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先

孙继先生平经历

1932年8月，任红二十二军六十四师连长，之后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四次反“围剿”斗争。

1933年11月，入红军学校学习，半年结业后，任江西模范师二团、三团三营营长。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先遣团）一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等战斗。在安顺场，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夺取并控制了渡口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过大渡河。

1935年10月任陕甘支队一大队连长，11月，相继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作战，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参谋长，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

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参谋长，1938年1月任一二九师挺进队队长，3月改为津浦支队，担任津浦支队支队长，后来担任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参加了常生口、黄底崖等战斗。

1939年5月，日伪军5000余人分9路向一一五师驻地泰西陆房合围“扫荡”。

1940年8月起，孙调任第二旅旅长，教导第一旅旅长，率部挺进鲁南，在沂蒙山区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多次粉碎日伪军的“合围”、“扫荡”。

1943年7月，调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山东抗大分校）副校长。次年5月任鲁中军区三分区司令员，9月，他指挥部队进行葛庄战斗，打死日军300余人、伪军500余人，生俘日军20人，伪军360余人，缴获两门炮及枪支弹药一宗。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这一胜利消息。

1946年6月，孙调任山东省野战军（山东军区）第四师师长，率部参加了莱芜战役。

1947年4月，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副司令员，5月奉命率部从孟良崮东侧秘密插入敌纵深，割裂了敌74师与其友邻83师的联系，完成了对敌74师的包围。

经激战2日，全歼敌74师32000余人。其后又相继参加了泰安、沙土集、洛阳、开封等战役。是年底，孙任第三纵队代司令员。

1948年9月，第三纵队奉命北上，参加济南战役，毙伤敌2400多人，俘1200多人。10月下旬，孙继先统一指挥两广纵队和冀鲁豫独立一、三旅，担任佯攻任务。

11月，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孙率部向邱清泉兵团发起攻击，阻止其向东增援，保证了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当徐州之敌杜聿明集团30余万人向萧县、永城逃窜之际，他奉命参加追击围歼战斗，终将敌歼灭于陈官庄地区；此战，共歼灭和俘虏敌军3万余人。

1949年1月，孙任第三野战军22军军长。

4月，率军胜利完成渡江作战，并一举解放了舟山群岛。

1950年11月，孙任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参谋长。

1951年1月，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兼任该系副主任。

1953年留任高级系主任。军事学院战役系副主任。

1955年9月，孙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9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兵团副司令员。

1958年10月回国后，率部开赴大西北。

1962年5月，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

1970年5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8月改任济南军区顾问，

1982年6月离休。

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1990年4月病逝。

孙继先人物轶事

1958年4月底，孙继先应周恩来邀请进京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期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春藕斋接见了孙继先。毛主席关心地问孙继先：“你从苏联人那里学到了点东西没有？”孙继先回答：“学了一点。”那时，孙继先与基地专家组长谢列莫夫斯基已建立了良好友谊，而谢列莫夫斯基对中国帮助也很尽心。孙继先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

1966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视察基地。

1958年10月，第二十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训练基地。1959年2月18日，孙继先和栗在山分别被任命为第二十训练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司令员、政治委员。

二十基地的初创，正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的大饥荒使创业者们原本十分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当有人提出“先上天还是先生活”时，孙继先明确表示：二者不应对立起来。搞生产本身就是为了导弹上天，但是花钱要有个度，要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完成基地建设任务。

一次孙继先召开常委会，他说：“今天不为别的事，请大家算一笔帐。”他说，二十基地除了享受11类地区（北京是6类地区）的工资外，国家还允许享受一定比例的边疆补贴。两项加在一起，与在内地工作的同志相比，差不多等于拿双份工资。“如果我领取这双份工资，数额将超过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比比贡献，自己怎能和毛主席相比？”

就这样，在艰苦创业的精神感召下，在大公无私的精神激励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先后聘请了三批专家共163人），到1960年初，为执行苏制某型导弹发射任务所必需的特种设备、仪器和勤务保障系统已基本齐全，各种测量器材基本安装完毕。该年年底，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并交付使用。至此，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建成。

