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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舟

王维舟人物照片

宣汉名人王维舟介绍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

王维舟(1887~1970),四川宣汉人。原名天桢。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任四川靖国军团长。1920年加入朝鲜旅华共产主义小组。 同年底赴苏俄学习。1921 年底回国,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回四川开展武装斗争。后任中共川东特委军事部长、川东游击队副司令员、川东游击司令员、红三十三军军长。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兼政委、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等职。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1970 年1月10日在北京病逝。

王维舟生平事迹

家庭出身

王维舟 (1887.6.10——1970.1.10),本名王天桢,1887年6月10日生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原东乡县)清溪场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祖父曾考取前清“贡生”,在当地颇有些名气,但家境平平。随着祖父母相继去世,家道中落,还在读私塾的少年王维舟不得不辍学务农。8岁入私塾,13岁随父种田,16岁到县城一烟土栈当学徒,复进县劝学所作会计管理员。他曾种过地,做过学徒、店员,亲历了旧社会百姓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生活,深重的压迫让他背井离乡到成都打工。中国时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黑暗的年代,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现实很快使王维舟明白,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命运多舛,而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这激发了他一生对黑暗社会的反抗。后来,他考入成都工兵学校半工半读,其间,他积极投身到四川的“保路运动”中,参加反对清廷出卖川汉铁路主权的保路斗争。

献身革命

清政府血腥镇压了这次运动,他在脱险后,1911年10月,维舟商同冉崇根、石体元等,回到家乡东乡县(宣汉)组织青年“义军”,城乡民团数百人入城举行了武装起义,通令知县投降,12月2日东乡军政府成立,维舟任警备队长。

清政府倒台之后,王维舟曾任“靖国军”营长、团长等职,率部进行了反袁护法斗争。每驻军一处,他严格戒训部属官兵,要求不抽丁、不拉夫、不扰民,深得民心,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至今在宣汉县还依然保留着当年老百姓为王维舟树立起的“除暴安民”、“兆民赖之”等德政碑,表达了对他的崇敬之意。但是旧时军队内部勾心斗角,争地夺利,战事不断,导致百姓生灵涂炭、连年遭殃,这使他一心为民的理想彻底破灭了。他毅然弃官出走,奔赴上海,坚信一定能找到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

1920年,维舟毅然离开旧军军队,奔赴上海,在上海,王维舟结识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金笠同志,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由此坚定了一生的信仰和追求。1920年5月经金笠介绍,王维舟加入旅华朝鲜共产主义组织,同年赴苏联学习。当时,年轻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正遭受14个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联合进攻,其国内物质条件极度匮乏,食品短缺,每人每天只能保障半磅黑面包。王维舟和其他同学一起,积极响应列宁“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号召,经常忍受着饥饿参加义务劳动,以支援前线和红军。在苏联国庆节那天,王维舟和他的学友们一同参加了红场的庆典活动,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并聆听了列宁生动的演讲,王维舟对此感受至深,终生难忘。

1921年,他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启程回国。翌年与吴玉章同志在北京共同组织了赤心社,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募款救灾,支援苏维埃。1922年初回北京,同吴玉章一起组织“赤心社”,宣传十月革命,发起“俄灾赈济会”,募得捐款10万元,购成物资运送苏联。1923年,王维舟因母病笃回乡,母逝后即在清溪创办新群女校。嗣接办宏文高小,聘用进步教师悉心改革教育,使宏文高小成为模范高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培养革命青年,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开办群化书报社;在宣汉县、开江县、梁山县一带组建农民协会,发展农民武装,开展打土豪、驱军阀等活动。

1925年,奉命去武汉工作。1927年,他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听了毛泽东、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讲座,理解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任务。这是王维舟同志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奠定了他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实基础。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武装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秘密潜回川东,在宣汉、达县、城口、万源、梁山、开江一带,发动农民群众反剥削反压迫,并与万源的李家俊、达县的唐伯壮、宣汉的雷玉书等革命先烈,成立川东红军游击队(游击队由两路组成),开展农村的武装斗争,他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当第一路、第二路红军游击队被敌人疯狂镇压后,他又发动虎南、达县、南岳的农民起义,组织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白色恐怖环境里,扎根于群众之中,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开辟了威震一方的川东游击根据地。

1930年,“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王维舟不得不奉命率川东游击队攻打汉口,遭到重大挫折。失败后,王维舟率余部突围回到川东,总结教训,重组川东游击军;不断吸纳有觉悟的青年农民,壮大队伍,游击军由此发展到上万人,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川东重新燃起,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朱德同志曾在1943年6月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就此撰文说:这一切努力,“为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并迅速扩大,做出重大贡献。”

会师红军

1933年秋,宣达战役中,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一举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 1933年底,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使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了一片。此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下辖三个师(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师),蒋群麟任九十九师师长,冉南轩为九十八师师长,王波为九十七师师长。红33军随后参加了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东征万源、城口,击溃反动地方武装,使当时的川陕根据地向东扩展百余里。

