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成

　　黄毓成，民国陆军上将，云南省镇沅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考中秀才，入昆明经正书院。1904年夏赴日留学，学成回滇于讲武堂任职。1911年参与发动昆明“重九起义”，起义成功后任陆军第一师骑兵联队长，次年4月率骑兵支队入黔。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云南举义讨袁，黄毓成任护国军第三军挺进军司令，率部参加滇桂边境抗击龙觐光部的作战。1918年到1922年间，任滇军驻川师长、司令部参赞等职，目睹军阀间拥兵争利，愤而解甲，赴上海闲居。1937年受南京政府令，返滇任云南禁烟特派员，遭解职后归家研究佛学至解放。解放后任云南省文史馆馆员，于1958年病逝。

　　农家子弟

　　黄家远祖为南京郊区柳树湾人。明初朱元璋统一全国后，搬江南民户数十万人随军到地广人稀

　　的云南，以追剿元朝残余，巩固边疆。黄家几兄弟就在该队伍中：大哥留在江西鄱阳湖边，其余三兄弟随军队到云南，被安排在临沧坝子屯垦。经过五六百年的繁衍生息，形成临沧、普洱的一大姓氏。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江西黄家的一个小伙子黄上达也来到了云南定居，后全家死于清末的民族械斗，唯有长子黄钟祥只身逃出，娶妻欧阳氏，在案板井背矿熬盐过活。1884年，欧阳氏生下第四个儿子，出生时个大、哭声响亮，重四公斤，父亲为其取名黄毓成。

　　黄毓成出生时，父亲黄钟祥虽然有自己的矿洞和熬房，但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黄钟祥深知，要尽最大的力量供孩子们读书识字，才能走出大山，因此六岁时黄毓成就告别了上山打柴、下河游泳的生活，进入私塾念书。在私塾里，黄毓成读书过目不忘，背诵四书五经时滔滔不绝，教书先生为之取字“斐章”。

　　1902年，清政府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如期进行，读书人的童生试开始。18岁的黄毓成在县考中考得第四名，到普洱府考后又一举中了秀才。父亲黄钟祥欣喜欲狂，备上厚礼，带着儿子行大礼谢师。其师言：“此子前途无量，但世事不宁，一需习武，二需谨慎。”自此，黄毓成走出祖辈一直居住的大山，来到省城昆明的经正书院。

　　1903年的经正书院，旧时书生较多，新思想远没有当时的云南最高学府五华书院活跃。于是，黄毓成经常和吕志伊等同学到五华书院参加-，并偷偷阅读各种革命刊物。在当时，这些言行都被视为是对大清朝廷的不敬，敢出言造反要被捉进大牢，甚至株连三族。黄毓成也曾被同学告密到校方，但校方一追查，总发现是以罗佩金为首——对于这个罗家大少爷，校方要想严处总得先掂量掂量，于是黄毓成常常有惊无险。

　　后来，罗佩金重阳节“吟反诗”事发，被五华书院开除，离开昆明去了广州。钦佩之余，黄毓成也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受罗佩金要“来点硬的”的影响，他也觉得要推翻清政府，才能救国于水火，于是立志弃文习武，将岳飞的《满江红》写成条幅挂于床头，并结交了很多民间练习武术的朋友，习十八般兵器，以图待机报国。

　　留学东洋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开始作一些改良：洋务运动、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编练新军……在云南则成立了新编陆军第十九镇（师），但却缺乏掌握新式武器和训练军队的军官，政府只好开始向东洋、西洋派遣留学生，并于1904年大幅度增加留学生数量。听闻到要剪辫子到东洋留学生，经正书院只读四书五经的老少书生被吓走了一大半，黄毓成却兴奋不已，多年习武救国的期望即将变成现实，这个从大山走出来的二十岁小伙子顺利考取了官费留学生。据《昆明历史资料》载：“是年吾滇送日本留学生陆军三十人，师范、政法、实业百余人。”1904年7月初，在著名文人赵藩、陈荣昌的带领下，一群人从昆明出发。10月初，他们抵达日本东京，入振武学校。

　　黄毓成和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种现代知识。有感于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乡亲们知识太贫乏，黄毓成多次寄回的包裹都是现代书画。大哥黄毓桂在其支持下，于家乡案板井黄宅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私塾，将这些书画做教材用。一次，其母欧阳老妇人看到一些人体生理挂图，被吓得直哭：“怎么我儿子会到这种鬼地方，人没有皮包着，只有一根根骨头……”后来成立的镇沅小学堂，也将这些新书画作为开办新课程的教材。

