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波

　　高波1913～1948)，原名高如化，别号连峰，1913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少时先后在小学和米脂三民二中读书。1930年，投奔参议陕政的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当过勤务员、警卫员、副官。1934年考入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翌年参加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并任班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不久，奔赴延安，被分配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高波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烽火剧团的高波不几天，便担任剧团团长。

　　高波性格爽朗，幽默诙谐，他在剧团做思想工作，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当年剧团的“小鬼”、女战士李强后来回忆往事说：

　　有一次，剧团到野战医院去慰问。我到窑洞里向伤员作慰问讲话时，由于紧张，把几句词忘了。慰问结束后，战友们有的去散步，有的去溜冰，只有我一人坐在炕角低着脑袋。高团长进来，开导我说：“咱们这烽火剧团的老底子是红军宣传队，既能打仗，又能搞宣传鼓动。红军的这个光荣传统，可不能丢了。战士们就是咱们的亲兄弟，慰问战士，怎能不高兴，抬不起头来?”我仍然低着脑袋，一声不吭。高团长继续开导我说：“咱们这剧团，写字的，画画的，演戏的，跳舞的，都是文艺战士。你呢?你是什么?”他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就说：“我也是战士。”没想到他却说：“别看你穿着军装，你现在还算不上真正的战士。”我有些不服气，便问他：“我怎么不是?”他见我噘嘴，就说：“既然是战士，你怎么见了战士抬不起头来?”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不论是拿枪的战士，还是拿乐器的战士，最重要的是看思想是不是武装起来了。思想上武装起来的战士，才是真正的战士，永远是战士，他无论在什么战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坚持战斗。”一弯新月从东方升起，我们踏着积雪，踏着银色的月光，在河边走来走去。高波给我讲了许多红军宣传队的故事。我听着又是兴奋，又是惭愧。这天夜里，我老是睡不着。“拿武器的，拿乐器的，都是战士”这句话，老在我的耳边响起。

　　高波临危沉着，指挥有方。1940年夏，烽火剧团到陇东一带(甘肃省庆阳、宁县、镇原等地)去演出。因为要通过国民党统治区，路上很危险。那时候，国民党顽固派时常跟八路军闹摩擦，进攻我们部队，暗杀我们干部。剧团走到太阳已经偏西时，高波命大家在一个村外停下休息，派人进村了解情况。这时，村里有几个人走过来，探问：“有多少人，多少枪?那个布套子里装的是什么物件?”原来这些人是国民党的保甲长。剧团驻下来不行，往前走更危险，有的人害怕了。高波很沉着，立刻召集分队长紧急会议，稳定大家的情绪，要求大家听从指挥。

　　集合队伍后，高波在队前严肃地宣布：“现在情况很严重，我们的思想不能解除武装。我们马上要通过村庄，大家要摆出八路军精兵强将的威风来!-手要特别爱护重武器，擦枪时别走火，伤了老百姓。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我指到哪里，大家打到哪里!”乐队同志心领神会，即把用布蒙着的提琴、三弦、二胡、手风琴等乐器扛到肩上，好像那些玩意儿真有几十斤重，不是机关枪，就是掷弹筒。有人正担心大鼓、小鼓没有蒙布套，暴露剧团的相，忽然听见高波说：“军乐队打头，齐步走!”于是携带大鼓、小鼓的同志走到队前头，敲起洋鼓，吹起洋号，威武地穿过村子。剧团没有枪，但那些保甲长们看到这个阵容，就没能敢动手。

　　陇东高原，放眼眺望，多是光山秃岭和支离破碎的沟沟峁峁。通过那一条条大深沟，比翻越大山还费劲儿。剧团到了目的地，大家已累得大汗淋漓，呼哧呼哧地喘气。进村前，高波停下来说：“咱们得学红军宣传队。长征期间，他们跟战士一样行军，战士累了休息，他们还要搭起宣传鼓动棚，鼓舞大家的士气。咱们总不能像打败仗的样子去见战士。”于是，大家重新整理绑腿，整理军容风纪，像每次到宿营地那样，奏着军乐，踏着齐步进村去。

