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维德

霍维德人物生平

1902年12月2日生，陕西省绥德县雷家沟村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8岁起帮助做农活。12岁至15岁务农，农闲时上过冬学，练过武术等。

1917年冬在山西参加哥老会。

1918年回到家乡，后做生意。

1924年在进步学生支持下集资办贫民学校，任校长。同年12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到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工友，掩护所担负的中共绥德地委的交通联络工作。同年冬任中共绥德东区党组织的书记。参加领导农民斗争。

1927年2月任陕西省绥德县农民协会副主席。参加领导千余名农民开展抗“烟田税”斗争。8月任中共绥德东区区委民运委员。

1928年以商贩身份到饥民、盐工、煤窑工人中开展工作，发展党团组织。

1929年任中共绥德县委组织委员。

1930年10月至11月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

1931年任党的区委书记和直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义合特支书记。

1933年受特委指示，筹款购买枪支弹药，开展武装斗争。

1934年，义合特支改组为绥德东区区委，任组织委员。5月，参加组建游击队，任绥吴游击队政治委员，不久游击队失败解散。7月组建梁家甲赤卫队。8月至10月任陕北游击队第十二支队支队长。同时任东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东区区委书记。领导游击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1935年1月至1936年6月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任工农检察部部长（1936年3月起）。

1936年5月至年底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2月至1937年4月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1937年4月至10月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党团书记。同年9月至1939年4月任陕甘宁边区关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县长。

1937年10月至1939年初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至1939年4月）。

1938年7月兼任新正县县长。

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10月任财政厅厅长。

1940年9月至1941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财政厅厅长兼边区税务总局局长。

1941年11月至1945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委员（至1945年6月），兼粮食局局长、禁烟督察处处长。

1942年6月起任西北局财经委员会主任、陕甘宁晋绥财经委员会委员。

1943年春受中央派遣，带领一批干部到晋绥根据地帮助开展经济工作。12月起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常务委员。

1945年至1947年10月复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同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6月至1949年5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委员。

1946年4月至1949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第三届政府委员。

1948年2月任西北新区政策研究团团长，到新解放区搞调查研究工作。

1949年1月至9月任晋南行政公署副主任。4月负责组织准备参加接管西北地区地方政权的干部队伍。6月带领300余名干部到达西安。7月带领甘肃工作团随军西进。同月至1960年5月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务委员。

1949年8月至10月任甘肃行政公署第一副主任。8月兰州解放，主持军管会工作。

1950年4月至1952年10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

1952年11月至1954年12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12月至1953年9月任中共甘肃省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兼甘肃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至1953年10月）。

1953年10月至1955年2月任甘肃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1954年6月至1955年6月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二书记。

1954年12月至1959年12月任甘肃省副省长。

1955年1月至1959年9月任中共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党组书记兼中共甘肃省委财粮贸办公室党组书记（至1956年4月）。

1955年2月至1957年1月任甘肃省财粮贸办公室主任。

1955年6月至1959年9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

1958年7月至1960年3月兼任甘肃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9年9月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到错误的处理。

1960年5月至1962年12月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务委员。

1961年7月至1962年12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2年7月至12月任甘肃省副省长。12月被指责为进行所谓分裂党的活动，再次受到错误处理。

1963年春至1965年春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1965年1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调任山东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7年6月14日因病在山东济南逝世，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2010年6月17日，霍维德的骨灰在其女儿霍宝珍的主持下，从西安烈士陵园移回绥德子洲陵重新安葬。

霍维德人物简介

霍维德（1902~1977）， 原名承鹿儿、霍联成。陕西绥德县雷家沟村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区农会主任、县农会委员、县委委员、县委书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工农检查委员会主任、国民经济部部长，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关中特区抗日救国政府主席、关中专署专员兼县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厅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西北局新区政策研究团团长，晋南行署、甘肃省行署副主任。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甘肃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共甘肃省委第二书记等。1965年10 月调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在1959年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期间和1962年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期间，两次受到错误批判，并撤消了职务。1977年于山东逝世。1980年得到彻底平反。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七大、八大代表。2010年6月17日，原甘肃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的骨灰在其女儿霍宝珍的主持下，从西安烈士陵园移回绥德子洲陵重新安葬。这位生前时刻想着劳苦大众、 一身正气的绥德汉，在他去世33年之后， 终于魂归故里。

