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州名人张露萍介绍
张露萍（1921—1945），女，1921年农历5月28日，张露萍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张露萍从小就阅读了大量书籍，并在革命爆发后，思考救国救民之路。
1937年，在成都读中学的张露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11月，在车耀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张露萍和同学一路奔赴延安。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继续学业，随后被保送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并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张露萍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重庆，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归叶剑英直接领导。进入南方局不久后，张露萍就接到了组织安排的任务：联络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期间，张露萍等人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代的各种任务。
1940年张露萍身份暴露被捕，戴笠对张露萍用尽酷刑，也没能从张露萍口中得到任何党的机密。”
1945年7月14日，年仅24岁的张露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张露萍人物经历
张露萍，原名余薇娜、余家英，化名余慧琳、黎琳等，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1937年在成都读中学的张露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16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7年11月，在车耀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张露萍是她在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时的化名。
1921年农历五月二十八，张露萍出生在四川省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余泽安，是一个私塾老师。张露萍上小学时，二姐病故，大姐余家彦被军阀、四川暂编师师长余安民强娶为妾。这些不幸的遭遇，激起了张露萍对黑暗的旧社会的憎恨和愤懑。
做时代的新女性
1937年秋，张露萍以优异成绩由初二考入成都蜀华中学高中。“七七事变”爆发，成都各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张露萍在同学车崇英家认识了车崇英的父亲——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同志。在革命前辈的培育和革命刊物的影响下，张露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
在川西地下党的领导下，张露萍为宣传抗日救亡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在成都的工厂、学校、街头，到处都有这个活泼、豪爽、身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的身影。经过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活动的锤炼，张露萍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她向往延安，憧憬光明的未来，立志做一个时代的新女性。
1937年11月下旬，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车耀先同志安排下，张露萍和彭为工等十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奔向延安。
大家称她“干一场”
初到延安，张露萍对一切都倍感亲切。她勤奋学习，刻苦锻炼，积极劳动。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她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张露萍天资聪颖，酷爱文学，擅长唱歌、演剧、写诗、作画。她热情地参加文艺演出，主动办墙报，每次集会，各个单位拉歌欢唱，人们总要欢迎她指挥，而且喜欢她指挥演唱那首流行的抗战歌曲《干一场》。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是落落大方地站起来，挥动着她那有力而灵活的双臂，上千人聚精会神，引吭高歌:
“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这样活着有啥用啊，拿起刀枪干一场!”
雄浑激越的歌声，响彻黄河之滨。这以后，大家都亲切地称她“干一场”。
1938年10月26日，十七岁的张露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张露萍又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以后，分配到延安文联干秘书工作。在这期间，她同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宝琦（即李清同志，原任国家交通部长）结成了革命伴侣。 不久，中央组织部、社会部决定派张露萍赴重庆工作。
