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喜名人裴頠介绍
裴頠(wěi)(267年—300年),字逸民,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运城闻喜县)人。西晋大臣、哲学家,司空裴秀之子。
裴頠出身魏晋士族河东裴氏,为人颇有雅量,见识高远,通古博今。初为太子中庶子、承袭父亲爵位,迁散骑常侍,转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拜侍中、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等官。永康元年(300年),裴頠在政变中为赵王司马伦所害,年仅三十四岁。晋惠帝复位后,追赠本官,谥号“成”。
裴頠在思想上坚决反对王弼和何晏的“贵无论”,提出“崇有论”,重视现实存在的事物,不满轻视事功的放达风气,力图论证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其思想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成为崇有派领袖。著有《崇有论》等 。
裴頠人物生平
裴頠出身魏晋时期的著名士族河东裴氏。他为人有雅量而见识高远,通古博今,从小知名于世。晋武帝下诏让裴頠袭爵,遭到他的坚意辞让,武帝不许。
太康二年(281年),征召为太子中庶子,迁为散骑常侍。晋惠帝即位,转任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当初,裴頠兄之子裴憬没有官爵,裴頠陈述其先祖功勋,赐爵为高阳亭侯。
元康元年(291年),杨骏将要被杀时,杨骏党羽左将军刘豫,陈兵于门前,遇到裴頠,问太傅杨骏在哪里?裴頠骗他说:“刚才在西掖门遇到太傅,他坐着素车,带着两个随从往西边去了。”刘豫说:“我到哪里去找他?”裴頠说:“应到廷尉。”刘豫听了裴頠的话,遂离开杨骏而去。随即有诏让裴頠代替刘豫兼左军将军,屯兵万春门。杨骏被杀后,裴頠因功当封武昌侯,裴頠请求封给裴憬,惠帝竟封给裴頠次子裴该。裴頠又向晋惠帝陈请,裴憬本是嫡子,应袭巨鹿郡公爵位,先帝恩旨让我袭爵,辞让而不准。武昌侯应是我所受,特请求转封裴憬。裴该当时已娶了公主,故惠帝不听。
裴頠迁至侍中。当时天下暂时安宁,裴頠上奏请修建国学,将经书刻于石碑。皇太子读书开讲明义,陈酒馔祭祀先师孔子,饮宴祭祀射箭各种礼仪,都很有秩序。又令荀藩实现其父荀勖的遗愿,铸钟凿磬,完备郊庙朝会时的礼乐制度。裴頠博学多闻,兼通医术。
荀勖修订音律及度量衡时,得到一把古尺,比当时所用尺子短四分多。
裴頠上书说:“应改革各种度量器具,若不能全部改革,可先改太医用的衡器。称药物有差错,就会与神农、岐伯定的用药标准不符。药物的轻重,差一分一两就大不相同,可以致人死命,为害尤深。古人寿命长,今人寿命短,未必不是这个原因。”这个意见终于没有被采纳。
乐广曾经与裴輎清谈,欲以理说服裴頠,然而裴頠谈论内容丰富广博,乐广笑而不能对。世人以为裴頠是言谈之林薮。
裴頠因贾后不喜欢太子,上表直言,请求提高太子生母谢淑妃的位号,又上奏增设护卫东宫的后卫卒吏,提供三千士兵,于是东宫宿卫兵共万人。后迁为尚书,侍中官职不变,又加光禄大夫。每授予一个职务,裴頠未尝不殷勤辞让,有时上表上疏十余次,博引古今成败的事例以成文,读者莫不寒心。
裴頠深忧贾后乱政,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商议欲废贾后而立谢淑妃。张华与贾模都说:“皇上自己无废黜贾后之意,如我等专断行事,皇上内心不以为然。且诸王血气方刚,贾后朋党,必有异议,恐怕灾祸一触即发,那时身死国危,也无益于国家社稷。”裴頠说:“公所考虑的确有道理。但贾后昏聩,无所忌惮,不久将使天下大乱,这该怎么办呢?”张华说:“你们两个当下还为贾后所信任,可在其左右殷勤以祸福相劝戒,可望不要出现太悖理的行为。幸而天下尚为安宁,可以过几年悠闲日子。”这个计划遂被搁置。裴頠早晚劝说姨母广城君,使她告诫贾后要像对待亲生子一样对待太子。有人劝告裴頠说:“你有幸能在宫内外尽情说话,可直陈己见,如意见不被接受,则可以病为由而退隐。这两条如不赶快行动,就是再上十次表,大难也难以避免了。”裴頠慷慨叹息良久,竟没有这样做。裴頠后来迁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官职不变。他虽是贾后的亲戚,然而德望素高,四海之内,无人说他因亲戚关系而晋升,而惟恐他不居高位。不久皇帝又使裴輎专任门下事,裴頠坚决辞让,皇帝不听。
裴頠上书说:“贾模刚去世,又让我接替此职,这就满足了外戚的愿望,是显示用人偏私的举措。皇帝亲族哪有能力自保,他们只知道依靠亲戚攀援不放。然而汉代二十四个皇帝,只有孝文帝、光武帝、明帝不重外戚,他们的外戚才得以保全,也不是这些外戚特别贤良,而是因为他们处在安全的地位。昔日鲁国的穆叔不办越礼的宴乐,我也不敢接受超出常规的诏命。”又上表说:“咎繇为虞之谋士,伊尹为商之宰相,吕望辅周,萧何张良佐汉,皆建树功业,光被四极,泽及嗣君,咎单、傅说、祖乙、樊仲,亦有中兴之功。这些人或发现于乡鄙,或提拔于民间,岂不是崇尚才德的举动,才使这些朝代达到盛世之美吗?遍观近世,不能仰慕古代尚贤之风,沉溺于近侍之情,多用后妃亲族,以致天下不安。汉朝疏广劝诫太子不宜以舅氏为官属,前人以为是知礼。况朝廷为何一定要取用外戚,即使是亲疏才德相等,还应该先用疏者,以表明朝廷用人特别公平,汉世不用冯野王,就是例子。”表呈上以后,皇帝又特下诏开导,敦促其上任。