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

阎崇年人物经历

1934年4月24日，阎崇年出生在山东蓬莱的解宋营一户渔民家庭，阎崇年在这个半渔半农的村子一直生活到15岁。

谈起童年，他还有很清楚的印象。那时他随着家里务农，也随着渔民出海，体会过烈日炎炎的辛苦，也见过波涛汹涌的危险场面。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也正是在村里，阎崇年开始上学读书，也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阎崇年从北京市第六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老师主张历史不要光是在书斋里研究，要把历史还给群众，要用历史知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主张既要对历史进行学术研究，又要注重对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阎崇年二十出头的时候专攻先秦史，一次他拿着自己一篇研究先秦史的论文，请中国科学院的杨向奎教授指教，杨向奎看后连连叫好。几天后，杨向奎写来一封信，强烈要求阎崇年“改行”转攻清史，理由是先秦历史大多依靠关中的地下发掘，身在北京只能吃人家的“残羹剩饭”。而宫廷建筑、清宫档案集中在北京，并且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丢下一粒种子就能有大收获。在“闭门”思考了一个月之后，阎崇年毅然作出抉择，开始了他42年漫长的清史治学之旅。

阎崇年对历史的研究十分痴迷，为此还曾遭受过磨难。他曾在一所学校工作，有人说他走“白专”道路，是“右倾”，于是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他被下放到地处居庸关的北京南口农场，进行思想改造。逆境中阎崇年仍然不忘偷看历史书籍。一次他被找去谈话。领导问：“你为什么到农场？”他说：“改造思想。”“改造思想你为什么看线装书（历史书）？”他说：“我学清史啊，那时没有洋装书。”这位领导较为开明，没再批评他，只是让他注意群众影响，并安排他值夜班的工作，使他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回想那段往事。

书看得越多，阎崇年处事就越加地沉稳。“文革”期间，他既不参加“保皇派”、也不参加“造反派”，称自己是“逍遥派”。“文革”10年他没挨过斗，也没被抄过家。

敬畏历史

“我们应当对历史感到敬畏：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应当敬畏历史，既不要忘却历史的耻辱，更不要抹去历史的辉煌。”

“求真求理，史法自然，这是我治史的旨趣。研究历史，最难之处，在于两点：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阎崇年自选集·序》）

“学术研究，贵在恒久。一个历史学者，穷其毕生精力，做学术论文，一年两三篇，总算不过数十篇而已，除去应时、应景、应急、应命之作外，真正能够观点新、资料新、论述新、语言新的新作、力作、佳作、名作，会有几篇？而论文中，几年之后，几十年后，几百年后，读之有用，品之有味，又会有几篇？学术论著应经得起历史的、地域的、学术的、国际的检验。”（《阎崇年自选集·序》）

学术足迹

阎崇年回忆说：“我在中学时开始喜欢历史，从高中毕业后我就开始学历史，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我的中学是北京市第六中学，是当时全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考试时，我的历史成绩非常好。我的数理化成绩也很好，考过班上与全年级的第一。大学历史课学完后，就要选择某段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最初选择的是先秦的历史。当时，我二十多岁，去找一位我很崇拜的老先生，给他看我写的文章。老先生说好，鼓励我。他又提出自己的看法，说你最好不要研究先秦史，研究先秦史的优势在西安，陕西的考古发现与文献的第一手资料在那里。你在北京，从地理区位的优势上讲，你最好研究清朝历史，北京是清朝历史的重地。我觉得老人家讲得非常有道理。从1962年开始，我就开始研究清朝历史，一直没有动摇过。”

阎崇年回忆说：“我作为一位布衣学者，个人心力之所及，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清朝开国史的学习与研究。撰写了《努尔哈赤传》《袁崇焕研究论集》《清朝开国史》和《清史论集》等论著，并发表若干篇论文，总数三百多万字。有人说，与清朝开国史的论著，目前阎崇年发表的字数是最多的。

第二，满学的学习、开拓与研究。此前，于满洲的历史与文化，中外学者，多有研究，但以学科而言，有蒙古学，有藏学，却没有满洲学即满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阎崇年和国内外同仁一起，筚路蓝缕，开创满学，给出满学定义，创立北京满学会，出版《满学论集》，主编《满学研究》和《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倡议并主持第一届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满学已被接纳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学科。

