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瀚

许瀚人物经历

许瀚曾祖讳重行，太学生。祖讳贲，庠生。父讳致和，字赓堂，一字肃斋。少苦贫，嗜读，赏牧犊岩陇间，手一卷，诵书弗辍。一日，失牛，家人大恚；由是益攻苦，晏寝早起，邻人夜与作，每以书声为候。其后致和公廪於庠，因养病亲计，遂废科举，以谋馆为业，而好古劬书，耄而益勤，著《说诗循序》、《学庸总义》等。

由“少时攻苦，比于悬梁刺股”“隆冬夜读，忍饥达旦，率以为常”可知致和公之学，得自苦读，此乃实学，自非一般江湖游士，盗虚声、学无根柢者可比也。

瀚年七岁，随父致和公馆于外，时从学者日众，脩脯日丰，田亩略增，生活稍见安乐。未几，母成氏病逝，伯叔析箸；后两年，其父续娶孙氏，生胞弟许须、许浚、许濂、许瀼，食指浩繁，家贫复如昔。

许瀚年十七，娶妻苏氏；同年入县学。次年生逢吉。

嘉庆二十年（1815年），瀚年十九，补州学生员，以专精许郑，受知于学政王引之。仍随侍父身边，亲聆教诲。日照距济南八百里，致和公尝挈瀚应举，徒步往返，攀崖扪葛，扶路诵说，见者以为异人。据《家祭文》云：“不孝廿五，吾父仍挈之舌耕，或劝使别就馆。父云恐不孝放佚自便也。又以吾祖老病，可更翻归省也。实则不孝幼失恃，如慈母之保抱携持，不忍遽去诸怀耳。”（注四）鲁一同《许肃斋先生八十寿叙》云：“数十年来海内谈者协然知有山左许氏瀚之学，而不知其得力於家庭之际盖如此。”（注五）

道光五年（1825年），瀚年二十九，时何凌汉为山东学政，奇印林诗古文，选拔为贡生。（注六）同年，进京，住何凌汉寓邸，兴绍基、绍业兄弟朝夕过从。次年为国子监生员，六月，应朝考，落第。七年（1827年），李璋煜邀校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同时合校者有王筠、许木连、袁练、陈宗彝等。七月，王引之任武英殿总裁，奉命修《康熙字典》，许瀚考充校录。《家祭文》云：“不孝瀚得选拔，朝考报罢，仍留京师，冀得一官，可资禄养。越岁考充校录，吾父志以诗，谓禄养之将逮也。”（注七）

自道光八年（1828年）在武英殿校录《康熙字典》，历经四年，至十一年（1831年）《字典》修成。因学养湛深，工作勤奋，叙得六品“州同”衔。（注八）父致和公得赠修职郎；母成氏、孙氏得赠孺人。（注九）

许瀚在京期间，尝谒师门，受业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复兴王筠、苗夔、汪喜孙、龚自珍、张穆、俞正燮、吴式芬、刘喜海、丁晏等皆相友善，师友濡渐，讲求朴学，公卿间多有知者。俸资虽薄，仍广收四部要籍；屡观叶志诜、徐松、刘喜海、李璋煜、许木连、吴式芬等人金石藏器，眼界益阔。兴张穆为俞正燮排次《癸巳类稿》（注十）在学界已有声望。张际亮《许赓堂六十寿序》云：“山东为圣人之乡，自孔子后至今二千年，士之行谊文学不衰。余在京师四年，见其来游于此者，多质直而秀良，日照许君其尤也。君兴余为拔贡同年生，校录武英殿，公卿间多有知者。余久交君，每自顾不及远甚。（注一一）《寿序》乃道光九年（1829年）为许瀚父致和公而撰，所言正是校录于武英殿之时也。

道光十一年（1831年），何凌汉出任浙江学政。十二月，许瀚应师命赴浙，在杭州学署校文，校影宋本《说文解字》 （三十卷）、抄校《说文校本》、《五音韵校本》，助严可均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文》等。十三年（1833年）正月，何凌汉奉调回京为吏部右侍郎，仍从新任学政陈用光校文。

居杭数年，似为许瀚平生最惬意之时。学署面对吴山，西邻西湖，富湖山盛景。瀚与西湖净慈寺主持六舟上人达受往来结为至交。（注一二）居使院定香亭侧，定香亭位杭州学使署西园，园有荷池，池中小亭翼然，阮元以 “风定池莲自在香”意，名之曰“定香亭”。（注一三）许瀚辨毛诗名物“莎鸡”，云：“瀚向在杭州学使署定香亭畔，竹树丛密，此物最多。夏夜竞鸣，执烛捉验，一一如邱言。”（注一四）时同在学署者，除何绍基、绍业兄弟，尚有沈垚（注一五）、吴廷康（注一六）、戴熙（注一七）、俞正燮、苗夔等。何绍基诗云： “家尊视之浙学，特甄朴学士。沈子究地舆，王郞辨族氏。联翩来上国，文誉日腾起。小子获切不磋，幸免相夷鄙。俞叟老未衰，精熟文选理。“苗翁穷六书，形声发微恉。酒光烛影方熊熊，论议飙发开我蒙。忽然四座寂无语，天倪道味相冲融。纸窗夜半明华月，开门飞满一天雪。”（注一八）可以想见好友欢聚，各抒所长，意气风发之景。

