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

贾植芳人物生平

贾植芳1916年9月29日出生于山西襄汾。1929年7月考入太原的私立成成中学，两年后开始尝试写作，以笔名“冷魂”在《太原晚报》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一个兵的日记》。1932年9月，考入北平教会学校崇实中学，并继续写作，两年后在北平《京报》文艺周刊《飞鸿》、天津《大公报·小公园》、上海《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杂文等。1936年1月，贾植芳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北平警察局以“共产党嫌疑犯”逮捕，3月由伯父花钱保释出狱，5月被安排资助到日本留学，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日文，9月考进日本大学经济科，不久转社会科，同年参加留学生文学刊物《文海》的创刊编务工作。1937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发表小说《人的悲哀——自一个记忆》，6月收到该刊及编者胡风的信，由此开始相互通信。1937年，日本侵华的 “七七事变”爆发，贾植芳9月回国，12月进入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半年后毕业派往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区抗战前线，任陆军第三军第七师政治部上尉日文干事。1938年7月，在《七月》杂志上发表追悼亡妻的独幕剧《家——呈婵娥君之亡灵》，8月担任 “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和特约撰稿人。

1939年 11月，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报《扫荡报》任编辑。1940年3月，调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山西新闻检查处，任中校副主任，此年3月又被调往陕西新闻检查处，因又受怀疑而辞职，专事写作。1942年 10月，考入国军独立工兵第三团，任少校日文翻译， 11月与任敏结婚。1944年4月，又因受怀疑辞职，12月到徐州担任汪伪淮海省政府参议，暗中从事抗日策反工作，次年5月被拘捕，3个月后日本投降而获释。同年9月，应邀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校联络组长、徐州分站主任参加接收的先遣工作，1个月后因把接收仓库中的武器送给了新四军，而被断绝工作关系，随后为维持生计而开始做卖颜料的小生意，同时仍继续写作并一直保持与胡风的通信联系。1946年6月，与妻子任敏一起到上海，寄居胡风家，从此专事写作，在《大公报·文艺》《文汇报》《联合晚报》《时代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政论性杂文，并协助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七月文丛》编审稿件， 11月受邀主编《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次年2月因受政治形势压力被迫停刊。1947年9月，因在地下学联的《学生新报》发表的文章而被捕，一年后被留日同学保释出狱。

1949年8月，贾植芳加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9月出版论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10月出版中篇小说集《人的证据》，次年4月出译著《人民民主的长成与发展》。1950年10月，到震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次年 3月受聘为专职教授，7月出版苏联巴鲁哈蒂《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译著，11月出版恩格斯《住宅问题》译著。1951年12月，被列入上海高等教育界第一批参加“思想改造”的名单，到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三个月。1952年3月，受聘为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同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53-1954年，先后出版捷克基希《论报告文学》《契诃夫手记》、苏联巴鲁哈蒂《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苏联谢尔宾娜等《俄国文学研究》译著。

1955年 5月15日，贾植芳被召到上海高等教育局交待与胡风的关系，他仍坚持肯定两人是共过患难的朋友，并为胡风辩护，随即被宣布拘捕审查，关入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单人监房，其家被抄，两日后其妻任敏被关押到上海南市监狱；同日，胡风夫妇被逮捕并抄家。6月初，贾植芳被开除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同年 9月，其妻任敏获释，1959年春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区当小学教师，12月又被关入当地公安局看守所，到1963年3月出狱，被遣送到青海回族自治州劳改农场农牧机械厂劳动。

1966年3月30日，贾植芳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 4月9日被提前一年多释放，但被押回复旦大学，在校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每月领取生活费30元； 6月“文革”爆发后，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受批斗、凌辱和殴打； 9月其妻获准首次探亲，相聚十余天。1974年7月，贾植芳从校印刷厂转到校区宿舍建筑工地 “劳动改造”，次年1月生活费提高到每月领取65.5元。

1978年9月，贾植芳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并允许与亲友自由通信；12月，其妻任敏调回上海，1980年8月被青海化隆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同年 12月，贾植芳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1981年1月，贾植芳被通知恢复教授职称，随后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委，次月正式恢复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的教学工作， 6月和7月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赵树理专集》和《巴金专集》第一册相继出版，12月被恢复中国作家协会会籍。1983年，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出版《贾植芳小说选》。1984年7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第四次大会当选为理事，9月主编《巴金写作生涯》出版。1985年，主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三卷本）和《巴金作品评论集》先后出版。1987年8月，在复旦大学退休，仍被聘为研究生导师。1989年，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两卷）出版。1990年2月，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出版。1995年4月，出席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会长。1999年9月，散文作品集《花与鸟》 列入“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出版。2000年3月，与妻子任敏合著的《解冻时节》出版。贾植芳的著作还有《劫后文存—— 贾植芳序跋集》（1991）、《暮年杂笔》（1997）、《雕虫杂技》（1998），《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1998）、《写给学生》（2000）、《狱里狱外——一个“胡风分子”的人生档案》（2001）、《贾植芳致胡风书札》（2001）、四卷本《贾植芳文集》（2001年）等。

