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离

　　朱向离，又名朱指南，化名林琳、张文成，1911年9月6日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北营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其父朱存正是前清秀才，参加过中国同盟会。1918年，朱向离在本村读初小，1924年进本县第二高级小学学习。在此期间，受族兄弟朱宝善、亲戚冀云程(均为共产党员)及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任行健的影响，开始向往革命。1925年五卅惨案后，朱向离参加宣传队，下乡讲演、募捐。1927年3月，他的父亲病逝后，家境衰落。同年6月，为了撑持家庭，朱向离-辍学，在县城的崇丰厚钱庄当学徒。但他立志读书，经一再恳求，母亲终于允许他继续上学。1930年夏天，朱向离考入太原成成中学。他在中学学习的成绩常在甲等以上。

　　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寇侵略日益深入，华北处于危急关头，-惨祸已迫在眉睫。朱向离和青年学生中的进步分子一样，极端不满国民党当局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积极探索抗日救亡之路。当时，成成中学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抗日-十分活跃。经地下党员、校长刘墉如和英语教员武汉三(武新宇)的介绍，朱向离参加了学校的进步学术组织拓荒社，研究社会科学，觉悟不断提高，逐步成长为一名-的积极分子。在1931年太原学生反蒋“一二八”惨案中，他任市学生会后援会执行委员。1932年冬，太原一师发动驱逐反动校长黄丽泉的运动，他作为成成中学的代表，组织学生到省府-，取得驱黄斗争的胜利。朱向离的爱国活动，引起当局注意，遭到通缉。

　　后来，朱向离-转到北平中华中学读高中。在中华中学，经冀云程介绍，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以后又加入了青年团，1933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5月底，朱向离奉命到张家口，在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政训练班学习，先后担任抗日同盟-备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员、特务科小组长、抗日同盟军十八师特务连队员、十六师政治部副科长。他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国民党对抗日同盟军的破坏活动，领导张家口铁路工人-；后调任中共蔚县特委，领导蔚县党的工作；不久，被宋哲元部抓去当兵；因病于1934年初与冀云程返回平遥老家，任本村两级小学党支部书记，以教师身份掩护做地下工作。在工作中，他多次机警地躲过了阎锡山宪兵的追捕。次年春，转移到五台县大建安小学当教员，先后任中共五台县特委和区委委员，领导川至中学人民武装自卫会工作。随着华北及全国人民抗日反蒋运动高涨，五台党的工作十分活跃，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建立五台县委已势在必行。新的五台县委书记拟由朱向离担任。就在筹建县委的过程中，1936年2月，他却被捕入狱，先后被关押在阎锡山的警卫营、宪兵队。

　　敌人见个子高高、面容清瘦、身着土蓝色学生大褂的朱向离，像个文弱学生，先是甜言蜜语，封官许愿；后又威胁恫吓，刑具相加。朱向离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很机智。在敌人的监狱中，他面对酷刑、利诱，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秘密。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经薄一波等营救，朱向离于年底出狱。出狱后，朱向离被分配到国民党军官干部教导团军士队任指导员，以后又到国民党军官干部教导二团政治部任干事等职，积极为党做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6月，朱向离到延安抗大学习。一年后，他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任教育干事。

　　朱向离入狱后曾失去组织关系，但他一直以共产党员条件严格要求自己。到十六团工作后，1939年9月，朱向离重新入党，任该团敌军工作股副股长。后调旅特务队，被派到山西祁县、太谷一带做外线秘密情报工作。

　　1940年冬，日军遭“百团大战”的惨重打击后，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日益加剧。为了加强反“扫荡”斗争，1941年夏，太岳军区党委决定，派朱向离打入临汾的伪“大汉义军”司令部。“大汉义军”属日军六十九师团管辖，司令是中共地下党员陈焕章。朱向离的任务是负责我临汾情报站工作。这个情报站是陈赓、薄一波直接领导的。朱向离化名张文成，任情报站党支部书记，陈焕章任站长。起初，朱向离以行商身份往来于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临汾、洪洞之间。后来，他又以日军六十九师团部所办晋南棉纺厂的营业员、营业主任、经理等职务作掩护，住在城东关棉纺厂里。

