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

赵俪生人物生平

赵俪生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1935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1937年参加山西新军任营指导员。赵俪生早年从事苏联文学翻译和革命文学创作，以冯夷等笔名发表过不少译作、剧本和小说。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博得胡适的赞誉。1947年应聘为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49年10月，在《新建设》上发表《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提出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史料的结合，是中国新史学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1953年起，赵俪生与夫人高昭一联袂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次年就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研究农民战争史的专着。以后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从探索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入手，赵俪生对中国土地制度史进行了全面独到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出版了研究专著：《中国土地制度史》，自成一家。

1991年离休。2007年11月27日10时20分在兰州逝世，享年91岁。

赵俪生晚年专攻先秦文化，探讨中国文化的源头，在个案研究（如顾炎武研究）和理论认识方面都堪称典范，在史学界颇有影响。2002年出版《赵俪生文集》（六卷本），并荣获2004年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2006年荣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历史学一等奖。赵俪生以理论思维见长，论著选题先进，富于现实性，见解独到，文采飞扬。他主张思辨与考据结合，以思辨带动考据；主张学者应有较为宽广的知识面，成为综合性、贯通性的学者，在较宽广的领域内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赵俪生教授执教半个多世纪，开设过中国古代中世纪史、中国农民战争史、明清思想史、史学概论等许多课程，重视教学与科研相长，重视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提携，引导他们从教学的需要进行科研。1996年，历史文化学院在校友的支持下，设立“赵俪生奖学金”。

赵俪生人物轶事

建国之后

北京解放后，赵俪生被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在编译局他看不惯一些人的做法，给人民日报社写了信，结果被另眼相看，最后只好辞职。当时中科院编译局要求他在五天内全家搬走。万般无奈中他向艾思奇求助，在艾思奇的介绍下，1950年秋到长春，在东北师范任教授。同年冬又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57年夏，赵俪生奉命到兰州大学任教。1958年被划为右派，被剥夺了教课、发表文章等权利。很快，兰大文科下马，赵俪生被并入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到山丹县农场接受“改造”。赵俪生的处境非常困难，不仅经常挨骂、挨打、罚跪，甚至有时三天不准吃饭。当他收到兰大江隆基校长让人发给他的电报，回到家中时，已经瘦得皮包骨了。如果不是那份电报，他有可能埋骨戈壁，见此情景，一家人抱头痛哭。

赵俪生被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后，担负起中国通史的讲授。尽管讲课任务非常重，但赵俪生却丝毫没有懈怠。数千年的历史，仿佛活了一样，诙谐风趣，神采飞扬，妙语连珠。兰大的江隆基校长曾经说：“赵俪生讲课的水平最高。”听赵俪生课的人非常多，那时他们在前面坐，学生的后面则是老师们。文革中赵俪生再次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俪生才再次回到兰州大学的讲堂。

求学历程

赵俪生原名赵甡（读“莘”，《诗·大雅·桑柔》有“甡甡其鹿”之句），字俪生，以字行。1917年（民国六年）农历四月廿五日出生于山东省安邱县景芝镇东村。母亲郭氏，诸城人。这一带是苏东坡所说的“桑麻之野”。赵俪生十岁以前对“山”的认识是概念化的。赵俪生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举人。祖父在光绪朝做内阁中书，遗下一大堆日记，记载与端午桥（方）、王廉生（懿荣）、吴清卿（大澄）等收购青铜器、金石、字画的过程，除记价款外，还偶尔拓下铭文，有鸟形、人形以及两只兽眼，在赵俪生幼小头脑中留下对文物的浓厚兴趣。父亲是位破落诗人，不务家人生产，酷爱填词，不推崇苏、辛，独奉周美成（邦彦）为正宗。曾有《秋籁集》诗词四卷，未刊，稿已佚。赵俪生十岁在景芝镇小学毕业，家中无以维持生活，由母亲带领三个姐姐和赵俪生到青岛去谋生。住在西镇的贫民窟里，冬季手足成疮。姐姐在日商茂昌鸡蛋公司做工，把卵黄、卵白分开，冷冻出口。后来长姐因营养不良而死，另两个姐姐在英商英美烟草公司做工，装金鼠、炮台之类的小包和大包，达六七年之久。为了年终奖金，发高烧都不请假。赵俪生在三个工人的工资养育下，得在胶济铁路中学上了六年学。初中时，热心新文艺，终日读鲁迅的《呐喊》《彷徨》，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泽泻集》以及《爱的教育》《文章作法》等书，致数学常不及格；高中发奋理工，大代数、解析几何经常考一百。跟同学们组织了个文艺社，叫《浪花》，后来又出一副刊《浮世绘》，赵俪生在上面发表白话诗、散文、短篇小说和译品，当时已经开始使用笔名“冯夷”。