1939年深秋，张露萍告别了生活了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踏上了新的征程。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他们白天分头工作，晚上秘密聚会，交流情报。张露萍还负责与中共南方局的联络，把同志们从军统机关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南方局。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发展了党的组织，支部成员达到7人。 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在敌人的心脏，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同敌人展开特殊的战斗。他们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使党组织多次躲过敌人的破坏，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中国共产党掌握。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引发了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张露萍等先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受尽酷刑，坚强不屈，敌人从他们身上一无所获。随后，他们被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在以罗世文为书记、车耀先、韩子栋、张露萍等为支委的中共秘密支部领导下，同军统特务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在血海中新生，我们在血海中迈进，今天，胜利正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牺牲，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1945年7月14日，敌人把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7人押上刑车。通向刑场的路上，张露萍领着战友们高唱《国际歌》，悲壮激越的歌声表达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刑场上，张露萍和战友们用尽全身的最后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党的好女儿张露萍壮烈牺牲，年仅24岁。
1937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天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由叶剑英领导。起初，延安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是川军师长余安民女儿的关系去做川军统战工作。余家英的到来，正合叶剑英的需要，叶剑英对她的工作作了安排，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钉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共产党员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中国共产党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洸、陈国柱、王锡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张露萍后世纪念
重庆市庆祝建党90周年《党旗飘扬》红色经典剧目系列演出之现代京剧《张露萍》，7月1日起将在文化宫剧院上演，为市民带来京剧版红色女特工的“潜伏”，揭秘其短暂但传奇的一生，这也是首部红岩特工剧目。
现代京剧《张露萍》由红岩联线和红岩文化产业集团等精心打造，根据红岩英烈张露萍的真实事迹改编，是该市庆祝建党90周年创作的红色经典系列重要剧目。
该剧导演赵伟明表示，故事的主人翁张露萍当时虽然只是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却有着为共产主义理想倾洒热血的献身精神，其信仰不会因为挫折和苦难而有丝毫动摇。所以《张露萍》虽然是京剧，但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青春元素，表现出年轻人的激情与理想。该剧还汇集了周利、张军强、程联群、刘柱等一大批重庆京剧团的优秀演员。剧中还将创造性出现发报舞、山城棒棒军舞等。
从5月至12月，将持续举办以红岩历史、辛亥革命历史为主题的《党旗飘扬》红色经典系列剧目演出活动，陆续上演越剧《红色浪漫》，《红岩魂》形象展演报告剧，儿童剧《小萝卜头》，大型京剧《江姐》，大型话剧《1949―红色恋情》、《天下为公》等多场精彩剧目。
张露萍补充介绍
张露萍，又名佘家英、佘硕卿、佘慧琳、黎琳，1921年7月3日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一个贫苦的私塾教师家庭，共有四姊妹。她的父亲佘泽安富有民族意识，常常给女儿们讲岳飞、花木兰、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希望她们长大后做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张露萍还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在崇庆师范读书的大姐被四川暂编师师长佘安民强娶为妾。二姐病亡，父亲因交不出“国防捐”被关进大牢。家庭的不幸遭遇，在张露萍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旧制度仇恨的种子。
1935年秋，由大姐资助，张露萍转学成都建国中学，改名为佘硕卿，次年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考入成都蜀华中学读高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中国华北、华中地区，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共四川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成都各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在成都祠堂街以“努力餐”餐馆老板的公开身份，秘密领导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其间，张露萍通过同班同学车崇英的关系，结识了车崇英的父亲车耀先。课余时，张露萍常常陪车崇英去车耀先的餐馆。她还如饥似渴地借阅车耀先主办的《大声》周刊，从中受到教益。久而久之，车耀先也了解了张露萍的内心世界。他经常向张露萍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鼓励她投身到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不久，通过车崇英的家庭教师的介绍，张露萍在成都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她同队友们一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在成都的街头、学校、工厂都留下了这个青年学生的身影。