　　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朱向离和情报站的同志们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不但要应付日寇，而且要对付蒋、阎特务，斗争异常复杂、尖锐。朱向离处险不惊，临危不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如日军番号、兵力部署及“扫荡”计划，还有日、阎勾结-的阴谋，蒋、阎兵力部署与调动情况等。这些情报，对于八路军及时粉碎日军“治安强化运动”，揭露蒋、阎投降妥协的反动行径，配合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朱向离整天都很忙碌，或以经销产品名义，周旋于各色人物中，下乡上山建立情报网；或与日寇情报人员套近乎，分些红利给他们；有时也给敌人提供一些假情报，搞得日寇人疲马乏，懊恼沮丧。敌人的情报机构常常成了睁眼瞎，而我们的情报站工作却很活跃。这个情报站在五年期间，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所获取的大量情报，不仅对太岳地区，而且对华北地区的对敌斗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夏季，朱向离受命回太岳军区参加整风运动。他向日本人慌称“回老家看看”。整风回来后，他先隐蔽在城外，探清城里的情况，然后才进城。他的脸晒黑了，加上戴军帽的缘故，额上留下一道印。

　　日本人注意到了，狡黠地问朱向离：“嘻嘻，朱经理额头上的这道印子，像我们这样戴军帽的人才会有的唷。”

　　反应迅速的朱向离，逗趣似的说：“是呀，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军帽戴，还有草帽戴啊!”

　　他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唠唠叨叨说起自己的母亲来，说老太太如何如何苛刻，就像确有其事——“家有几亩山坡地，不种就算了，她却偏要种。夏收大忙季节，劳力又不够使，雇了几个工，偏要我去监工。没几天工夫，脸晒黑了，只剩礼帽下的额头还有这么一圈白印……”就这样，从容地应付了日本人。

　　1943年9月，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精心炮制的“铁壁合围”、“捕捉奇袭”、“开花战术”一个一个遭到八路军粉碎后，又挖空心思，制定了一个“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即多梯队反复“清剿”的新战术，以两万多人的兵力，对太岳根据地进行“铁滚扫荡”，企图将太岳军区部队主力合击于中条山区，以达到毁灭太岳抗日根据地之目的。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亲任“扫荡”总指挥。日本东京参谋部对此极为欣赏，为观瞻“皇军”的赫赫战果，由“华北派遣军”抽调服部直臣少将率领的有旅团长、联队长、少佐等120多名各级军官参加的“皇军观战团”到太岳前线观战。

　　10月24日这天上午，路上烟尘滚滚，“皇军观战团”的装甲车、汽车共13辆，一辆接一辆地驶出。车上日军摇摇晃晃，说说笑笑，俨然把此地当成了“王道乐土”。此时此刻，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已进入八路军的埋伏圈。当敌车队驶进洪洞城东韩略村的沟口时，伏击信号一起，八路军战士在敌车队两头一堵，轻重火器齐压下来，顿时，一条凹道变成了火沟。日军晕头转向，根本救不了那一群带指挥刀的军官。负责警卫的指挥官切腹 ……除3个敌人逃脱外，其余均被击毙于这条沟中。

　　这次伏击战的胜利，使敌临汾指挥部慌了手脚，因为就在他们向东京报告“皇军如入无人之境”的时候，“观光”未观成，却横尸遍野。冈村宁次蓄谋已久的“铁滚扫荡”计划被彻底粉碎了。

　　敌人怀疑“出了内奸”，兴师动众对日伪人员进行了反复甄别，结果担任敌前线总指挥的六十九师团师团长清水中将被撤职了，敌第一军团参谋长被调职了，伪冀寒道(临汾)道尹也丢了官。

　　为这次战斗提供准确情报的是朱向离及其领导的情报站。朱向离和情报站的同志们，沉着机智地配合八路军反“扫荡”部署，及时地把敌人的活动情况报告了军区；在敌“扫荡”过程中，又派专人随敌前线指挥部进入根据地，随时观察敌人的动向，不断将敌军的部署情况向军区报告。敌“皇军观战团”到达后，朱向离他们又及时准确地报告了观战团的成员、出发点、到前线的出发时间、行军路线等详情。

　　为此，党中央和太岳区党委专电嘉奖了战斗在秘密战线上的朱向离和临汾情报站。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向离回到太岳军区，在一分区担任情报处处长，继续为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而积极斗争。

　　1947年，朱向离任太岳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8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1948年初，徐向前召见八纵队敌工部长朱向离汇报临汾敌情。

　　朱向离从临汾的历史沿革，到敌防御工事变化发展；从敌军地方保安部队、阎锡山部队和胡宗南部队三个派系的兵力、装备和特点，到敌首梁培璜、刘光斗、楼福生、徐其昌的资历、性格、嗜好等等，谈得头头是道、井井有条。当徐向前问起城墙修于何时、城墙厚度、街道宽窄及李自成、日本人攻占临汾的资料时，朱向离无一不知，对答如流。……

