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学模

蒋学模人物生平

6岁时蒋学模离开宁波随父亲到上海求学。

1936年到1937年，在苏州东吴大学经济系求学。

抗日战争开始后，辗转入川。

194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41年大学毕业后，任香港《财政评论》社编译。

1944年，在重庆任财政部财政研究委员会编译。

1945年至1949年，任在重庆（后迁上海）的复旦大学文摘社编委。

1949年起，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

1961年起，担任《辞海》编委暨政治经济学分科主编。

1978年起，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的编委，以及《政治经济学辞典》的主要撰稿人，为我国的辞书编写作出了贡献。

蒋学模人物简介

蒋学模（1918.3—2008.7），男，1918年3月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今慈溪市）观城镇(2001年10月镇级行政区划调整时，原观城镇、师桥镇、鸣鹤镇三镇已合并为观海卫镇)后蒋村。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经济学会原名誉会长，国务院颁发的第一批有特殊贡献政府津贴获得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曾任上海市第二、三届政协委员，第四、五、六届常委，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经济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教育委员会学位评审组成员，复旦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所长，《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编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编委，《辞海》编委兼政治经济学分科主编。

蒋学模一生撰写、主编及编译的各类著作有40多部，论文100多篇，总共近千万字。最有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现仍在再版，共发行1800万册。

2008年7月18日凌晨4时，蒋学模因病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0岁。

蒋学模主要成就

蒋学模主要成就是2本书：一是他撰写的《政治经济学》，二是他翻译的《基督山伯爵》。

主编《政治经济学》

蒋学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改革开放以来，数代大学生必读的教科书。

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观点，始终处于“进化”过程中。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必然同时受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进入新世纪，股份制改革、科学发展观又纳入了他的视野。随着改革的深入，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每两年更新改版，至今已是第14版了。为这个，他不顾高龄，坚持忙于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2005年9月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有记者采访蒋学模，看到86岁的他还在伏案修改《政治经济学》，他解释说每天坚持工作4个小时左右：“最近要出第13版了，我正忙着修订它。”

在蒋学模家中的书桌旁，一只方方的红木柜子颇为引人注目，那是他做学问时的“秘密武器”。上下几层的抽屉，满是排列齐整的卡片，卡片上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并按规律进行了编排，有几千张之多。这些卡片都是蒋学模几十年细致研究工作的见证。蒋学模认为：“没有一种理论可以一成不变，放之四海皆准。我们的理论也必须跟随实际变化时时予以更新，才能确保与时俱进。”

翻译《基度山伯爵》

蒋学模酷爱文学，早在上大学时，一部英文版的《基度山伯爵》让他爱不释手，花了几年的时间，翻译成中文，成为经典翻译著作。70年的治学经历，凡遇到困难时，他牢记着大仲马《基度山伯爵》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也正是基度山伯爵不怕挫折的精神，鼓励着他跨过一个个难关，登顶中国经济学界的高峰。

蒋学模翻译的《基度山伯爵》，发行持续60余年，吸引了数以千万的中国人。

蒋学模社会评价

一本教材影响了几代人

数代人，或许都会记得那两本书：或者是《基度山伯爵》，或者是《政治经济学》教材。前者，出版60余年，上世纪80年代重版时“洛阳纸贵”；后者，至今再版12次，很多学者攀着它迈入了经济学的门槛。

国内最广泛流传的《基度山伯爵》的译者是蒋学模，《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作者和历次修订者，也是蒋学模。“蒋先生自己最看重的作品是《基度山伯爵》和《政治经济学》教材。好多年前，他自己开玩笑说，这两本书可以代表他的一生。”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张军回忆，蒋学模讲过，翻译《基度山伯爵》时正值抗战时期，家中贫穷，翻译的稿费，他还在太太生孩子时买了鸡熬了鸡汤。解放后，他到复旦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本教材影响了几代人”。

学生回忆：很知名，很开放，很风趣

有一次蒋学模做一场关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报告。“蒋先生的口才非常好，也很幽默。讲座开头，他讲到李谷一唱的《乡恋》，这首歌比较缠绵，因而当时受到激烈批判。蒋先生谈到这首歌，他觉得没什么问题。”在学生们看来，蒋学模的思想在当时是比较开放的。正因如此，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张军至今仍对这堂讲座记忆犹新。