在车耀先革命思想和进步刊物的影响下，经过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宣传，张露萍的思想境界不断升华，她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心更加迫切了。一天，她坦率地向车耀先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车伯伯，请你设法送我去延安吧!”车耀先虽然一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但他看到张露萍的思想已经逐步成熟，心里高兴极了。
1937年11月，在车耀先和成都“抗敌后援会”的帮助下，张露萍同彭为工、周玉斌、刘革非等一批热血青年离开成都，奔赴延安，实现了自己的夙愿。途中，她改名为佘慧琳。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冲破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重重阻挠，她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到达延安后，张露萍改名为黎琳。她勤奋学习，先后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陕北公学、“抗大”。张露萍天资聪颖，能歌善舞，是抗大女生队众口称赞的积极分子。每次学员-，同学们都总要推举她指挥唱歌，尤其喜欢她指挥唱当时在延安流行的抗日歌曲《拿起刀枪干一场》。每当遇到这样的场合，张露萍总是落落大方地站起来，挥动着那灵巧而有力的双臂，指挥着大家放声高唱，使整个会场充满着欢乐的气氛。就这样，那些活泼的同学就赠给她一个“干一场”的绰号。
1938年10月26日，经郑继斯、杨馨介绍，张露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她又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后在延安抗日文联从事秘书工作。其间，她与在马列学院工作的陈宝琦(即李清)建立了恋爱关系并结为伴侣。
1939年10月，中央组织部、社会部派张露萍回四川工作。她到重庆报到后，归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开始，准备安排张露萍通过其大姐夫的关系做川军的-工作。但由于当时南方局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局重庆电讯处发展了张蔚林、冯传庆为中共秘密党员，要他们把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南方局来，极不安全，因此叶剑英决定把从延安派来的黎琳化名为“张露萍”，同张蔚林以兄妹相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特支书记，领导张蔚林、冯传庆从事秘密工作。直接领导和联系张露萍的是南方局军事组成员曾希圣和雷英夫。为了不引起特务的注意和怀疑，组织上在牛角沱赁了两间房屋，让张蔚林从军统局宿舍搬出来，布置一个特殊的兄妹家庭。
以张露萍为书记的地下支部成员，白天分头工作，晚上就在牛角沱秘密相会。在去南方局办事处的几条路上，人们不时会看到一位头戴法兰西绒帽，身穿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登半高跟鞋的年轻女士，她就是张露萍。通过她的手，把张蔚林、冯传庆从军统机关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了南方局。不久，他们又发展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为中共秘密党员。
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一天晚上，张蔚林正在值班，突然得知军统行动组凌晨1点钟要到天官府街14号搜捕我一地下党机关工作人员的情报。情况紧急，他借故请人代班，立即跑回牛角沱，把情报告诉了张露萍。这时，离敌人行动的时间仅有一个多小时，要跑到曾家岩去报告南方局，显然来不及了。张露萍叫张蔚林快去值班，她走出家门，迅速来到天官府街14号，通知地下党机关马上转移。当特务们按预定时间来到这里抓人时，却扑了空。
一次，冯传庆发出由戴笠签发的一份密电后，用了多种方法也未译出内容。下班后，他巧妙地带着电码来到牛角沱。张露萍、张蔚林他们三人，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试验，终于破译了密电。这是戴笠与胡宗南专门约定的密码电文，内容是戴笠派遣了一个特务小组潜伏延安，需通过胡宗南的防区，要他设法护送过界。延安总部根据张露萍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及时捕获了装扮为皮货商的特务潜伏小组。
戴笠破坏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证又被共产党抓住了。他恼羞成怒，在办公室里像疯子似的乱踢椅子，破口大骂他的特工人员都是些无能的混蛋。他在纳闷，潜伏小组的行动是这么绝密，共产党又是怎样知道的呢?他怀疑身边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于是，军统内部的机要、电讯部门的督察加紧了。
1940年3月，张蔚林因工作不慎，烧坏了收发报机的一枚真空管。戴笠本来对张蔚林等人就有所怀疑，以此借口把他抓了起来。当时，张露萍经组织批准到成都省亲去了。在看守所里，张蔚林感到问题严重。趁看守不注意时，他离开看守所，跑到南方局汇报。南方局军事组的陈家康对他说，烧坏真空管是工作事故，不属于政治问题，并要他快回去稳住敌人。看守所发觉张蔚林不见，及时地报告了戴笠。戴笠立即下令在牛角沱搜查张蔚林的住所，发现他的住所里藏有军统分布在全国的秘密电台名单、张露萍用暗语写的一封信和赵力耕等人的入党申请书。当张蔚林从南方局返回看守所时，即被军统逮捕。
当晚，军统内部进行了大搜捕，两辆卡车突然开进电台值班大楼院内，一批全副武装的特务悄悄地包围了大楼。正在值班的冯传庆发觉是敌人来抓人了。他来不及通知战友，立即钻进地下室，通过防空洞钻出来，躲在草丛里观察动静。不一会，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等被敌人从楼上押了下来，冯传庆意识到是他们的秘密党支部暴露了。他迅速翻过墙头跑到南方局，报告了当晚在军统机关发生的情况。叶剑英听完汇报后，决定连夜送冯传庆渡过嘉陵江去延安，并告诉他沿途的联络点和暗号。为了冯传庆的安全，叶剑英把自己的古铜色皮袍送给他，同志们将他化装成商人模样，叮嘱他在路上要住大旅馆，进大饭店。第二天，冯传庆在途中的青木关被捕。