　　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黄毓成和大部分云南同学成为了第一批会员。1906年，黄毓成从振武学校毕业，进入日本陆军实习半年入士官学校。这期间，黄毓成所在连队在海滨练习泅渡时，遇到日本天皇的游艇。从望远镜中看到这些士兵后，天皇下令：“前面岛上有朕的夏宫，能从岸边游到岛上并从东面上岛者有重奖。”黄毓成在波涛汹涌中勇往直前，第一个游到岛上，被侍卫拥着去见天皇。随侍在侧的士官学校校长滨田雄一少将问明其中国留学生的身份后，天皇大喜，命左右取八宝指挥刀一把，赐给黄毓成。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还是指令各学校对中国留学生“一要拉拢二要防范”，以防中国学生学得太好，以后对日本不利，故教学上多有保守。比如在教授机关枪知识时，只教使用，不教构造原理。黄毓成便和同学商量，0教官的讲义，连夜传抄，私下学习。按同盟会的要求，黄毓成主攻骑兵，于1908年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回国后，照例进京觐见皇上，统考后再由选派的省份安排工作。黄毓成被调至云南讲武堂担任骑兵科教官，和其他留学的同学（李鸿祥、谢汝翼、李根源、唐继尧、黄毓成、殷承瓛、张开儒、叶荃、赵又新）一起，把日本士官学校中最成功的教育和训练方法都应用于教学。

　　反清起义

　　黄毓成在讲武堂担任骑兵教官的两年中，整理和编著了《骑兵的训练和战术》和《战马是骑兵的伙伴》等教材。在当时，新式骑兵对提高军队的机动性和出奇制胜至关重要。由于专注于工作，27岁的黄毓成一直没有成家，其父母曾多次捎信要他回家成亲，他都借故不回，并时时以汉朝大将霍去病的名言“功不成，无以为家”为座右铭，吃住和学员一起，暗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同盟会会员。

　　此时的昆明，新风气渐增，各种新式教育兴起，民间自办报纸陆续出现，革命刊物《云南杂志》在士兵和学员中暗暗传播。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对云南的震动极大，具有革命意愿的各中下级军官召开数次会议商讨起义之事，同时也依靠士兵中的哥老会组织，动员广大士兵，最后决定于1911年10月31日（阴历九月初九）发动起义。10月30日晚，驻北教场的七十三标因搬运子弹被北洋派的军官发现，排长黄毓英等人率起义士兵将其击毙，提前打响了重九起义的第一枪。黄毓英带领一排尖兵攻占北门，进攻五华山，被阻在山北筑有大碉堡的军械局。该处储备有大量军械弹药，是城中之城，起义军子弹少、缺乏重武器，久攻不下，排长文鸿揆身中数十弹牺牲。黄毓成身先士卒，提着讲武堂教学用的轻机枪，用火力掩护冲锋，一面吸引敌人的炮火，一面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激烈的战斗在他的军装上留下了六处弹孔。此军装一直保存在黄宅客厅橱柜里，至今仍存。

　　此时，南边蔡锷、唐继尧、罗佩金统领的七十四标尚未入城，北边起义军弹尽，敌方也不敢出来，双方形成僵持之势。黄毓成、顾品珍奉命带队飞马直奔南边南教场催兵。黄毓成骑着亲自-的大青马，一马当先。来到南城外的塘子巷时，把守的清军骑兵大喊：“谁敢造反，奉总督命格杀勿论！”要去南教场，这是最近的路，必须冲过去才行。黄毓成一边大喊：“快闪开，我要见你们标统！兄弟们跟我冲过去！”一边扬刀跃马杀入敌阵，挥舞战刀连劈数人，黑暗中只见微弱的刀光剑影，黄毓成的军裤被划烂，小腿受伤。危急间，大青马股部中刀，受惊一跃而起向西狂奔，摆脱敌人后一路奔过金碧路转向大南城，马头撞在城墙上才止住。这些场景，皆为黄毓成将军亲口对其后代所描述。

