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云鹏

靳云鹏人物经历

靳云鹏，1877年生于山东省兖州府邹县苗庄村（今邹城市峄山镇苗庄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其父名为靳长生。后迁往济宁。靳家兄弟姐妹7人，靳云鹏在三兄弟中居长。靳父先逝，依靠寡母邱氏卖煎饼、当奶妈为生（靳母作过潘复的乳母）维持生计，靳氏兄弟姐妹也常走街叫卖。靳云鹏8岁时入私塾读书，五、六年后，因家中生活拮据，便到南关柳行街当勤杂工。

1894年（光绪20年）18岁时，因生活所迫与弟弟靳云鹗投奔了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的“新建陆军”，隶属于段祺瑞部下。后两度到军校学习。4年后，被选入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1期学习。毕业后留任教习，深得该学堂监督段祺瑞的赏识和器重，与徐树铮、吴光新和傅良佐同列而被称为皖系四大金刚。1902年任北洋军政司（后改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改任浙江新军标统。1909年（宣统元年） ，经段荐举，调任云南清军第19镇总参议。1911年（宣统3年） ，蔡锷、李根源等在昆明发动新军起义时他在五华山抵抗，战败后化装成轿夫逃至湖北，任清军第1军总参赞官。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3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登上临时总统座位。1912年7月经段祺瑞举荐，靳云鹏任第5镇统制，并会办山东军务，同年9月授陆军中将，经段祺瑞向袁世凯保荐，再任北洋军第5师师长，1913年8月暂行代理山东都督，并加陆军上将衔，12月正式任命。两年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随之发迹，除经营济南的鲁丰纱厂等数家企业外，还有2．5万余亩土地。1915年，袁世凯密谋称帝，9月15日，他参与14省将军联名电请袁世凯登基。1915年12月被袁授封一等伯爵。1916年4月，又迫于反袁势态，密电各省，准备联名通电袁取消帝制，因人告密而遭袁忌恨。于5月30日调将军府将军，6月授果威将军。但却因此得“反对帝制”的美名。

袁世凯暴卒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控制政府大权，靳云鹏受段重用，任参战陆军办公处主任、边防军教练处长等职，忠实执行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政策，被段倚之为股肱，与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成为段手下四大金刚，靳居之首。府院之争兴起后，段与靳等密谋对策；1917年7月，在讨伐复辟之役中段自任总司令，靳任总参议，打垮了张勋。段祺瑞重掌政权后，借参战之名扩建“边防军”（即“参战军”），靳与徐树铮同主其事，但靳与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开始。徐年少气盛，常仗势凌人，靳曾多次负气请假，表示消极对抗。段从中调和无效，转而利用靳是曹锟的把兄弟、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与冯国璋是老同学兼老同事等各方面的关系，派他至各处联络，借以减少靳、徐之间的摩擦。11月被北京政府派往日本，为观操大员，由曲同丰等人随行。

1918年，靳云鹏任参战督办公署的参谋长。其时，日本为干涉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并图谋侵占中国东北边境，以防德、奥为名，要求与北京政府“合作”。经章宗祥按段祺瑞的旨意，多次与日方密谈后，5月靳会同徐树铮、曲同丰等人，衔段命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方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军在对外作战期间驻兵我国，并向日方供应军需物资等;后又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

在北洋军阀内部，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与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矛盾日益尖锐。9月，皖系以冯代理总统期满为由，指使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段亦于10月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徐上台后，标榜“偃武修文”，以“文治总统”自命，主张南北停战议和，与段祺瑞在幕后操纵的扩充实力准备内战的政策相左。靳云鹏因妒忌段宠信主战的徐树铮，转而倾向徐世昌，于1919年初被任命为钱能训内阁的陆军总长。徐世昌进一步谋将段的“参战军”置于靳云鹏主掌的陆军部管辖之下，遭到段祺瑞和徐树铮的强硬抵制。在一次内阁会议上，靳云鹏替各军索讨欠饷，与段祺瑞的另一亲信、财政部长龚心湛发生龃龉，在互讦中泄露了“参战军”军费的秘密来源，段祺瑞闻讯大怒，对靳云鹏严厉训斥，靳与段的裂痕加深。6月。段祺瑞指使徐树铮倒阁，并进而逼靳退出内阁。靳暗中联络直、奉两系，谋组新阁。此时徐世昌采纳张志潭的献策：“利用徐（树铮）、靳仇嫉心理，以靳组阁，表面上推崇段（祺瑞），由靳挟段以制徐，平衡势力，以巩固总统之地位。”9月24日，靳云鹏代署国务总理。11月，在直、奉通电支持下，经众、参两院通过，靳正式受命组阁，并兼陆军总长。徐树铮阻挠靳云鹏组阁的企图失败。