当时陈准之子陈匡、韩蔚之子韩嵩同在东宫侍奉太子,裴頠进谏说:“建立东宫,是为了储备帝王之才。与太子交游接触的,必须选拔英俊人物,成年有德之人。陈匡、韩嵩年幼柔弱,不懂做人之道立身之节。东宫应是体现少年早成的表率,而今有童子侍从的名声,不是垂范远近的正大之理。”愍怀太子被废时,裴頠与张华苦苦争谏而惠帝不听。裴頠深深忧虑当时风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在世人心目中名望很高,口谈玄虚,不遵礼法,倚仗当权者的宠信,白吃俸禄,无所事事;至于王衍之类的人,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世务为己任,互相仿效,世风衰败,于是著《崇有论》以阐释当时的弊端。王衍之徒,交互进行对裴輎攻击驳难,但都不能使裴頠屈服。
赵王司马伦谄媚巴结贾后,裴頠很厌恶他。司马伦多次请求官职,裴頠与张华坚决不许,因此深为司马伦所怨恨。司马伦又暗地图谋篡位,欲先除掉朝中有德望的大臣,就趁废贾后的时候,把裴頠也杀了,终年三十四岁。惠帝复位后,追复裴頠本来官职,以卿礼改葬,谥号为“成”。让他的儿子裴嵩嗣爵位,任中书黄门侍郎。
裴頠史书记载
《晋书·卷三十五 列传第五》
裴頠主要成就
首先,裴頠认为,总括万有的“道”,不是虚无,而有“有”的全体,离开万有就没有独立自存的道,道和万有的关系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他的观点有力地批驳了“贵无”派认为万物背后有“道”、万有背后有“无”的唯心主义观点。
其次,他主张,世界万物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并不需要有一个虚无的“道”来支持,万有并不以“无”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裴頠深刻阐述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客观性、外部条件的客观性、事物法则的客观性以及人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等基本原理。 再次,万有最初的产生都是自本自生,万有既然是自生的,则其本体就是它自身,“无”不能成为“有”的本体。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在裴顾看来,万物的本体就是事物自身的存在,万物皆因“有”而生成,不能从“无”而派生。同时他又认为,“无”是“有”的丧失和转化。
最后,他认为,“无”不能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积极作用,只有“有”才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积极的影响。他说:“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也就是说,心灵和实践是两码事,不能认为心是无的。工匠不是器物,但是,制造器物必须依靠工匠。
裴頠认为,《老子》的主旨在于通过对“本”的强调,提醒人们不要离本逐末。但是后来魏晋时期的责无论者背离《老子》的本来宗旨,“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深列有形之敝,盛称空无之美”,玄风愈煽愈炽,于是整个社会盛行清谈之风,背离社会现实。裴頠认为按照贵无贱有的论断,必然取消伦理价值。
在学术上,裴頠信奉《老子》、《周易》,属于“正始之音”的清淡名士流派。所谓“正始之音”,即指曹魏正始年间玄学清谈之风,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其内容,正象顾炎武《日知录》中所说,“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自此之后,竞相祖述。”但从裴頠本人来看,他还很关心西晋的治乱,不能说不颇主之安危。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信仰。 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的名士崇尚老庄,—方面是崇尚老庄放达自然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崇尚《周易》、《老子》中的理辨思想,所以有人说“正始之音”,实质上是“理赌”,即理辩,是很有根据的。裴頠也是善于理辩的名士,当时的人就将他与王衍相比,也说明了这一点。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对于官职的荐举,很大程度上以名士的品评为标准。裴頠对当时人也多所品评,举荐他们担任了一定官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够这样做还是很可贵的。同时,他与当时的名士都有广泛的交往,对今人研究魏晋学术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裴頠人物评价
贾充:頠才德英茂,足以兴隆国嗣。
周弼:頠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
御史中丞周弼见到他感叹道:“裴頠像一座武库,各种兵器齐全,是当世的豪杰啊!”