孙继先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日子里，和不少专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1960年8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几天之内撤走全部专家的时候，有些专家还在许多细节上帮助了我们，使基地的建设减少了许多损失。

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上校是苏联自己靶场的副指挥，是内行专家，什么都亲手干，手把手教中国人技术，讲课也不对中国人“保密”，孙继先与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1960年夏季，苏联专家驻中国国防部首席顾问巴托夫大将从莫斯科来到北京，接着就乘专机来到戈壁滩，名为看望大家，实为秘密布置撤离。在欢迎宴会上，这个外号叫“黑泥巴”的大将突然指着谢列莫夫斯基宣布：“他，明天就要回国了！”

谢列莫夫斯基和孙继先都怔住了。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孙继先起身对巴托夫说：“大将同志，我们这里工作刚开始，还没有履行完合同，谢列莫夫斯基上校怎么能中途就走?”“黑泥巴”说：“这是上级的决定！”

当天晚上11点钟，谢列莫夫斯基来到了孙继先的宿舍，对他说：“发给你们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笔记本上。隔几天，苏联的专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笔记本也会统统带走的。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内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孙继先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说出了两个字：“同志”。应当说，这位苏联专家组长为中国火箭实验少走弯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少年后孙继先说起他，还说那才叫国际主义战士！

出任基地司令，对孙继先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

1957年深秋的一天下午，身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的孙继先突然接到了志愿军司令杨勇的电话，要他"马上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坐火车回国，接受新任务"。

"什么任务？"孙继先问。

"不知道。军委刚来的电报，你抓紧时间准备，火车票已经给你买好啦！"

军委调我回去干什么？他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头绪。朝鲜局势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新任务"可能与朝鲜前线关系不大……莫非台湾海峡有战事？那阵子蒋介石一直叫嚣反攻大陆，会不会调我到福建前线？

孙继先带着满脑子假设到了北京，一下火车，就见到来接站的人，来人说：请到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的办公室。

肖华见孙继先来了，热情地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他们是老熟人了，红军时就在一起工作过。

"老孙呀，军委决定让你回来，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给你一个新任务！"肖华倒是开门见山。

"肖主任，你说什么任务吧！"

"筹建一个导弹试验靶场！"

"什么？靶场？"孙继先如入云雾之中。

肖华说："是导弹靶场！美国一直吹嘘，他们的两颗原子弹使日本投降了。朝鲜战争期间，他们动不动就用原子弹吓唬我们，利用核讹诈称霸世界！虽然我们从来没怕过这东西，战略上一直在藐视它，但在战术上我们必须要重视它，只有尽快制造出我们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才能打破美国的核垄断，粉碎他们的核讹诈。世界已进入原子时代，美、苏、英、法等国相继都建立了自己的导弹（火箭）工业，如果我们落在后边，就会被动挨打！"

孙继先听明白了。沉吟片刻，他说："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搞这么尖端的科技、这么重要的工作，我是一窍不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肖主任你知道，我一直是带兵打仗的呀！"

肖华说："军委觉得你能胜任，才叫你从朝鲜回来。聂帅还要和你谈。"

第二天，张爱萍将军把孙继先邀到办公室见面，简要地交代了一下任务，就带他到了聂荣臻元帅家里。聂帅将中央的部署和决定向他作了传达，并语重心长地说："这可不是当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强渡大渡河！这是尖端科学！是要下一番苦工夫才能攀登上去的。我们现在就是要走科技事业的长征路，要爬尖端科学的雪山，渡新时期的大渡河！这是关系军队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的大事，这个重要任务，对我们是一次新的考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好这个任务。"

孙继先一直是带兵打仗的人，战争年代，首长交代任务他从未退缩过；而如今面临的任务毕竟不是打仗，而是攀登科技高峰，这不是仅仅依靠一般的智慧和勇气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回答"坚决完成任务"，而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这在孙继先的军人生涯中是不多见的。他在了解了我国初创时期的导弹、火箭事业的有关情况后更加感到这件任务非同小可。他再次找到肖华，把心里话和盘托出。