张军于1981年入校，那时蒋学模已逾六十，依然在带一些研究生课程，并不时在学校开设讲座。“印象中，很多学生慕名前去。”张军听过他不少讲座，工作后私交也不错，他感觉蒋学模“很知名，又开放，又风趣。他讲座的最大特点是条理特别清晰，文章也是一样。”

1977年入校的张晖明一直跟随蒋学模读完了硕士研究生，之后又攻读博士。在他的印象中，蒋学模“实事求是，非常开放。他鼓励我们创新，鼓励我们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晖明记得，当时教学资料比较紧缺，蒋学模曾经组织青年教师去北京图书馆学习、复印资料，“这算是他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动作”。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门方开，资讯尚不通畅。张军特别提到，蒋学模是当时少数代表中国经济学家参加国际会议的学者，“还曾经作为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的团长到南斯拉夫参加会议。”张晖明同样对此感触良深，当时出国很难，蒋学模每次出国，都会带回一些国外学术界的新动态，“一回来就作演讲，把这些新动向介绍给我们”。“他是经济学术领域永远的‘基度山伯爵’”，这是复旦学子对蒋学模的一句评价。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老师

学界追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忆蒋学模

蒋先生教的是政治经济学，我当年在复旦大学念研究生的专业是世界经济学，虽然我不是他直接的学生，但我也经常去听他的课。事实上，我认为“文革”后学习经济学的大学生都深受他的影响，他写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材》直接影响了几代经济学学人，这本教材至今发行超过1800万册，出了14版。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教材》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萨缪尔森写的《经济学》在美国的影响力。

蒋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有那么长的生命力、那么受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深入浅出。我记得蒋先生曾经说过，“学者写书深入深处，那是吓唬人；浅入浅出，那是没有进入核心；做学问就是要深入浅出。”蒋先生做学问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与时俱进”，《政治经济学教材》出了14版，这正说明他的思考和学问一直在“与时俱进”中，第一版的《政治经济学》和第14版已经有许多差别了。记得有一次开研讨会，经济学的另一位前辈于光远先生说：“我是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蒋先生则回应道：“我是不断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张晖明忆蒋学模

我从1977年进入复旦大学，本科、硕士、博士一直都是蒋先生的学生，所以我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就是我学术的领路人。

作为一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泰斗，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许多思考非常深刻，蒋先生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基点上。蒋先生并非是单纯的书斋学者，他时刻观察着现实生活，实践是检验他学术理论的标准。他是“真正的大师”。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陆谷孙忆蒋学模

蒋先生是我国经济学泰斗，但他也是大仲马代表作《基度山伯爵》的最早翻译者。虽然蒋先生翻译的《基度山伯爵》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译本的可读性，我认为翻译得很好，读上去很舒服。我最初读的《基度山伯爵》就是他的译本。记得那是上世纪50年代，至今我依然记得小说中的一句话，小说中基度山伯爵伪装成英国人，蒋先生这样翻译道：“他迈着大不列颠子孙特有的步伐……”非常妙！

后来在复旦大学，有一次我问蒋先生，他这样一个经济学家为什么当初想到翻译《基度山伯爵》，蒋先生对我说，他就是喜欢这部小说，“高深的小说我看不懂，我只看流行的小说。”有些人批评蒋先生的《基度山伯爵》从英文转译所以不正宗，我不这么认为，这不影响译本的质量，至今我读上去还津津有味。

■著名法语翻译家、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郑克鲁忆蒋学模

蒋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从英文转译的《基度山伯爵》，虽然他是偶一为之，但翻译的文字非常流畅，基本忠实原著，使用的语言也已经接近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了。我认为他的译本比之前所有大仲马作品的译本都要好。这也说明，蒋先生英文底子非常好，中文也很好。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从法文版直接翻译的《基度山伯爵》，但我认为这不妨碍读者仍然选择蒋先生的译本，毕竟小说从20世纪40年代流行到80年代，已经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译本。

蒋学模个人作品

蒋学模长期致力于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勇于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并且不断地加以修正。严密的逻辑论证，活泼流畅的文字风格，构成其著作和文笔的特色。他的主要学术著作除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外，还有《美国经济危机》(1950)、《政治经济学讲话》(1955)、《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1959)、《论社会主义经济》(1980)、《社会主义经济十论》（1982）、《政治经济学二十题》（1983）、《社会主义所有制》(1985)、《社会主义经济新论》(1988)、《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1995)、《蒋学模自选集》(1999)、《蒋学模文集》(2001)、《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总论》（200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