第三，利用电视平台，系统讲述历史。历史科学的传播，素有口述、图书、报刊、教学、文物等载体，近世又增加了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新载体。十五年来，阎崇年在中央电视台系统讲述、相应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宫》和《御窑千年》等五个系列，共二百多讲（集）。这种学者以语音、影像、文字三位一体系统传承历史科学，凭借电视、广播、网络进行全球性的中华历史文化传播，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被誉为独着“影视史学”的先鞭。

满学研究

阎崇年发起倡议建立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倡议成立北京满学会，倡议并主持第一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

回报民众

从2004年3月走上《百家讲坛》，阎崇年已经渐渐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有人评价其大器晚成，到了70岁才盛名在外。但阎崇年却认为，成功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

“其实我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之前，同行都知道我。世界上从事清史和满学研究的同行，也都知道我。但是走向广大的观众，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我却还是第一次。”阎崇年指出，一个专家学者，首先必须要同行认可才行，其次，才要广大群众的认可。“一个人得到两个认可是很难的。纯学者的话，有同行认可就可以了。能够走向广大群众，再得到他们的认可，当然就更好了。”

在求学路上屡获助学金帮助的阎崇年，更是把回报民众作为学者的职责之一。“一个学者有多种责任，第一种责任叫做学术责任。主要是与同行交流，推动学术交流。但学者还应有别的责任，就是把所学的知识，来自人民的，还要还给人民。我学习和研究清史有50年了，我想把我学的东西尽可能地回报给社会，回报给民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责任。

正说风尚

2004年，阎崇年初登CCTV-10频道“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共37讲。阎崇年自此成为“百家讲坛”走出低谷的转折点，并开创了正说历史的风尚。当时，阎崇年出版过一本《努尔哈赤传》，因此被认为是讲《清十二帝疑案》第一讲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最佳人选。栏目制片人聂丛丛拿着聘书到阎崇年家，阎崇年很是犹豫，只答应试一试。结果试讲效果非常好。录完以后，聂丛丛和编导请阎崇年吃饭，并提出请他负责讲完全部《清十二帝疑案》。阎崇年不敢答应，只同意再讲一集皇太极。讲完皇太极后，《清十二帝疑案》的收视率开始节节高升，“百家讲坛”的综合排名保持在科教频道的第二位。阎崇年也慢慢有了信心，于是又讲了康熙、雍正、乾隆，就这样延续下去，一直讲到了宣统。《清十二帝疑案》讲完了，阎崇年又开始讲《清十二帝疑案总说》《清十二帝疑案答疑》，创下了当时科教频道的最高收视率0.57。

阎崇年在讲稿基础上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热销数十万册，好评如潮。阎崇年曾说：这本书的读者面比较宽，上到院士，下至8岁的小学生都可以读。具体说来，这本书在四个方面有所尝试，即“正说”、“细说”、“通说”、“新说”。

1、“正说”——与“戏说”历史不同，这本书强调“正说”。“正说”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公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清朝历史和清朝皇帝情有独钟，并且逐渐“戏说”成风。这既引发了人们对清史的关注，又对它的真实性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这本书卖得好正是“久旱逢甘雨”的结果。其实，人们对“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家去“戏说”，也不必苛求影视家去“正说”。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该知道这是“戏”，看的是热闹，不可当真；看“正说”时，应该知道这是“史”，了解的是“真实”，不能只图热闹。老百姓的文化素养提高了，就能辨别。

2、“细说”——历史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过去的历史书比较粗，教科书和史学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阐述重大历史事件，评述重要历史人物。比如光绪皇帝的死，就一个“崩”字。但这些小事件往往是观众、读者关注的重点、热点和疑点。阎崇年就把有关光绪帝死因的五种说法详细列出，从以前的档案、文献、口碑、论著的观点与资料出发，分析综合，加以解说。既有鲜明的观点、丰富的史料，又有细致的讲说、深入的分析，并讲述自己的见解。这样，历史就变得有血有肉，读起来就有味儿了。

