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金烈

来金烈人物生平

来金烈（1928-2006），武乡县蟠龙镇石泉村人。1935年至1941年在本村小学和县立高小读书；1941年在本村当民兵，后编为基干民兵，配合八路军支前作战。

1943年6月经村公所和区政府介绍，参加了八路军，到太行三分区炸弹所当战士（也是该所工人），主要任务是制造手榴弹、地雷、烟雾弹等武器，直接供应前方部队。

1945年10月调太行军工部二大厂二分厂当工人。后任该厂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支部书记、华北兵工局团筹委会委员，曾参加了全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入华北兵工职业学校学习。

1951年7月调中央人民政府兵工总局西南临时工作团当团员，后赴西南工作。1952年2月后，任西南兵工局四五六厂十一所副所长，枪身车间副主任、主任，四五六厂生产长、生产副厂长、厂长、厂党委副书记。

1970年3月任四五六厂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1971年3月任援助叙利亚专家组组长，党支部书记。1976年5月任第五机械工业部物资局代局长，生产调度局长，党支部书记。

1979年3月后，任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兵器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6年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军工总监、党组成员。1988年任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1993年被选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国兵工学会理事长。1998年当选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来金烈主要事迹

1978年12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党工作实现重点转移，国防科技工业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到中央决策层的议事日程。在一次重要会议上，邓小平全面阐述了调整国防工业的十六字方针：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这是洞悉世界风云的人才具有的远见，它来自世纪伟人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的正确判断。他预言：世界大战20年内打不起来。这个预言，使我国从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从此，中国国防工业面临着转向经济主战场，选择生存之道与发展之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79年3月，来金烈走马上任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主管军品科研、生产管理等工作。

由于历史的原因，兵工企业的生产由兵器部直接管理，与地方经济完全脱节。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规律，使兵工企业迅速走出自我封闭、找米下锅的被动局面，来金烈想到了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他的建议得到了部党组的鼎力支持，并很快付诸实施。兵器部首先在重庆成立了四川兵器工业管理局，作为派出机构，受部和重庆市的双重领导，共同制定民品发展规划。在重庆经济中心的统一规划下，兵工企业淘汰了一批经济效益差，同地方中小企业“争饭吃”的产品，把主要力量转到生产能源设备、交通运输机具、光学和化工设备等对发展西南地区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产品上来，发挥了兵器工业部和重庆市两方面的积极性，也克服了盲目上马，重复布点的状况。在“部市合作”中，双方企业围绕重点产品加强了横向联系。继“嘉陵”摩托车经济联合体之后，又相继成立了“铁马”重型汽车、“长安”微型汽车、“重庆”建设摩托车等一批联合体。这些联合体以具有技术和设备优势的兵工企业为龙头，使兵工企业和重庆地区数百家中小企业联合，进行专业化配套。短短五年间，兵工企业共向重庆市上交民品税金五千多万元。

部市合作的成功，不仅使重庆兵工企业形成一批重要支柱产品的生产能力，也使重庆成为全国瞩目的摩托车、汽车、光学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为全国各军工部门“保军转民”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国务院负责同志评价这一做法时指出：“部市合作，推动军工、民用企业间的横向联合、合作，很好！”之后，兵器工业部与天津、陕西、河南等省建立了合作关系。随着这种合作的发展，兵器工业开创了军品生产和军工技术转民用的新局面。

1986年，为打破军民、部门和地区的界限，加强对全国机械体系和兵器工业体系的统一管理、宏观指导和控制，国务院决定在撤销兵器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简称国家机械委）。在委主任领导下设立了军工总监，统管原两部的军工工作。来金烈就任军工总监。此时，国防工业大规模压缩，订货大量减少，一批企业没活干，一向令人羡慕的兵器行业顷刻间全行业萧条，陷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凄惨境地。来金烈走马上任军工总监，正是兵器工业面临危急的关头。

就在此时，有人提出的将兵工行业全部交地方政府管理的建议得到国务院负责同志的认同，一些生产任务不重的工厂已开始交地方。看到这些，来金烈心急如焚，一向温和宽厚的他这回儿可真急了。国防工业是一个战略性产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必须由国家承担。于是，他决定“进谏”，力保兵工行业。他急切地找到军委主管国防科研的刘华清副秘书长，顾不上客套，便说：“刘秘书长，将来我们的军队是要先进的武器，还是要打狗棒！这样下去，我们的军队迟早会没武器的。”来金烈的举动令刘华清十分感动，他所反映的情况引起了刘华清的高度重视。刘华清据理力争，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兵工行业是否下放地方这个问题被多次论证，来金烈也多次参与讨论。面对一时难以形成共识的局面，来金烈巧妙地提出“先行调研，再做最后决断不迟”的建议。这个不温不火的建议被与会人员所接受。之后，他受命率领工作组深入到兵工行业和当地政府进行调研。真实情况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地方政府不愿意接受军工企业这个包袱，兵工企业下放地方的预算费用需要一百多个亿。这种客观情况及所需费用远远超出了提议者的想象，故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兵工行业由于来金烈的“巧谏”而得以保全。