肖华拍拍孙继先的肩膀，说："我知道你有些为难之处，事关重大，心里没底嘛，可以边干边学嘛！过去我们打仗，不也是边打边学会的吗？叫你干你就干，赶着鸭子上架也得干！我看你一定能干好！"

就这样，在毫无思想准备、没有任何退缩余地的情况下，孙继先来到了这个最初叫"靶场筹备处"，别名"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地方。

很快，在北京市东直门外左家庄设了个办事处，有陆军、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雷达兵、电话兵、卫生兵、文艺兵等着装五花八门的人进出。当地老百姓经常好奇地询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呀，怎么什么样的军装都穿呢？"

有一天，孙继先来到这里，正碰上有老百姓在问一个战士，战士说："我们是杂牌军！"

孙继先自嘲道："我从正经的兵团司令成了杂牌司令了！"

孙继先曾经和人们说起20基地初创时的情况，他说：“我那时是一个光杆司令，既没有政委，也没有副司令，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钱，要设备。为要人，我几乎踏破了总干部部的门槛。要了政委，要副司令，要各部的部长……”

那时，国防部成立了一个“五部”，部长万毅负责20基地的管理工作。孙继先去万毅部长那里“汇报”，万部长心知肚明，说：“你找我，是要人要钱。我既不管人又不管钱，我到哪里去弄啊？你要人，就直接去总政治部要。要钱嘛，恐怕找总长也不行，总长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去找总理了！”

孙继先又到罗瑞卿那里“汇报”，罗总长倒干脆，说：“我们一起去找总理吧！”

总理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非常重视，在经济状况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批了5个亿。主要用于基地的基本建设，包括修专线铁路、军用公路和全部设备的安装费用等等。

孙继先用了大量的精力来“要人”。总干部部对他提名的干部，在严格政审的前提下，基本上是开绿灯的。原空三军政委栗在山被孙继先要来了，而且破格从正军提拔为正兵团，被任命为基地第一任政委。广州军区参谋处处长李福泽不想来，也被他拉来当了副司令……

除了军事技术人员外，还必须根据专家的要求选调专业人才。前苏联专家提出需要调进一些懂得光学的人才，如果实在没有，调一些会照相的人也行。为此，孙继先曾从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上海、东北等地选调了一批专门照相的人。这些人经过自学，后来为进行导弹实验，在拍片、观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时一进入基地，就几乎与世隔绝。写信、与朋友交往都不允许泄露基地的情况，通信地址一律用代号——兰州市×××信箱。孙继先本人在戈壁滩工作期间，从未在公开场合下露过面，国外情报机构寻不到他的踪迹，便说：“此人下落不明。”他的家人虽知他在西北工作，但谁也不知在什么具体地点，具体干什么工作，更没有一个亲属跟他去过一次基地。

1959年2月18日，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命令：“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9年2月5日命令：任命孙继先为20训练基地司令员。”至此，孙继先奉命组建的导弹试验靶场部队，成为我国最早承担陆、海、空三军各种类型导弹试验任务的综合型发射试验部队。

用北京建人民大会堂的材料，建西北的人民大会堂

定点额济纳旗后不久，周恩来总理连续两次召见了孙继先。当时，苏联的导弹发射装置陆续运到基地，其中地对地、空对空、地对空、空对舰、舰对岸等发射装置，用于跟踪测量方面的装置，如：KT—60、KT—50等也运到。总理询问什么时候能搞好靶场？什么时候能发射？孙继先一一作了回答。总理又问起当地的社会情况，孙继先汇报说：“当地只有800多人口，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额济纳旗的蒙古族牧民为了支援国防建设，他们把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荒漠绿洲让了出来，在旗政府的率领下，卷起了帐篷，赶着牛羊，扶老携幼，远迁他乡……”总理再三嘱咐孙继先一定要把基地的工作搞好，同时又一再嘱咐他一定要把民族团结工作做好。