校艺之暇，与何绍基购访秘镌，搜拓石墨，每有所获，互相矜赏。如何绍基跋《影宋本说文解字》，云：“余尝与印林兄言，安得未经李、徐手之《说文》而读之乎？是诚诞想也。孙刻远胜毛刻，行款悉仍之。余读叶石君钞本，因合毛本以校孙本，又恨不即相见周漪堂所藏宋本字本，毛变为大字耳，而异同甚多。毛本经斧季剜改，又非其旧。

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年）何子贞得毛氏未剜本于武林，携如京师，校其异同，于孙本甚备。又得龚定庵所藏明叶氏抄本覆校贞行复入都，其假叶氏本而卒业焉。他日聚首，瀚将补录于斯。清明之夕许瀚印林识。”（注一九）知许瀚与何绍基共砚西湖，晨夕欣对，非作放浪形骸之游者可比。

浙江自明清以来为东南文物荟萃所在，公私藏书丰富。杭州有文澜阁，宁波有范氏天一阁。许瀚随学政何凌汉得登文澜阁观《四库全书》，自有其便利处。如能亲登范氏天一阁阅书，实为学者私心倾慕之举。许瀚《汉圉命赵君碑拓本跋》云：“赵圉令碑真本，予襄观书鄞县范氏天一阁，见有数本，虽亦半就模糊，有蕴蓄于字书之中，而郁勃于楮墨之外者。”（注二○）知其在宁波曾登范氏天一阁。

天一阁，位宁波月湖之西，乃明代范钦之私家藏书楼。范钦（1505——1585年），字尧卿，一字安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历官赣、桂、闽、滇各地，喜购旧本。辞官返乡，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1561－1566年）间，建藏书楼。书楼为一排六开间之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坐北朝南，前后有窗以通风防潮。楼上为一大统间，用櫉隔而为六，正中悬明隆庆五年（1571年）郡守王原相所书“实书楼”匾额。楼下并列六间。书楼前凿一水池，挖土时得元石一块，上镌“龙虎山天一池”六字；又因汉郑玄《易经注》有“天一生水，池六成之”之语，钦以书楼格局与先哲昭示相符，前有水池隐以“以水克火”，因命名曰“天一阁”。清康熙四年（1665年），范钦重孙范光文又于藏书楼前后砌造假山、架桥构亭，栽花植竹，引水入池养鱼，颇具江面园林之美。（注二一）

天一阁藏书多宋元之刊本、稿本、钞本，尤以明刊本为多。其中特多明代之地方志书、政书及诗文集。因范氏族规严守《天一阁禁书公约》，“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因而外人甚难登阁观书。偶有破例者，如清初黄宗羲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得观其书，撰《书记》志其事。此后登阁者，仅徐乾学、万斯同、全祖望、阮元等硕学鸿儒。许瀚罹夷烬前登阁。（注二二）亲览名椠孤本，当为南游校文生涯深有价值者。

道光十四年（1834年）秋，自杭州返日照，所带行装，惟书贴四五大箧。应学政吴文镕之招，挈挈北上。许瀚诗云：“举家二十口，衣食肩一身。营营以终岁，冀可资米薪。三载客于越，言归才逾旬。炝惶走历下，明湖寻前因。历云不可攀，驱车燕京尘。四顾何茫茫，旧迹翻为新。感谓昔年恨，泣下沾布巾。春风赖嘘植，托荫桃源津。芳林无雍木，樗栎惭非伦。婆娑逐仙侣，所矢存吾真。风霜迈孤景，岂敢言苦辛。被服轻与暖，饮馔精且醇。十千酒一斗，列鼎羞八珍。尤来不能食，肠中四车轮。是岁风伯虐，流毒东海滣。良苗秀不实，比户空食囷。常恐衡门下，饔飧艰夕晨。乐饥谅吾素，其如高堂亲。”（注二三）诗中怀念浙中生活，不言而喻；而寒士为衣食糊口，奔走四方之悲，溢於言表。其中“感谓昔年恨”句，未明言其意；似指初至京师，不慎得罪某权贵，致错失功名事。（注二四）