　　幸运的是，大南城已被起义军炮兵占领。通过暗号后，黄毓成上城楼见到炮兵营长、老同学刘云峰：“赶快支援北边部队！”但五华山北炮距不够，刘、黄当即决定向总督署开炮。刘云峰亲自测距，按着照明弹的光以督署衙门口的两棵大柏树为目标，三炮三中。总督李经羲大惊从床底下爬起，派兵挖开墙，躲到老百姓家里，命卫队拼死抵抗。之后，军械局、总督署分别被起义军攻占。响了一夜的-声逐渐停息，凌晨，只有士兵们在街上奔跑的脚步声。昆明的百姓按捺不住兴奋，在门缝里、窗户边注视着，胆子大的已经跟在队伍后准备帮忙了。就在五华山后，军械局炮楼下的一条小巷中，一座低矮的四合院大门轻轻打开了，一位中年妇女举着一盏风灯，带着两个女孩，急切地问：“军爷，是不是要打满清、杀鞑子了？”“快回去，有危险！”一位士兵答。“快去把灶上蒸帕包着的那包饼子拿来！”大女儿跑去拿来他们一家一天的吃食。这女人就将那包饼子硬塞在一个拿手枪的军官腰间。小女儿已经十四岁，她永远记住了这一个夜晚——之后，她成了黄毓成将军的夫人。

　　“大清王朝归西了！从此没有皇上了！起义成功了！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忐忑一夜的百姓纷纷走上昆明街头放鞭炮，口号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起义军指挥部移上五华山，临时军政府成立。

　　重庆之战

　　云南军政府成立后，黄毓成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马标统带，后升任混合旅旅长。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骑兵是战斗力最强、行动极其迅速的部队。后黄毓成所部隶属谢汝翼指挥的援川军，在山地作战中取得很大成绩，对支持地方革命派稳定局势、恢复生产起了很大作用。援川回昆后，黄毓成受云南军都督府之命，率部于1912年5月开赴贵阳，被北京政府任命为贵州督军府少将参谋长。虽已是当时贵州督军唐继尧的参谋长，但黄毓成缺乏对长官的顺从，性格倔强，绰号“黄牦牛”的他更喜欢和上司唱反调，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于是被唐任命为游击司令，镇守黔东北。

　　1913年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就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12日，袁世凯令鄂督黎元洪、陕督张凤慧、滇督蔡锷、黔督唐继尧“酌拨劲旅，会合兜剿”。四都督遵令拨兵援川。黔督唐继尧派黄毓成以黔军援川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前卫司令的身份，率混成协一队援川。黄原拟响应讨袁军，及入川而赣宁已败，转而攻熊以自保，并于9月12日率先攻入重庆。9月17日袁世凯通令嘉奖黄毓成，特授勋五位，并任黄毓成署重庆镇守使。

　　黄毓成一进重庆，即将各要署及繁华街市占据。待王陵基打着“川东宣慰使”旗号赶到，已落后手。他俩位一个外号“黄毛牛”，一个外号“王灵官”，都是刚愎自用之人。川军王陵基部与滇军黄毓成部为争夺重庆市，炮轰山城，后经各国驻渝领事居间调停而停战。袁世凯准署四川重庆镇守使黄毓成辞职，任周骏为重庆镇守使。12月，袁世凯又下令将黄毓成与王陵基交陆军部严议惩处，失去军职，闲居昆明。回昆后，面对滇军上下的打抱不平，黄毓成却很淡定：“为同学义气，为同情反袁，放走熊克武值得！自己的得失算不了什么！”但他同时也深感政治斗争的复杂，毫不犹豫地交出了兵权，辞去军职。

　　讨袁护国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条约“二十一条”，黄毓成大怒：“决不能让袁大头又做皇帝又-！”他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影响力，联络中上级军官多次开会商讨出兵讨袁。都督唐继尧态度摇摆不定，大家一致决定让黄毓成刺探唐继尧的真实态度，促唐反袁。一次在唐公馆，黄毓成与唐继尧商谈时说：“群情激奋，反对帝制呼声很高，我自己愿意领兵出征。”唐父从屏风后走出来说：“黄大哥，你也不为我家想想，我家几代人还没被封过侯呢！”黄扶唐父坐下：“老伯，您是希望儿子做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侯爵呢，还是希望儿子封别人做侯爵？”唐父无言以对。1915年农历十月廿八，黄毓成和唐继尧约好当晚召开会议，听取军官们的意见。会议上争论激烈，主张暂缓出兵以观形势的占了多数。黄毓成非常生气，掏出手枪拍到桌子上说：“今天要么你唐都督决定起义，立即组织行动，要么你就用这把枪把我打死，别无他法！”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唐继尧权衡了各方形势，最终决定起兵反袁。东方发白，黄毓成回到家时，对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逃难的家人说：“好了好了！不用逃了！唐公决定干了，以后的事情还多呢！”政治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结果。逼唐反袁，一旦有失，则身家性命难保。黄毓成在会前已经决定以死相谏，若不成，则家人逃走。这一举动，成就了其“勇气”之称，与蔡锷的“骨气”、唐继尧的“福气”、罗佩金的“二气”，一起成为云南“四气”。