赵俪生考大学先考税务专门学校，理由很简单：两年毕业，月薪二百两银子。却不知道，考取的都有宋子文、孔祥熙的介绍信。赵俪生初试就刷掉了。再报北大、清华。考中后在北大上了一星期，又艳羡清华的洋楼和优美的校园，从北大退学，重到清华报到，是第十级。学号：2293。两校都是外语系。

赵俪生上了大学以后，经常听中文系、哲学系、心理系、社会系的课。闻一多的四门课（《诗经》《楚辞》《唐诗》《古代神话》）赵俪生全听了，闻先生给一题目《上古帝王感生传说的分析》，是赵俪生生平第一篇（未发表的）考据论文。从此，赵俪生就把赵俪生自己向“综合修养”或者叫“杂家”的路子上带，并且终生对此毫无悔意。

赵俪生在大学只上了三年，并未毕业。缘故是第一，体育都不及格，马约翰老师最讨厌赵俪生，因为赵俪生连个最简单的跟头都翻不过；第二，军训都不及格，而且还假造理由避开了以何基澧为训练长的在西苑的集训。不争取毕业的又一个缘故。

“一二·九”的五次游行，赵俪生全参加了，而且掌过门旗；赵俪生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当过清华文学会的主席，编过《清华周刊》和《副刊》。由于活动多，上课就少。法语女老师用英语对赵俪生说，“赵俪生当你死了呢，你还活着来上课呀！”赵俪生一气到“注册课”把法语drop了。

赵俪生功课成绩虽坏，但学的东西不少，大部分是自学的。家庭贫穷，只好靠稿费维持，于是拚命译东西。毕树棠给赵俪生从图书馆西文部优先借到杂志的方便，赵俪生从《莫斯科新闻报》《国际文学》、美国《新群众》以及《伦敦水星》《读者文摘》上翻译一些文章，投寄《大公报》《益世报》《时事类编》上发表，有时一篇长文可以拿到近百元大洋，足够半年的伙食钱。赵俪生也学习做“索引”（又名“引得”），1935、1936两年西洋杂志论文摘要，博得张申府老师对赵俪生的赞赏。芦沟桥事件爆发前后，赵俪生用一个暑假的功夫，一口气译完一部20万字的苏联小说《孤独》，将译稿挂号寄沈雁冰先生，就到太原参加抗战去了。