　　高波聪敏好学，多才多艺。他常对剧团同志们说：“部队宣传队要精干，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大家都要一专多能才行”。他也这样要求自己。每当深夜，同志们都休息了，他跑到远处山头上，刻苦练习乐器。每当同志们听到悠扬的琴声，都知道这准是高团长练基本功。每次演出，他什么戏都唱，什么角色都演；乐队缺人时，他上乐队；台上缺人时，他去跑龙套，啥都张罗。他在《塞上风云》、《国家至上》戏中演主角，秦腔《三回头》中唱须生，在京剧《空城计》中扮诸葛亮，在《群英会》中饰鲁肃。他不仅会唱京戏，又会唱秦腔，，还会唱碗碗腔、山西梆子和河南梆子。高波常说：“咱们部队宣传队，跟地方剧团不一样：地方剧团搞一种地方戏，能够适合当地群众看就行了；部队战士，江西的，湖南的，福建的，山西的……哪儿的人都有，他们正在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我们要想办法，使所有的战士都喜欢看我们的演出。再说，根据地很多群众不识字，无文化，也要看戏、唱歌、听音乐，我们要通过创作、演出，使他们振奋起来，推动他们团结进步。”

　　高波自从搞文艺工作那天起，就很注意探索部队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他常在窑洞里昏黄如豆的油灯下，戴着近千度的近视眼镜搞创作。并自编自导，大胆试验，运用传统形式和民间形式反映新内容，宣传抗战，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他和别人合作，用京剧形式写的《平型关大战》，表现了八路军的英勇善战；《大锯缸》表现了游击队员的机智勇敢。他还用快板形式，写了《花子拾金》，用双簧形式写了《小精怪》，成为每次晚会都演的保留节目；用流行的中国小歌舞《小放牛》形式(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为牧童，女角为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答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唱遍了陕甘宁边区。此外，还有秦腔、形式，写了不少反映军民抗战的戏。旧的形式，经过他和同志们的再创作，有了新的内容，新鲜活泼，富有感染力，许多连队俱乐部都排演。

　　短短的几年，高波率领烽火剧团30余人，背着行李，挑着幕布道具，过沟壑，越峁梁，几乎跑遍了陕甘宁边区，给部队和群众带去了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留守兵团烽火剧团已成为具有强烈战斗性，为部队喜爱的文艺团体。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时，高波被调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备第三旅政治部，任-科科长。不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社会部部长、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在审查干部中，搞“抢救失足者”运动。这股风刮到部队，高波被调到“整风训练班”接受审查。几个昼夜的逼供信“车轮战”，弄得他心力交瘁。但他凭着对党的忠诚，坚信事实终究会弄清楚。他像普通战士那样，每天打水扫地，出公差勤务。他还利用自己的特长，组织训练班学员唱歌、演戏。当有的同志郁闷不乐时，他就出个“洋相”，逗乐子。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琴声、歌声和笑声。大家也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活宝”。不久，毛泽东发现了审干运动中的扩大化错误，很快加以纠正。

　　1943年，高波参加了延安军民大生产运动。他曾背粪筐拾过粪，穿草鞋上山砍柴。开荒种地时，他两手打满血泡，也不肯停歇。

　　1945年12月，高波受党的派遣，到驻定边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由同年10月起义的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改称)第一团任政治委员，担负改造旧军队的光荣任务。

　　这个团的军官士兵，成分复杂。起义军官、团长赵极三是个兵痞，思想反动，见风使舵，惯于投机。高波到任后，深入士兵中了解情况，分析各级官兵的思想动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同时，也作了应变的思想准备。

　　1947年春，陕北长城脚下，依然寒风凛冽。3月中旬，胡宗南部突袭延安，甘肃军阀马鸿逵也乘机进犯三边(定边、安边、靖边)解放区。赵极三认为时机已到，背着高波等共产党员，纠集心腹图谋反叛。一天，赵极三以处理一个叛变的排长为由，在定边召集高波和副团长张承式等领导干部开会。当会议正在进行时，赵极三使个眼色，埋伏在窑洞外的一伙人持枪闯进来。高波见状，欲拔枪-，但已来不及了。赵极三将高波等人-，拖在马后，送到银川马鸿逵处。

　　马鸿逵听说高波是 的团政委，便亲自出来劝降。他拿出纸烟，对高波说：“请抽一支香烟吧!”高波不卑不亢：“纸烟，我倒是抽的，但不抽美国造的，只抽‘边区烟’”。马鸿逵有些尴尬，但不肯罢休，引诱道：“像你这样有文化、有才能的人，在共党那里只混了个团政委。你到我们这里做事，我保你官还可以更大点，老婆孩子也可以接到银川来一起享福……”高波未等对方讲完，立即回敬道：“少讲废话，你马鸿逵想在我身上打主意，是枉费心机。我们共产党人决不为个人升官发财，是要所有受苦受难的人都能过好日子。我高波的老婆孩子，用不着你操心!”马鸿逵仍不死心，逼问道：“那么，你告诉我，你们的武器弹药放在什么地方?”高波冷冷地回答：“可笑，有人自愿投降你们，何必来问我?实话告诉你，你什么也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从长远看，倒是你马鸿逵应该悬崖勒马，赶快回到人民这边来，才是出路。我们共产党一定会胜利的!”马鸿逵悻悻而退，自惭形秽地对部下说：“共党的一个团政委，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竟如此坚决，不仅不怕死，有胆量，而且有学问，口才好，我们的军官有几个是这样的?全是些0!”

