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绥之

厉绥之人物生平

厉绥之，名家福，字绥之，浙江杭州人。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出生在清代钱塘的书香世家，祖上五代均为饱学之士，以开馆教书为业。高高祖厉鹗（字太鸿，号樊榭）和祖父皆为清代举人，父亲厉良玉（字韫山，别署樊榭后人）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也曾以开馆授课为业。在书香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厉绥之，年纪轻轻便已具备了相当的国学功底。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4岁的厉绥之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6月20日，蔡元培在其当日的日记中特别记载了与厉绥之在求是书院的师生交往。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厉绥之经国家选拔考试，考取官费生，赴日本游学，先后毕业于东京弘文学院、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金泽医科大学前身）和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厉绥之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重要成员在东京与蒋百里等人一同创办了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是当时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刊物，也是二十世纪初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份留日学生刊物。

厉绥之与鲁迅、钱均夫是刎颈之交。 他们三人1902年同赴日本游学，最初曾在东京弘文学院一同学习日语，同班同寝室。1904年学毕日语后，厉绥之接受鲁迅的意见，一起学医。

厉绥之学成回国，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考取了“医科举人”，并于1910年参加了末代清帝的“保和殿复试”，以“殿试一等”的成绩当即被授予医学部主事的头衔。

清宣统三年（1911年），厉绥之目睹了当时英国教会主办的广济医院和广济医药专门学校欺诈病家、牟取暴利，于是立志开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医院。为与外国医院相抗衡，维护中国的医权，厉绥之联合留日归国的几位医科同学在杭州羊市街创办了第一所西医院——浙江病院，专门为国人治病。为办好医院，各医师不领取正式工资，仅支取最低生活费，厉绥之还将自己其它收入也捐给医院。而对于贫困病人，医院则实行免费治疗。因此，医院在开业不久，就深得社会好评。

为培养医学人才，厉绥之等人在沈钧儒的支持下，于1912年6月创办了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科大学前身），厉绥之任首任校长。该校是中国国人自己筹资创办的最早的医学专门学校，设置与当时西方医科大学药学专业基本相同的课程，多采用德国和日本的教材。

1912年至1927年，厉绥之担任浙江陆军医院院长，期间兼任浙江医学专门学校职务。

民国三年（1914年），厉绥之创办《医药观》（月刊）杂志并担任杂志主编。据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委员会，该杂志是浙江最早的西医药学术杂志，由杭州中华医药公司发行。

民国四年（1915年），厉绥之与留日同学汤尔和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并创办《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新医药》等期刊。学会通过发行期刊、出版书籍、召开年会、审定医学名词、开展卫生调查等途径，积极致力于医学知识的传播和医疗卫生体制的完善等。

民国六年（1917年），厉绥之等人联名向军政府建议创设防疫组织，但是因为当时社会普遍对传染病的预防知识缺乏认识，加之政局不稳以及战乱等因素，因此建议终没有获得落实。1919年至1922年间，杭州市区接连发生了严重的疫情，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军政府于是不得不委派厉绥之等人在市区设立临时防疫医院数次，采用现代防疫技术和设施，疫情才得以控制。鉴于此次疫情所造成的损失以及防疫的效果，而临时防疫医院的设立又非长久之计，厉绥之等人遂于1923年再次向时任浙江省省会警察厅厅长夏超建议筹设传染病医院，并立即得到夏超的支持，随后即经省议会议决通过，定名为浙江省立传染病医院。10月10日，浙江省立传染病医院举行开幕典礼，宣布其正式成立。

民国九年（1920年）9月5日，颁布大总统令，厉绥之授为陆军一等军医。

民国十三年（1924年），厉绥之作为杭州医师药剂师公会理事，为救护江浙战争的伤员，筹建杭州市红十字会，并出任首任会长。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因北伐战争西兴方面联军与革命军已正式开火，杭州市红十字会成立临时总医院，由厉绥之担任院长，组织开展对伤兵的医疗救治和战地救护工作。