后来在铁路和公路工程紧张施工的时候，总理又不止一次地询问孙继先：公路修得怎么样了？铁路何时通车？什么时候能发射？等等。基地大规模的施工建设即将结束时，总理最关心的便是飞机场的修建情况，经常询问飞机什么时候可以在基地着陆等问题。那阵子，孙继先经常就基地建设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和面临的困难、问题，向总理如实地汇报，总理对基地建设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孙继先说：“我们基地的建设没有总理的直接关怀是建不成的。”

有一次，孙继先听说北京建人民大会堂剩下些边角料，便说：“总理，能不能把这些边角料给了我们？”总理说：“你要它干什么？”“我们在那里安家，想建个基地礼堂。”总理说：“好哇，批给你们。”不久，这批材料运抵“东风”（基地所在地名）。孙继先专为此事开了一个会。他说：“我向总理要来了建人民大会堂的材料，我们在基地建一个礼堂，要一流的设计，一流的施工质量。再过三十年也不落后。”因此，人们说孙继先要建西北的人民大会堂。他说：“就是要有人民大会堂的质量。”

不久，一座漂亮的礼堂拔地而起，在当时的西北地区首屈一指，堪称建筑精品。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北仍属先进之列。可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这座礼堂的顶盖和木质结构化为灰烬，但它的地基和四壁却完好无损，人们在原基础上又重建了一座礼堂。可见，当年的设计水平、施工能力和建筑质量是多么的优秀。

1960年夏，基地早期基建工程的任务完成后，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想到自己的部队连个像样的营房都有没有，就下令，撤离基地的工程兵将剩余建材全部带走。就在他们装车的时候，二十基地的官兵报告了孙继先。孙继先把副司令员李福泽找来，说：“他们要把东西都拉走？”李福泽说：“东西是二十基地的，不是他工程兵的，拉走，没门！”孙继先说：“你立即去把“东风”至清水的军用铁路线给封了。”李福泽指挥重兵，拦住运料军列。双方形成僵局。陈士榘一个电话打到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那里，说二十基地拦他们的车，杨成武把电话打到孙继先那里问情况。结果陈士榘、孙继先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最后，杨副总长说：“两个兄弟部队总不能打起来吧？这样吧，孙继先你先放行，再解决争议。”孙继先不服，说：“杨副总长，服从命令可以，这事情怎么解决？”“总部立即派人调查。”

孙继先下令撤走了部队。陈士榘急忙将部下拍摄的大批反映工程兵指战员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照片，带到了总部首长那里，要求总部首长允许将二十基地基建“剩料”拨给工程兵建营房。

“官司”打到总参谋长罗瑞卿那里，决定让陈士榘将“剩料”原数退还二十基地，并十分严厉地说：“国家供给二十基地的建材是不允许随便挪用的，本来运进去就不容易，又把它运出来，下一步二十基地的建设怎么搞？！如果陈士榘执意不退还这些‘剩料’，那他就是窃国大盗！”最后，陈士榘如数退还了“剩料”，了结了这场纠纷。

其实，陈士榘和孙继先的私人感情一直很好，陈司令员很赞赏战争年代自己手下的这员战将，孙司令员也一贯敬重这位身经百战的老上级。这个时候，他们没有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而闹别扭，而是为国家、为士兵的利益发生争执的。事后，他们言归于好，友谊长存。只是孙继先去世后，陈士榘对孙继先的儿子说：你父亲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大！

二十基地的初创，正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的大饥荒使创业者们原本十分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此时的孙继先将军作出过不少的惊人之举：一天，孙继先召开常委会，他说：“今天不为别的事，请大家算一笔账。”

