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新名人傅雷介绍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男，汉族，字怒安，号怒庵，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中国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
傅雷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傅雷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受到巨大迫害。1966年9月3日凌晨，愤而离世，夫人朱梅馥亦自缢身亡。
他的全部译作，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
傅雷人物生平
1908年4月7日，生于江苏南汇周浦镇。傅雷幼年丧父，母亲贤淑，极富主见，曾请先生教子认字、授英语与算术。1919年傅雷进镇小学二年级，一学期后转往上海，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1921年考取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傅雷原名怒安，十五岁时易名为字，另取名为雷。
1924年，被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录取读高中，其间，他积极参加“五卅”爱国斗争和反军阀学潮，在《北新周刊》《小说世界》发表《梦中》《回忆的一幕》两篇小说。1926年秋，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翌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局动荡。他欲安心读书，决定出国留学。母亲为其变卖田产，筹措资金。1927年12月30日，傅雷告别亲友，乘坐法国邮轮“盎特菜蓬号”起程赴法。
1928年2月3日，抵马赛，次日至巴黎。他持严济慈信，经郑振铎介绍进法国西部的贝底埃补习法语。同年秋考入巴黎大学文学院，主修文艺理论。课余去卢浮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旁听，观赏法国艺术馆、博物馆的美术名作。
1929年暑假，由曾觉之安排，傅雷前往瑞士菜芒湖畔圣扬乔尔夫木屋，与孙伏园、孙福熙兄弟及刘海粟、刘抗、陈人浩等艺术家同游。他无意中看见房东旧历书上的《圣扬乔尔夫的传说》，爱不释手，便开始试译，且刊登在1930年的《华胥社文艺论集》中，这是傅雷首次发表译作。随后，又试译泰纳的《艺术哲学》、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1930年1月，傅雷依据对印象派画作的观摩和学习美术史、美术理论的心得，撰写出他的第一篇美术评论文章《塞尚》，于《东方杂志》上登载。是年春，随刘海粟出席比利时独立百周年纪念博览会，鉴赏布鲁塞尔美术馆法兰德斯画派代表人物卢本斯及其弟子的绘画作品。次年5月，又和刘海粟等艺术界友人来到意大利，参观罗马教堂的文艺复兴运动代表画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原作。此间，他将赴法海上经历《法行通信》十二篇及留法感想三篇，寄往上海《贡献》旬刊陆续刊载。
1931年8月中旬，傅雷与刘海粟一起乘“香楠沙号”轮船归国1931年9月傅雷返抵祖国，担任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兼授西方美术史、法语。应中华书局邀请负责出版《世界名画集》，编选《刘海粟》专辑，特作论于卷首。
1932年，与表妹朱梅馥结婚。同年参加庞薰琹等组织的“决澜社”，发表社签名宣言，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主持庞薰琹个人画展。授课外，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翻译外国文学及撰写艺术理论文章之中。其完成的唯一一部学术论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从1932年10月至1933年2月，在《艺术旬刊》上连载。1933年自费出版第一部译作要列甫?苏卜的《夏洛外传》。9月，因母亲离世，傅雷遂辞去美专职务，选择译书为业。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他曾短期出任《时事汇报》周刊编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考察龙门石窟。1937年抗战爆发后，翻译了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性》《服尔德传》，罗素的《幸福之路》等，并重译《贝多芬传》，撰写长篇评介论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
1943年11月，参与筹办美专同事、国画大师黄宾虹首次个人画展《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傅雷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发表十余篇关于时局、民主、教育、文艺等内容的政论杂文；为《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撰写数篇类似文章，这是他第一次迈出书斋，突破文艺范畴，直面社会和人生，以鲜明立场支持民主运动。
1945年12月，同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旨在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委托，傅雷翻译牛顿的《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他翻译的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面世。
1949年6月，傅雷携眷前往香港，长子傅聪独留昆明读书。不久回京转沪，钻进书斋继续他的翻译事业。
20世纪50年代前期，傅雷重译《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并新译出版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等作品，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及一些短篇文学作品。
1954年，傅雷之子傅聪留学波兰 ，《傅雷家书》出自这一时期傅雷与其子的书信来往中。
1957年3月，傅雷应邀出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尔后在《文汇报》上相继发表文章，提出改进党群关系的意见。随即，鸣放整风转入“反右”。1958年他被扣上“右派”帽子。
1959年10月1日，在周恩来、陈毅关怀下，傅雷给波兰毕业、远在英国的儿子傅聪写去中断联系两年后的第一封家书。 1961年9月，有关部门摘掉傅雷”右派“帽子，此后的四五年他一直深居简出。 这期间他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幻灭》，再次修改《高老头》，正式翻译泰纳的《艺术哲学》。
1966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
1966年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路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自杀身亡，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双双自缢。
