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名人金佛庄介绍
金佛庄（1897—1926），男，乳名为文，学名灿，字辉卿，浙江省东阳县横店乡良渡村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浙江省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的成员，党的“三大”代表之一。
历任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学生队队长，教导第二团第三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团长，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团长等职。1926年12月12日在南京被军阀孙传芳部杀害。
金佛庄人物生平
金佛庄的父亲金本兰，是一位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的乡村中医，在东阳横店四乡颇有名气，但家境却很清寒。母亲施玉英，生育四男二女，金佛庄是长子。金佛庄从小由叔公带养在镇上的南货店里，6岁时入老贡生金洪锦先生私塾启蒙；金先生去世后，又跟随老秀才吕松贵先生课读。吕老先生见金佛庄聪敏好学，文章写得很好，十分喜欢，亲自给他取了“金灿”的学名和“辉卿”的号，意思是称赞此子日后前程远大，光辉灿烂。后来，抚养他的叔公去世，家境更加贫困，艰苦的环境促使金佛庄更加刻苦攻读。
1913年，金佛庄到湖溪忠清书院（后为东阳县湖溪一中）读高小。1915年，考进东阳县立中学，和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严济慈是同班同学。两人均学习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要互相争夺第一名。同年，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此事传到金佛庄耳里，使他大受震动，痛心疾首，决心舍去研究科学而从军报国。
1918年，金佛庄中学毕业，考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目睹北洋军阀祸国殃民和旧军队内部黑暗腐败，使他对选择从军报国的道路产生了怀疑。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更使他受到猛烈的冲击，思谋另找出路。1920年，直皖军阀开战，军校一度停办，他转而考进厦门大学，改为研究教育与文学，以求改造社会。在厦门大学读书，虽然得以自由接触、探索各种新的学说和思潮，但生活上却困难得多，不象在军校那样一切都享受公费，学费和生活费都要靠家庭负担。父母无力供给，只能靠亲邻好友共同帮衬，这样勉强维持了一年。囿于现实，保定军校重新复课后，金佛庄于1921年10月3日离开厦门，乘海轮去天津，转道北京，重返保定军校求学。但金佛庄仍然满腔热忱、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吸取新思想、新学说，探求人生的价值、意义和救国救民的真理。
他一回到保定军校，就挥笔写下以“手段与目的”为主题的《佛庄日录》，记载了自己比较、寻求人生真谛的探索过程。这期间，他通过思考和学习，初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投身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从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宗旨出发，和校内40多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壬戌社”（他们将于壬戌年——1922年暑假毕业），准备通过这个组织，罗致各省革命军人同志，以谋中国之革命。
1922年7月，他从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先在上海闸北淞沪护军使属下当见习排长；旋即被分配到浙江陆军部队当见习军官，在浙军第二师陈仪部下任排长。
1922年秋，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负责人徐梅坤（后名徐行之）到杭州开展建党工作，经过考察，批准金佛庄从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样，金佛庄就成为党在浙江省建立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共杭州小组最初的三个党员之一。在党内，他更加自觉地从事革命工作，宣传革命运动，积极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地委组织的“杭州青年协进会”的活动和《协进》半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并为公开发行的《浙民日报》担负一部分编辑任务，宣传革命思想。有一次，因同志间通信泄密，他被捕入狱，后经蒋百里、殷汝骊等出面向浙江督军卢永祥讲情，才获释放。
因为金佛庄能文能武，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在军中不久，就被提升为连附（副），接着又担任了营长。他的杰出才华，更受到党组织的重视。徐梅坤就曾在当时的党中央委员毛泽东面前推荐过他。1923年夏，金佛庄和杭州小组的另一位党员于树德，被指定为浙江的代表，去广州出席了党的“三大”。8月5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出席指导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第六次会议，会议上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密令金佛庄保存自己在军队中的实力，今后可为革命所用。1924年2月21日，金佛庄曾代表杭州党组织去上海，向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报告杭州情形。
