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名人冀贡泉介绍
冀贡泉（1882年～1967年8月），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的法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为新中国的法律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冀贡泉人物生平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秀才。光绪三十年参加学台“征文”考试，被录取入山西大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参加山西省官费留日考试，名列第一。民国2年(1913)，因蔡元培离开教育部，冀回到太原，任山西法政学校校长等职。帝制失败后，又兼任了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民国16年(1927)，山西参加了北伐战争。冀出任山西司法厅长、国民党政府山西省高等法院院长。民国18年自请裁撤了司法厅，将全体人员编名法院，他自己却只身引退，到山西大学教学去了民国21年，冀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冀终于“七七”事变前，以父病为名，辞职归里。
民国26年(1937)秋，日本侵略军进逼山西，冀携带老父、幼子撤至汉口。
1939年赴美国，任《华侨日报》主编。
民国36年(1947)，看到国内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冀怀着迎接新中国诞生的喜悦心情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法律系主任。冀贡泉著述颇丰，著有《伦理学》、《法学通论》、《法律哲理》、《中外条约述要》等。翻译作品有《罗斯福总统言论集》。
1949年后，历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曾参加起草《婚姻法》和释放日本战俘的工作。
1967年8月，病逝于北京北池子寓所，终年85岁。
其子冀朝鼎、冀朝铸也为祖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原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先生(1882—1967)，1882年出生于我市建昌村，是一位中外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解放后曾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1—3届)。
1939年至1947年，冀贡泉先生在美国旅居了8年。他那鲜为人知的经历，始终同祖国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现记述如下，借以纪念这位值得尊敬和怀念的爱国者。
奉周恩来派遣赴美工作
冀贡泉赴美国是受周恩来指示而行动的。
1939年，冀贡泉长子冀朝鼎由美归国。冀朝鼎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获得洛克菲洛基金会提供的一笔资金，进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此次回国就是为了搜集资料。当时，冀贡泉在汉口租界开业做律师。父子相见，当然非常高兴。没多时，日军进逼汉口，冀贡泉一家急忙包了一架水上飞机飞往重庆。周恩来同志原来准备安排冀朝鼎去延安工作，那知冀朝鼎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急忙住院治疗，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周恩来同志改变了决定，召见了冀贡泉和冀朝鼎，要他们去美国，做扩大反法西 斯统一战线的工作。
据联合国副秘书长夫人汪向同在《我的丈夫冀朝铸》一书中披露，当时周恩来同志交给冀家父子的任务有两点：一是在全球性的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壮大；二是促进中美人民友好，并促使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日，建立新中国。
冀贡泉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携夫人张陶然、长子冀朝鼎、四子冀朝理、五子冀朝铸和女儿冀青离重庆，经昆明、西贡、新加坡、法国，辗转万里，于1939年1月初抵达美国纽约。从此，开始了旅居美国的新生活。
担任《华侨日报》主编
冀贡泉到美国不久，就同在美国的中共地下党员徐永瑛和唐明照接上了关系，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共同创办了《华侨日报》，由冀贡泉担任主编。这份报纸成为我党在美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今一些健在的华裔老人提起当年的《华侨日报》，仍记忆犹新，倍感亲切。
当时冀贡泉全家生活相当艰难，冀贡泉在《华侨日报》的收入很微薄，不足维持生计。据冀朝理和冀朝辅(志枫)介绍，他们的母亲张陶然女土擅长绘画，曾通过卖画获得一些收入，用于补充家庭开支。冀朝铸夫人汪向同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当时的生活：“一家五口，在纽约曼哈顿东城下区第十二街租了一套公寓，每月房租35美元。小小的朝铸看到破旧的公寓楼里，蟑螂螂满地爬，墙上的白灰一块一块地往下掉，惊奇地说：“谁说美国很富，美国穷得很啊！”
加入美国战争情报署
1941年12月8日(当地时间7日)，日寇飞机偷袭珍珠港，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海军受到重创，急于要了解亚洲、特别是日本的情况，于是聘请曾经留学日本、又在反法西斯阵营工作的冀贡泉，到美国战争情报署(OWI)太平洋司工作，主要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唐明照也在其中兼职。据汪向同说，冀贡泉在战争情报署一直工作到1947年(当年，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
后来，美国战争情报署和战略服务署(OSS)合并为美国中央情报局。
培养、教育子女报效祖国