3、“通说”——阎崇年认为，对一个朝代的兴盛衰亡，横着看不出来，只有纵着看才可以。清朝全史、清朝列帝其贯通的内在联系，其兴衰、成败、治乱、福祸之镜鉴，需要系统地进行解说。比如，清朝十二帝各有其历史贡献，也各有其政弊。那么，清朝的兴、盛、衰、亡，有些什么经验与教训呢？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显然八旗制度是其“种子”与“基因”的一个枢轴。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八旗盛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

4、“新说”——对清朝的好多事件，阎崇年做了“新说”。比如鸦片战争，以前中学教科书突出“落后就要挨打”，阎崇年讲“落后可能挨打”，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主要由道光帝承担。当时英军入侵，后方在大西洋那边，如果号召“勤王”，道光皇帝是有可能打败敌军的。弱胜强，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进行的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

讲坛传奇

2006年9月，阎崇年再登“百家讲坛”，主讲《明亡清兴六十年》系列，共46讲，并出版同名图书。

2008年3月，阎崇年三登“百家讲坛”，主讲《康熙大帝》系列，共23讲，并出版同名著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当阎崇年研究清史时，就是从研究康熙入手的。1964年，他写出论文《评康熙帝》，但过了多年才获发表。尔后，他研究重点转到清入关前，但对康熙朝历史的关注从未懈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康熙朝历史的学习与关注，时时事事处处，始终萦绕于心。”也因此，在百家讲坛完成《康熙大帝》系列讲座，当他对康熙朝历史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后，他认为这也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 在《康熙大帝》一书中，阎崇年从国际、平民、电视、公正和人文等五大视角，对康熙的成长经历、丰功伟绩、日常生活、遗憾缺失等一一进行阐述，视野开阔，情节跌宕，分析精当，给读者呈现出一位性格鲜明、大智大勇、文韬武略的千年一帝的丰满形象。 阎崇年说，希望这本书成为励志读物，他认为，励志的对象可以说是遍及各种读者类型。对于小读者而言，康熙的自强不息精神值得推崇，他小时候就失去父母，还患过天花，但他克服困难，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宏愿。对于中年读者来说，应该从书中了解康熙如何为了国家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而作为特定读者群的公务员从中会汲取营养，那就是了解康熙如何治国。而说到康熙个人修养、自身学习时，阎崇年很推崇一句话：“圣人、贤人和凡人、俗人有什么区别，就两个字——志、学。”

故宫热潮

2012年，阎崇年第四次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大故宫》系列，共64讲。同时出版《大故宫1》《大故宫2》《大故宫3》三部著作，在全国掀起关注、学习和研究故宫的热潮。阎崇年担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其历史研究课题多与故宫相关。在多次实地考察北京明清故宫、沈阳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后，阎崇年首次提出“大故宫”概念，旋即引发了创作灵感――在大中华文化背景下，从故宫入手，寻求解读历史的突破口。在这一灵感的激发下，阎崇年决定打开故宫外延，首次将颐和园、圆明园、北海、景山、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明清皇陵、沈阳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纳入故宫姻系，并以此为脉络，透彻解析绵延千百年的封建皇家族系、机制构架、社会人文、文化渊源，以及建筑、文物、民风等，做一个“故宫大百科”式的宏大项目。

阎崇年说，他以往的讲坛类节目，主要沿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以时间为顺序，逐渐演绎推进；这次主讲《大故宫》，则是以建筑空间为顺序，作为讲述的主线索。每一讲，都先设定一个空间的概念，再让这个空间里的时间、人物、事件、建筑、文物等“落地生根”。

在阎崇年看来，要讲清楚“大故宫”，必须“先看世界，再看中国”。为此，阎崇年广泛联系了国外史学家、汉学家，并与两岸故宫博物院“掌门人”，以及建筑、历史、文物等领域的诸多专家沟通，力求为“大故宫”获得立足于东西方比较文化根基之上的多视角、多元化解读。阎崇年说，仅仅是资料搜集、联系专家等准备工作，就花费了他整整一年的时间。