霍维德主要事迹

1940年9月，蒋介石停发八路军军饷，边区财政困难更加严重，霍维德因为是本地人了解当地情况，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保证党中央的经费开支。1941年，陕甘宁辖区23个县，人口150万，其中脱产人员为7.3万，加上马匹折算约为9万人，占边区总人口的6%，在各抗日根据地是最高的。为此，霍维德提出无论边区财政多么困难，必须首先保证党中央和八路军留守部队的经费开支。采取以盐税抵支军费办法的同时，提出公债收人保证党中央的经费开支，使当年的财政困难勉强度过。二、顶着非议完成了20万石公粮的任务。1941年财政厅经反复核算，认为最少要保证公粮20万石。与1940年的9万石相比确实多了不少，增加了农民负担，但党中央和留守部队的粮食供给是事关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熟重熟轻，不言自明。霍维德认为经过前几年的休养生息，农业生产已有一定的发展和积累。征收20万石公粮，农民是负担得起的。他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到延安各县区做调查研究，并制定详细的调查提纲，同村、乡、区、县的干部座谈，充分征求意见。根据调查结果制定了1941年征收公粮的方案，同时提出按累进税的原则，余粮多的多交，少的少交，余粮不到征收点的免交。由村民选出征粮委员会，由户主自报产量，经征粮委员会评定，做到负担公平合理。这个方案和征粮办法经陕甘宁边区政府讨论通过。从当年10月开始，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顺利完成了征粮任务，使陕甘宁边区在粮食供应上度过了最困难时期，同时也维护了边区社会的稳定。事后总结，所征收的公粮仅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13.58%。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棉花、布匹进不来，军工、通讯、医药、印刷等更难进来。针对这种情况，霍维德认为，当前陕甘宁边区所遇到的是非常性的困难，要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只有采用陕北比较值钱的土特产出境的特殊措施，通过境外的私商和地方势力的关系，换回边区军民所需的棉花、布匹和四大器材。这一办法得到贺龙的大力支持，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由霍维德负责此项工作。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不到一年的时间，采购境外物资的被动局面得以扭转。

1950年2月，霍维德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当时，川陕、西兰、甘青三条公路干线遭到国民党溃军的严重破坏，沿线桥梁几乎所剩无几。受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的指示，霍维德首先抓这几条干线的恢复建设工作，亲自挑选参加抢修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在他的指挥下这些路段的交通就恢复了。此后霍维德先后修复了青康公路、咸宋公路等几项较大的工程。

经济恢复时期，霍维德领导部下整顿改组了国营汽车运输公司，成立了商车运输的调度机构，还成立联运公司办理公路铁路货运联运。由于国民党留下来的汽车五花八门，霍维德又主持成立了整车委员会，对这些车辆进行鉴定。该报废的报废，该拆并的拆并，汰弱存强，车况一新，对经济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西北交通在霍维德的领导下，很快恢复和发展了。霍维德在两年零7个月的任职期间，冒严寒，顶酷暑，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深入工程一线了解情况。行程数万里，察看了从乌鲁木齐到霍城、伊宁的全线公路段，察看了甘、青公路和兰州到天水、宁强的公路建设，迅速修复了兰州铁桥，泾川桥、鸡头关桥等重点桥梁，使国民党破坏了的公路全面修复，彭德怀称赞他为“开路先锋”。

兰州财经大学

1952年11月，甘肃省人民政府行政干部学校成立，时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霍维德兼任校长。2015年，该校经历多番整合后更名为兰州财经大学。2018年，增列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19年，正式开展博士研究生招生培养工作。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现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2.4万余人，硕士研究生2323人，博士研究生48人，继续教育学员8566人，留学生37人。

长安大学

早在1952年，霍维德就预见到了国家的西部地区一定需要大量的工程运揄方面的人才，于是他在兰州创立了西北交通学校（长安大学的前身），开设机械、土木、财会专科专业和一些短期培训班。在陕西、江苏、湖北招收了一批学生，毕业后分配到西北五省交通部门工作。学校为当时交通部门培养了很多技术骨干。当时霍维德兼任校长，他经常关心学校的建设、教学并且向师生做报告。该学校创建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为国家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人才，创始人霍维德功不可没！

1958年5月，大跃进运动迅速掀起，席卷全国，甘肃省也受到浮夸风的严重冲击。对于当时的形势，霍维德非常担忧。早在这年春天，甘肃省徽县地区就发生大批浮肿病人并出现饿死人现象。霍维德就派有关部门实地核实，查清原因，随后他果断下令开仓放粮救济灾民，给徽县一带老百姓每人每天发救济粮6两，挽救了十多万人的生命。

