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名人汤腾汉介绍
汤腾汉，药物化学家。毕生致力于化学和药学的教学事业与科学研究工作，培养了几代药学专门人才，1951年后，他献身于军事医学领域、药物化学的研究工作，是中国军用毒剂化学检验研究的先驱者。
汤腾汉人物生平
1900年5月2日 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省阿拉汗。
1922年 毕业于上海三育中学。
1924年 毕业于上海三育中学师范科。
1927年6月 获美国波士顿依曼纽尔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1928年 获美国普渡大学农学士学位。
1930年 获美国普渡大学农学硕士学位。
1930—1931年 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牧草。
1934年 获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博士学位。
1934—1936年 任河北省立农学院农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1936—1942年 任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2—1944年 任农林部贵州六龙山屯垦局局长。
1944—1948年 任农林部金佛山垦区主任，中央林业实验所常山种植场场长。
1949—1950年 任福建省立农学院农艺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0—1969年 任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3—1957年 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1969年12月24日 病逝于河北省保定市。
汤腾汉，1900年5月2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省阿拉汗，祖籍福建省龙溪。侨居印尼，从小目睹侨民寄人篱下之苦。辛亥革命成功，当地华人兴高采烈，为此，集资创办中华学校，他入校读中国史地，逐明爱国之理。1915年，毕业后升入当地中学，因不满学校的殖民教育内容，于1917年回国入上海南洋中学，又遇方言难懂而转读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不到一年，积愤于日本军警欺侮中国学生，遂返国考入南京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系，获特优生待遇。在“五四”运动中，他深受教育，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踊跃上街游行，抵制日货。
1920年，汤腾汉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冶金系，刻苦学习，偏爱化学。他利用该校学生可直接转学到欧美学校之便，遂于1922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化工系留学，后转药学院专攻药物化学，1926年毕业。他以优等成绩通过严格的德国国家考试，取得药师证书。随后继续在柏林大学攻读学位，从事中药麻黄的生药和微量化学研究，于1929年获理科博士学位。同年，回印尼省亲。年迈的父亲盼望他定居印尼发展实业，伯父和岳父也争着为他安排待遇优厚的工作，但他反复斟酌后坚决回绝说，我要回中国去，我的志愿是为祖国服务。自此以后，他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命运融合在一起。
1930年，汤腾汉回国，被聘为山东大学教授，不久又兼任化学系主任。他负责筹建化学系，主讲普通化学、有机化学、有机分析、药物化学等课程；倡议学校建立化学楼和科学馆，每年出版研究报告文集；倡议在化学系成立药科，把化学教育与药学教育较好地结合起来。
1935年，汤腾汉趁假期应邀到北洋大学工学院任教、讲学，除讲授普通化学外，还指导研究工作，完成了《华北煤炭低温蒸馏之研究》、《华北煤炭浸质及其焦性研究》、《植物油气相热裂之研究》等工作，影响极好。一年后，山东大学校长请他返校执教，并出任理学院院长。
“七七”事变后，山东大学内迁。他因铁路中断，又身患疾病，不得已先到印尼治疗休养，但千岛之国的美丽风光遮不住战争的阴云，他内心与苦难的祖国息息相通，病愈后立即筹划回国。他冒着种种危险，携妻女经香港、越南入滇、川，辗转三月有余，于1939年抵达成都，任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其后兼任药学系主任，同时在四川大学及川康农工学院兼课，教学任务十分繁重。抗日战争期间鉴于内地药品和试剂奇缺，他积极参加创办中央制药厂，利用国产原料制造麻醉乙醚、注射用葡萄糖酸钙等药品，并生产化学试剂数百种，解决了抗日战争期间医疗、教学和工厂的急需。
抗日战争胜利后，汤腾汉受上海科发药厂委派，到台湾考察设厂事宜。他考察后说：技术条件尚可，政治条件太差，不可能推动工作，建议取消建厂计划。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他拒绝荷兰驻上海领事馆送华侨出国的安排，坚持留在国内工作，并劝告友人不去台湾，留下为新中国服务。
上海解放后，汤腾汉精神焕发，奔忙于同济大学的教学和科发制药厂的生产。1951年10月，他应邀参加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曾于1963—1969年任副院长，从此，长期在国防医学科研岗位上埋头苦干，默默奉献。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全国政协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和第五届特邀委员，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化学专门委员会委员，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药物专门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1953年版通讯委员、1963年版主任委员，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等职。
汤腾汉曾具有中国和印尼双重国籍。他放弃国外的优裕生活，献身于祖国的药学教育和科研，促进民族制药工业，为军事医学科研工作呕心沥血，默默奉献，是一位令人崇敬的爱国科学家。
汤腾汉补充介绍