30年代，作为中国医学代表团团长参加在日本举行的日华医师联合会，并发表了多篇在业界引起较大影响的论文。

民国二十年（1931年），厉绥之被杭州市政府委任负责市卫生行政。

1931年5月7日，杭州市卫生委员会召集会议进行改组，推选杭州市市长陈屺怀为委员长，厉绥之为常务委员。卫生委员会一经改组成立即召集各机关、团体、学校开会商议举行卫生运动办法，并与5月15日具体筹划领导了杭州市第六届夏季卫生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救助送入杭州的大批受伤的抗日爱国将士，厉绥之在杭州创办了三所伤兵医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期间源源不断送入杭州的伤员的收治问题。

1945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厉绥之放弃了院长和在政府内等的行政职务，自办诊所，从“官医”走向“民医”。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的厉绥之将更多时间都花在病人身上，以更好地服务广大民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厉绥之作为知名民主人士受邀担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期间留下了一些关于鲁迅的回忆文字，并撰有《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一文。这些文字成为后人研究鲁迅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被收入《高山仰止：社会名流忆鲁迅》《活的鲁迅》《人间鲁迅》、巴金著《鲁迅回忆录》《鲁迅回忆录：散篇》《鲁迅生平史料汇编》《鲁迅在日本》等书籍、文献和教科书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厉绥之陷入十年浩劫当中。

1975年，厉绥之于上海病逝，享年90岁。

厉绥之因在中国近现代医学事业上取得较高成就被《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清实录宣统朝政纪》《民国医界名士录》等辞书作为医学界代表人物收录。

厉绥之人物轶事

厉绥之与鲁迅

厉绥之与鲁迅是刎颈之交。他们曾同舟进京赴考，并一同考取赴日公费留学生；一同赴日，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同班同寝室。厉绥之后又接受了鲁迅的意见，一起学医。鲁迅关于遗传学方面的医学毕业论文就是厉绥之帮他写成的。两人的名字还一起排在当时的“日本支那名人录”中。

厉绥之1961年9月25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一文，与后来《杭州日报》等媒体上关于厉绥之与鲁迅的文章，是研究厉绥之与鲁迅早期生活和思想的珍贵史料。

1902年，厉绥之与鲁迅、钱均夫、许寿裳等一批浙江学子，同船进京参加清政府公费留学复试。据厉绥之回忆，浙江的这一批考生都在杭州的菜市桥上船，经一个多月的旅途劳顿，最后到达紫禁城。船上的那些日子，大家谈得较多的是留洋留到哪里好——说可以自己选，但谁也没经验，都想不出志愿如何报。少年鲁迅很健谈，全不似老辣时候的沉默寡言。鲁迅当时对大家说：“还是到日本国去吧——洋鬼子们脾气都坏，要胡乱杀人。美国太遥远，日本近些，万一有危险，逃回来也方便。”结果后来填志愿，浙江的这一批留学生大都去了日本。

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时，鲁迅与厉绥之同班同寝室，他们一起上街，常遭日本少年辱骂，他们都非常生气，而据厉绥之回忆，鲁迅却与他说：“我们到日本来，不是来学虚伪的仪式的。这种辱骂，倒可以编在我们的民族歌曲里，鞭策我们发愤图强。”

刚到日本时，鲁迅很合群，但到了后来，他行为处事都特立独行———比如，大家为了生活的方便，都改穿西服，但他仍然穿又长又厚的棉布长衫，进出很惹人注目。要命的是，长衫洗起来麻烦，他就很少洗。有时厉绥之看不下去，就帮他洗洗。

1904年，在弘文学院学毕日语后，厉绥之接受鲁迅的意见，一起学医。 鲁迅对厉绥之说，做医生不为赚钱，而是为劳苦同胞治病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给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苦大众。

但最终鲁迅就读的是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而厉绥之就读的则是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而鲁迅自己对医学的热情却越来越淡——他本想写一本关于遗传学方面的书，作为毕业论文，但起了个头就没有了兴致，他想的是更重要的事。后来鲁迅的论文由厉绥之帮他写成。但就是这样，鲁迅最后还是半路上弃医从文了。

学成后，鲁迅与厉绥之纷纷回国。鲁迅只要路过杭州，多去找厉绥之。有一次厉绥之夫人在吃饭时问鲁迅：“豫才先生为什么取名鲁迅？”已剃了板刷头的鲁迅说：“因为我的母亲姓鲁，她小时候叫我‘阿迅’，所以就取了‘鲁迅’的笔名。”这个说法和后来正史中的不大一致。

