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徐名人乔松年介绍
乔松年（1815－1875） ，字健侯，号鹤侪，山西徐沟县郝村（现清徐县王答乡郝村）人，清代官吏、文学家、书法家、藏书家。谥号勤恪。
著有《萝藦亭遗诗》、《萝藦亭札记》、《萝藦亭文钞》、《论语浅解》、《乔勤恪公奏议》等，编有《纬捃》、《乔氏载记》等。
乔松年人物生平
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乔人杰为乾隆三十年（1765）举人，官至湖北按察使。嗣父乔邦宪为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官至刑部给事中。生父乔邦哲曾任遵化州知州。少时随父居北京。
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授工部主事，后任湖南乡试副主考，再迁郎中。
咸丰三年（1853），乔松年历任松江府（今上海）知府、江苏苏州知府，同年八月，他侦知响应太平天国起义而占据上海的小刀会与苏州潮勇秘密联系，准备起义，便迅速派兵捕杀了潮勇首领，瓦解了这支准备起义的队伍。不久，又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帮助下，镇压了上海小刀会。乔松年由此被擢为道员，奖赐花翎，同时授常镇通海道。
咸丰六年（1856），乔松年跟随两江总督怡良驻守常州，而此时太平军攻势正猛，为遏制太平军东进，乔松年建议对与太平天国有任何联系的人予以坚决镇压，防止起义势力蔓延，因而使得不少人受到牵连遇害。
同治二年（1863），乔松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第二年走马到任、驻防临淮时招募兵勇，重兵设防，加强对捻军的防范。同年，乔松年、英翰配合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对捻军进行夹击，致使捻军重要首领张乐行、苏天福等人被害，捻军遭到了极大损失。
同治五年（1866）乔松年调任陕西巡抚，为对付捻军，他与前任巡抚刘蓉联手，实行坚壁清野，在大小乡村筑保藏粮，编立保甲，调重兵组成层层防守线，给捻军的活动和生存造成直接威胁，改变了清军被动尾随捻军的疲劳战术，最终于同治八年（1869）镇压了捻军起义。
作为忠臣，乔松年对清廷耽竭所能。在咸丰六年（1856）江苏省发生大旱灾，乔松年害怕饥民暴乱，便提出赈济，鼓励商人将粮食运入江苏，稳定了灾民的情绪。并针对战乱期间江南地区商品流通不便，便采取了便利可行的钞票法。咸丰九年（1859）乔松年被题为两淮盐运使，他设法招徕盐商，恢复盐商贸易，确保了江北大营镇压天平天国的军饷。而随着天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被镇压后，乔松年转而治河。但近二十年的军事生涯和治河工程的艰巨任务，使他身心交瘁，于光绪元年（1875）病逝，清廷根据他一生的“业绩”，赠其太子少保，谥号勤恪。
乔松年值得肯定是他要求民族自卫、坚决抵御外侮的立场。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扩大在华利益，他们在协助清军镇压上海小刀会之后，又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英法联军于咸丰六年（1856）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清廷忠臣的乔松年闻讯后，怒不可遏，立即上书，请求督兵，以抗击列强。但由于英法利用近代化军事装备的优势迅速攻入北京，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因而使得乔松年的愿望未能实现。
乔松年历史评价
形势的需要将乔松年推上了军事舞台，但不可否认的是乔松年也是一个正统的儒者。在战争余暇,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同时著书立说。在其《论语浅解》中，乔松年认为治国的根本是对人民实行纲常教育，人人奉行“礼”，便使社会各阶层有了各自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人们便不会产生份外的思想和欲望，更不会举行农民起义。并希望从各方面加强对孔子的崇拜，以达到稳定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的目的。这是他思想僵化的一面。但同时，乔松年受明清“经世致用”的影响，也赞同讲求实用、进行变革的观点。面对国门被开、社会矛盾迭生的现状，“天朝上国”的弊端完全展露，遮遮掩掩已经不能麻醉人们的精神，务实的乔松年同洋务派一样，主张在中国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只是一点一滴、不触动政府威严的变革。并且主张“君民一体”“民生为先”，反对空洞的口号，提倡切实的行动。