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起，许瀚随吴氏接考大名、广平、顺德、赵州、正定、定州、通州七棚岁试。闰六月，回京岁试八旗。暇时取行箧所携《尚书》、《左传》、《论语》、《孟子》、《孝经》、《管子》、《晏子春秋》、《荀子》、《六韬》、《孙子》、《吴子》等书，细绎本文，审定韵部，回京而与苗夔商讨之。其自述云：“时从学使校文畿辅试院，苦无书读，暇辄取行箧所携经子，如《书》，如《左氏传》，如《论语》、《孟子》、《孝经》、《管子》、《晏子春秋》、《荀子》、《六韬》、《孙吴》之属，紬绎本文，审定韵部，归而质之仙露。”（注二五）即言此数月之生活。

八月，在京，由拔贡应顺天乡试，中式举人。本年乡试因“皇太后寿庆”而举行，属“恩科”，应考诸生不限籍贯，许瀚得於顺天应试，题名北闱。次年二月，应会试，落第。北为首应会试，虽落第，然因会试而南北老友聚首京师，其乐无穷。沈垚《陶然亭燕集记》云：“陶然亭者，都城寥旷之区，士大夫宴赏之胜地也。道光十六年（1836年）首夏之溯，道州何绍基子贞与弟绍业子毅宴客于斯亭。客之至者五人，安邱王筠菉友、日照许瀚印林、镇海姚燮野桥，成都汪尧辰致轩及垚也。黟县俞正燮理初则期而不至。囗囗刘淳华农则先至而即去。故与宴者但七人。天气晴和，微风散馥，酒酣以往，书扇作画，哦诗联句，子毅捉野桥臂，读曲踏歌，极其兴之所至，可谓乐矣。夕阳将坠，客犹未散。垚以寓在内城，揖诸君先归。走出亭，清风振于林木，恍若鸾凤之音，自天半而降，不觉胸中郁滞，一时消融顿尽，而心之空明，又将以虚而能有所受，夫乃欢胜地户辰友朋会集之必不可少也。子毅约诸君各为诗若文，以永斯游，垚因即此意以为之记。”（按：口字原缺。）（注二六）

其后潘锡恩继任顺天学政，瀚应潘氏之招，往保定府、大名府等地继续校文。撰《韩诗外传校议》、《大毛公名考》、《毛鲁韩诗同出荀子同用子贡序考》、《驹骄辨》、《壹发解》、《貆獾貈貂辨》、《先生如达解》、《孟子佚文考》、《孟母仉氏考》等。（注二七）

道光十七年（1837年）冬，返日照。因叔父母贫，迎养于家。从兄殁，为遗子置家室，分田赡之。（注二八）翌年，自日照赴京，过沂州府，访得北齐长盛等造桥残碑、刘道景造像碑、许仵造像碑，喜极欲狂，求知府熊遇泰、琅琊书院山长丁守存，或移学宫，或移右军祠。到京应会试，再次落第。

道光十九年（1839年），许瀚在京过春节，与龚自珍、陈介祺、汪喜孙等友人研讨金石拓本，撰《周格伯簋考释》、《齐侯罍铭考释》、《古今字诂疏证》等篇。助王筠《说文释例》成书，所撰《说文答问》、《与王菉友论说文或体俗体》、《与王菉友论说文异部重文》等篇，其说多为王筠采入《说文释例》。二月，汪喜孙去济宁河工住所。许瀚随潘锡恩赴通州，校文之暇游居庸关、明陵。四月返京，适龚自珍出都，与留京同年及同官京朝相过从者，如何绍基、何绍业、陈庆镛、吴式芬及许瀚等人，各以绝句别之。赠许瀚诗云：“北方学者君第一，江左所闻君毕闻。土厚水深词气重，烦君他日定吾文。”（注二九）龚自珍系乾嘉大学者段玉裁外孙，幼受庭训，朴学根柢深厚；此诗非仅推重许瀚，亦肯定许氏治学不囿於地域，能撷各家精髓而自成一家。本年八月，张穆应顺天乡试，坐摈斥，许瀚代为奔诉。（注三 ○）

是年因汪喜孙由户部员外郎保送河工，其地在山东济宁。喜孙至住所后极力向济宁知州徐宗乾荐举许瀚至渔山书院任教，十一月收到关聘及聘金六两。许氏乃於十二月离京赴济宁。计前后在京十余年，藏书不下万签。

道光二十年（1840年），印林应山东济宁直隶州知州徐宗乾之聘，主讲渔山书院，并任《济宁直隶州志》总纂。因徐氏崇学务实，重视教育，礼遇贤士，复究心石刻、碑志，许瀚与之相处甚洽；书院中师生和乐融融，弦歌不辍。

徐宗乾，字树人，江苏南通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进士，历官曲阜知县、泰安知县、济宁直隶州知州，后擢福建龙漳汀道、台湾道、按察使，浙江布政使，福建巡抚。著有《斯未信斋文集》。事迹具《清史列传》卷四十九。