初识史学

在山西，赵俪生呆了约两年半。开始在太原国民师范接受牺盟会的军政训练，后来分配到离石，在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会工作。不久，日军进逼，就在离石、碛口、军渡三角地带打游击，曾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在王老婆山上》，刊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后来渡河，从陕北辗转到晋南，在夏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当连指导员，后来部队改编为第二战区政治保卫队，赵俪生任营教导员。这几年的实际锻炼，对赵俪生也有极大的好处。晋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四块地区，全用脚掌走到了，对民间疾苦和山川风物有了感性认识。之后，在日军投降前后，赵俪生有八年时光，在陕西关中地区当中学教员。赵俪生在中条山患了恶性疟疾，被送到西安广仁医院救治，恰逢山西新、旧军冲突，很不容易找到原部队了。赵俪生教的学校，计有乾州中学、西安高中、扶轮中学和雍兴工业职业学校。所教课门是英文，也兼教国文和历史。这八年中，所教课程繁重，生活艰苦，待遇菲薄；但生活安定了，可以用点功。于是赵俪生抽教课之暇，进行史学的学习和锻炼。赵俪生试写了一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1946年在《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刊出，这是赵俪生的第一篇发表的论文。蒙胡适之先生来信鼓励。继之，赵俪生又写了《王山史年谱》和《张蒿庵年谱》（两稿均未问世）。当时，赵俪生泛览关中之书，逐渐览及中州之书。这两个地区的学者，以理学名儒居多，也偶有考据词章之士，所以赵俪生开始是从“思想史”进入史学阵地的。30岁，赵俪生在傅孟真先生向姚从吾推荐下，到河南大学当副教授，教的就是“明清思想史”。嵇文甫先生在这一方面给了赵俪生很大很多的鼓励。叶圣陶先生也不断为赵俪生介绍文章在上海的刊物上刊出。

开封解放后，赵俪生来到华北，在正定的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部）当研究员。赵俪生最尊敬艾思奇、何干之二，每逢有所写作（如《北魏史》的研究论文），必捧呈请教，他二位也都给予指点，特别在理论辨析上，给赵俪生的教诲最多。从这时起，赵俪生才慢慢懂得了拿“史”和“论”相结合，二者中不可有一偏废。济南解放后，赵俪生被派去工作，工作之暇，赵俪生又去向原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殷勤请教。清朝乾、嘉之学的成果，赵俪生就是在王先生的多次言谈中领会了的，而且单纯领会不成，还要自己一一复查，把某版本、某笺注、某字句、某器铭款识，一一亲自核实。这一阶段，赵俪生对郭老《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用功甚勤，以《积古斋》《奇觚室》《攈古录》《愙斋》诸器铭款志的诠释为辅佐，一器一器核读下去，收益匪浅。同时也泛览了章太炎、刘申叔二家之作，受到启发极大。

在开封住了一年，赵俪生感到自己的“宋学”（理学）水平有所提高；在正定住了半年，赵俪生感到自己的马列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在济南住了一年，赵俪生感到自己的“汉学”（文献、考据）水平有所提高。

赵俪生学术贡献

在1949年前赵俪生是典型的左派学者。他不仅全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山西新军并曾任营指导员之职，而且后来“卸甲读书”后也仍然以左派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学所依的主要思想资源。先生自谓“平生不喜饾饤之学”，重视宏观研究和理论分析。在1949年前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中，赵俪生实属于贡献最大者之一。向达先生曾不无讽刺地称当时的新史学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而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第三朵即“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但是赵俪生出名的并不在于对“魏晋封建”的具体论证，而在于他对此说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阐释和发挥。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亚细亚国家”理论在中国，民国年间的社会史论战中“亚细亚方式”说就被判定为“托派理论”，1949年后很多人也为此遭厄运。加上与认同欧洲的俄国人不同，身处东方和亚洲的国人对贬义浓厚的“亚细亚方式”理论还容易产生另一层反感情绪：这个理论除了“托派异端”，似乎还有“殖民主义的西方偏见”之嫌（尽管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是个普遍性概念，并无专指亚洲之意）。于是在中国，“亚细亚方式”理论更是长期成为学术禁区，直到1990年后还发生过一场对它的“大批判”。

赵俪生是“亚细亚方式”之说在中国的热情弘扬者，这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一个潜在因素赵俪生在1949年后的几次讨论中他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最热情的弘扬者，这篇关于“亚细亚方式”最详尽的叙述是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中的一节，而日知译本是流传很少的非正式译本。后来该手稿有刘潇然译本和中央编译局的《全集》第46卷本，但在1978年，这两个版本都尚未问世。赵后来被打成“右派”虽另有直接原因，但从当年批判“大右派赵俪生”的文字中可见，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合时宜”的异端色彩，也是一个潜在因素。而当时的“古史分期”讨论中，赵先生他们主张的“魏晋封建说”之所以一直不是主流并屡被压制，也并非因为此说在实证上不如正统的“战国封建论”，而是由于此说在“古史分期”诸说中受“亚细亚方式”理论影响最大，言必称“共同体”，不如把“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当作头号“封建”标志的郭沫若一派更合乎“时宜”罢了。