2008年4月25日，贾植芳在上海病逝，享年92岁。

贾植芳人物轶事

贾植芳曾经说过：“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他自己也委实“写”得够端正的，以至于一生似乎“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一样，命中注定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知名学者钱谷融说：“我和贾植芳在1950年就认识了，他是我的朋友，是我最欣赏的朋友之一。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真率、风趣的人，这样的人不多了。”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则说：“贾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三言两语实在无法说清。

由于天生傲骨，贾植芳一生曾经四进监狱，加上改造时间，前后达25年之久。

第一次进监狱是因为参加了1935年那场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的审判是“危害民国、就地正法”。贾植芳后来回忆说，那是他第一次“很气派”地坐小汽车、旁边还有“保镖”前呼后拥；在监狱里他也一直是个“刺头”，狱监给他吃跟刑事犯一样的伙食，他竟然怒砸饭碗，大叫“我没犯罪，不吃这个，我要吃好饭”，硬是让看守所所长给他换了伙食。这件事情后来甚至传到了“蒋委员长”耳朵里，引起了“蒋委员长”的“关心”，他的伯父吓得赶紧用1000银元、50两鸦片烟的代价把他保了出来，还花钱为他买了一张大学法科经济系文凭，送他赴日本留学。

在日本期间的贾植芳，与郁达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交往，思想依然激进。到日本还不到一个月，就有警察登门“拜访”说：“您以后在日本的生活就由我来照料，请多多关照！”后来日本警察甚至由对他暗中监视变为了明目张胆的搜房。在日本呆不下去之后，贾植芳就回国参加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留日同学训练班，后来在徐州搞策反时，终于被抓进了日伪的牢房。1947年，他又因为给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被国民党政府以“煽动学潮”的罪名关押了一年多。

当贾植芳第三次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外面已经换了天空，“人民已经翻身做了主人”，贾植芳拒绝了仕途的诱惑，选择了回复旦大学教书，担任中文系主任、专职教授，被誉为“革命作家”，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第四次走进监狱。

第四次进监狱，是因为胡风。

贾植芳最早是在日本通过书信与胡风结交的。他在神田的内山书屋，看见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人与学习丛刊》，贾植芳就将小说《人的悲哀》投给了丛刊，不久，他收到了30日元的稿费和主编胡风的来信，从此跟胡风有了书信往来。回国后，贾植芳辗转各地，跟胡风始终缘悭一面，但书信从未断过。直到1939年，贾植芳到重庆一家报馆谋事时，胡风跑遍了重庆大大小小的报馆，终于找上门来，并带来了贾植芳在抗战前线时所写文章的稿费，两人从此建立了友谊。

在重庆期间，贾植芳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和杂文，矛头大多指向国民党政府。1947年，贾植芳被国民党政府关押时，在狱中就有特务以“提供胡风地址”为释放条件引诱贾植芳屈服，但贾植芳坚持说他根本不认识胡风。在“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说不认识，而到了1955年“不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又偏偏死不改口，一口咬定自己跟胡风是朋友，还吟诗说是“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那时正是全国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一天，当时的上海高教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和市委秘书长把贾植芳叫到了办公室，问他对胡风的思想作何表态？贾植芳回答说，胡风只是为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向党提意见。局长大怒说，“你还为胡风辩护！你跟胡风是什么关系？”贾植芳针锋相对地说：“我跟胡风是写文章的朋友，在旧社会共过患难，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高教局长最终宣布:“贾植芳停职检查，到公安局去交代。”

此后10年，贾植芳一直被关押在上海的第二看守所。直到1966年，形势有所变化，贾植芳的问题才被当作了“人民内部矛盾”，但贾植芳自己并不知道。一天，贾植芳忽然被带上警车驶向法院，在法院里他听到法院宣判说“首犯胡风罪大恶极，已经伏法”，他不知道自己会被判几年，也不想知道，甚至一个字都没看，就在自己的判决书上签了字。此后，贾植芳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但还要在复旦的印刷厂改造，一改造就是13年。

贾植芳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年的“胡风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他们正直、真诚、善良，为了理想而活，“我是胡风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光荣。”

贾植芳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是他跟妻子任敏的结合，“我们那个时候，就直接同居了！”当时，知识分子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礼，任敏常在《七月》上读到贾植芳的文章，倾慕他的才华，相识之后，这个商贾人家的女儿，就自己跑到黄河边上的民房与他住在了一起。上世纪80年代末，夫妇俩都是70开外的老公婆了，一次同到中山大学开会，招待所的服务员提出要看结婚证明，否则就不能开同一个房间，后来还是中山大学的吴宏聪教授“打圆场”说：“你们对老先生这么不礼貌。”啼笑皆非之余，贾植芳才突然想到，他和任敏之间，确实没有任何义务和法律的约束力，婚姻关系松散到连一纸婚书都无法出具。但任敏却结结实实跟着他颠沛流离了大半生，这中间，还包括5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

经历了半世飘零，总算过了十多年安稳、幸福的生活之后，1997年，任敏突然患病，医院诊断为脑中风。在任敏生病的5年里，昂贵的医药费几乎将贾植芳拖得山穷水尽，但这位老人没有吐露过一句怨言，而是一声不响地整理起了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各类散文，每天伏案，著述不已。出版社汇来的稿酬，看也不看就交给学生说，赶快，送到医院里去。