在美国，冀贡泉工作任务繁重，生活担子也不轻，但他在异国他乡仍注意培养和教育子女千万不可数典忘祖，而要利用机会多多学习知识本领，日后回国服务。他本身热爱祖国、刚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对子女更是无声的示范。
长子冀朝鼎生于1903年。13岁考入清华学校，2l岁赴美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4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次他同父亲再次赴美，在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的美共《工人日报》工作。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全心身投入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他返回祖国，进入国统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四子冀朝理爱好文艺，到美国以后，在家人的鼓励下，积极参加抗日文艺活动，曾同著名的演员、美国东西文化协会董事王莹合演英语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等革命剧目，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五子冀朝铸到纽约后，父母立即送他到八年制学校念书，毕业后考入一所有名的私立中学，而后又考入哈佛大学。他选读化学系，就是父亲指示的。冀贡泉对他说：“山西产煤，你要学化学，将来回国好为开发煤炭能源服务。”冀朝铸自小受父亲影响，忧国忧民，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他都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1949年春，冀朝铸加入美国共产党，迈开了追求光明和真理的步伐。接着，他去美共马列学院上课，又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知识，为日后回国服务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主动放弃享受奖学金继续深造的机会，毅然向校方提出退学申请，返回魂牵梦绕的祖国，踏上新的革命征程。
冀贡泉人物轶事
冀贡泉与鲁迅
——心灵的交流
1959年11月，时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冀贡泉和其子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冀朝鼎出席了全国政协的一个晚会。在这里，他见到了鲁迅先生的遗孀许广平。他们谈起了鲁迅。谈起当年与鲁迅先生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时的交往。冀贡泉先生回忆他和鲁迅先生在教育部时，是“同司同室”，“同司”是社会教育司，当时由夏曾佑任司长；同室则是两人在社教司一间大统屋内辟出一单间同桌办公。许广平见到鲁迅先生当年的“老同事”，感慨万端，遂请其“写些回忆录作纪念”。冀贡泉先生“慨然俯允”。回去后夜不能寐，回想当年与先生在一起的岁月，心绪万千，写成《我对鲁迅壮年的几点印象》一文。
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东风》上，这是一篇回忆鲁迅北京教育部时期的重要文献。文中，冀贡泉谈到他对“鲁迅壮年”深刻的印象：“他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不苟言，不苟笑。”、他爱提“人定胜天”这句话、“他对民主的态度，是非常热烈的。”、“他的生活勤劳朴素”……在冀贡泉心目中的鲁迅，是“直、谅、多闻的益友”，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君子。”
1963年6月16日，冀贡泉先生在回忆自已82年间的生活历程的时候，也说到自己和鲁迅先生的这段交往：“‘辛亥革命’那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我给教育部的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提了个建议，他要我到南京（时在1912年，在教育部担任了一名部员）。接识了周树人先生（鲁迅先生是1912年2月在教育部任职的）。后转北京仍任部员。他也到了北京，他也是留日本学生，我们时相过从，认为知已。鲁迅日记有三处提及我，我很受他的影响。常认为工作开始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朋友，是一生的大幸。”冀回忆鲁迅当年“根本不喜欢同人们攀谈，除非有公事要商量。”、但两人“同桌办公”。“恰好我们俩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来各读各的书。记得好象他是经常读的一本西文书（德文，他在日本学医，懂德文），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
从鲁迅先生的日记可知，1913年4月27日，鲁迅等“同人”曾在“劝业场”小有天饭店“公宴冀公贡泉”，那大概是为冀返归故里饯行的。可以说，两人交往的时间也就是一年多一些。而就是这一年，两人却结下了终生的友情。以至在50年后，仍使年过八旬的冀贡泉感慨不已，让他的夫人张陶然女士把这段历史记下来，把他对鲁迅先生的敬仰记下来。
俩人在教育部供职时期，因思想一致，相处是非常和睦和友好的，据鲁迅日记记载，“冀先生曾介绍一些同乡赴京报考知事”，鲁迅欣然为其作保。冀贡泉作律师也是鲁迅出面保结的。同事期间，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冀贡泉、许寿裳、齐寿山等人经常相邀到酒店喝酒。议论国是，寻求真理。先生虽为绍兴人氏，而独喜喝汾酒。冀贡泉多次特地把鲁迅所喜欢品尝的山西名特产杏花村汾酒赠送给他。
当时他们所在的社教司第一科分管北洋政府的文化艺术工作，虽然军阀统治无意文化建设，但鲁迅和他的一些同事还是办了许多令后人感怀的文化建树：制定注音字母、举办儿童艺展、查禁不良小说、倡导美育、考察新剧、筹建历史博物馆和京师图书馆（今日北京图书馆）等，都凝聚着鲁迅的心血，也不无冀贡泉的参于。比如向全国各地调查征集展品和图书，山西官书的调京等，都有冀的相助之劳。
冀贡泉先生返回家乡后，先后任省政法专门学校教务长、校长。和鲁迅先生经常往来，相交甚好。1915年，冀贡泉到了北京，曾在“泰丰楼”招饮鲁迅等人。两日后，鲁迅往冀下榻的“高升店”回访不遇。冀贡泉转任山西大学法科学长，往北京聘请教员时也总是抓紧时间，同鲁迅先生见面。《鲁迅日记》还记载了1916年7月21日原教育部同仁鲁迅、许寿裳、齐寿山等“共燕”冀贡泉于京城“益昌”饭庄等。反映了当时冀与鲁迅先生的交往确是非常密切的。