宗乾治曲阜、泰安各县，时称循吏。既任知州，尤重书院教育。渔山书院初建于道光十年（1830年），时知州王镇倡议，於北门内购地五亩八分有奇，西偏建考棚，东偏为阅卷之所试已，即为诸生考业之地。唯房舍落成而经费未备，师生脩脯，赖官员分廉俸以济，非可持久。徐氏来济宁后，多方辟措财源。曾撰《增拨膳田记》，略云：“书院何为而设也？崇正学也，端士习也。经正民兴，风化之原也。岂惟是揣摩举业，弋科名云尔哉！尝见通都大邑，每多古刹丛林，金澄绀碧，缁流羽士，饱食逸居，而家塾党庠寒畯子弟糊口而不恐不赡。韦布之士冗坐青毡，舌耕终老，良而慨已。士为四民之首，司牧者其能恝然置之耶！”（注三一）此言书院贵在端风正俗，予寒门子弟修业立身之阶也。又於筹措书院经费，云：“道光己亥（1939年）冬，河帅饬拨道库生息余项二千两，发存运河厅，又筹捐银二千两，分交济宁、临清两卫典肆，均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始取十一之息。师长之脩脯有所出，而生徒之膏火尚未敷也。又与玉露庵僧人达典、常清观道士张永智等议，分僧庵地二百亩，道观地八百亩，各立约剂，仍暂交僧道佃种，按年输制钱五百贯，申明各宪立案，一切收支章程备载碑阴，以游闲无益之虚縻，作培养人才之实用。”（注三二）

徐宗乾复礼聘经学名家如许瀚、刘宝楠主讲，（注三三）并亲至书院授课；每至，必留院一日，殷殷指导学子。夏季增大课，仿依乡会试，主持模拟考试。凡经徐宗乾、许瀚等评定为优异者，其应试必获佳绩。许瀚《和徐树人刺史庚子秋闱纪事诗原韵》四首，其一云：“不负频煎锁院茶（自注：刺史每值渔山书院课期，必留院一日，训迪殷殷。夏季增大课，依仿乡会试全场条规，必亲入号舍奖励，与诸生同席饮馔），群英九掇桂林花。捷书递见红旗报，深巷轰传白板挝。此日果然能夺锦，当时几度费披沙。元魁况复联乔梓（自注：于第一，张第十，杜第十二，郭氏父子同榜），只惜城南失棣华（自注：杜之胞兄学至已拟中矣，以额满见遗）。”其二云：“蒸蒸士气奋风云，六十年来又冠军。培养深惟沐郇膏（自注：渔山书院向无经费，今捐廉以充膏火。前岁河帅栗恭勤公捐四千金生息，又增拨膳田千亩济之），观摩勤尽惜陶分（自注：每月任城、渔山两院五课，兼以大课，计诸生应课之日十有四。作四书文、经文，诗策，凡廿四通）。”专门远绍何休诂，独步夙推王粲文（自注：获售者皆穷经稽古，夙擅闻名）。颇怪星轺两伯乐，浑教冀野马空群（自注：试前决科，于、杜与二王为前五名之四，其一为吕铨，主司于批条背面，已暗记一“中”字，复以小疵见遗）。其三云：“万古江河属尔曹，岂惟蕊榜姓名高。云中藻耀夸鸣凤，海上烟空问钓鰲。根柢文章须更励，菑畲经训莫辞劳，御沟转眼看新柳，九烈春浓伫染袍。”其四云：“老马识途惭未胜，联翩鹏翮快云兴。禅心纵不同粘絮，僵指何堪试镂冰（自注：余自嘉庆己卯（1819年）科后，废八比，非场屋，未尝或作。今主此席，逢兹盛会，只深内愧耳）。惊见鸿文拄坡腹，空劳盥诵服颜膺。诸生解识金针度，好觅新机学织绫（自注：拟程高，挹群言，足为多士法式）。”（注三四）瀚并编《齐鲁课士录》，采辑历任各郡邑今昔耆儒未达者，并后学新进诗文，及古近杂体，大课外兼课论、史论、说、考辨诸体佳者，选而刊之。（注三五）凡此，皆为培养人才之计。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许瀚入都，应会试，报罢。此为许瀚第三次落第。在京稍作停留，仍返济宁。徐宗乾于端五日撰诗，有云：“天人五行感吉祥，持君椽笔补新志。（原注：时方延修《州志》）。名山事业争千秋，大才暂屈春官试，今当大书特书麟凤来，国人哗然皆曰先生至（原注：印林主讲渔山书院，京兆试罢回馆，士人转为喜幸焉）”。（注三六）欣喜印林归返书院之情，溢於言表。