但是这么严峻的事实并没使有些人清醒，甘肃境内虚报粮食产量已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霍维德对这种“高产”是根本不信的，为了区别真伪，辨明是非，他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先后跑过30多个县，大都与农民同吃同劳动。

在掌握了农村大量真实情况后，他严厉批评取消集市贸易、商店关门停业，给群众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的作法。他说：“小商小贩虽是为赚钱做买卖，但对满足人民的需要是有益的。”他还告诫：“要给社员一定的小自由、小私有。有些人就是怕群众富了，所以卡得死死的。群众富了，国家还会亡吗？如果像现在这样，人民吃不饱饭就好吗？这叫社会主义吗？”这些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人民“鼓与呼”的语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反映了农村的真实，道出人民的心声。当时霍维德曾极其沉痛地对身边同志说：“我现在每次端起饭碗都想流泪，嗓子堵得慌。老百姓没有饭吃，人命关天，怎么得了啊！我们干革命几十年，不就是要让百姓的日子好过些吗？我们是共产党员，要为人民服务，可眼下，又如何是好！”

当年6月，张掖地区的部分农村因征购过头粮，发生严重饥荒，情况十分紧急。地委书记向被批评为“右倾”的霍维德求援。霍维德毫不犹豫，调粮救急，随即带领省政府机关干部，顶着烈日酷暑到兰州火车站帮助装车，为灾区抢运了2000万斤救命粮。张掖地委书记感动得泪流满面，饥民们领到救济粮后，不少人感动得痛哭流涕。他们感谢共产党在人民的危难时刻，对他们的关心和救援。霍维德做了他为人民负责、为共产党赢得人民群众信赖的自己应做的工作。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留京主持工作，他要求全国各省对当前经济情况逐一核实，向国务院写出报告。甘肃省政府党组在讨论报告内容时，有的领导认为群众还有不少粮食，只要挖出这些粮食，形势还是大好。霍维德仍然如实反映了甘肃省粮食严重欠缺、国家征购过重、百姓大批浮肿和饿死人的情况。后来这个报告竟成为他的“反党”证据，追查他与习仲勋的“黑关系”。与此同时，霍维德批准给几个县增拨了返销粮。庐山会议后期，有人要他检查右倾情绪。霍维德苦笑着说：“我说的是实话，向国务院反映的是实际情况。我批的那些返销粮是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就是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光荣的！”庐山会议后，霍维德被批判斗争了几个月，批斗会开过无数次，每次他的“检讨”材料通篇都是说明和争辩，拒不认错。所以一直被认为“态度不好”。9月24日，他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只保留了省委常委一个虚职。1962年7月，经中央批准，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宣布给霍维德公开平反，恢复被撤销的一切职务。霍维德作了简短发言，表示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相信人民群众，在有生之年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他的坦率、无私和真诚，博得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许多同志为他的错案得以平反激动不已，热泪盈眶。

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左”倾极大伤害的霍维德，反“左”的斗志并未丝毫减弱。他不相信建国后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绩大都有问题，是“修正主义”的产物，更不相信那么多老革命都是“走资派、坏人”。他顽强不屈地采取他所能及的手段坚决反对、抵制极左的行为。“造反派”通过他调查其他领导同志的问题时，不论是指供、诱供甚至是逼供，他都断然回绝：“不晓得！”“造反派”诬蔑他是“老三反分子”，他慷慨陈词：“这顶帽子我不戴，不要说‘三反’，‘一反’也没有。我霍维德跟党、跟毛主席干革命一辈子，从未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党和人民会公正评价我的，历史是谁也歪曲不了的！”每次批斗他的大会，“造反派”硬压他低头，他硬抬起头来昂首挺胸，他因此没少受过皮肉之苦。过后，他轻蔑地说：“我霍维德是斗不垮、砸不烂的。让我低头认罪，哼！还没有学会！”

1973年2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向党中央上报了《关于霍维德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认为1962年甘肃省委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关于霍维德同志问题的材料，有的颠倒是非，与实际情况不符，不能作为处分的根据，建议予以撤销。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并通知山东省委当面向霍维德同志宣布平反。1977年6月14日，霍维德逝世于山东省济南市，时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