他说，“二十基地位除了享受11类地区（北京是6类地区）的工资外，国家还允许享受一定比例的边疆补贴，两项加在一起，与在内地工作的同志相比，差不多等于拿双份工资。如果我领取这双份工资，数额将超过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比比贡献，自己怎能么和毛主席相比？”他明确表示：国家面临困难时期，他只按当地标准拿工资，别的补贴一分不拿。司令员不拿，别人谁还敢领？于是，二十基地的官兵只拿当地的工资，不再另要边疆补贴了。直到国家经济状况好转以后，二十基地才恢复边疆补贴。对此，人们褒贬不一，孙继先本人到死不悔。

他召开基地党委会，请来了一个司务长。他说：“今天我们请他讲讲外出采购的情况。”原来，这位司务长路过甘肃省境内的一个村庄，发现村里死气沉沉。甚至有人饿死在街上，青壮年身体虚弱的难以出门，不少人已躺在床上饿得奄奄一息。孙继先说：“从明天开始，组织部队轮流到这个村去看一看，回来后就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于是一场自发的募捐活动开始了。孙继先和基地的领导带头捐了粮票和衣物，指战员们把自己原本就十分紧张的粮票和油票捐给生命垂危的饥民。有的同志自己本身就营养不良，甚至患了夜盲症或浮肿过多次，也从自己的口粮中扣出一斤、两斤给饥民；有的同志刚结婚，就把自己新婚的红毛衣和花被子捐了出来……看到这样的场面，孙继先脸上有了点表情，说：“这才是二十基地作风！”

他的秘书因营养不良腿脚浮肿，体检时发现转氨酶增高，秘书怕自己的病传染给他，有意与他保持距离，他说：“没有关系，我回北京吃点好的，抵抗力就上来了。”秘书跟他回到北京家里一看，才知道司令员说的是假话。他上中学的长子十四五岁，已连续三次发生浮肿；七十高龄的老父亲和妻子也得了浮肿病。孙继先飞机上发的黑面包（陪同苏联专家才有）自己没有吃，带给了老父亲。看到这一切，秘书含泪走开了。

人们记得，孙继先将军带着基地第一代领导在戈壁滩上修建水库的情景；人们不会忘记为解决生活问题，他组织打黄羊时的身影；人们都可以看到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决定》。要求：“多种植高产作物，要切实精耕现有熟地，同时要完成已分配的开荒数字，为部队生产基地打下基础。”同时强调：“生产中要注意和地区绿化工作相结合，要按规划开荒，保存林木草原，不得滥加砍伐……。”在下达的生产指标中，要求部队“达到蔬菜全部自给”，对粮、油、畜等也规定了指标，其中“进行养兔试点”的要求，闹出了一段笑话：

当年，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科教片，描述了一个农村姑娘用放养的办法养鸡，既节约饲料，又能多下蛋，这个姑娘只要一吹哨子，满山遍野的鸡就跑了过来，人称这个姑娘为“鸡司令”。孙继先看后产生联想：这戈壁滩到处都是兔子能吃的沙枣树和骆驼刺，兔子繁殖力那么强，何不从幼兔开始吹哨放养，如能成功，既节省了喂兔的菜，又增加了兔肉产量，何乐而不为呢？他指示后勤部门试一下放养喂兔的方法，后勤的同志说：兔子与鸡的本性不同，一吹哨就会吓跑的，根本搞不成“兔司令”。他说：“你不试怎么知道不行？”人们只好去试验，他也参加这种试验。结果显然是失败的，但他的良苦用心和急迫心情谁能不理解呢？

1957年10月下旬的一天，身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孙继先突然接到了志愿军司令杨勇的电话，要他“马上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坐火车回国，到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那里接受新任务”。

孙继先到了北京，一下火车，就直奔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的办公室。萧华见孙继先来了，热情地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他们是老熟人了，红军时就在一起工作过。“老孙呀，军委决定你回来，给你一个新任务。报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说你是个能打硬仗的人，就亲自作了批示。”萧华开门见山地说。“萧主任，你说什么任务吧!”“筹建一个导弹试验靶场!”肖华接着说：“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动不动就用原子弹吓唬我们。虽然我们在战略上一直藐视它，但在战术上我们必须重视它，只有尽快制造出我们自己的导弹、原子弹，才能打破美国的核垄断，粉碎他们的核讹诈。美、苏、英、法等国相继都建立了自己的导弹工业，如果我们落在后边，就会被动挨打!”孙继先沉吟片刻说，“对这么尖端的科技，我是一窍不通。萧主任你知道，我一直是带兵打仗的呀!”萧华说，军委觉得你能胜任，才叫你从朝鲜回来。