裴頠个人作品
裴頠有文集十卷,(《唐书经籍志》,《隋书》注作九卷),今已佚。
裴頠“患时俗浮虚”,著《崇有论》。又著《辩才论》,对古今精义都进行了辩析解释,此文未完成而裴頠遇害。
裴頠补充介绍
裴頠(wěi)(267-300)西晋大臣、哲学家。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司空裴秀之子,他曾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尚书左仆射之职。他反对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提出崇有论。认为万有的整体是最根本的“道”,万有不是由“无”产生的,而是“自生”的,“自生而必体有”。他还认为万物生化有其规律。从“崇有论”出发,他重视现实存在的事物,不满轻视事功的放达风气,力图论证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裴頠的思想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被认为是崇有派领袖。著有《崇有论》,《晋书》把它完全载入裴頠的传中。
裴頠,裴秀之子。西晋时期重要的朝臣,也是称著当时的名士。生于晋武帝泰始三年,卒于惠帝永康元年,年三十四岁。
裴頠曾祖父裴茂,后汉灵帝时历任郡守、尚书;祖父裴潜;父裴秀。裴頠少时聪悟有识,
很早就以善谈《老子》、《易经》而知名于世。
弘雅有远识。惠帝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以诛杨骏功,封武昌侯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累迁尚书。每授一职,殷勤固让,博引古今成败以为言。进尚书左仆射,专任门下事。
后为赵王伦所害。惠帝反正,追谥成。
頠患时俗浮虚,着崇有论以释其蔽。他的著作有《崇有论》和《辩才论》。《辩才论》大概是讨论当时所谓才性问题的,还没有写成,他就被害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崇有论》,《晋书》把它完全载入裴頠的传中。有文集十卷,(《唐书经籍志》、《隋书》注作九卷)传于世。
历史评价
贾充:“頠才德英茂,足以兴隆国嗣。"
周弼:“頠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
哲学思想
首先,裴頠认为,总括万有的“道”,不是虚无,而有“有”的全体,离开万有就没有独立自存的道,道和万有的关系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他的观点有力地批驳了
裴頠崇尚《老子》观点
裴頠崇尚《老子》观点
“贵无”派认为万物背后有“道”、万有背后有“无”的唯心主义观点。
其次,他主张,世界万物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并不需要有一个虚无的“道”来支持,万有并不以“无”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裴頠深刻阐述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客观性、外部条件的客观性、事物法则的客观性以及人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等基本原理。 再次,万有最初的产生都是自本自生,万有既然是自生的,则其本体就是它自身,“无”不能成为“有”的本体。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在裴顾看来,万物的本体就是事物自身的存在,万物皆因“有”而生成,不能从“无”而派生。同时他又认为,“无”是“有”的丧失和转化。
最后,他认为,“无”不能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积极作用,只有“有”才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积极的影响。他说:“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也就是说,心灵和实践是两码事,不能认为心是无的。工匠不是器物,但是,制造器物必须依靠工匠。
裴頠认为,《老子》的主旨在于通过对“本”的强调,提醒人们不要离本逐末。但是后来魏晋时期的责无论者背离《老子》的本来宗旨,“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深列有形之敝,盛称空无之美”,玄风愈煽愈炽,于是整个社会盛行清谈之风,背离社会现实。裴頠认为按照贵无贱有的论断,必然取消伦理价值。
从中人们可以看出,裴頠的价值取向仍是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的传统路线。
学术主张
在学术上,裴頠信奉《老子》、《周易》,属于“正始之音”的清淡名士流派。
所谓“正始之音”,即指曹魏正始年间玄学清谈之风,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其内容,正象顾炎武《日知录》中所说,“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自此之后,竞相祖述。”但从裴頠本人来看,他还很关心西晋的治乱,不能说不颇主之安危。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信仰。 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的名士崇尚老庄,—方面是崇尚老庄放达自然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崇尚《周易》、《老子》中的理辨思想,所以有人说“正始之音”,实质上是“理, ”,即理辩,是很有根据的。裴頠也是善于理辩的名士,当时的人就将他与王衍相比,也说明了这一点。
《世说新语》也记述了有关他豁达善辩的一些故事。例如晋武帝在登基后,曾卜卦预删西晋的命运,得了个“一’字,晋武帝很不高兴,以为只有一世,大臣们也个个相顾失色。裴揩却依照何晏的《老子注》解释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以为天下员”,使得大家顿时转忧为喜。
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他对老子思想的阐发。对于魏晋玄学,不能用“玄虚缥缈”来概括,对裴頠的学术思想,自然也不能轻易否定。
个人影响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对于官职的荐举,很大程度上以名士的品评为标准。裴頠对当时人也多所品评,举荐他们担任了一定官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够这样做还是很可贵的。同时,他与当时的名士都有广泛的交往,对人们研究魏晋学术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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