1924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后，党组织派金佛庄参加广州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6月17日，金佛庄被任命为军校第一期第三（学生）队上尉队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在保定军校所学得的丰富军事知识，一意训练革命的军事人才，尤努力于政治工作及党务活动，因此深受黄埔军校首任党代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的器重。在军校的师生中，也颇有威信。7月6日，他被推选为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5名执行委员之一。他还积极支持和参加了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对军校的国民党右派及其所操纵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1924年12月至1926年3月，金佛庄历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第2团第3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党代表和团长等职。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他先后率部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和滇、桂军阀“刘、杨”的叛乱，以及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部的两次东征。历次战役，他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制订作战计划详细周密，充分体现了他智勇兼备的一面。第一次东征中，在淡水、鲤湖、兴宁诸战役中，他所指挥的第2团第3营“勇敢善战，勋绩灿然”，为第2团获得“党军荣誉旗”。国民革命军第1军成立时，他升任第1师第2团党代表，后改任团长。廖仲恺先生被谋杀后，他率部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势力的斗争。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他被强迫解除团长职务，调回黄埔军校，改任步兵第1团军事学主任教官，兼改组委员长及法规编审委员长，领导编审黄埔军校的法规和制度。蒋介石很赏识他的杰出才华，企图利用“浙江同乡”的关系拉拢他，暗示要他脱离共产党，予以重用，但他忠于党的事业，毫不为之所动。但蒋却不死心，1926年7月建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时候，蒋任命金佛庄为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不久，又任命他为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团长。
北伐战争前期，金佛庄率警卫团随总部指挥机关行动，转战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主要负责保卫总司令部指挥机关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安全。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进攻南昌不利，得而复失。金佛庄奉命增援，他率领部队加入前线，指挥冲锋，身先士卒，以猛虎下山、锐不可当之势，直扑敌军，攻克南昌外围蛟桥，压迫敌之侧背，会同各友邻部队，齐向南昌城进发。11月8日，再次攻克南昌后，金佛庄的警卫团奉命警戒、维持城内秩序。
南昌攻克后，孙传芳部仍盘据在苏、浙、皖诸省，负隅顽抗。有一次，北伐军总司令部首脑开会，金佛庄列席参加。他从争取北伐战争早日胜利的大局着想，在会上主动提出，愿意回到浙江、上海等地，通过以前在浙军中服务时的旧交关系，秘密策动浙军部队迅速起义。与会的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以及金佛庄在保定军校的一些老同学，都十分赞赏并热烈支持他的这个建议。于是，蒋介石安排金佛庄和黄埔军校毕业生顾名世两人化装去上海，和陈果夫联系，由陈果夫具体安排策反江浙各派系地方部队的工作。
1926年12月9日晚，金佛庄化装成上海的洋行买办，离开南昌，从九江搭乘英商太古轮船的官舱，顺流东下。不料上船后行踪即被泄露。11日，船到南京下关码头，孙传芳部已在码头戒严，并上船搜查，当即将金佛庄、顾名世二人逮捕。上海的国、共两党组织和同志们闻悉此事后，多方设法营救，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托当时的浙江省省长陈仪出面，向南京方面说情疏通。蒋介石也特意发电要孙善待金佛庄，并提出可以用孙传芳军被俘的高级将领相交换，被孙传芳断然拒绝。12日晚，金佛庄被秘密杀害于雨花台。为了金佛庄的遇害，蒋介石大动肝火，发电给陈仪痛斥孙杀害金佛庄的行为，并马上枪毙了孙传芳军被俘的一个军长一个师长泄愤。