2008年的春天，贾植芳追随任敏而去。“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贾植芳的一生，也许就是对学者朱学勤这句话的最好注脚。

贾植芳名言轶事

检点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虽漂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问心无愧。回顾起来，我有时觉得奇怪。我的一生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一样，命中注定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小时在家乡读小学，有一阵子的课本是《语文教科书》第一课课文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我老子虽然每七天赶一集都给我买一本新的《语文教科书》，但我把它拴在裤带上，买一次，丢一次，又买一次。虽然只是跟着嚎叫，却觉得这些话说得很好玩，引出兴趣来了，但字还是不识。老师让我背课文，我背得倒很流利：“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汪汪……”明明是叫三叫，我却一股劲儿地叫下去，不是老师拍桌子，我还会“汪汪”下去，叫得特别积极卖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每每批斗我时，我就往往想到我那份“‘汪汪汪汪……”的积极性。

（1955年，贾先生卷入胡风冤案，被捕入狱）

在一次审训中，审讯员一上来就问：“你在家里说了些什么话？”我说：“我是教书的，是吃开口饭的，说的那些教学内容，学生们都有笔记。”他说：“不是指你教书时说的，是日常吹牛时说的。”’我说；“我喜欢说话聊天，说过就忘了。”他笑着说：“你忘了，我们替你记好了！”说着，他拿出厚厚的三本日记本，逐条念了几段，包括年、月、日、时和谈话内容。我那时还年轻，他念过几段后，我都会马上对号入座地查找到打小报告的人的姓名，对于他们所记的我的谈话内容，有的是我说的，有的是他们添油加醋写上的。原来，在我周围有不少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大小“知识分子”！

又一次提审时，审训员问我：“贾植芳，你怎么认识某某人的？”我说：“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似笑非笑地说；“你真会狡辩！你不认识他，他怎么认识你，还给你送书？”说着，他拿出一本书来，上款写着“贾植芳先生教正”，下款写着“某某敬赠”。我说：“这是我们学术文化界的一种习惯和风气，认识不认识的同行人总互相赠送著作。”我这么一解释。他就恼火了，拍着桌子大声申斥说：“你还在继续狡辩！这本书定价两元多。他不认识你，平白无故地把两元钱的东西送给你，这谁会相信？我们是干什么的？告诉你，骗不了人的！他这么一发脾气’，我只好自认晦气，心里只好说，这些同志是农民，上帝原谅他们吧！而因这类问题受审就有好几次！

－——摘自贾植芳先生《狱里狱外》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指贾植芳先生）经过十多年的监禁和劳改生活的苦日子，反倒没有了过去的文弱的书生气，变得比过去更壮实了，他不像学校里那些被揪出来的“有问题”的人（当时称为“牛鬼”——作者注）那样的神情沮丧，畏首畏尾。他走起路来挺着胸脯，迈着坚定的步子，像个正常人。他没有罪，问心无愧，所以虽然长期身处逆境，但能处之泰然，仍然保持着开朗乐观的性格，面向恐怖阴暗的现实，无所畏惧。

——摘自任敏（贾植芳先生之妻）的《流放手记之一—山西》

贾植芳人物评价

一生坎坷，几度牢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贾植芳的文化建树。他将自己定位是“大时代里的小角色”。然而，这个清醒而自谦的“小角色”，却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他无儿无女，晚年却有儿女绕膝般的幸福；无钱无势，家里却总高朋满座。

贾植芳身材瘦小，性情豪放，自称“江湖中人”，晚年更对一切求学问事者敞开家门，“三教九流”，有求必应。他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的家，有一张大圆桌，有好多年，每逢周五，便是几代学生加上各种闻名登门者的聚餐日。不必正襟危坐，也不分上下大小，在随兴闲聊中，常有专业研究的火花，更有为人为学之道的潜移默化。

“没有贾先生，我不会走上今天的道路。这是一种整体的影响，学术研究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待人处世的态度，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他的坚持……”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说。

20世纪90年代因重新编纂《中国文学史》而广受关注的章培恒教授说：“当年，在贾植芳先生等人影响下，我才走上一条独立思考的学术道路。”

“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比较端正。”贾植芳自我总结的这句话，四下传播，成了常被人引用的名言。贾植芳的确做到了将“人”字写得大气而端正，直到最后一息，去得平静无憾。有人评价说，这位老人见解深刻，达观生死，像近年来陆续辞世的不少“文化老人”一样。在许多人看淡文化的时代，实在需要这样的文化典范，一些把“人”字写得端端正正的人……所谓学术人格，是指能够立足于学术本位，敢于坚持真理，不为现实得失所扰，不为名利所羁绊，乃至不惜为之献身的殉道精神。贾植芳的一生彰显了学术人格的意义。

贾植芳代表著作

《人的证据》《人生赋》《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等，译有《契诃夫手记》《契诃夫戏剧艺术》《俄国文学研究》

代表性论文：《人文视野下的“大文学”观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