正当川陕根据地保卫战空前激烈的关头,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致使肃反扩大化,给红33军造成了重大的人员损失,许多革命同志遭到拘禁审查。15岁参加红33军、时任295团书记(秘书)的王定烈也在其中。在危急时刻,王维舟冒着风险亲自到295团处理问题,看到发生的情况非常痛心。他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保护干部以及稳定部队的原则,经过认真细心的甄别了解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全团大会上当场宣布释放被拘禁的干部战士,同时撤掉了该团政委的职务,及时保护了一批宝贵的革命中坚力量。但是,“肃反”还是波及到王维舟等红33军领导人的头上,军长王维舟和政委杨克明被先后撤离了领导岗位。

王维舟被调至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工作,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忠于职守,在红四方面军内同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斗争,坚定地站在朱德等同志一边,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随左路军行动,三过雪山草地,历经艰难险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1943年西北高干会议上,毛主席亲笔书赠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投身抗日

1937年8月起,王维舟任八路军129师原385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率旅直并一个团编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驻守陇东,执行保卫党中央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谈后,党中央决定吴玉章和王维舟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和副书记,王维舟携家人赴重庆工作。在中共中央决定四川省委公开活动后,蒋介石获知了王维舟回川的消息。蒋介石对这个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熟悉川军将领,有着丰富游击战争经验,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老军人重返故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惶恐不安。一天,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以请客吃饭为名,把吴玉章和王维舟请到他家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限王维舟三日出川,否则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张还说:王维舟是专门搞兵变暴动的专家。显然国民党对王维舟是又恨又怕,深怕他以共产党的身份进入被国民党视为大后方的四川,对国民党在当地的势力构成威胁。于是,国民党便找借口,匆匆派飞机将王维舟一家送往南京,后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协调,王维舟一家才得以转机,安全回到延安。

解放战争时期

王维舟同志先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贺龙同志参加了保卫延安、消灭胡宗南、收复延安等重大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

王维舟同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1956年奉调进京,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他是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中央委员。“文革”时期他已是高龄老人,为保护老同志遭到诬陷打击,1970年1月10日病逝。

“王善人”

王维舟同志无论担当什么职务,都永远记得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1942年6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朱总司令祝王维舟56寿辰一文,该文中指出:“王维舟完全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儿子和学生,而群众却把他当作保姆和先生。”朱总司令号召:“他应该值得我们全党来学习和尊敬,值得全边区,全中国人民来尊敬。”这些评价,代表着中央领导对王维舟同志一生革命实践的肯定和褒奖。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陇东的人民群众中,流传着八路军的干部中有个“马青天”和“王善人”。“马青天”是指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电影、戏剧《刘巧儿》里面那个专员是个好领导,说的就是马锡五)。“王善人”就是指驻守陇东的八路军385旅旅长兼政委王维舟同志。

1939年6月的一天,王维舟与警卫员李有义,帮助旅部炊事班下河挑水,走到城墙边看到一位妇女带着小孩在挖墙皮,小孩嘴上已经糊满了土。上前一问,才知道他们挖的是一种含有少量盐分的“白板土”,陕北农民在饥荒之年常用它来充饥。经了解这位妇女的丈夫叫史华,是村里的民兵营长,去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剩下她带着孩子租种土地。赶上年景不好,交完租后,家里粮食所剩无几,只好采摘榆树叶子和挖“白板土”补充。王维舟看到这种情景心痛不已,把母子俩带回自己家中,让夫人马奎宣去食堂打饭给他们吃,又找出自己孩子的衣服,交给娘俩。王维舟知道,解决一顿饭并不能解决这个家庭的饥荒问题,于是亲自给马锡五写了一张纸条,提出建议:请专署(政府)给这位妇女解决五斗粮和一些救济款,以度粮荒。并责成警卫员小李带着母子俩去专署的相关部门落实。出了大门那位妇女问小李:“外地口音的大个子姓啥?是八路军啥官?”小李告诉她:大个子是我们王旅长。那位妇女“哎呀”一声:“老天爷睁眼了,八路军当官的是大善人。”从此“大善人”的名声就在群众中传开了,在庆阳城方圆百十里,人们都知道,八路军干部里有个“王善人”,只要是百姓的事,他都会放在心上。

1942年,有位老大娘到了385旅司令部,要找“王善人”看病。哨兵挡住她,告诉大娘:“王善人”是旅长,不是医生。王维舟知道后亲自出来见她,得知她得了一种陕北叫“瘿瓜瓜”的病,即缺碘引起的大脖子病,他把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大娘送到庆阳城外385旅的医院。在当时的诊疗技术条件下,医生认为老大娘需要手术,但陕甘宁边区受到封锁,医疗条件非常困难,旅医院没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于是,王维舟专门向延安党中央发了电报,请求帮助治疗老大娘的病。不久延安派来了两位专职的外科大夫,为大娘做了手术,使其很快痊愈。陇东的百姓奔走相告,传诵着八路军救民解困、为百姓谋福利的故事,以至于百姓烧香拜神时,都要祈祷八路军打胜仗,祈祷共产党一定要得天下。