金佛庄牺牲的消息经上海的报纸披露后，很快传到了广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国民革命阵营中，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他表示了哀悼。1926年12月21日，广州黄埔军校校刊《黄埔日刊》第220号，在头版以显著地位刊登了《金佛庄顾名世两同志突被孙逆传芳枪毙》的报导。在同一版上，还发表了该报主编宋云彬所写的评论《杀金佛庄顾名世两同志者何？》。第二天，该报又发表了金佛庄邻居张宝琛所写的《金佛庄同志事略》。这些报导和评论高度称颂了金顾两同志，号召大家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孙传芳等反动军阀。
12月23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就金佛庄、顾名世以及稍后被杀的其他三位烈士遇害事，通过报纸代电，呼吁各报馆转刊，以障人权，以慰先烈，号召民众一致奋起！
1927年1月1日，上海《申报》刊载了广州革命政府就金佛庄遇难通知各军举哀的电讯。在此同时，在汉口《民国日报》上，也连日刊登武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同仁发起的《金佛庄同志追悼会筹备处启事》，颂扬金佛庄的功绩。
金佛庄牺牲后，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挽赠了“为国捐躯”的描金红漆巨匾；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还用白崇禧名义，给金佛庄的家属汇寄去巨额抚恤费白洋两千元。金佛庄的遗孀严瑞珍在领到抚恤费后，于1929年专程去南京，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金佛庄的骸骨，并运送回家乡。1934年，将烈士骸骨埋葬在良渡村西牛尾山下。
金佛庄主要成就
1926年任黄埔军校改组委员长及法规编审委员长时，领导编审黄埔军校的法规、制度，“埔校法规从此立基础”。
金佛庄人物评价
金佛庄是第一位牺牲在南京的中共烈士，也是最早牺牲的中共党员身份的黄埔学生。中国共产党为了纪念金佛庄同志，早在1945年4月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中，就已把他登载入册。但是，长期以来，包括金佛庄家乡的浙江人民在内，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一生的光辉事迹。建国后，他的老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查明金佛庄的牺牲情况。经民政部门的认真调查，于1963年追认为革命烈士。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普遍开展，又陆续发现了有关金佛庄的许多新史料。中共中央军委聂荣臻副主席也作了回忆，并让他的办公室复信提供证明，进一步证实：金佛庄不但是在北伐战争中，为贯彻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而英勇献身的烈士，还是浙江建党初期的一位革命前驱者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南京雨花台烈士名录上，金佛庄排在第一位。
2011年，金佛庄铜像在其母校浙江东阳中学落成，塑像由东阳中学校友、我国著名雕塑家朱惟精创作。
金佛庄个人作品
1921年金佛庄重回保定军校后撰写，以“手段与目的”为主题，记载了自己比较、寻求人生真谛的探索过程。
有位“事学者”曾告诉他：“人之可贵者，在于思想”，“不有思想安有价值之人生。思想者实质也、体也。行为者形式也、用也。所谓人生，精言之，不外观念之积体。人生从事于概念之生活，即可挹人生之真粹，而谋所以促进之。”金佛庄对于这种把思想、观念当作人生根本、实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表示怀疑，持否定的态度说：“余谢领其训。则因思及柏拉图之观念论，并及黑格尔之理智主义之哲学。夫宇宙系概念而组织、排置之乎？康德统物质精神于悟性之上，所谓悟性系何物乎？康德所谓先天之形式者究有何义？”他认为：“人生附物质而行，必然也。然物质者精神之束缚也。人生进行，一方解放物质之拘束，他方又建设物质以利我精神；卒之破坏不已，建设不已。”“人生不有所为则已，欲有所为，赤裸裸而奋斗必不可免。”这说明金佛庄已初步接受了视物质为精神之基础，同时又承认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1924年在黄埔军校时撰写，发表在浙江的《责任》周刊和上海的《新建设》杂志上的长篇论文，深刻揭露旧式军队内部腐败黑暗的上下级关系和军官们的不良心理，为彻底改造旧式军队、建设新型的革命军队制造舆论。
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详细地剖析了那些掌握着枪杆子的旧式军队中各级军官们的心理，指出：“军队是时代绵延中的一件产品，是不能不依时代潮流而形成某种物质的。自佣兵制而征兵制，自征兵制而民兵制，都有时代的基础——经济的基础——为其基础。”“中国因受帝国资本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二重压迫，已达到一般社会生活的不安定。在这种环境的影响和支配下，旧式军队里的军官的性质日习于残忍，冷酷，好乱和诈伪。当时局变动的时候，他们的野性便一起爆发了”，成为“内乱的主要分子”。他分析了旧式军队本身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的统治关系，指出：“现在军队组织的第一毛病是各级军官的隔离，使他们遂各不相顾，甚或互相妨害，上，下，同事，各怀恶意。”这种“阶级的军队里面无所谓是非和公理。一个昏愚的军官统率圣哲的孔子和苏格拉底，你孔子虽然有慧敏的天才和明决的判断，有何处可容你发挥？明明错误，但你须（服）从错误走。”他还从旧军队的精神生活和“经济”（物质）生活两个方面，分析了它们对于军官们“心理”（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并且认为，如果没有明确的革命理想和宗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虽然不能绝对地排除极少数的正直军官“也有热心爱国，不骛求名利的”，但绝大多数的军官“大有非发财不可的心理”，尤其是“上级军官径直是放纵生活”，“为所欲为”。其结果便是：“中国无目的而黑心的军官的捣乱，已经由少数变为普遍的骚动”，从而要求国人“兴改革之念”，为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而进行斗争。
