇编成册，在会议上散发交流，用以指导“小水泥”企业的技术进步。刘公诚在我国“小水泥”的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和减少粉尘污染等方面都有显著业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公诚被正式调到建材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他在全国水泥老厂改造、新品种水泥生产、节省能源、加强企业管理和技术引进等方面提出过有价值的建议，有力地推动了水泥工业的健康发展。

刘公诚社会评价

刘公诚传奇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公诚以其实际行动始终实践其在改名时许下的“以公诚之心报效祖国”的庄严承诺。正如他在一篇日记中写的：“作为一个党员，在对祖国和党的事业这本账上，只有支方没有收方，我们不要做那种与党讲收支平衡的商贩，而要做祖国的赤子，要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人民。”刘公诚对党的革命事业、中国水泥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