孙继先确实是能打硬仗，关键时候他能上得去。就说长征途中的强渡大渡河吧，他是18勇士中的一员。那天，他领受任务后，跑步来到安顺场。在半山腰的一个煤棚里，他见到了脸色严峻的刘伯承和聂荣臻。刘伯承说：“一营长，现在给你下达任务：一、消灭安顺场的守敌。二、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过河的船。三、立即过河。四、过河后迅速抢占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过河。每完成一项任务，点一把火为信号。”在团长杨得志的率领下，孙继先从二连选了十七名勇土，用仅有的一条小船开始渡江。第一船过去了九个人，第二船上去了八个人，孙继先跳上船指挥。十八勇士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大渡河的第一条通道。

从萧副主任那里出来后，聂帅还要和孙继先谈谈。由张爱萍将军领着孙继先到聂荣臻元帅家里。聂帅将中央的部署和决定向孙继先作了传达，并语重心长地说：“这可不是当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强渡大渡呵！这是尖端科学！是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攀登上去的。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好！”

从聂荣臻那里回来，萧华又向孙继先介绍了具体情况：“去年（1956年）10月，国防部成立了第五研究院，就是专门研制导弹的。不久前从美国回来的专家钱学森在那里负责组织研究工作。他们是第一道手续，搞研究工作；你们是第二道手续，研究出来进行实验。你的任务就是组建实验靶场。”“钱学森是美国最早进行火箭技术研究的六个成员之一，他放弃了优越的科学试验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决心以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美国海军部次长金布尔曾说过：‘我宁愿枪毙他，也不让他回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五个师。随后，他就把钱学森监禁了起来。后经周总理、陈毅外长的多方交涉和巧妙安排，将钱学森一家接回了祖国。”

萧华告诉孙继先，聂荣臻元帅和陈赓大将专门去了一趟苏联，签订了一个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帮助我们搞“两弹”。他们的专家说，靶场要有地对地、空对空、舰对舰、地对空、地对舰、舰对岸、空对地等专业，他们将派48个专家分别到这些专业部门当顾问，中国也要有40多个专家与他们搭配。我们的专家已陆续调来一些，住炮兵大院东楼办公，暂挂‘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牌子，主要是为了保密。“今后组建过程中还需要什么人，你可以从二十兵团里选调。”“二十兵团还在朝鲜呢!”“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就这样，孙继先受命承担了对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筹建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

1958年1月18日，在料峭的寒风中，孙继先随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以及苏联专家组组成的 。

导弹试验靶场勘察小组乘坐专机从北京出发，先向北到东三省，再飞内蒙古坦荡的草原，到宁夏、甘肃、新疆的无垠沙漠，从上海至青岛一线的海滩，到大西南崇山峻岭……分别对陆上、海上靶场场址进行了空中和地面勘察。经历一个多月的考察，最后采纳了苏联专家意见，决定定点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地区（位于甘肃酒泉附近）的一块地方。

1968年3月11日，孙继先按照中央军委的号令，率部进驻地处戈壁滩的场址。他第一次来到了戈壁滩，真正见识了“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天空飞鸟绝，大雁不落脚”的景象。在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青山头”，孙继先指着一片绿荫问：“这里为什么是绿的?”同行的人告诉他，祁连山融化的雪水从较深的地层流经这里渗了出来，使这座孤零零的小山头披上了绿装。