　　蔡锷、唐继尧、李烈钧联名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并率军向北、向东进攻。黄毓成任护国军第三军第三梯团长，下辖：第一支队司令：杨杰第二支队司令：叶成林。

　　黄梯团原来没有基本队伍，是从地方的团警及新募入伍的士兵杂凑而成，并非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但在黄将军等的指挥教练下，不久就变成所向无敌的一支劲旅，在滇、川、黔迭树殊勋。不久所部改编为护国军挺进军，3月中旬，黄毓成率部，由云南经贵州兴义进抵广西百色，协同李烈钧部张开儒支队、护国军第三军赵钟奇支队、桂军马济部围攻百色，包围龙觐光指挥部，龙觐光缴械投降，通电赞成共和。李文富见大势已去，率众投降。

　　1917年11月，唐继尧组建“滇黔靖国联军”，自任总司令，以杨蓁为总参谋长，以顾品珍、赵又新、瘐恩旸 、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张熙、叶荃分任八个军军长。

　　四川之战

　　1923年唐继尧重主滇政，大肆翦除旧人宿将，罗佩金、庾恩旸等均遭杀害。黄毓成自度不免，变服逃往省外。当时杨森当上“督理”，故前去投靠。早在辛亥革命时，黄毓成以滇军梯团长领兵入川，四川军政府派上尉参谋杨森驻黄部任联络，颇得黄器重。尔后杨森在川军第一师任营长，因不听调度，被刘湘把部队拉走。受到第一师通缉的杨森在川立足不住-逃往云南依黄毓成门下作食客。护国军兴，黄毓成任挺进军总司令进驻叙府，所部梯团长杨杰兼叙府卫戍司令，黄特派杨森任该司令部中校主任参谋。未几杨杰赴自流井公干，所兼卫戍司令暂交杨森代理，待杨杰事毕返叙，杨森恃黄信任，竟拒不交割，公然放话要杨杰以兼职相让。黄毓成见杨森留在叙府与杨杰无法相处，又修书一封，派人护送杨森去泸州投奔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被赵委为参谋长。

　　对过去有恩于已的旧上司，杨森执礼甚恭，特设盛宴款待，更重要的是杨看中黄毓成乃滇军名将，以其才干声望，在未来统一川局的斗争中实为不可多得的帮手。黄毓成见杨森如此念旧，认为孺子可教，便慨然谈起自己的打算。原来黄毓成受蔡锷影响很深，素主“联省自治”。他表示愿竭全力辅佐杨森削平群雄，统一四川，然后组织“定滇军”在杨森大力援助下打回云南，取唐继尧而代之。

　　因黄毓成的归来，跃跃欲试的杨森便召集手下亲信将领密议用兵。会上杨森特意把黄毓成向众将作了一番介绍，然后请黄发表高见。黄毓成胸有成竹地提出“远交近攻”之策。见他讲得头头是道，杨森颔首微笑道：“斐公所言，甚获我心。”根据总参谋长黄毓成提出两期作战方案：第一期以突然袭击，各个击破的方针，迅速消灭接壤的赖心辉、刘成勋两部，进而消灭陈洪范。整个第一期作战过程应积极展开邓邓锡侯、袁祖铭、刘湘的外交联络，促其中立。在取得第一期作战胜利的基础上，第二期以外线作战，攻取重庆，消灭刘湘，传檄残存各军，在渝召开善后会议，统一川局。

　　黄毓成知道这些人因过去与刘湘同学兼部属关系，格于情面，不愿跟刘兵戎相见。但事关大计，仍力持已见。杨森也认为黄毓成完全是为向着自己，但一来总觉得刘湘目下实力太小，兴不起什么风浪；二来他自己正在大力培植“速成系”宗派意识，须得顾及多数将领的情绪。究竟联刘打袁或联袁打刘，还是袁、刘一锅端，暂时便被搁在一旁。