御窑千年

2017年，阎崇年第五次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御窑千年》。同名专著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部历史学家撰写的简明瓷器文化史。作者立足于千年中国历史，品味御窑瓷器的传世精品，纵论御窑的兴与衰，透视瓷器的情与趣。历史的观察，人文的叙述，以小见大，寓理于器，淋漓尽致地展现御窑及瓷器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作用，画龙点睛地提升瓷器之路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全书以御窑和御窑瓷器为核心，探讨瓷器背后的历史大事，歌颂伟大的工匠精神，探索御窑千年的生命与灵魂在于创新——思想创新、管理创新、技艺创新、产品创新，揭示陶瓷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全书点面结合，学术性与普及性兼顾，是近年来以瓷器为切入点介绍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森林帝国

2018年，阎崇年以85岁高龄，推出经20年积累与研究、原创性的学术专著《森林帝国》。书中首次提出森林文化、森林帝国、中华古代文明五种文化形态，即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东暨南部沿海及岛屿海洋文化的概念。并论述文化统合的概念。书中纵向以时间为经、从商周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三千年看清朝三百年，横向以空间为纬、从地球北半球看东北亚森林带、从东北亚看中国东北森林文化、从森林文化看清朝兴起、鼎盛的文化之因。清朝前期实行文化统合，以森林文化为纽带，逐步统合农耕、草原、高原、海洋文化地域，出现一个1400万平方公里版图的中华大帝国，屹立于世界东方。这些新概念的提出，不仅有助于分析、研究和阐述森林帝国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文化根因，而且有助于澄清两个认识误区：第一，认为中华文明帝国只有一种文化形态；第二，认为文化统合就是文化征服或文化同化。中华文明之博大，在于其文化多元；中华文明之绵延，在于其文化统合。中华文明发展宝贵经验在于两个字——“合”与“一”，实现中华文化多元统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统一。

阎崇年成就荣誉

阎崇年被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的《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

《正说清朝十二帝》获选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在《出版人》杂志和新浪网联合主办的“2004年中国书业年度评选”中被授予最佳年度传记纪实图书奖。被列为中华书局、中国出版集团“镇社之宝”图书。

《御窑千年》被推荐为三联书店2017年度十本好书。

阎崇年个人作品

作品

出版社

字数

年份

出版地

《努尔哈赤传》

北京出版社

25万字

1983年

北京

《古都北京》

朝华出版社

25万字

1986年

北京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

北京出版社

42万字

1987年

北京

《天命汗》

吉林文史出版社

35万字

1993年

吉林

《中国都市生活史》

台北文津出版社

20万字

1997年

《满学论集》

民族出版社

35万字

1999年

北京

《清朝皇帝列传》

紫禁城出版社

25万字

2002年

北京

《清朝通史：太祖朝》

紫禁城出版社

50万字

2003年

北京

《清朝通史：太宗朝》

紫禁城出版社

55万字

2003年

北京

《正说清朝十二帝》

中华书局

25万字

2004年

北京

《袁崇焕传》

中华书局

22万字

2005年

北京

《明亡清兴六十年》

中华书局

40万字

2006年（上）2007年（下）

北京

《康熙大帝》

中华书局

30万字

2008年

北京

《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

九州出版社

20万字

2009年

北京

《清朝十二帝》

故宫出版社

39万字

2010年

北京

《大故宫》

长江文艺出版社

80万字

2012年

北京

《努尔哈赤全传》

江苏文艺出版社

35万字

2014年

江苏

《阎崇年集》（共25卷）

中国友谊出版

800万字

2014年

北京

《清朝开国史》（上下卷）

中华书局

120万字

2014年

北京

《清朝开国史》（繁体字竖排本）

联经出版公司

120万字

2015年

台北

《阎崇年自选集》

九州出版社

40万字

2016年

北京

《古都北京》（中、英、法、德文）

朝华出版社

20万字

2016年

北京

《御窑千年》

三联书店

25万字

2017年

北京

《天朗集》

北京联合出版社

5万字

2017年

北京

《森林帝国》

三联书店

16.8万字

2018年

北京

《故宫六百年》

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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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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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