他沉思良久，说：“这叫我想起在南京军事学院时刘伯承元帅提出的口号——‘干在石头城，埋在紫金山!’我今天也提一个口号——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1990年他去世后，他的家人遵照其遗愿，把他的骨灰埋在了“青山头”一侧的烈士陵园。）在孙继先受命组建导弹实验基地任务时，国防部成立了一个“五部”。部长万毅负责二十基地的管理工作。孙继先去万毅部长那里“汇报”，万部长心知肚明，说：“你找我，是要人要钱。我既不管人又不管钱，我到哪里去弄啊?你要人，就直接去总政治部要；要钱嘛，恐怕找总长也不行，总长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去找总理了！”

孙继先到罗瑞卿那里“汇报”，罗总长说：“我们一起去找总理吧!”总理对发展中国的导弹事业非常重视。在经济状况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批了五个亿，主要用于基地的基本建设，包括修专线铁路、军用铁路和全部设备的安装费用等等（这里不包括购买苏联设备的费用，购设备属国家大项目，是由基地报计划，由外贸部出钱购买）。当时，周恩来总理、罗总长用了很大精力亲自抓基地建设。并表示，“国家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保证基地的建设”。

在基地创建初期，孙继先用了大最的精力来“要人”。总干部部对孙继先提名的干部，基本上是开绿灯的。原空三军政委栗在山被孙继先要来了，被任命为基地第一任政委。广州军区参谋处处长李福泽，也被他调来当了副司令。

后来，部队院校自己培养的大学生陆续分配到基地，特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生的到来，为基地的技术力量增添了新的血液。

背景

1960年8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断绝援助，使我们的导弹试验部队面临最艰难、最严峻的时刻!刚刚建起来的火箭发射场，有许多仪器和设备将被搁置沙海之中；不少设施建了半截被迫停了下来；主要技术资料和图纸全被苏联专家带走……

克服困难

然而，二十基地的创业者们以加倍的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他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好导弹发射试验任务!由于准备充分，1960年9月3日，罗瑞卿总长亲自批准了P一2地对地导弹的发射计划。9月10日清晨，孙继先绕首区3号发射场转了3圈，他要从最坏的方面作好准备！他又来到了消防队，作了最后一次试前检查。7时42分，点火按钮启动，伴随着一阵震撼大地的轰鸣和尾部燃烧的火光，导弹腾空而起，7分钟后，准确地击中了弹着点的目标。成功了！

在苏联专家撤走后17天，二十基地用自己的液氧，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地对地导弹。第一枚使用国产燃料发射的地对地导弹试验成功后，整个二十基地又立即投入了第一枚国产地对地导弹发射试验紧张的准备工作。

一天晚上，孙继先接到了周总理的电话。总理说：“钱学森同志要亲临发射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我们的国宝——钱学森同志就交给你啦，你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孙继先知道，苏联在进行火箭发射试验时，曾经有过几次液氧爆炸事故的教训。这回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生产的液氧发射国产的地对地导弹，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1960年11月4日，聂帅和钱学森同机飞抵二十基地。在孙继先等基地领导人的陪同下，他们视察了技术阵 地和发射场，在询问了每一个关键性的细节后，聂帅十分关切地问道：“能不能准时发射?”“不会推迟!”孙司令员回答。钱学森又提醒道：只有搞好预测，才能避免失败，因为这是科学。

成功发射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孙继先已组织过多次检测工作，对这次发射试验，他早就胸有成竹了！1960年11月5日晨，撤离场区的警报机响了，孙司令员陪同聂帅、钱学森等进入了敖包山指挥所……“三十分钟准备!”“十分钟准备!”“一分钟准备!”“点火!”“隆隆”巨响，震撼着荒原。中国自己生产的导弹“东风1号”在滚滚气浪中腾空而起，飞向大漠深处。几分钟后，导弹在预定弹着区爆炸，腾起冲天的烟柱!“成功啦！”“成功 啦!”基地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中。

聂帅紧紧握着孙继先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成功了，谢谢你，感谢基地。感谢基地全体参射人员。你们为祖国争了光，争了气！……这是解放军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有了自己的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