傅雷夫妇死后，他们的骨灰先被一个叫做江小燕的女子冒死救下，装进骨灰盒葬在永安公墓。后来江小燕被造反派查到了，但是造反派不知道骨灰盒葬在哪里，傅雷夫妇的骨灰才幸免于难。 但因为没人祭扫和交管理费，永安公墓的人打算清理掉他们的骨灰盒，一个管骨灰盒的工作人员，当时已经听说那是傅雷夫妇的骨灰盒，于是偷偷拿走藏在了青浦乡下的一个公墓里，据说藏在了一个工作人员的床下面。直到1979年平反的时候，傅家亲属急于寻找傅雷夫妇的骨灰盒，询问了永安公墓的人员后，成功找到了这个管骨灰盒的工作人员，在他的陪同之下，最终领走了骨灰盒。
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化大革命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傅雷人物评价
“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但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他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半途而去，不能展其所长。”（翻译家楼适夷评）
“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文学家杨绛评）
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爱他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画家黄苗子评）
“傅雷是个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原国家出版局局长石西民评）
“傅雷这个人，我觉得是，在反右里面，应该讲是最没有反党情绪的，最想我们的党变得好一点的人。结果后来，在反右以后被批判的是最厉害。这个我想傅雷的理想的头，碰了一个那么大的钉子，碰到的头破血流，跟他后来不断地失望，到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是应该有关系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评）
傅雷主要作品
文章（作品集）
刊载期刊（出版社）
出版时间
《梦中》
《北新周刊》第13、14期
1926年1月
《回忆的一幕》
《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
1927年1月
《法行通信》15篇
《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
1928年
《塞尚》
《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1930年10月
《薰琴的梦》
《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
1932年
《现代法国文艺思潮》
1932年10月
《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
1932年11月
《乔治·萧伯纳评传》
1932年12月
《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
1933年
《现代青年的烦闷》
1933年
《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
《时事新报》
1933年
《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
《艺术旬刊》
1932年
《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
《艺术旬刊》
1932年
《雨果的少年时代》
《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
1935年12月
《论张爱玲小说》
《万象》5月号
1944年
《所谓反美亲苏》
《观察》第2卷第24期
1947年
《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
《文艺报》第14期
1956年
《与傅聪谈音乐》
《文汇报》
1956年
《评》
《文艺月报》1月号
1957年
《闲话新年》
《文汇报》1月号
1957年1月1日
《翻译经验点滴》
《文艺报》第10期
1957年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香港三联书店
1985年
《傅雷家书》
香港三联书店
1981年
《傅雷书信选》
香港三联书店
2010年
《傅雷谈艺录》
香港三联书店
2010年
《傅译传记五种》
香港三联书店
2010年
原作者
作品
出版社
出版日期
巴尔扎克
《亚尔培萨伐尤》
上海骆驼出版社
1946年
巴尔扎克
《欧也妮·葛朗台》
三联书店出版
1949年
巴尔扎克
《高老头》
三联书店出版
1950年
巴尔扎克
《贝姨》
平民出版社
1951年
巴尔扎克
《邦斯舅舅》
平民出版社
1952年
巴尔扎克
《夏培尔上校》
平民出版社
1954年
巴尔扎克
《雨儿胥·米露埃》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年
巴尔扎克
《搅水女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
巴尔扎克
《幻灭》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
巴尔扎克
《妇女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
巴尔扎克
《赛查·毕皮罗托衰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全集》（第五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5）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全集》（第六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1）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全集》（第七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2）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全集》（第十一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21）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全集》（第十三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4）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全集》（第十四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5）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
梅里美
《嘉里美科隆巴》
平民出版社
1953年
罗曼·罗兰
《约翰·克里斯朵夫》
商务印书馆
1937年
罗曼·罗兰
《米开朗基罗传》
商务印书馆
1954年
罗曼·罗兰
《托尔斯泰传》
商务印书馆
1954年
伏尔泰
《老实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年
伏尔泰
《扎第格》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年
伏尔泰
《伏尔泰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
傅雷后世纪念
2013年10月27日上午10点整，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的如茵园内，翻译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终于叶落归根，长眠在洁白的丰碑下。傅雷夫妇纪念碑高约1.8米，碑身洁白如雪，稳定挺拔。傅雷儿子傅聪、傅敏等家属参加了骨灰安葬及纪念碑揭幕仪式。