“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让你不得不佩服来金烈的胆识、勇气和责任感。假若当年没有来金烈的‘巧谏’，后果不堪设想。”当年曾赞同交地方政府管理的一位同志现在谈起这段往事时感叹。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商品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日用品十分缺乏。许多军工企业为了渡过难关，四面出击，盯住市场上的一般消费品，“饥不择食”，什么紧俏，就生产什么。这种满天撒网式的民品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生产任务不足造成的困难局面。但是，随着民用企业在改革开放中迅速成长，他们的产品很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主动。而军工企业长期从事的是单一的军品生产，习惯于“任务国家下，材料国家供，产品国家包，盈亏国家保”的生产方式，养成了强烈的依赖思想。由于对市场不了解，军工企业面对商品经济的新情况，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缺乏竞争力，真正在市场上站住脚的产品并不多。兵器工业在军品订货、国有企业改制、军品生产能力调整等方面受到了比其他军工行业更大的冲击，企业亏损严重，军转民处于困境之中。

保军转民步履艰难的状况牵动着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心。1988年12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成立，来金烈出任总经理。成立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就是把整个兵器工业组织起来，改变兵器工业多年来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变成了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依法承担经济责任的经济实体，把整个兵工系统推向了商品经济的第一线。

面对巨大转折的严峻“现实”，来金烈没有怨言，而是追随着时代的步伐，率领全体兵工人从焦虑与疑惑之中挣脱出来，走出深宅大院，走出深山峡谷，踏上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兵器工业的创新发展之路。也就是兵工人所说的“第二次创业”。

尽管对兵器工业了如指掌，来金烈还是老办法，踏踏实实搞调查研究，从蕴藏着巨大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的群众中去寻找灵感，从实际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良方妙计。在西北，他率领工作组10天时间跑了2000多公里，走访了12个兵工企业。每到一地，他都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大讲特讲保军转民的方针政策，反复强调军工企业走军民结合之路，是国家建设战略重点转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

他调查一路，也思考了一路。对于如何解决整个行业普遍存在的产品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不理想、管理水平跟不上、思想观念不适应的问题已成竹在胸。他在总公司一次会上强调，总公司的经营战略必须跳出军工小天地，放眼世界大市场，逐步创造条件跻身于世界名位最高的大公司之列。他为总公司确定了实现三年消灭企业亏损、五年基本建成军民结合型新体制，近期集中力量搞好发展民品、承包经营、扭亏增盈三件大事。

对于开发民品，来金烈并不陌生，1957年曾参与新中国第一辆“长江牌”46型吉普车的研制。他深知选准民品开发项目是兵工成功实现军转民战略的关键。他在仔细进行优劣分析之后，提出了建立具有兵工特色“军民结合，军品优先；三大系列（机械、化工、光电），车辆为主；多种经营，突出外贸”的战略目标，为兵器工业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来金烈的积极引领下，总公司直属的生产企业根据自己的优势，调整产品结构，深化企业改革，瞄准市场需求，不仅很快开发出一批技术含量高、规模效益好、工艺设计相近且适销对路的产品，形成了微（重）型汽车、摩托车、石油机具、民用枪弹等10多类重点支柱民品，更重要的是军品摊子逐步得到了调整、收缩和提高；不仅推出了嘉陵、建设、长安、北方等一批优秀品牌，更重要的是在“军民结合”中使我国的常规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能力和水平实实在在地上了一个大台阶；不仅培育了一批优秀企业，更重要的是在国民经济主战场和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下，我国兵器工业打开了军品外贸。同时，来金烈又把目光盯在了引进先进技术上。1989年9月，苏联解体，时刻关注国际形势的来金烈此刻作了这样的判断：多年来，苏联大规模地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许多高新技术值得我们引进和借鉴。目前俄罗斯经济困难，企业都在寻找出路，急需出口创汇以支持企业发展。此时，开展对俄技术合作对我十分有利。在征得有关领导支持后，来金烈受命组团访问俄罗斯。在对方的周密安排下，来金烈一行在一周时间内先后参观考察了6个地区的12个工厂、研究所和实验基地。访问归来，来金烈组织访问团成员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在向上级提交的考察报告中，来金烈大胆提出了“以引进技术和引进人才为主，必要时引进生产许可证”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主管部门领导的肯定。国家相关部门随之成立引进办公室，协调引进事项。之后，其他领域也开始了各自的引进工作。

曾亲历这一过程的原某局长作了这样的评价：“来总经理开创的对外引进不仅使我国的某些常规兵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也为兵工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创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记住他！”