作为一种价值取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为一种批判专制、倾向自由民主的思想资源今天并非没有它的价值。在这方面，后来的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把它曲解成一种以“治水”为起因的地理决定论概念，并用来专指“东方大河流域灌溉农业区”，这是不能成立的。尽管马克思也有关于水利灌溉的片言只语，但在逻辑上他明确地把“交换不发达”导致共同体对个人的控制这一点作为“亚细亚方式”的基本形成机制，并把它视为普遍存在的人类早期现象。俄国这个并无灌溉农业传统的地方经常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亚细亚式国家”就是旁证。即便在接受摩尔根影响后，前后期马克思，甚至到恩格斯，关于从共同体的人到个性化的人的基本历史哲学理念仍然是一以贯之。直到“前斯托雷平时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分界，普列汉诺夫关于“剥削者的公社与被剥削者的个人”的名言即为明证。应当说，追求作为普世价值的自由，这种精神遗产的确不仅仅来自“右”边。

土地制度史与“共同体”问题

土地制度史是赵俪生学术成就的更重要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他耕耘了约20年。这既是先生“社会形态”研究的实证化，也是他农民问题研究的深化。“古史分期”脱开意识形态外衣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史问题，赵先生在1950年代讨论时主要是讲理论，但那时起他就关心“食货”之学。被打成“右派”前，赵先生致力于研究农民战争史。遭厄运后发表文章困难了，反而使先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按赵先生用他那个时代话语的说法：“从研究爆发时期的阶级斗争深入到研究一般时期阶级关系的演变。”

中国传统食货之学从朝廷财政偏好出发注意田制（朝廷的土地管理）、赋役问题，而现代的“阶级斗争史观”喜欢强调民间的租佃、雇佣、奴隶等关系。从大范畴讲，赵先生无疑属于后者，但前面提到的那种现实感与理论爱好，使他实际上更重视“超经济”关系而非民间的经济往来。因此他谈租佃、雇佣较少，而谈“田制”更多，在时间上则偏重于“田制”作用更大的宋以前，而略于宋以后。然而赵先生谈“田制”自然不同于传统的食货之学。他自谓：“我从事这个项目（按即土地制度史），也有我自己的特点。我是从中国古代土地公有和集体所有解体的不利落，土地私有制中夹杂着公社残余和国家权力的干预，来展开研究的。一句话，就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研究问题。”可见马克思的“亚细亚方式”理论对赵俪生的土地制度史研究也影响不小。赵俪生认为井田制是公社而非国有制，已不同于本来的“亚细亚”方式理论

而中国三代社会有明显的血缘族群色彩，按上述定义是很难说“农村公社”的，但如果说那是血缘性的氏族公社，三代似乎就成了“原始社会”，又与论者想强调的“阶级斗争”无法契合。当时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主流学派为此干脆就不谈“公社”，只谈“国家”。通常都说三代是“奴隶主国家所有制”（有时又说“实质上是奴隶主私有制”），商鞅变法后则变成“地主私有制”。赵俪生因此批评道：“公社（Commune）这件事物，在先秦史和井田制中，是躲闪不开的，但郭老却说不能讲公社，讲公社就没有了奴隶社会；在北魏史和均田制中，公社已经不是躲闪不开的问题了，但唐长孺先生却说公社是均田农民之父，等等。这时，郭、唐是上古史、中古史的最高权威，我抖起胆来跟他们争辩。”在这里，先生所说的“公社”已经回避了“血缘”还是“地缘”的问题。而他认为井田制是“公社”而非“国有制”，则已经不同于把“土地国有”和“农村公社”视为二位一体的“亚细亚”理论。