总之，乔松年一生转战疆场，为重新整顿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而效力，为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而奔波，是历史上反动的一面；但在国家主权面临外来威胁、民族尊严受到挑衅时，又能挺身而出，也是值得肯定的。他既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又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一个典型的忠臣形象。
乔松年作品一览
乔松年 《新建金河书院记》
国家文治覃敷，士耽诵读。庠序之外，郡州邑备有书院以造士。天下书院殆千有余所，独吾乡阙而未举，邑侯程公来宰此邦，政成民和，四境蒙德，复深念乐育人才，亟谋建书院以教之。乡人翕然成风，醵资趋事，不逾年而告成，以邑中水名名之曰“金河书院”。予窃维郅隆之世，建长治久安之策者，靡不右文重学，而良吏为政亦率以崇儒兴学为先，其故何哉？盖下之风俗视上所陶成，上以断击为治，则民习于争；上以聚敛为治，则民竞于利必；上以诗书为治，然后民渐摩於礼义，而服习于伦常。是故头会箕敛之法，武健严酷之才，非不取快于一时，而以语大道之公、三代之隆辽乎。其无当士者民之表也，未有士窳而民厚者。《礼》曰：“化民成俗必由学”，又曰：“儒以道得民”，然则上之所以治下，与下之所以待治于上，其本原所在，断可睹矣。且天下事有似缓而实急，似细而实重者，深识之士见之真而为之勇，当世庸流或窃窃疑以为迂。至于数十百年后，被其泽，收其效，追溯创始之人，乃叹其所施设为不可及。以俗吏视书院，必目以细务，置而缓图。程侯顾毅然为之，既营之于邑城，复营之于清源乡倘所谓见之真、为之勇者耶。以视子游治武城，文翁治蜀，古今人讵不相及耶。若夫书院之制，固欲士之游其中者，敬业乐群，以成其德，非仅砣石乞为时文，以博区区之膏火。乡之秀良倘能弦诵是间，蔚成儒范，以追鹿洞鹅湖之轨躅，庶无负贤侯之意。余异日幅巾归里，与诸长老扶杖游观，而升堂讲论，其为欣幸，又何可量哉。院以孟冬之月落成，余方治军寿阳，邮寄此文，以诸石，既纪贤侯之盛举，且最后进之士焉。
乔松年补充介绍
乔松年，字健侯，号鹤侪。清山西行省太原府徐沟人 （今地属山西清徐）。生于嘉庆二十年（1815），卒于光绪元年（1875）。世出官宦之家，祖父乔人杰官至湖北按察使，生父乔邦哲为遵化州（今河北遵化）知州，嗣父乔邦宪为翰林。松年自小继于嗣父，长在皇城脚下，晓事敏捷，读书勤奋。年方19，乡试中举，会试中进士，成为天子门生，时道光十五年（1835）。可谓春风得意，少年得志。
步入仕途后，先授工部主事，再补（工部）铅子库主事，迁（工部）都水司员外，再迁工部郎中。从道光十五年至三十年（1835——1850）的15年中，均在工部的下中层吏位上“旋转”、“微调”，丝毫没有外放擢升之机。逮公元1851年，道光帝驾崩，咸丰帝临朝称制，年已35岁、二发丛生之乔松年，机运顿转，出使辛亥科湖南乡试副主考，初显身手。咸丰三年（1853）外放江苏省，先为松江（治在今江苏松江）府知府，旋调苏州府知府。
清代府级主官，官秩中级吏员。在中央六部为吏、陶冶了15个春秋的乔松年，年届而立不惑之间，深谙为官之道，到得大府苏州任上，一心要报效朝廷知遇之恩。当是之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如火如荼，自广西金田挥戈北上，珠江、湘江流域大片土地尽在义军控辖之内。得武昌后，更是顺长江而下，直趋南京。清政府的粮仓富庶之地“两江”风雨飘摇，朝不虑夕。时苏州府属地上海县刘丽川，组织小刀会，攻城略地，积极准备迎接洪秀全的东征。作为江苏省省城的苏州，义士潮勇也在摩拳擦掌，暗中与刘丽川联络，准备起事。初任省城苏州府知府的乔松年，探知潮勇举动，遂先下手为强，捕杀潮勇，镇压义举，防祸于未然。紧接着又与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沆瀣一气，瓦解镇压了上海小刀会，以大功擢升道员，赐顶戴花翎，授职常镇通海道。初放外任仅一年，便一调一提一赐，唾得道员之职，乔松年可谓官运亨通。