有一次,王维舟在路过新堡村时,碰到一位中年男子在路旁痛哭。经过询问得知,这位农民辛辛苦苦种了10亩西瓜,一夜之间,已经挂着小西瓜的瓜秧,不知被何人扯得乱七八糟,眼看着他一家大小指望着生存的西瓜地,被糟蹋成这样,他悲痛欲绝。王维舟了解了情况后,亲自到区政府替民告状,并指示一定要查清、处理。一个月后,王维舟专门到新堡区政府追问此事的处理结果,获知圆满解决才放心。作为陇东党政军领导的王维舟、马锡五,坚持秉公办事,对地方上出现的违法违纪事件,不论大小,一抓到底。他们认为,当官就要管违法的人、管违法的事,就要替民做主、惩恶扬善,让百姓真正感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为政作风就是说到做到。

新中国成立后,王维舟不论是在西南局担任重要职务,还是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任常委,他一贯体恤民众、坚持党员必须廉洁为公的思想和作风,在工作中依然处处得到体现。1958年,党内出现了浮夸风,各地瞒报、虚报的情况抬头。王维舟虽已年过七旬,仍然坚持深入实地了解国情、民情,每到一地,对虚报、瞒报的浮夸现象公开进行严肃批评。他毫不隐瞒地说:搞浮夸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是牛克思。靠吹牛是吹不出社会主义的!”回京后,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提交工作报告,建议对那些靠说假话上来、并劝说不改的干部,给予纪律处分,严重的予以撤职。

1963年,王维舟已经是76岁高龄的老人,作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王老要求参加四川省召开的检察工作会议,希望到会去落实中央7000人大会精神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系列指示。他到川东视察,沿途调查访问,在听到群众反映,因自然灾害的影响,生活困难,有人饿死的情况时,他难过得流下眼泪。在宣汉县18天的明察暗访中,召开了各种座谈会、调查会,接待上访群众100余人,收到来信150件,查出了时任县委确实存在问题,并主动与四川省委沟通情况,撤销了时任宣汉县县委书记的职务。同时,主持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还给学生、机关干部上党课、作报告七次,宣传党中央的政策、指示。在解决干部问题的同时,他及时向中央打报告,申请给受灾较重的宣汉县百姓每人每天增加二两粮,以帮助渡过眼下的困难。直到今天,宣汉县六七十岁的老人们,一说起三年困难时期王维舟回乡调研心系百姓的事,便感慨万千。

王维舟同志戎马一生,始终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他鄙视看风向、揣摩上级、做表面文章的干部,他说让这种私心严重的人捞取了官位,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王维舟个人经历

民主革命时期,早年积极投身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参加反袁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

大革命时期,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在家乡创建四川省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至1932年在川东组织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参与发动了著名的“万源固军坝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1933年11月2日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军长。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1937年9月被国民政府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衔。1938年任385旅旅长兼政治委员。1939年任陇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兼385旅政治委员。率部冲破敌人对陇东和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实现部队“丰衣足食”。毛泽东于1943年亲笔书赠其“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题辞。1936年10月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4局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调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1946年2月从南方局调回延安后,被任命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948年9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1949年4月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任西路军副司令员的王维舟同司令员贺龙一道指挥第18兵团入川,与第二野战军部队合力歼敌,解放四川省全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务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兼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积极投身西南地区民族工作、民主改革工作。1954年后调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第二、第三届常委。

王维舟后世纪念

王维舟纪念馆位于宣汉县东乡镇项山路,被江口湖东北环抱,环境优美。纪念馆始建于1986年,隶属于宣汉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系财政全额拨款的独立核算事业单位。全馆占地面积3670平方米,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展厅面积750平方米,现有两大基本陈列展览,即王维舟纪念馆和红三十三军纪念馆。1995年12月被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第三批免费开放博物馆;2012年被命名为省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2016年被评为未成年人社会教育基地;分别被市、县命名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和党风廉政教育基地等。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从2008年3月起,王维舟纪念馆已经向全社会实行免费开放。

王维舟补充介绍

  王维舟(1887~1970),原名王天桢,四川省宣汉县清溪人。川东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的护国、 战争。

  1920年5月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被批准转入中共。因此,被称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

  长期在川东组织武装斗争,后参加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军长。

  抗战时期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4局局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学院(现为西南民族大学)第一任校长。

  1946年4月调重庆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1949年任解放西南的西路军副司令员,12月29日,随贺龙率部进成都。1950年2月到达重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选为全国人大常委。

  1970年,遭受林彪、--集团破孩,含恨辞世。1979年12月29日,党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王维舟同志追悼大会,恢复了王维舟同志的政治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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