　　会后，杨森发表黄毓成兼领“前敌各军总指挥”，统辖五路大军向刘成勋、赖心辉、陈洪范进攻。后来杨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又要对刘文辉开火，黄毓成急忙从资中前线赶回成都，力劝杨森不可轻举妄动，道是：“我军第二期作战行将展开，目前不宜树敌过多，对刘自乾应予优容，以安‘保定系’诸人之心。”被第一阶段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杨森，连连摆头道：“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刘自乾自己要跳出来挨刀，那就管不到他那么多罗！”刘文辉见势不妙，便决定放弃叙南，同刘成勋经泸州分道荣昌、合江向重庆退却，投靠刘湘。

　　刘湘此时，知道与杨马上就要公开摊牌，为了拼凑“倒杨联军”，必须将实力居全川第二，拥兵4万余众的邓锡侯拉进来。见面之下，刘湘爽快地开出条件，答应负责补充邓饷弹。在黄毓成苦劝下，杨森对争取邓锡侯也很重视，专派唐剑秋驻邓部联络。但杨自认为胜算在握，对邓锡侯关切的防地、饷款问题始终不作明确表示，徒以口舌拉拢，自然收效甚微。除开邓锡侯，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便是拥兵3万余众的黔军总司令袁祖铭。因为系客军，经费窘乏的袁祖铭最感兴趣的是盐税收入。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杨森对争取邓、袁原则表示赞成，但要按月划给盐款，则很有些肉痛，故倾向于不作具体许愿。

　　结果惹的三刘一赖会合之后又联合邓锡侯，袁祖铭。杨森内部分化，主力王缵绪倒戈，大军一败涂地。黄毓成只得只身避往峨眉山万年寺，联军方面首脑人物除刘湘外，对黄毓成都有一定交谊。邓特派熟人去万年寺迎黄下山，共商善后。刚一见到黄毓成提到来意，黄就大骂：“杨子惠孺子不可教！”并当着面把签署命令用的一方翠玉私章锤碎，发誓再不过问川中军政，愿去上海休息。由邓锡侯、刘文辉厚赠旅费，礼送出川。这位“定滇军总司令”借杨森之力，打回云南取唐继尧而代的美梦，终成泡影。

　　朱德访旧

　　1957年2月13日，朱德结束了在广东的视察，风尘仆仆地抵达云南昆明。重返故地，朱德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老师和同学。次日，他不顾旅途劳累，会见了原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李鸿祥、黄毓成、叶成林、孙永安等。朱德同志对大家说：“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永远不会忘记云南。这次有幸重返云南，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师、同学、同事，愉快的心情是难以表达的！”会见中，朱德同志还一一询问老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追述往事和故人。后来在当年晚些时候的百花齐放运动中，秉性耿直的黄毓成因言论被划为“ ”，次年因病在昆华医院逝世，骨灰葬于昆明筇竹寺海会塔。1979年，云南省政府宣布撤销对黄毓成“ ”的处理，恢复名誉，黄毓成将军的一生功绩也得到了证明。

　　城市建设

　　闲居期间，黄毓成与罗佩金、王灿、丁祖佑等一批开明人士，于1915年5月初，以“谋都市人民之健康及社会之消防安全”和“注重饮料、脾益卫生、便利人民”为宗旨，积极倡议创办自来厂。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唐继尧的赞同， 没过多久，黄毓成又被时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任命为云南省水利总裁。最后，由法商海防机械建设公司工程师戴阿尔负责承建整个水厂工程，采用西门子公司的设备。1917年8月，水厂泵房和水池竣工。自来水厂则位于五华山西麓（今华山西路东侧），1918年5月2日正式送水，日供水量1034立方米。在担任水利总裁的两年多时间里，黄毓成大规模加固松华坝水库，又在昆明坝子的东北面疏浚河道，开挖干渠，增加旱涝保收田数万亩。在老家镇沅县，黄毓成拿出了安家费中的三千多银元，号召乡亲修筑引江灌溉渠，至今发挥效益，被称为“黄家大沟”。此时，黄毓成的父亲已去世，三十岁的他想着该成家了。1915年5月，省议会议长李增做媒，黄毓成娶了已故诗人朱筱园的二女儿朱玉芝，在新修建完工的圆通街156号黄宅举行新式婚礼，由云南省督军唐继尧证婚，省内军政文商各界皆到场庆贺，在昆明一时传为佳话。但也有托媒求婚不成妒忌之人，十分反感。此时昆明的民办小报很多，其中一家刊登了一幅漫画：一只黄鼠狼头戴军帽，拖着长尾巴牵着一只戴婚纱的小猪，谓之曰“黄朱联姻”。当时黄毓成的部下，时任滇军营长的张凤春大怒，要带兵查封。黄夫人拦住说：“不必！不必！任其自生自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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