傅雷翻译出版奖始于2009年，由法国驻华大使馆设立，旨在促进法语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傅雷先生曾翻译过巴尔扎克、伏尔泰和罗曼·罗兰的著作，该奖便是以这位伟大的翻译家命名。每年，傅雷翻译出版奖评选出两部译自法语的最佳中文译作，其中文学类和社科类各一部；自2013年起，还设立了“新人奖”，以鼓励新一代年轻译者。
傅雷补充介绍
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艺术翻译家。本县渔潭乡（今下沙乡王楼村）人。
1919年，入周浦镇小学，第二年考入上海南洋附小四年级，1921年转至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会学校），读至初中一年级，因反迷信宗教，被学校开除，后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1927年冬，傅雷在表兄顾仑布的协助下赴法留学，他一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一面在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同时攻读美术理论、艺术批评。留法期间，曾游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
1931年秋返回祖国，被聘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主讲美术史和法文。1932年1月和朱梅馥结婚。1933年辞去美术专科学校教务。1934年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抗日战争期间，傅雷在上海一面从事外国文学译著工作，一面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文艺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反对美蒋发动内战的阴谋，傅雷奔走呼号，与马叙伦、陈叔通等发表宣言，筹备成立了“中华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新中国成立后，傅雷被推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等职，积极从事文学写作和翻译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 分子”。“文革”中，傅雷遭到“-”的残酷破孩，于1966年9月3日，和夫人一起含冤离开人世。
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和杰出的翻译家。他一生翻译外国文学名著33部，著译约500万言。他的译作严格遵循“信、达、雅”原则，他说：“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他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座右铭，对译作精益求精。解放前，他译过《托尔斯泰传》，可是解放后不愿再版，他说：“我看过托尔斯泰几部作品呢？我不该这样轻率从事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是他抗日战争期间的译作，解放后，1952年重择一次，1963年又作一次大修改。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开译，至1939年译毕，花了3年功夫。解放后，他竟又花费2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他一生在书斋中度过，在辛勤的笔耕中度过，长期在他家工作的保姆周菊娣说：“傅先生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到12点半工作，下午2点又坐到书桌前，7点才吃晚饭。晚上看书、写信到深夜。”他以其翻译与研究巴尔扎克著作的卓越成就，被聘为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以其辛勤劳动的硕果，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树立起一块金光闪闪的丰碑。
傅雷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自从错划为“ ”以后，他深居简出，闭门著译，仍然为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日夜笔耕。其时，他的爱子傅聪在波兰留学，1959年学业期满，为了免受父亲的牵累，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傅雷乍听这个消息，“像一座木雕似的，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半晌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接连3天，不思饮食。本身是“ ”，儿子又“叛国”，使傅雷遭受双倍的横祸。在傅雷最困难的时候，中央领导人通过组织传话给他：“各人做事各人当，不会连累他，请他放心。”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还表示：“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开着，只要愿意回来，欢迎。”傅雷的灰冷的心中燃起炽热的希望之火，他一封一封信飞往伦敦，谆谆教导儿子勿忘祖国，永远维护祖国的尊严。
“孩子，十个月来（傅聪出走后，傅雷十个月没给儿子写信——作者注）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你的负担。你既然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有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
“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然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
他的爱国之心，跃然纸上。1961年，组织上给博雷摘去 分子的帽子，傅雷不会说谎，他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却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1966年，一场灾难降临中国大地，傅雷首当其冲。8月30日，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来抄傅雷的家，连花园都被挖地三尺，后来在一只锁着的小箱子里，查到一面老掉牙的小镜子，背面嵌着蒋介石像；一本旧画报，印有宋美龄的照片。“大 窝藏 罪证！”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跪倒在地，这箱子是姑母寄存在他家的，但傅雷不能实说，他怕连累别人，只是反复申述那不是他的箱子，这当然过不了关。9月2日，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戴着高帽子，站在长凳上示众，当天夜里，夫妇上吊 ，他在遗书中说：“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他含冤愤然离开人世。但是，他仍然相信党，深切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党和祖国也没忘记他，1979年4月26日，上海文联和上海作协为傅雷夫妇平反昭雪，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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