厉绥之与钱学森

厉绥之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刎颈之交。钱家有人病了，都请厉绥之看，其中就包括钱学森。钱学森小时候羸弱，得过两次很厉害的病，差一点夭折——一次是脑膜炎，一次是伤寒。后来都在厉绥之的照料下转危为安。1946年钱学森回家探亲，拜过高堂之后，第一个来看的就是厉绥之——他当时是下跪的，说：“伯大人，没有你当初的照顾，就没有我钱学森的今天。” 钱学森与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之女蒋英被传为佳话的结合也是由厉绥之作的冰。

为慈禧太后看病

留洋归国后的厉绥之曾名噪一时，因有他那般资历的医生当年在国内较少见，多有达官显要邀他为其医病诊治，其中甚至包括慈禧太后。据《杭州日报》载，厉绥之曾为慈禧太后看过病——从前进宫给女眷看病，都是“牵线搭脉”的，但厉绥之说，非得肌肤相触，才能精辨脉象，还得宽衣解带用西医的听筒，不然无法确诊。出人意料的是，慈禧太后竟然破例，一一答应了。

抚养陈英士遗孤

据《杭州日报》载，厉绥之曾为陈英士抚养了一个孩子，名为陈英遗。陈英士与厉绥之交往很深。陈英士原先住在杭州时，有什么病痛，都去找厉绥之，后来成了上海大都督，看病仍然要来杭州找厉绥之。有一天，陈英士又来到厉绥之家，说不是看病，是有私事相托。原来陈英士在上海做了大都督，交了一个电影明星。两年之后，有了孩子，在上海不方便，所以他把孩子带杭州来了。厉绥之心善，就答应帮助陈英士抚养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来杭州的第二年，陈英士就被暗杀，而这时候他连姓名都还没有。厉绥之说，就叫“陈英遗”吧，意思是他乃陈英士的遗孤。到陈英遗十几岁的时候，蒋介石已经站稳脚跟，陈果夫、陈立夫也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陈英遗是他们的堂弟，厉绥之就想，还是把孩子送回去的好，到了陈家，孩子的前途会好些。但托人传言之后，陈果夫、陈立夫不相信，也不来相认。当时的陈英遗已经懂事，认亲被拒他也知道。他后来和厉绥之说，他不想投靠别人，他只认这个家。厉绥之说，好吧，你就做我的儿子。隔了一年，厉绥之把陈英遗送到了浙江警官学校读书，毕业之后，厉绥之夫人准备给陈英遗找个杭州姑娘，给他张罗婚事。但陈英遗不同意。在平海路陈英士铜像前，他是这样和厉绥之夫人说的：国家正逢多事之秋，自己又是个身世不明的人，他拒绝妈妈，不是不孝，而是怕耽误人家姑娘，于自己以后的人生奋斗也恐有拖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进攻上海，陈英遗在虹桥中国军用机场附近抗击日军，与数百将士一起阵亡。

厉绥之的医疗外交

1922年，第八次世界医学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当时的中国代表即为厉绥之与他的同窗好友、时任教育总长汤尔和。大会主席团在排名的时候，将伪满洲国和“支那”分开排，伪满洲国还排在“支那”的前面。这样的排法是日本人精心安排的。厉绥之与汤尔和得知后，竭力抗议，并以退出会议相威胁。但弱国无外交，日本人半理不睬，最后折中，把“支那”排到了伪满洲国的前面。当时的中国的确是弱国，军事、政治不用说，文教、卫生也是提不起来。照规定，与会国都要送论文，但中国一篇也没有。那样的国际会议，泱泱大国白板一块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厉绥之就想了个办法，抄了几段《伤寒论》充数。《伤寒论》是中国古人的医学著作，那时候知道的外国人还不多。西方一些专家看了书中关于伤寒的理论，大为赞叹，都说要见见《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先生。借助这次机会，厉绥之倒是让西方人了解了一点中医的博大精深。