冀先生在回顾往事的时候说到，有一次在北京见到鲁迅先生，先生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还是办政法学校，造就公、侯、伯、子、男吧。”冀先生说：“这正是洪宪在酝酿的时候，他接近蔡孑民先生知道消息，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两句带讽刺的话。”抗日战争时期，他在美国以笔作枪，宣传国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伟大业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为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建国以后，冀贡泉先生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并参于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工作。
人与人之间可贵的在于心灵的相通和交流。鲁迅先生与冀贡泉先生的相交即是如此。
冀贡泉补充介绍
冀贡泉，山西汾阳县建昌村人，生于1882年，1900年中秀才。1904年，入山西大学堂；翌年，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专攻法律。辛亥革命前后，已获法学学士学位的冀贡泉回国任事，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随即，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
大约在1912年冬1913年春之间，冀贡泉应邀回晋，先后任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校长等，一直到1928年。其间的1917年至1918年，曾一度调任山西大学法科学长。历十几个寒暑，冀贡泉致力于法政教育，为山西乃至全国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当时山西法政学生，不论是出身山大或是法专，几乎都是他的学生。”作为我国第一代学有所成的法学家，冀贡泉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先后出版了 《法律学讲义》、《伦理学》、《法理学》、《法学通论》、《法律哲理》、《中外条约述要》、《法学通论十回讲话》、《五权政治大纲案》、《山西实行-》等著作。其影响及于教育、法学两界。
1928年3月9日，冀贡泉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委员。1932年4月21日，又以山西省政府委员出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是时正值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大力推行之际，改革教育被列为施政的重点之一。在此大背景下，冀贡泉基于“我们的教育方针，要适应我们的地方需要，并且可以提供上级教育主管作参考”的认识，致力于教育的改革与普及，历数年而不辍。
据当时的统计：山西人口有1199万强，初小学生仅有75万人，高小38100人，初中10000人，高中6000人，大专学生不及2000人。有鉴于此，时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认为：山西的教育 “已成不农不工不商的教育”。于是，命教育厅组织委员会计划改革，并编定小学教材。
据此，冀贡泉参与主持编定山西省“大专院校改革专案”。专案规定：山西大学为4院：（一）法学院：设法律、经济、政治3系，学生共8班；（二）工学院：设土木、机械、冶金、采矿4系，学生共12班；（三）理学院，设物理、化学、数学3系，学生共4班；（四）文学院：设中文、外文、历史、教育4系，学生共4班（最多中文及历史各增1班）。院长对校长无论教学管理，皆负全责。工业专门学校只开电机工程共3班；农业专校开牧畜、农艺、森林共6班；两校附属之工厂农场，皆须学生实习作业，不得雇佣工人或农夫代工；商业专校改为商业职校。山西教育学院并入山大文学院，山西法政专校并入山0学院。与此同时，提出名之曰“生新”办法的师资培养计划。其具体内容是：凡大专院校毕业考试名列前茅者，得留校充任助教；助教成绩优秀者，选送出国留学深造；学成归国，充任教授。从而实现教师队伍的不断充实。
与此同时，着手中等学校改革。对此所遵循的原则是：第一、须使普通中学学额，不要超过现实需要；第二、须着力于社会各行各业之所需，增办职业教育，再不宜图撑门面，模仿任何养游手或养官的教育；第三、中学教育，需力求体、智、德三者相称；第四、师范生毕业后，须规定担任教职若干年后，方许转任其他公职；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裁并后，即改为职业培训班。
小学教育的改革则侧重于依照山西省情，对当时通行的小学国语课本进行改编。其主旨是：爱国、服用土货、做人。新的小学国语教科书依限编订完成后，经省主席核定印行全省。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隐居故里的冀贡泉率家小辗转到达处于抗战热潮中的汉口。其间，婉言谢绝-副部长一职，当起了挂牌律师。庶几，转赴重庆。后因中共海外工作的需要，再随长子冀朝鼎到美国。旅美期间，冀贡泉热心华侨事务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事业，参与创办《华侨日报》。同时还配合当地的华侨青年救国团、抗日救国后援会等组织，成立训练班、合唱队，组织--等活动。
抗战胜利后，年逾花甲的冀贡泉应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邀离美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1949年以后，历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在此期间，参加了新婚姻法的起草和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1967年病逝，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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