徐宗乾纂修《济宁直隶州志》，聘许瀚总纂。时与分纂者尚有冯集轩、杨铎、李联榜等，皆好金石之学。徐氏《济州金石志序》，略云：“予自戊戌（1838年）莅济以后，公事之暇，每届渔山书院课期，辄与山长许印林同年谭及金石一事，娓娓不倦。爰捐廉购求遗文，并遣拓工，于城内四乡及金（金乡）、嘉（嘉祥）、鱼（鱼台）三乡学宫、寺观、深山穷谷，靡不椎榻殆遍。日积月累，盈架满箱。”徐氏所言，可知二人相处融洽，志趣相投，因此合作无间。彼时东南沿海因鸦片而起战事，济宁一地尚能敦品励学，传拓遗佚，亦朴实民风之表率也。有关许瀚总纂《州志》之特点，将於本书第七章《许瀚之方志学》详论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夏，徐宗乾调任四川，将之任。渔山书院肄业诸生咏歌成帙，名《骊歌集》，许瀚作序，叙徐氏政绩与书院师生交谊，诚挚感人，非虚泛酬应之语。《骊歌集序》，略云：“树人公祖膺荐入觐，擢郡守，将去济而蜀。书院肄业诸生渥沐有年，感恋之诚，不能自秘，发诸咏歌，积成帙，属余弁其简端。余与公仲氏霁吟为同年生。己亥（1839年）冬，应公聘，主讲渔山书院。甫入境，见里中父老负暄闲话，藉藉诵刺史贤不辍口，至于妇孺皆然，心固异之。及观其课士，勤勤恳恳，难父兄之于子弟，无以逾焉。每课必亲至，留终日，或二三鼓始去。丹黄甲乙，皆手自点定，不知济事之繁剧也。昔白香山作郡，莅事无多日，政简刑清，无复案牍劳。日与宾客啸咏山水间，清泉白石，为之生色。余之来，公治济二年矣，其得从容暇豫与诸生讲习文艺而不厌不倦者，岂徒有乐乎此哉。”（注三七）次年正月，徐宗乾离济宁；许瀚仍主讲书院，修成《济宁直隶州志》（十卷），助编《济州金石志》（八卷）亦成书。

海源阁主人杨以增拟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致函许瀚，延董理校勘之事，遂拟《说文解字义证校例》寄杨氏，因有汪喜孙从中阻挠，故校书、刻书进度其缓，寻以杨以增调陕，《说文义证》仅于济宁刻一册，遂中止。（注三八）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许瀚赴京，应会试，报罢，此为第四次落第。适逢“大挑”，（注三九）取二等，例补学官，然未实诠。在京闻徐宗乾卸成都府任，升转福建汀漳龙道，纡道过济，欲侍太夫人南旋。许瀚自京师还车，南走三百里，迎晤徐宗乾，谒送济宁东门外。秋，至沂州府，主讲琅琊书院，暇时在境内访碑，先后移至王右军祠。沂州两年，所获新碑拓本甚多，均作跋语，有《沂州石刻题跋》三十种。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夏，得牟所书，邀往清江浦为潘锡恩增订章学诚未成之《史籍考》。牟所书，略云：“印林大弟同年阁下：昨见河宪潘芸阁先生，据云有《史籍考》一书欲发刻，而校正乏人，非吾弟不可，托兄专书相邀。闻吕鹤田同年（自注：清江书院长）云，馆金似不甚丰（自注：至大不过二百之数），尚可有两乾馆便可敷衍。且吾弟所到之处，谁不倾倒！此行似不负人，四五百里之遥，就道不难。若惠然肯来，吾兄弟藉图一聚，亦佳事也。如今年有馆，必不能舍彼而就此，可否辞说明年之局，或延至秋间而至，即或延至冬间而至，虽迟迟尚可及也。望速速明白示一回信，至要，至要。”（注四○）是年秋，离沂州，赴清江浦。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许瀚应南河总督潘锡恩邀请，在清江浦主持增订《史籍考》之事。有关章学诚纂修《史籍考》之缘起、经过，将於本编第四章《许瀚之目录版本学》详述之，此不赘述。仅述许瀚居清江浦之经历。

许瀚与潘氏本系旧识，道光十五年（1835年）潘氏任顺天学政，瀚中顺天乡试举人，即随潘氏于保定、大名等各地校文。潘氏自著《学诗绪余》稿本，并属许氏校订续补，此番复邀请许瀚肩负增订《史籍考》全责，足证许瀚之学养深邃，深得潘氏信赖。

清江浦，今江苏省清江市，为南北水陆交通水枢纽。清中叶，沿运河设北、东、南三河道总督，为财源丰沛之衙署；南河道总督驻清江浦，故此地街市繁华，盛极一时。彼时先后幕游清江者，有丁晏、许木连、杨铎、鲁一同、包慎言、刘毓崧等，旧雨重适，踪迹甚密；又与高均儒、顾沅、李佐贤、杨亮、罗士琳结识，时相交往。因清江地处要津，凡由江南进京，必过此浦，许瀚居此，得与老友相会，略尽东道意。如杭州至交六舟上人达受，于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与次年三月，因往返京师，道经清江浦，二人相聚而互示所藏，喜不自胜。许瀚《跋六舟手拓彝器全图》云：“陆友仁《研北杂志》云：京师人家有《绍兴稽古录》二十册，盖当时所藏三代古器，各图其物，以五采饰之。又模其款识而考订之，如《博古图》而加详。余每囗其文辄神往，恨不与同时手披而目览之也。丙午之夏，六舟上人过浦，示余手拓彝器全形款识种种，精巧出人意表，如人意中皆就原器拓出，不爽豪发，觉采色模饰之图，又不足系余怀矣。”（按：囗字原缺。）（注四一）文中言及 “丙午之夏”，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也。