20世纪30年代初，因为看病的缘故，厉绥之经常成为时任杭州市市长周象贤家中的座上客。有一天，周象贤愁眉苦脸地和厉绥之说，他碰到一件棘手的事情：日本人要做“太阳啤酒”的广告，要求的地方很大，从一公园到六公园。广告用洋铁皮做，两人多高，真的竖起来了，还不把西湖都包起来了？游客来了连西湖都看不见，像什么话？周象贤不想答应，又不敢得罪日本人，这两天寝食不安。厉绥之说，他来想想办法——当时杭州的日本总领事叫松村雄藏，和厉绥之熟，也很尊敬厉绥之（厉绥之的名字和鲁迅一起排在当时的“日本支拿名人录”中）。厉绥之和松村说，不讲遮了西湖，杭州人伤面子，中国人伤感情，就是日本游客来杭州，看不见西湖了岂不扫兴？后来厉绥之建议道，在马路边立一些自鸣钟，广告就做在上面，这样既方便路人看时间，太阳啤酒也可“广而告之”，岂不两全其美？老杭州都知道，早先路边自鸣钟上的啤酒广告就是这样来的。让杭州市长愁苦不堪的事情，厉绥之通过“医疗外交”，三言两语就解决了。

厉绥之主要贡献

创立中国第一所医学专门学校

厉绥之于1912年6月1日创办中国第一所由国人自己筹资创办的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科大学前身），从而开启了中国自办高等医学教育的先河，在现代医学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浙江大学将其尊为“浙医之父”。

积极开展战地救护工作

厉绥之经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大战乱时期。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医者，他冒着枪林弹雨，积极地开展战地救护工作，开办了多家伤兵医院，救治了大量的爱国将士。抗日战争期间，更是缓解了源源不断送入杭州的伤员的收治问题，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推动西医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

厉绥之是中国的第一代西医。从日本学成归国后，为与外国医院相抗衡，维护中国的医权，他于1911年在杭州创办了国人自办的第一所西医院——浙江病院，专门服务于国人。他还曾创办奉天高等医学堂。他毕生致力于西医临床医学和医学教育工作，为西医在中国的普及和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他医术精湛，治愈了很多疑难重症，在当时享有极高声望，甚至慈禧太后都请厉绥之为其看病。他还曾挽救过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生命，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

推动杭州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厉绥之除了具有深厚的医学专业知识，还兼具丰富的卫生行政经验。在厉绥之担任杭州市卫生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期间，杭州市的公共卫生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卫生行政效率也得到了提高。他筹划和领导了杭州市第六届夏季卫生运动，对卫生行政体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公共卫生行政体系。此外，他在防疫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方面也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厉绥之等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杭州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开中国西医学研究与传播之先河

厉绥之从20世纪初就开始发表医学研究文章，内容涉及疑难杂症的研究、军事医疗、医疗卫生体制、医药卫生政策、医学教育、中外医学交流、中西医结合的研究等诸多领域，多数都是当时中国医学界所未曾涉及的重要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还创办了浙江第一本西医药学术杂志——《医药观》（月刊），并与留日同学汤尔和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并创办《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新医药》等期刊，积极传播和普及医学知识。他在《民国医学杂志》《医药杂志》《医学与药学》《兵事杂志》《同仁医学》《新同德》《科学医报》《社会医报》《上海医药月刊》《东南医刊》等民国医学期刊上发表了大量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的文章，开中国西医学研究与传播之先河。

厉绥之人物评价

放弃了院长的丰厚待遇，自办诊所，体现了厉绥之“宁为良医，不为官吏”的医学理想。（《健康报》评）

厉绥之被浙江大学尊为“浙医之父”。（浙江大学评）

日本教育家松本龟次郎对厉绥之印象颇深。他在回忆赴日留学期间时的厉绥之时称，厉绥之当时虽都还不满二十岁，但他的汉文根底却已很深。（日本教育家松本龟次郎评）

有一种星光璀璨，叫做厉先生的家。有一种才高八斗，叫做厉先生的才华。（浙江大学医学院评）

许多达官贵人都请厉先生为他们看病，甚至慈禧也请其为她看病，可见厉先生当时医术之高超，名声之响。（浙江大学医学院评）

厉绥之对名利看得很淡。他虽身为浙江医学专门学校的首任校长，但填履历时却只填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教员”。厉绥之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良医”不仅是指医术高明，也指心地善良。（《杭州日报》评）