来金烈为人处事的哲学是赤诚厚道，一视同仁。

早在太行兵工厂时，来金烈就十分重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到重庆456厂后，环境变了，职务高了，他联系群众的作风没有变，他同干部和工人们亲密无间，息息相通，甚至对许多人的脾气秉性、兴趣爱好、生活特点、工作能力、业务水平等等都一一了然在心。不管谁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前去找他，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加以疏导，予以解决，从不发火，更不推诿，所以，大家都乐意与他接近。？在456厂的20多年间，几乎每天都有人到来金烈家，家长里短的事儿絮叨得没完没了。其实，对谁个的问题和要求，来金烈了如指掌。近万人的大厂，他对四级工以上的人员都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他调北京时，是单枪匹马来的，没从老单位带一个人。当了部长后，人们不仅乐意到办公室找他，而且更喜欢到家里去。因为在他家里谈事，气氛更好，更自然，更开怀，还可以谈得更透彻。他的家里真可谓座上客常满，杯中茶不空。此外，他还经常走出去登门造访，或商谈事情，或倾听意见，或问寒问暖，或探视病情。曾跟他八年的秘书田竟回忆说：“我跟来部长当秘书的第一天他就特别交代，只要是老军工或是一线来的人都要安排见个面，不能‘挡驾’。每天找他的人最多。所以有些机关局处长们不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他交我办的事情除了工作以外大都是基层和老军工的，家属子女的事儿没有一件让我办过。”

来金烈的足迹遍布全国兵工企业，只要是管辖的，不论是大厂还是小厂，他都去看过。他每到基层总是深入到车间，同第一线的生产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在一起，共同研究问题，把情况摸清搞透，再下结论做指示。？群众之所以如此亲近来金烈同志，不仅因为他是一位高级干部，履行着重要的职责，还因为他总是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平等待人，在生活上没有半点特殊化。他从来不接受特殊照顾，下基层只住厂招待所，不住高级宾馆，离开时总不忘与服务员、炊事员们告别、致谢。他还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都请厂里的老同志一起吃顿饭，询问他们的想法、倾听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生活。正因为如此，兵工企业的许多同志都与他成了好朋友，直到他去世之后，仍有不少人出差来京时还要到家里看望。

来金烈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既严格又宽厚。严而不厉，宽而不纵，豁达仁厚，亲如家人。20多年来，先后在他身边当过秘书和司机的有五六人，但不管谁在他身边工作多长时间，也不管谁离开他若干年月，他都始终一一挂在心上，时常予以关怀和垂询。跟他6年的秘书王永辉满怀深情地说：我在当秘书的时候，也做过傻事，但从不责怪，没见他发过火，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对己，来金烈廉洁奉公，对家人的要求十分严格。他的夫人在重庆时一直在工厂管理技术档案，调北京后在部下属的所里工作。她为人非常低调，从不张扬。家离单位较远，她每天都是坐公共汽车上班，中间还要转换两次车，一直到退休。不少人到她退休时才知道她是部长夫人。退休前，部里领导主动要把她的关系调到机关，这样待遇会好些，被她婉拒。儿子1970年招工进了重庆长安厂当了钳工，从学徒开始，一干就是7年。靠自己的努力，担任厂团委副书记、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和共青团重庆市第六届委员。1977年考入北京理工大学，四年学业完成时，来金烈已是五机部的副部长，按规定儿子可以留在北京，当征求父亲意见时，来金烈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大学刚毕业，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先回基层锻炼几年再说。”就这样，儿子又回到了原单位，从技术员干起，一干又是5年。女儿1971年1月应征入伍来到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勤务连炊事班，烧火做饭喂猪样样都干过，并被选拔为炊事班班长，后靠自己的努力上了学，提了干，直到1982年转业回到父母身边。

1993年4月16日，来金烈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的岗位，专职全国人大常委之职。人虽离开兵工岗位，但对兵工的关心丝毫没有减退。2004年离休后，由于长期的劳累，来金烈积劳成疾，身患癌症。但在病重住院治疗期间仍在为兵工事业发挥余热，他和牛季良撰写的《太行山上的兵器工业》小册子的最后修订就是是在病塌上艰难完成的。

2006年7月21日，78岁的来金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8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来金烈同志逝世》的消息。按照生前遗愿，丧事从简，只通知了在京的单位和部分生前友好。可就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遗体告别时，出乎组织者的意料，从陕西、山西、内蒙、四川、重庆等不少京外兵工企业的人员自发地来了，合作过的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日本铃木公司等外资企业的代表来了。公墓的工作人员说：“好多年没有这样大的场面了。”

灵堂外，烈日下有数千群众等候向他道别，送他远行。当他们依次进入灵堂，走到来金烈灵床前，许多人流泪哽咽，对于一个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兵器工业的老兵工，人民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