许瀚总纂《史籍考》之增订，乃撰《拟史籍考校例》。于章学诚之原稿繁冗、重复漏略、舛误之处，均有订正。书成，潘骏文（潘锡恩子）云是书“补录存佚之书，视原稿增四之一，详审顿觉改观”，（注四二）知许瀚不负众望，圆满以成。

许瀚居清江浦，并时进行之事，即刻桂馥《说文义证》，此次系山西杨尚文出资。因纂订《史籍考》，事难兼顾，遂请薛寿、田普实二人分校，待潘锡恩告病回籍，收还《史籍考》不办，方得亲负刻书之责，始发现薛、田校本错谬难忍，乃抱病独校桂书。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冬，许瀚返日照。次年正月十七日，致和公八十寿辰。张穆撰《日照许肃斋先生寿序》，何绍基书之。鲁一同撰《许肃斋先生八十寿序》。许瀚将多年奔波余资，略置产业，拟效前贤归养老父，以娱朝夕。张穆《寿序》云：“窃尝羡叹先生家庭之乐，前惟潜邱之事饮牛叟近之，然阎氏世席厚赀，而先生家无儋石则难能也。江郑堂覃思高密，以父母宋五子书，别辑《宋学渊源录》，亦与先生桥梓为近。然江父兼好佛理，而先生壹意儒书则粹过江氏远矣。康成自称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印林五六年来不上公车，假馆必於邻壤。近复买龙湫之左，种松万本，结茅其中，奉春秋杖履吟眺，其诸真郑君之徒也。”（注四三）此后许瀚因父病缠绵，遂不再远行。

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许瀚膺选授山东滕县训导。次年十月中旬只身抵滕县。冷斋颓敝，几案俱空，冬寒，致不能作书。普撰七绝四首，其一云：“岁暮天寒冰雪深，围炉尚觉气阴森。缘何几砚春先到，一卷唐风次第吟。”其二云：“击节中秋对月篇，三朝阅历更谁先。即今瓜代垂残腊，又过咸丰第二年。”其三云：“不求奇诡不深艰，抒写真情意态闲。流水行云化糟粕，大都风味似香山。”其四云：“酒地诗天笔有神，安排丽句赏芳春。宦囊如此非萧索，锦绣珠玑富有新。”（注四四）诗中叙及之凄凉景象，在《与王菉友书》中，更可窥其端倪，略云：“弟自前岁八月选滕县训导，至此一年，催提考验，至再至三。怆惶收拾赴省，以十月半到任。家父年八十四，数年来动履须人，不能迎养。只身于滕，作速退计。念今春试院，稍得薪水资，即归去。乃学宪考至沂郡，闻江宁杨镇失守，顿生变计，草草出进十余日，遁东府去矣。而弟正月下旬湿痰旧症发作，清明转剧。脱有院试，亦不能送。调理两月有余，总未霍然。今已告退，定望后旋理。抽筋拔髓，囗囗赤手空拳而去，甚可笑也。”（按：囗字原缺。）（注四五）行句之间充斥贫穷需财，然造化弄人，亦无可奈何之情。

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返日照，大病。至八月下旬始稍差，抱病为丁艮善跋《唐仁恺碑》，有云：“养疴兀坐，假希遇之品，聊用破寂。开卷低徊，疑难斯见；检书核对，牴牾滋多。缘隙而求，不能自罢；勉为卒业，疾乃顿兴。不审此事何补性命，而皇皇若是，殊自笑已。” （注四六）返里后自况如此。又撰《竹杖铭》三首，其一云：“余未宜杖，而遽须杖。天闵余病，俾君余相。危持颠扶，余惟君仗。虚心劲节，千古同尚。哀今之人，胡不如君。”其二云：“我仗尔扶持，尔仗我携持。我不携尔，尔亦拳曲之。竹杖弃捐中野当谁知。尔其戒哉。黾勉我扶，毋怠哉！”其三云“蟠其根，直其节。寒不畏霜，炎不避日。厥中空空，终始如一。跬步与偕，弼我堂室。嗟彼弱藤，动辄摧折。选贤任能，古曰明哲。”（注四七）