1926年3月撰写，回忆了之前的生活及求学、革命经历。
金佛庄补充介绍
金佛庄，学名金灿，号辉卿，1897年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县横店良渡村一个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的乡村中医之家，家境清贫。金佛庄6岁入私塾启蒙，1915年，考入东阳县立中学，同班同学中有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科学家的严济慈，俩人同窗三载，毕业后还保持了真挚的同学友谊。严济慈在南京上学后曾在暑期到上海闸北军营访晤任见习排长的金佛庄。1923年夏，严济慈赴法留学前还与他相叙于杭州。晚年严济慈回忆家乡时说，其他的事都记不清楚了，只有在东阳县立中学时，每次考试同金佛庄激烈争夺第一名这件事最有趣。
求学时的金佛庄，深感父母辛勤劳作，节衣缩食供自己读书，极为不易，因此他刻苦用功，丝毫不敢懈怠。他曾立志以掌握科学知识而报效国家，慰藉父母。然而，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他复辟帝制活动的支持，竟然宣布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这使“性刚直，然富于感情”的金佛庄痛心疾首。他从书斋中拍案而起：“眼见国家将亡，不应徒作书生，默默以终也。”他毅然抛弃了“科学救国”思想，而“志欲舍去研究科学而从军报国”。
1918年中学毕业后，金佛庄决心投笔从戎，通过考试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录取。行前，遵从父命，与严瑞珍结为夫妇，并携妻北上，同往保定学习。
经过在保定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观察，作为军官候补生的金佛庄，目睹北洋军阀祸国殃民和旧式军队的黑暗腐败，他又对自己选择的“从军报国”之路产生了怀疑。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他的思想经受了一次洗礼。这时，金佛庄“厌恨军阀自厌为军人之心甚切，企图改业。”当他寻思着另谋出路时，恰逢1920年直皖军阀开战，保定军校一度停办。借此机会，他把妻子送回家乡安顿，转而考取厦门大学。这期间，他“研究教育与文学，而要求改造社会之心甚切，祗思想浪漫，近于-者”。
在厦大读书期间，尽管金佛庄得以自由选择阅读和探索各种新思潮，接受新学问，但在生活上却不得不依靠家庭供养，父母请求同村的亲戚邻里共设一个“银会”，筹钱给他做学费，仅支持了一年就难以为继。窘迫中，又听说保定军校重新复课，去军校能享受公费和发放生活津贴费，他只得“受家庭催促及朋友以‘新军人’相敦劝，重回保定军校求学”。
1921年10月3日，金佛庄告别厦门大学，重返保定军校求学。在军校接受严格军事训练的同时，他坚持不懈地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他留下的《佛庄日录》中，窥见到他对人生真谛的探求过程和思想认识发展的过程。他在《日录》封页上提笔写下“手段与目的”的主题，就是希望通过不断学习，改变思想，提高认识，逐步走近自己追求的目标。因此，他从这时候起，“即从事研究社会政治等学，而尤信仰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了他寻求已久的拯救祖国、解放人民的革命道路。
金佛庄联合军校内40多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名为“壬戌社”(因为这批同学将于农历壬戌年即1922年暑假毕业)。金佛庄从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宗旨出发，期望通过这一组织的发展活动，“罗致各省革命军人同志，以谋中国之革命”。
他考虑到壬戌社成员将要毕业，“不久就要分散各处，不能聚首一堂互相亲口研究对付社会的方法了”，便主张“不能不先有一个准备”。他设想了一个分成三个阶段，逐步掌握军事实力以改造中国的方案：“第一步是个人的方法，其历程自(初级军)官至中级军官。第二步是部分的方法，其历程自中级军官，至据有势力之中坚人物。第三步是全体的方法，是中国改造的实现。”他还一再地告诫自己这个团体里的同学们，如果将来真的掌握了一定的军事实权，决不能忘却和背叛革命的宗旨。
7月，金佛庄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在驻扎杭州南星桥的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任连副。