　　朱向离搞情报工作，不仅抓好情报的收集、掌握，还特别注重“活资料”的利用。

　　1948年5月，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拨归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建制。7月下旬，晋中战役结束时，朱向离到祁县子洪口战俘收容所审讯战俘、收集资料。有一次，他从旁察觉到一个敌军官在受审时态度十分傲慢，而未被重视时，便及时找工作人员谈心，认真指出：“不要忽略这种情况，有时表现反常的人，可能正是对我们有用的人。”他还专门和敌军官谈话，讲明解放军的政策。事后，正如朱向离所言，那个军官与我方人员交成了朋友，把他派到太原后，他多次给解放军送出很有价值的情报。

　　曾有个日本军官，因反对替阎锡山打内战，同时反对他的同胞搞什么“-复国”运动，被关进监狱。后“戴罪”到前线接受“考验”时，被解放军俘获。朱向离把这个日本军官介绍给我情报人员当翻译。这个日本军官与解放军合作，与几个日本战俘一起派回到太原，在被阎锡山滞留的日本人中间宣传反战，并给解放军输送情报。有一次，他还冒着风险，掩护了一个在城里被阎军追捕的解放军侦察员。

　　1949年1月，八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六十军，朱向离留任敌工部长。

　　在此期间，朱向离随部队转站晋南、晋中，进军陕南，参加了著名的运城、临汾、晋中、太原、扶眉、川陕诸战役，做了大量瓦解敌军的工作。他总是积极抓住战机，精心布置，扎实苦干。为配合军事进攻，他组织火线喊话，张挂巨幅标语，散发传单，对敌展开强大政治攻势，造成敌军士兵中厌战情绪蔓延，很多人在战壕等待缴枪，不断向我投诚。

　　1949年11月，朱向离担任第六十军第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随部队南下。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成都。30日，朱向离随部进驻成都后，立即投入城市接管和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由于朱向富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被派往驻在新都县东南、成都市东北的石板滩国民党起义部队第三兵团，担任军事总代表，负责整编改造工作。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中，有部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甚了解；少数特务分子乘机进行公开或秘密的破坏活动，情况相当复杂，斗争十分激烈。朱向离领导10名军代表日夜紧张工作。1950年1月，就在改造工作顺利进行时，朱向离接到军委总部的调令，赴京报到，准备出任驻外国武官。

　　1950年2月5日，朱向离在一个加强班的护送下，从石板滩镇启程回成都。当他们一行走了20多华里，到龙潭寺镇管辖的院山寺时，突遭国民党残匪阻击。朱向离先派通信员侦察，不料被敌杀害。一个小时后，穷凶极恶的残匪噼噼啪地开着枪，从四面包围了朱向离和十几名战士。当时，有的战士忍无可忍，要开枪还击，但朱向离命令不许开枪。他指着从四面渐渐围上来的人群，对战士说：“那里面只有极少数人是反动分子，绝大多数是群众。我们解放军是来解放和保护老百姓的，不能无故地伤害他们。”他做了决定：“兵分两路撤退。”但当八名战士撤退到一座民房时，被土匪放火活活烧死。朱向离带另一路战士，撤退到一个大院里，身边又有两个战士被土匪捆打。这时，朱向离强忍怒火，挺身而出，大声宣传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政策。丧心病狂的残匪仗着人多势众，又杀害了几名战士，并把朱向离和他的警卫员打成重伤，百般-。

　　土匪将朱向离杀害后，在水塘的沿壁上挖洞，把尸体藏匿在里面。等部队找到朱向离遗体时，只见他身上的枪伤竟有24处之多……

　　3月上旬，解放军剿匪部队活捉了残匪头目和杀害朱向离的凶手巫杰。又在龙潭寺召开了公审大会。在对巫杰执行死刑时，特意用了罪犯杀害朱向离烈士的“可尔提”手枪。

　　为纪念朱向离，人们在龙潭寺烈士牺牲处修建了烈士墓，以后又建了烈士陵园。每年清明时节，这里莺飞柳绿，鸟语花香。工人、农民、干部、学生、部队官兵，纷纷抬着花圈，前来祭奠烈士。平时，也常有很多青少年列队在墓前举行入团、入队仪式，他们举手宣誓，表示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建设富强祖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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