张蔚林被捕后，军统特务用张蔚林的名，电告张露萍速回重庆。张露萍由成都返回重庆，在两路口一下车就落入敌人的魔掌。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张露萍等七人被捕后，被关押在军统重庆稽查处看守所，由戴笠亲自主持审讯。戴笠妄图从这几位年轻人的身上打开缺口，把共产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在审讯时，张露萍等七人受尽了钢鞭、老虎凳、“鸭子凫水”、烙铁、灌辣椒水等法西斯酷刑的痛苦。虽然他们被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但他们坚贞不屈，使戴笠一无所获。一个月后，张露萍等七人被转囚于白公馆。
1941年3月，军统将张露萍七人同时转押到贵州境内的息烽集中营-。张露萍的监号为“253”，与徐林侠、宋振中(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黄彤光等难友同在义监。
息烽集中营设在息烽县城南六公里处的阳朗坝，又名“息烽新监”，对外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为镇压革命者而专门设立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人间魔窟，军统称其为“大学”。监房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排列，另设有一个特别监房。
1941年，戴笠派周养浩到息烽集中营接替何子桢的监狱主任后，按照蒋介石的“精神感化”主张，在息烽集中营进行“狱政革新”，处心积虑地使息烽集中营监狱学校化、犯人劳动化，将囚犯改称为“修养人”，解除镣禁，并把监房改为“斋房”，企图诱骗共产党人叛变投降。张露萍等七人在以罗世文为书记、车耀先和韩子栋(小说《红岩》中的“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为支委的中共秘密支部的领导下，同军统特务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利用周养浩推进“开明”、“民主”的机会，以巧妙而曲折的手法写诗撰文，刊载在狱中创办的《复活》月刊、《养正》周报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的倒行逆施。
在特定的节日里，息烽集中营都要组织“修养人”举行文艺演出，以显示其“狱政革新”的新气象。在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曹禺的名剧《日出》的演出中，张露萍都是担任主角。尤其《日出》一剧，由于她仔细揣摩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加上扮相秀丽，窈窕潇洒，简直把陈白露这个人物演活了，搏得观众的热烈掌声。从此，大家为她起了一个“陈白露”的外号。
在狱中，张露萍关心难友和下一代。赵力耕由于受尽折磨，上肢出现瘫痪。张露萍通过传纸条得知后，卖掉了自己的一枚金戒指，托人买药送去。赵力耕收到药后，感激得热泪盈眶。她把在狱中参加劳动所得的一点“补给金”，托人买了一只肥母鸡养着。难友黄彤光劝她用来滋补身体，她却一直留着生蛋给“小萝卜头”和“狱中之花”作为营养品。
1945年7月14日早晨，义斋的女管理员张家启打开牢门，轻声叫道：“‘253’，快收拾行李，今天要送你去重庆开释”。张露萍从张家启的眼神中看出了征候，这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从容地梳头、化妆，同难友们一一告别。“小萝卜头”抱住她的腿不停地喊着：“张阿姨，你不要走!你不能走啊!”张露萍俯下身子轻轻地吻了吻“小萝卜头”，然后坦然地走出了义斋。她来到行李房，领出自己存放的皮箱，取出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和红宝石戒指穿戴上。在敌人的刑场上，她要再现当年在南方局从事秘密工作时的战斗英姿。她拿出一支口红，要送行的难友黄彤光给她再化一次妆。黄彤光按过口红、双手发抖，担心张露萍此去是凶多吉少，禁不住用手绢擦着泪水。张露萍安慰她说：“彤光姐，你不要难过，我心里很明白，知道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
在刑车上，张露萍等七人见面了。这是他们战友在息烽集中营的第一次见面，而且是在敌人的刑车上，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刑车从息烽集中营的大门缓缓开出，向县城方向飞速行驶。车厢内，十几名军统特务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张露萍突然领头唱《国际歌》，她的战友们也跟着放声高唱。押解的特务们阻止不准唱，但怎么也禁不住。这悲壮激越的歌声，表达了英雄们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慨。
刑车开到离县城三公里处，突然拐弯开往快活岭军统被服仓库。到了仓库门口，周养浩欺骗说要装旧被服去重庆，叫张露萍等七人下车等一会。当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走下刑车迈上石级时，敌人从背后开枪了。张露萍大腿中弹，扭头一看，六名战友倒在血泊中。她怒视暴敌：“0!朝胸膛这里打!”接着，她用尽全身的最后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张露萍的凛然正气，吓得敌人惊恐万状。行刑队长荣为箴慌忙从士兵的手中夺过 ，朝张露萍连开几枪，党的好儿女张露萍倒下了，她年仅24岁。
张露萍等七人被捕后，他们在狱中的表现，党一时无法知道。1943年，延安开展“抢救运动”，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却在一次会上无中生有地说：“黎琳叛变了!黎琳是叛徒，是军统特务!”于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横加在张露萍的头上，沉冤几十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中共四川省委有关部门和中共息烽县党史办公室、贵州省妇联等单位的多方协作，叶剑英、雷英夫也亲笔写了证实材料，终于查清了张露萍等七人在狱中的表现。1983年，中央有关部门为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七烈士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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