咸丰四年（1854年），致和公卒，年八十四。许瀚撰《家祭文》，呜咽感人，拳拳以努力家业为志，盖此际因刻桂馥《说文义证》，负债累累之故也。其文云：“呜呼！吾父舍不孝而长逝，今四十有五日矣。”卜于明日奉柩，诣黄山前吾祖父母墓右，与吾母成孺人、孙孺人合葬。（中略）曩吾父病少间，语不孝曰：‘吾父子相亲之日，可云绵长’，而今何如耶？吾父寿八十有五，五子十孙，一曾孙，人皆称为全福；（中略）而自不孝历数之，则毕生在忧患中，未尝稍即安乐也。（中略）不孝奔走四方，南客瓯越，北历幽燕，司讲渔山，校书淮浦，远或一二千里，近亦五六百里；或岁一再归省，或数岁一归省，晨昏滋疏矣。乙未（1835年）叨乡荐，甲辰（1844年）挑二等，例补学官，前岁始铨滕邑；而吾父病已三载，不能迎养，又值时艰，忧郁成疾，急解组归，禄养不遂，冀菽水，奉朝夕，依依膝下，庶亦稍竭乌私；而孰意归而病久不愈，定省多缺，今夏始渐瘥。至七月而吾父辄增病，病而愈，至九月而又病，而遂至不起耶。（中略）吾父病亟时，频呼 幼妹抚摩之，若甚牵挂者。不孝瀚以为言，则云吾绝费牵挂。旋又呼之，又抚摩之，则是终不能无牵挂。既而舌强语蹇，犹谆谆训不孝多端，曰小心谨慎，曰行己有耻，曰不可妄想，曰择友全交，曰孝弟友田，曰择子弟之才稍可造者，竭力成之，曰汝二叔祖不可忘。至所以安置吾庶母者，则初病时已言之。不孝年已就衰，近又多病，能终吾父之志否不可知，然一息尚存，必率诸弟努力为之，吾父其毋过念。（中略）杏黄山前吾祖父母在焉，吾两母在焉。其果聚处如生人乎？则不孝等环侍膝下容有日也。” （注四八）

居丧期间，为表弟田子郊撰《千字文音汇序》；校海源阁刊本《蔡中郎集》；为丁楙五审定《说文解字韵隶》等。

咸丰五年（1855年）八月，应浙江学政吴式芬邀请，赴杭州，随署校文。此时生活拮据至极，乃先过沂州，向丁守存（注四九）借付川资，方得至杭州。旧地重游，人事多变，暇时仍与达受游。未几，吴式芬因病引退。次年，自杭州返山东，居沂州，助吴式芬编《捃古录金文》，致力於金文考释。十月，吴式芬卒，年六十一。

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式芬次子重熹至沂州，亲邀校订其父遗书。重熹为许瀚及门弟子，乃陪瀚过济南，登千佛山后黄石崖，观魏造像。四月，抵海丰，校遗书，计有：《捃古录金文》、《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捃古录》、《金石汇目分编》等。本年，高均儒据所存许瀚手稿，在清江浦汇刻一册，延丁晏作序，名《攀古小庐文》，此为许氏述作中最先刊行者。（注五○）次年正月，病偏痹，回日照，自述云：“弟初病极危，转侧饮食，非人不治。赖贤主人派八人环侍，夜不息烛者月馀，自分旦夕间人，不意能生还也。及舍弟暨小儿得信往视，东君为制卧舆，廿人舁之，行半月抵舍，竟得不死，费百余金。”（注五一）自此以后，许瀚常居日照矣。

北初病，极危。（中略）既抵舍，延医疗治、汤者、丸者、膏者、酒者、熨者、薰者、蒸者、洗者、针者、灸者、推拏按摩者，络绎细囗，百方历试，迄无一效，又费百余金，而囊中罄矣。是时已能离床自坐，伏案自立试执笔则犹能作书，敝乡多欲得弟书，既病则大失所望，今闻半边人犹能书，诧以囗囗，愿得者益众。乃裒辑前后集《争坐帖》字成联者，长短二百余幅，益以新作，择其可用者而尽书之，而尽售之，竟得百数十千，颇资朝夕。

於时敝邑方办团练，人心踊跃，纠众於邑南，杜集不下万人，颇有声势，距舍仅二十五里，炮声隆隆满耳。弟校书弗辍，小儿於料理乡勇之暇，仍据案钞写，书竟告竣，而匪徒卒未敢入境，安稳度岁，以是知杜御之不徒也。

辛酉（1861年）二月，贼又至，不由前道，掠西境而退。五月又至，又掠西境而退，八月乃大至由西境入，转而北，长驱入登莱，及其归，又穿东境，越敝邑而南，往返蹂躏，其何以堪！有舍表侄李涛善侍弟疾，朝夕相从，不离左右。八月初，闻贼至，相率入山。已旬日，忽欲归取食物，弟阻之不能。十一日早，未及出而贼已入，杀之庭中。己而贼渐逼山，邻众急舁弟登山，露坐通宵，乘高望各处火光不绝，比晓，弟山下所居室亦焚矣。贼退，小儿下山视之，室中物俱为灰烬，独苾翁书散弃崖谷间，收而裹之。弟旋亦下山，闻贼未果退，尚在邻近屯庄，不能遽归，乃别移山麓暂住。检点苾翁书尚少数册，送磴山寨，交丁少山收存。少山谓贼焉须此，此必遗崖谷间，避难者拾去耳。多方访购，历年余，果尽得之。惟分编中少陕西一册，似其家仍有副本，无甚关紧要也。兄於苾翁有知己之感，故以相闻。