9月初的一个夜晚，杭州皮市巷3号——一个僻静的小小的院落，两扇院门紧闭。房间里暗淡的灯光下，几位聚集在一起的年轻人，脸上洋溢着严肃而热烈的神情。专程前来杭州开展建党工作的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徐梅坤宣布：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成立。参加会议的有，由李大钊从天津介绍来的杭州法政专门学校教师于树德、沪杭铁路闸口机修厂的工人党员沈干城和青年军官金佛庄。此刻，他们倾听着上级党组织对党员和党的地方组织的工作要求，讨论杭州党小组的工作开展，全然忘却了夏末初秋房间内外炽热的气浪。
中共杭州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建立的第一个地方组织，金佛庄是最初的三名成员之一。在党组织领导下，他更加自觉地“从事革命，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思想益进，乃能应用唯物观察一切。”他积极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被编入团杭州地委第一支部。在团杭州地委所组织的进步青年团体——杭州青年协进会和《协进》半月刊工作，以“宣传主义，鼓吹青年”，“吸收同志，向外活动”；他还接受杭州地方团组织安排，抽出时间，为公开发行的《浙民日报》负一部分责任，利用这一公开的舆论阵地，传播革命思想。期间，他曾因同志间通信泄密，被反动当局拘捕入狱，后经营救，才获释放。
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金佛庄被指定为浙江的代表，与徐梅坤、于树德一起出席了会议。中共三大以后，杭州党组织召开党员会议，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上海区委委员徐梅坤传达了三大会议精神。会后，一批党团员执行党的决议，以个人名义，跨党加入了国民党。
由于金佛庄能文能武，时间不长，即从连副提升为营长。他的才干受到上级党组织的重视。徐梅坤曾在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毛泽东面前极力推荐过他，说这是个很好的人才，需要的时候马上可以调他出来。1923年8月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出席指导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密令“金佛庄同志相机作反对战争之宣传，应随营上阵，不可失掉原有位置”，以便尽力设法保存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已掌握的军事实力，以利今后革命斗争的需要。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培养新型的革命军事干部。党组织决定派金佛庄到广州去，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17日，他被任命为军校第一期第三(学生)队上尉队长。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掌握的丰富军事知识，“平日除军事教育外，尤努力于政治工作，及党务活动”，因此，受到黄埔军校首任-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器重，在师生中颇有威信。7月6日，军校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时，他被推选为特别党部的5名执行委员之一。在军校，他还积极支持和参加了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这一革命军人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一起，同校内的国民党 及其操纵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此期间，金佛庄通过对旧式军队生活的观察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研究分析，写成《军官的心理》一文，发表在1924年第2卷第1、2期的上海《新建设》杂志上。文中，他从“军队组织、军队生活和时代潮流”三个方面，剖析了旧式军队内部腐朽黑暗的上下级关系和军官们“残忍、冷酷、好乱和诈伪”的心理，使他们成为“内乱的主要分子”。绝大多数军官“昏醉于这种发财的梦中”，而上级军官“径直是放纵生活”，这批掌握着枪杆子的旧式军队的军官们“为所欲为，把中国闹得现在的田地”。在揭露北洋军阀统辖的旧军队黑暗、腐败的现象和本质的基础上，他表示“油然兴改革之念”，要求迅速建设新型的革命军队。
从是年12月起，金佛庄先后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三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的-表和团长等职。为了巩固大革命时期的广东革0据地，他率领以黄埔军校学员为骨干的革命军，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和滇、桂军阀“刘、杨”的叛乱，以及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他在“历次战役，冲锋陷阵，无不身先士卒。作战计划，尤为周密”。他“智勇兼备，不特能决胜疆场，且能运筹帷幄也。”第一次东征途中，金佛庄所在的教导二团奉命增援“棉湖大战”，途中与敌遭遇，金佛庄率第三营奉命占领左翼高地，掩护全团侧翼安全。他判断敌人亦有可能抢占这个高地，即派第九连就近火速上山抢占高地，并率后续部队向高地运动。刚攀上高地，就与敌交战。在抵挡敌军轮番进攻的酣战中，金佛庄赶到前沿，冒着枪林弹雨鼓舞士气，勇敢冲杀，指挥全营官兵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反扑，并乘黄昏时敌人疲惫之机，率队发起突然反击，将敌彻底击溃，为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他所率领的第三营“勇敢善战，勋绩灿然”，为教导二团获得了“党军荣誉”旗。