汤腾汉（1900-1988），印尼爪哇人，华侨。1917年回国求学，先后就读于南京工专机械系和天津北洋大学。1922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获化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在国立青岛大学任化学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全国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化学专门委员会委员，1958年任药理毒理研究所所长、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1930年，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多年的汤腾汉，抱着学成为国效力的愿望，风尘仆仆，来到风光秀丽的海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并担任了化学系主任。他倾其所学，一展抱负，决心为祖国的化学教育，为山东大学化学系的建设贡献力量。
振兴山大化学系汤腾汉到国立青岛大学时，正是化学系成立伊始，只有汤腾汉教授和王荣昭助教等几个人。在汤腾汉的主持下，以后又有傅鹰、胡铁生、王祖荫、王文中、陈之霖等教授和石坦因（德籍）、黎书常、黄冷溪等讲师任教；当时的化学系设备简陋，勉强能做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吹管分析。汤腾汉等人十分重视增置仪器设备和实验用的药品试剂，每年都有最新设备和化学纯试剂从国外进口，从而使山大化学系的设施始具名牌大学规模。
1933年，化学系迁入新落成的科学馆三楼，汤腾汉等人进行了改革，在化学系分设7个实验室和图书室、阅览室。为了师生学习研究方便，每位教授设一个研究室，以指导学生做研究课题，同时把校图书馆内有关化学专业用书和杂志集中在化学系内。为部分师生研究山东粘土的综合利用，还在校内设立了一个瓷窑厂，专门从博山聘请了一位技师带学生实际操作试制耐火制品和陶瓷。在这里，师生们做出了几百个数据，终于找出了原料合理配方。汤腾汉一向认为，应重视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特别重视培养学生联系实际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和傅鹰等各位教授想方设法为师生创造了良好的化学实验场所和实验环境。课余时间，大部分学生在实验室里做自己的课题研究，汤腾汉和一些导师也经常在课余时去实验室指导学生实验。
汤腾汉非常重视每年的学生实习，亲自为学生联系安排实习场所。他让学生通过学习调查选定毕业论文，这样做能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使学生毕业后都能有相应的专长。为了活跃学术空气，使学生更好地提高学术水平，他经常带头在学校规定的每星期一“总理纪念周”时作学术报告，他在校期间就报告了十多次，深受学生欢迎。在他的倡议下，每年都出版《山东大学化学试验报告》（化学文集）。他又发起成立“山大化学社”，对外开展有关化学、药物学技术咨询，接受校外委托化验和研究工作，还出版了《科学的青岛》《科学的山东》两书，为研究山东、青岛的状况提供了科学依据。汤腾汉的努力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支持。1933年，经当时的教育部批准山东大学化学系附设药学专科。从此，汤腾汉教授把化学教育和药学教育较好地结合起来。在调查实践的基础上，他指导学生发表许多有关中草药的论文，如《益母草的化学研究》《威灵仙的化学研究》《川母的化学研究》《酸枣仁的化学研究》《-虫的化学研究》等，发掘利用了山东本地资源，开发了有实用价值的科研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化学系学生从山东收集20多种曲酒样品，由学生谢汝立、郭质良等经过分析比较，找到一种高效酵母，应用于酒精生产，其效力相当于当时德国著名的菌种。1937年，化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郭质良、勾福长二人均取得佳绩。郭质良的《山东曲酒之研究》论文荣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特种科研奖（奖金500元），勾福长的《制造骨胶之研究》论文荣获严特约纪念工业化学征文特等奖（奖金200元）。其论文在国内著名刊物上发表，国外刊物也进行了摘要介绍，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在汤腾汉的主持下，山大化学系取得了显著成果，教学科研成绩辉煌，更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才，山大化学系享誉全国。
让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30年代初的旧中国，化学制药和化学试剂的生产几乎是一片空白，就是普通的药品和化学分析试剂制品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作为一位著名的化学家和药学家的汤腾汉教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决心改变这种现状，创办企业，把科研成果转化到生产方面去。1935年，他会同胡铁生、王文中教授和化学系学生赵幼祥、赵元祥、陈富春发起筹集资金，购置设备，在天津成立了“永生化学制药公司”。1935年夏，适值汤腾汉任教五年后休假一年之际，他便赴天津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胡铁生教授担任经理负责具体工作。一年内就用自己研究的成果，生产出质量较高均符合标准规格的化学制品和试剂数十种。永生化学制药公司是我国惟一的国人资本、国产原料，产品完全国货，填补了我国的一项空白，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这个化工公司在七七事变后，把仪器设备运至成都并重建了永生化工厂，于1940年投产正式经营。除在天津永生制药厂生产的产品外，又增加了葡萄糖酸钙、-用-、注射用葡萄糖、肝精片等产品，以及化学药品和试剂数百种，供医疗、教学和工厂急需。当时的国民党卫生署看到西南各省医疗和化学药品奇缺，由其出资合营，将永生制药厂扩大生产，令永生制药厂在重庆建立“中央制药厂”。汤腾汉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这时蓉渝两厂的技术骨干全是山大的校友和毕业生。随着扩大经营，两厂的产品种类大量增加，均符合《中华药典》规定的标准。其产品销往我国西南和西北等省市。抗战胜利后，“中央制药厂”迁至上海。全国解放后，中央制药厂、平津永生制药厂全部交给国家，汤腾汉除担任同济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医学院药学系教授外，仍在继续指导制药厂技术工作。药厂建立十几年来，为教学与生产相结合作了示范，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医药人才。
{作者:肖寒来自:《山大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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