厉绥之个人作品

厉绥之从20世纪初就开始发表医学研究文章，内容涉及疑难杂症的研究、军事医疗、医疗卫生体制、医药卫生政策、医学教育、中外医学交流、中西医结合的研究等诸多领域，多数都是当时中国医学界所未曾涉及的重要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厉绥之还著有《工业卫生学》等多部医学专著，开中国西医学研究之先河。

厉绥之，所谓胃气痛疗法之研究，《医药观》，第2期，1914年，140-143页。

厉绥之，论著：咳血观，《医药观》，第3期，1914年，1-9页。

厉绥之，中华医药学会大会记，《医药观》，第3期，1914年，67-68页。

厉绥之，论著：肺痨之咳嗽有无观，《医药观》，第5期，1914年，35-39页。

厉绥之，论著：寿命观，《医药观》，第7期，1914年，5-8页。

厉绥之，战争与卫生之关系，《兵事杂志》，第2期，1914年，1-8页。

厉绥之，行军病论，《兵事杂志》，第6期，1914年，5-12页。

厉绥之，战争与卫生之关系（续一），《兵事杂志》，第7期，1914年，11-19页。

厉绥之，行军病论（续），《兵事杂志》，第7期，1914年，7-11页。

厉绥之，战争与卫生之关系（续二），《兵事杂志》，第8期，1914年，12-20页。

厉绥之，近世军阵外科之进步观，《兵事杂志》，第10期，1915年，7-13页。

厉绥之，近世军阵外科之进步观（续），《兵事杂志》，第11期，1915年。

厉绥之，祝医报界之新曙光，《新同德》，第1卷第4期，1924年，82-83页。

厉绥之，医事卫生与国势之关系观，《民国医学杂志》，1924年第8期。

厉绥之，发刊辞，《医药杂志》，第1期，1928年，2-3页。

厉绥之，议案（续第一期）：全字第三十六号议案：议题：建议国内办有成効私立医校由日本庚款拨助基金速组委员会与来游之文化部长坪上氏等交涉案，《医事汇刊》，第2期，1930年。

厉绥之，医学趋势之今昔观，《同仁医学》，第3卷第4期，1930年，2-5页。

厉绥之，参列日本第八回医学会感言，《民国医学杂志》，1930年第6期，221-224页。

厉绥之，哀德国社会卫生学者之作古，《社会医报》，第156期，1931年，2524-2525页。

厉绥之，社论：防疫感言，《医学与药学》，第1卷第2期，1932年，8-10页。

厉绥之，伤寒全书序，《科学医报》，第1卷第5期，1932年，13-14页。

厉绥之，社论：送年与迎年，《医学与药学》，第1卷第6期，1932年，8-9页。

厉绥之，杭州市六年来之卫生，《市政季刊》，1933年第2期，25-110页。

厉绥之，社会卫生观，《东南医刊》，第4卷第2期，1933年，100-103页。

厉绥之，序，《医学与药学》，第1卷第10期，1933年，20页。

厉绥之，由社会卫生而论民族的疾患之结核之蔓延概况，《科学医报》，第3卷第1期，1934年。

厉绥之，民族复兴声中之中国烟毒问题，《医事公论》，第2卷第24期，1935年，20-23页。

厉绥之，都市卫生与杭州（上），《医学与药学》，第3卷第3期，1935年，22-33页。

厉绥之，都市卫生与杭州（中），《医学与药学》，第3卷第4期，1935年，20-33页。

厉绥之，都市卫生与杭州（下），《医学与药学》，第3卷第5期，1935年，26-36页。

厉绥之，结核预防观，《防痨》，1935年第7-12期，539-595页。

厉绥之，都市卫生与杭州，《医药学》，1936 年第2期，23-80页。

厉绥之，都市卫生与杭州（续），《医药学》，1936年第3期，35-63页。

厉绥之，预防医学与治疗医学之利用，《社会卫生》，1946年第4期，11-30页。

厉绥之，卫生行政之史的回顾，《社会卫生》，1946年第6期。

厉绥之，陈礼节氏传染病学序，《上海医药月刊》，1947年第3期，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