回师广州，平定“刘、杨”时，“第三营常为战线之中坚者”，出色完成了强攻龙眼洞、观音山等战斗任务，受到上级嘉奖。因此，当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时，他以战功卓著，擢升为第一师第二团-表、团长。廖仲恺被国民党 阴谋刺杀后，他又率部参加坚决镇压-势力的行动，“解散梁张郑莫，拘留熊克武及第二次东征诸役，莫不参与”。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篡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领导权，强迫以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当时，正率领第二团驻扎在汕头前线的金佛庄，也被解除职务，调回黄埔军校，改任步兵第一团军事学主任教官兼改组委员长及法规编审委员长，领导编审黄埔军校的法规、制度。虽然蒋介石知道金佛庄是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却出于对他的才华的赞赏，几次利用“浙江同乡”的关系拉拢他，暗示只要他脱离共产党，即予以重用。金佛庄革命信仰坚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对蒋介石的拉拢毫不动心。7月建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时，并不死心的蒋介石重新任命金佛庄为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不久，又任命他为总司令部警卫团的少将团长。金佛庄把蒋介石拉拢他的经过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如实汇报，中共中央指示他佯装被拉拢过去，以便秘密监视蒋介石。
北伐战争开始后，金佛庄率警卫团的精锐部队，跟随总部指挥机关行动，转战广东、湖南、江西等地。1926年秋，中路江西一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七军，遭到军阀孙传芳部3个主力军的阻击，省会南昌城得而复失，部队受挫，战局僵持。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增援部队由两湖进入江西“督师”。在进攻南昌 的蛟桥、牛行车站之战中，因第三军攻击正面太宽，兵力不足，蒋介石就把金佛庄的警卫团作为总预备队的一支突击主力，并另拨补充第四团的第二营归他指挥，增援右翼战线。金佛庄率领部队直扑前沿阵地，带头冲锋，指挥部队官兵，如猛虎下山，迅速击退敌军，并乘势冲过蛟桥，压迫敌之侧背，扭转战场形势。他率部会同各友邻部队，一齐向南昌进发。11月8日，北伐军再次攻克南昌。金佛庄率警卫团入城警戒、维持治安，受到南昌人民的欢迎和赞扬。
北伐军占领南昌后，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仍盘踞苏、浙、皖地区。北伐军急于早日占领南京，夺取-富庶地区，加紧策划对孙传芳所部的分化瓦解工作。在商谈此事的北伐军总司令部首脑会议上，列席会议的金佛庄主动提出自己冒险潜入浙江、上海等地，利用以前在浙江陆军部队任职时熟识的上、下级旧交关系，秘密策划浙军等部迅速起义，并趁此时机，向在上海的中共党组织领导联系工作。他明知此去闯入虎穴，稍有泄露即遭杀身之祸，仍毅然表示：为了革命的胜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的建议受到在场的参谋长白崇禧和他在保定军校老同学的赞赏和支持，认为此计可施。于是，蒋介石就给住在上海、专门负责为黄埔军校招生和对敌军从事策反活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陈果夫写了一封密信，决定派金佛庄带领黄埔军校毕业生顾名世，秘密前往上海，进行策反工作。
12月上旬，金佛庄化装成上海洋行买办的模样，与顾名世一起从九江搭乘英商太古轮船官舱，顺流东下。不料上船后，行踪即被泄露。船到下关码头，孙传芳部的南京卫戍司令孟昭月和宪兵司令汪其昌已在下关-，并派稽查上船搜查，当即逮捕金、顾二人。上海的国、共两党组织和同志们，惊悉此事后，托“沪上某君”出面，电请金佛庄的老上司、当时尚归附孙传芳的浙江省省长陈仪亲自向南京方面疏通，“请从优处置”。陈仪回复说，经询查，南京方面军法处“捕获(金、顾二人)后即经枪毙”。
金佛庄在南京被捕牺牲的消息经《申报》等披露后，很快传到广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国民革命军阵营中，激起了强烈反响。广州黄埔军校的《黄埔日刊》在12月21日刊登报道说：金佛庄等人“俱C·P同志，为国民革命而牺牲，死亦无所遗憾”，并表示“吾辈后死……惟有更加努力，更加团结，继续先烈牺牲之精神……完成我国民革命工作!”广州、武汉等地军民也纷纷举哀，颂扬他“创造黄埔军校深资臂助”、“随军北伐功在-”、“身殉主义壮烈可风”。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前夕，金佛庄的名字被载入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全国解放后，金佛庄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遗骸，由其妻费尽周折找到并归葬故里。近年来，故乡的人民为金佛庄兴建了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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