安东卫苏氏，弟姻家也。卫城新修，姻伯翰亭封翁知弟庭中杀人，在山又几为贼所窘，抬之入城，乃往假闲宅居之。十月，闻贼复至舍下，极遭焚掠，桂板及藏书皆毁。弟居城中，未受惊恐，事过始收拾残剩，尽移於卫，惨目伤心，不可言状。荏苒岁余，虽风鹤时闻，究无实事，意从此稍安矣。

去秋，翰亭姻伯去世，敝亲家兄弟皆析居，弟恐居住不便，又自念敝庐久旷，必就颓废，乃甚不自安。因与老妻谋归去，留小儿夫妇守残剩，并使小儿就彼学贸易，冀取刀锥以资养膳，独与老妻旋舍。既至，则室徒四壁立，门窗多毁损，惟弟素所居屋，门户尚完。乃支一瓮一釜于其中，与老妻日两炊焉。倏忽三月岁行尽矣，觉卧先人敝庐中，与寄人庑迥殊，辄取《争坐帖》十字，为门联云：‘还来守故业，且喜得安居。’未及书写，腊廿二日夜分，警报忽至，云贼鼠聚莒东南境山中，时出劫掠，马首骎骎欲东，距舍仅六、七十里，比明，逃徙者纷纷矣。小儿在卫，以小车来逆，弟不欲回卫，兼虑道远遇变，乃乘车诣龙潭山林舍，老妻扶杖徒以从，至，则邻近来避者已众，夜萃数十人于一室，坐以待旦，不能假寐。自欢转自笑，只好改前集对语‘且喜’二字为‘犹不’矣。此地即弟曩与张石洲诗所云‘龙湫烟树里’也。其北大山曰磴山，为敝邑名胜，前贤多题咏。丁少山避兵于此，诘朝来视，力劝宜上山，从之，坐大竹篮中，十余人舁之，山径斗险，虽非扪参历井，亦略得其彷佛。既登，大海苍茫忽来眼底，信奇观。阅其寨，石垣环山余里在翠微间，抬枪大炮地雷之属，森置隘口，庐舍云连，宛然绝大屯，聚入其中，相遇多至亲好友，向日愿见而不能即见者毕集于此。室中床几釜皆便，优哉游哉，以卒岁矣。又集《争坐帖》八字为联云‘升高自下，出危就安’。

逾岁，闻寇氛仍未靖，久据他人屋非计也。少山为择地，伐龙湫木，自构屋一所移居焉。屋虽卑狭，地实高放，隐几可以看山，伏枕可以望海。未几春暖，山草山花山蔬迸生，色可观，香可闻，味美可茹，居而安之，不思归矣。然此特所以备有事，岂容无事之秋，贪此清福。田园荒芜复将奚恃。今下山已月余，但祝能不再上山乃真福也。噫，一别十年，近又多故，如此作书，岂有了时，请从此已然。

‘又与伯平书（二）’，略云：

今下山里居已五阅月，风鹤无惊。病躯似较往年为差胜，而瘫痪如故，无能为也。书籍亡失殆尽，无可消遣。舍六弟忽于贼退后，在马矢马溺中得杜诗二种：一钱牧斋《笺注》；一吴东岩先生选评，名《杜诗提要》，幸皆无损污。病榻无聊。日唯翻阅二书，数月来能背诵者近二百首，乃默书于册，尚未及半，借此遣日，似胜左思右想，徒滋扰乱也。数遇疑难无从质问，益令人思良友不置。今别纸录一事就正，他日遇便明示。幸甚！幸甚！

详述捻军数扰照邑，藏书尽毁；已身病废家居，唯读杜诗以遣日，苦中作乐而已。

同治三年（1864年），许瀚年六十八。前一年曾大病不起，至岁暮始勉强起坐，收汪尧辰赠银十五、六两，因岁底费用繁多，随手用去。知其晚景困于财贿，寒碜至极。〈与杨石卿书〉，书末云：‘兵火后，文房所须十不一存，信笺间得一两篇，不相联属，不足以罄所欲言。此纸乃糊窗物，弟爱其幅广，可资剌剌不休，想知已不诧也。’（注五三）劫后余生，尚有幸存可用者‘凑合’一番，此与昔日南游杭州学署，不啻天壤。此书及〈又与伯平书（二）〉，皆许瀚晚年之作，自后未见其片语只字。同治五年（1866年），抑郁而卒，终年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