咸丰六年（1856），乔松年随两江总督怡良驻节常州，以遏太平军东进之势。时其养父乔邦宪丧逝，本应去职丁父忧的乔松年，在怡良奏留“夺情”的努力下，不得奔丧，留任军中。史称，乔松年对朝廷的信任，感激涕零，遂献狠招：凡与太平军有联络者，杀勿赦，以遏义军蔓延之势。咸丰八年（1858），乔松年生父乔邦哲遽卒，总督何桂清再奏朝廷“夺情”，朝廷获准，乔松年仍不得丁父忧之丧，留营效命。两次“丁忧”，两次“夺情”，乔松年已是炙手可热、深得朝廷和封疆大员垂青的人物了。
咸丰九年（1859），乔松年又得擢升，授两淮盐运使，兼办江北大营粮台，成为围剿太平天国粮盐军饷的后勤大员。次年，南河河道总督、满族大员庚长，擅自提调淮北储存之盐，变动价格以存军饷。未几，又擅自截留山西解调江北大营粮台之军粮。对此，乔松年义无返顾，不避汉员劾满员之嫌忌，一劾再劾连上两道弹劾庚长奏本，请朝廷依律查处。两道劾本之后，杳无音讯，泥牛入海。适横行无惮之庚长“在清江闻警，犹演剧设宴，适寇急，仓惶退守”（见《清史稿》），视军机若儿戏。松年怒不可遏，三上奏章弹劾。咸丰帝见劾章连连，只得命刑部侍郎文俊前往查核，岂知庚长之倒行逆施，早是怨声载道，松年所奏，事事属实，为平息众怨，遂将其“褫职逮问”，松年则迁升江南、江北两大营粮台。
同治二年（1863），是松年最走红的一年。年初，由两淮盐运使擢升江苏布政使，仍留任江南、江北两大营粮台。年中，再晋升安徽巡抚，荣膺地地道道之封彊大吏，时年48岁。到得安徽任上，乔松年即将防止捻军坐大作为己任。先是驻防军事要塞临淮关（今安徽凤阳淮河南），招募兵勇。待捻军南下企与太平军汇合时，他则与英翰配合蒙古悍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南北夹击捻军，致使捻军主要领袖张乐行、苏天福等被害，死伤降者凡十万余众，南下捻军几于覆灭、遭受灭顶之灾。同治五年（1866），捻军另一支西进山陕，席卷陕甘，如燎原烈火，清廷又急调乔松年西赴陕西出任巡抚。到陕西后，老谋深算的乔松年与前任巡抚刘蓉不同道、却合流，联手奉事，一改以往清军被动追剿，穷于奔命，马乏人疲之无效战术，实施坚壁清野、编立保甲、层层设防、步步为营之策略，使运动战中的捻军人困马遏，难以施展，经两年苦战，归于熄灭。
同治七年（1868）春，奔波久疲、积劳成疾之乔松年，未老先衰，告病乞休，回归故里养病。身本无疾、乃属积劳的松年在两年又多一些的时间里，很快得到了康复。朝廷得知此讯，立下制诏，先命其就职仓场侍郎，再擢升河东河道总督，以治理黄河水患为责。作为清廷忠臣的松年，耿竭所能，拖着55岁的身躯，又投入治黄的任上。他向朝廷奏疏：“今言治河，不外两策。一则堵铜瓦厢（今河南兰考，古名铜牙城）决口，复归清江浦（今江苏淮阴西，旧名乌沙河）故道：一则就黄（河）水现到处筑堤束之，俾不至横流，至利津入海。权衡轻重，以就东境筑堤，束黄为顺水之性，事半功倍。”（见《清史稿·列传·第二百二十》）朝廷准其奏，遂在“黄（河）水现到处”，“筑新堤一百八十余里，为黄河南堤。”（见《同上》）筑堤工程浩繁，起约同治十年，竣约十三年，几近四载。工竣后，松年“奏请裁东河（河东河道）总督”之设，“以巡抚兼领河工”。然而，此奏在下部（六部之工部）议决时，被驳回，不准。无奈之余，松年仍为河东河道总督，无法解任。一年之后的光绪元年（1875），走完人生旅途、年值一个花甲的乔松年，身心交瘁，病逝任上，清廷以其一生之业绩，追赠太子少保衔，谥号勤恪。
综观乔氏一生，为官40年整，15年为工部属吏，近20年军旅生涯，5年治理黄河河道。作为臣下，对清廷可谓竭尽所能，鞠躬尽瘁。为吏时，亦步亦趋，默躬职守；为官时，效命彊场，甘做鹰犬；为封彊时，不惜命，不爱财，殚精竭虑，多有忠直鲠介之奏。初放苏州，即分解矛盾，一手加严诛除小刀会起义，一手为杜饥民参加-，鼓励商家运粮入苏，赈济灾民，瓦解和孤立刘丽川义军，眼量不谓不宽，手段不谓不歹。围剿捻军南下和西出时，计设清野，谋出夹击，实施甲保，韬略不谓不深，用心不谓不狠。督巡粮道、盐道，除奸去贪，上奏频频，胆量不谓不大，忠直不谓不鲠。逮治理河役水患，筑长堤，修南坝，奏议两则，衡量利弊，见解不谓不高，工程不谓不大。呜呼！天不假年，遽逝任上。囿于时代，无法超越，是功臣乎？是罪首乎？待青史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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