　　高波和同狱的难友们决定，共同行动，-三天，以示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监狱看守在这种正气感召下，曾偷偷送些食品，茶水、纸烟等，但都被拒绝了。高波对难友们说：“共产党人从来是不怕牺牲的，共产党人的辞典里从来也不会有‘ ’两字的。我-并不是要 ，相反地正是给自己做一个考验，准备通过斗争活下去，同这些野兽搏斗一场!”

　　1947年5月，高波等人被押往兰州西北行辕俘虏收容所，后编入青年训导大队第二中队。在这里，斗争环境更恶劣了，高波的革命信念没有变，乐观精神没有减。据当年任新编第十一旅旅长的曹又参说：在兰州，敌新闻处派来六七个所谓“科长”，企图劝说他变节，经过四个多钟头的激辩，愚蠢的敌人准备了不知多少天的谬论，被他驳斥得哑口无言，他还把这些家伙教训了一番。回到狱中，他欣然对同志们说：“今天大快人心，给奴才们上了一课，教训了一顿，但可惜白费力气，又犯了对牛弹琴的错误。”

　　高波和狱中同志建立了秘密的中共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兼一个小组组长。他们着重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宣传我党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揭露敌人的野蛮残暴；二、反对打骂，争取-，要求改善生活；三、监视、抨击敌特和叛徒的言行；四、拖延时间，争取生存，等待解放。一天，监狱里关进一个姓张的人。高波发觉此人来得蹊跷，遂暗示同志们提高警惕。不久，果然发现此人是个奸细。大家群起而攻之，不几天就把他轰走了。不久，又来了叛徒，名叫王谨愿，原是我党干部，变节后企图引诱高波降敌，悄悄地说：“你办个手续，就可以出狱。”高波横眉怒斥：“叛徒，可耻!快滚开，不然，我就揍死你!王谨愿灰溜溜地滚蛋了。

　　高波在兰州监狱关了一年多，敌人用尽了折磨手段。他的眼镜被打碎了，遍体鳞伤，仍坚贞不屈。他知道敌人不会放过自己的。一天夜里，他乘上厕所机会，悄悄唤醒难友苏杰，嘱咐道：假如你能出狱，设法把这双袜子交给我爱人成波(当时在延安)留作纪念，希望她努力工作，要把女儿莉莉照顾好。不要难过，不要担心，革命就是斗争，斗争就难免会有牺牲。他在转押之前，写了一首诗，意在勉励难友坚定革命意志，也表现了他凛然正气：

　　本为民除害，

　　哪怕狼与狗!

　　身既陷囹圄，

　　当歌汉苏武。

　　长江南岸的镇江市金山寺，三面环水，庙宇依山势而建，素以参禅悟道和规模宏大的水陆法会著称于世。但到1948年时，这里却成了人间地狱。1948年5月，高波被押解到金山寺国民-防部训导所一中队。所里要他穿国民党士兵服，他坚决不穿，仍穿破烂的八路军服；所里要他写自传，他拒绝写只字片语；训导主任主持的“辩论会”，“演讲会”失败后，将高波禁闭起来，强迫他读反动书籍，高波将那些书一页页撕开，当了手纸。

　　不久，高波等30多位同志被编入“顽固分子队”，严密看管。高波对狱中同志讲：“我们这个队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们要设法跑出去，能出去一个，就给革命增添一份力量。”难友李魁越狱时，高波等人一齐呐喊，为其掩护，搞得敌人顾此失彼，混乱中又有几人跳水逃离虎口。敌人给高波加上了“越狱-”的罪行，押送到南京宁海路19号国民-防部保密局(原军统局)看守所。

　　1948年10月，人民解放军将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大决战。敌人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更频繁，更残酷。高波对难友们说：“我的死是难免的。我从参加党那天起，就把这一百多斤交给革命了。你们一定要坚持斗争，争取出狱，参加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一个崭新的中国一定会出现……”

　　几天后，高波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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