赵俪生认为井田制是公社而非国有制，已不同于本来的“亚细亚”方式理论显然，赵先生重视理论但并不拘泥于理论。而由先生的研究可以引申出一些极重要的道理。

不正常的“热”与不正常的“冷”

人们常说赵俪生是新中国史学中农民战争史这个领域的“拓荒者”。中国传统史学过去有过对某次“民变”的研究，例如李文治的《晚明民变》及罗尔纲等人关于太平天国的着作。至于系统性的农民战争史，虽然早在1933年中国就曾出现过托派学者薛农山与蔡雪村的两部农民战争史专着，但以后竟成绝响。以农民革命起家的中共主流，其早期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尚钺、侯外庐等先生都奇怪地对中国农民战争史不怎么感兴趣。1950年代初，赵俪生在山东大学最早开出“农民战争史”课程，1954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研究专着《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与夫人高昭一合着），在此前后还发表了许多论文与小册子。这一时期赵先生形成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范式，直到1980年代仍主导该领域。而后来农民战争史论争中有代表性的几位大家，如孙达人、孙祚民等，虽为论战对手，却同出自先生门下。直到先生在“反右”中蒙难，农战史研究被迫中断。后来他一直深以为憾，晚年还说：“农民战争史这个课题大有可为，……但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也像敦煌卷子《寡妇赋》中的两个名句，‘雹碎春红，霜凋夏绿’，一场农民战争史（研究）发展的美梦，就此烟消云散了。”进入1990年代后“农民战争史”研究迅速萧条，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而与此同时有关农民的各种现实问题却变得越来越尖锐。甚至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议论。改革前的史学歌颂造反，史书中但凡有“盗”、“贼”都被说成是“农民起义”。后来歌颂皇帝又成大潮，尤其是清史，自努尔哈赤以至乾隆，几乎有帝皆圣、无君不贤。可见，认识中国历史，甚至认识中国现实，“农民战争”史是绕不过去的关键。例如，今天一提到农民地权问题，许多人还是翻出过去的说法，什么“土地私有和买卖”是大乱之源，只有官府控制土地才是正道。因此重新认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突破“农民—地主阶级斗争”的套路

过去的“新史学”注意这个问题并不错。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倡导“国学”的人也许会觉得这话太尖刻，但旧史的确有太浓的帝王气应该是无疑的。现代史学提倡“总体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这并非哪个意识形态专有的特点。

赵俪生在农民战争这个新史学领域有开创之功。后来新史学变成“官史学”，只讲“金花”不讲其他，讲“金花”又只用意识形态来图解。赵俪生当年研究农民战争史，是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使用了当时的话语，他本人也真诚地相信当时的理论。但是应该指出，实际上1930年代托派（托派并非“托匪”，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后学的一支，而且距离马克思的原意并不比斯大林更远）史学的两本农民战争史专着已经奠定了这套话语。而今天说赵先生是“农民战争史领域的拓荒者”，自然含有托派沉寂多年后赵先生他们重新开始这项研究之意，但更重要的是赵俪生当时的研究已经不限于“农民-地主阶级斗争”这个话题。他提出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四个专题”是：

其一，是农民的身份，即不同时代中农民身份的差异。

其二是起义和国家机器的关系。

其三是农民起义和民族关系间的关系。

其四是宗教在起义中的作用。

这是过去的人们未曾提出的。赵俪生研究中断后，上述专题未能深入下去。但此后这些话题又不断地引起讨论。

赵俪生主要著作

《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早期作品

《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

《中国土地制度史》，1953年起

《顾亭林与王山史》（包括《顾亭林新传》和《王山史年谱》二种），1987年

《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赵俪生先生80寿辰纪念论文集》，1996年

《篱槿堂自序》1999年

《赵俪生文集》（六卷本），2002年，荣获2004年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2006年荣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历史学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