靳云鹏上台后不甘寄人篱下，很想有所作为，站住脚跟。他借机撤换了山东督军张树元，还想撤换湖南督军张敬尧等人，以表示力图摆脱段祺瑞的羁縻而独树一帜。段的御用工具安福系曾拉靳加入，靳以“军人不入党”而拒之。但他对段仍不敢怠慢，表面上十分恭顺，而段则以老上司自居，段的属员常在行文上直书“奉督（段时任边防督办）谕交总理办理”，不将靳放在眼里。靳阁阁员中，已有皖系人物田文烈、陆徵祥、曾毓隽、朱深分掌内务、外交、交通、司法等部，但段尚不满足，又增李思浩掌财政。这些总长处处与靳为难，内阁会议往往因人数不足而流产。加以段的亲信从中挑拨，段动辄对靳训斥申饬，警告靳“不要挟外援以自重”，甚至暗中加以监视，使靳极为难堪，愤懑不平。

靳云鹏在段祺瑞的控制之下极力挣扎，力图自主政局。在南北和议问题上，他打算撇开上海和会，召集南北“名流”组成“和平联席会议”，直接达成协议，但因遭到段的反对而成画饼。在外交问题上，日本公使于1920年4月27日提出照会，胁迫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山东问题。靳内阁原拟予以回绝，但安福系阻挠，致被搁置。在财政问题上，由于列强外交使团声明在中国未统一前停止一切对华贷款，也使其面临困境。此时直奉与皖系矛盾日趋激化，靳云鹏在徐世昌与段祺瑞之间、直皖之间周旋，与段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遭到安福系的激烈攻击。靳处境困难，遂于5月上旬辞职。

同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败北，引咎辞去边防督办等职，安福系也散了伙。8月，靳云鹏在直系曹锟的支持和张作霖向徐世昌的推荐下再度受命组阁。他根据事前与直、奉在天津的协议，先后办了取消安福国会、撤销“中日军事协定”和“参战军”、停止参战借款等几件大事，又提出了促进南北议和、裁兵、整饬纲纪、整理财政四点主张。但他主张的议和是南北军阀之间的议和，背地里却用饷械支持广西军阀陆荣廷反对孙中山。他打算勾结王占元、田中玉、陈树藩等地方势力，以形成独立于各系之外的军事力量。他派自己的亲信潘复打入财政部为次长，并想任用张弧、李士伟等人组成新的财政班底，以谋取代一贯控制北洋财政的交通系人物梁士诒、周自齐、叶恭绰等。1921年4月25日，靳邀集曹锟、张作霖及各省督军、护军使二十余人在天津开会，逼使财政总长周自齐辞职；5月14日又以内阁总辞职的方式重新组阁，将交通总长叶恭绰排挤出阁，因而与交通系结了怨恨。交通系人物向张作霖、徐世昌挑拨、攻击，离间靳与各派系的关系。

当初张作霖支持靳云鹏组阁，原是希望靳能为己用，但靳对张的企求多不能满足。直奉两系在分割地盘、任用疆吏等方面奉系常处劣势，张因而归罪于靳，逐渐萌念倒阁。靳云鹏与徐世昌的关系，也由于双方亲信为了争夺财税及人事等问题时生矛盾，而渐趋对立以至恶化。靳在奉系、徐世昌和交通系的三面围攻下内外交困，终于12月17日辞职下野。

靳云鹏下台后寄居天津英租界过着寓公生活，并未忘情于政治。1926年12月，张作霖在天津蔡园举行会议，决定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任命靳云鹏为内阁总理，但因吴佩孚反对组阁，使靳的再度组阁成为泡影。

1929年靳云鹏以延福堂名义向英工部局购得租界内比道15号（今四川路2号）一地，建成一所庭院式洋楼，过着半隐居生活，并潜心于佛教。 他同时也致力于办实业，与日本大仓系财阀合办胶东鲁大矿业公司，代表中方出任理事长兼总经理。还在济宁、济南等地广置房宅和田产，又与人合伙投资在济南开设鲁丰纱厂，还在济宁等地开办电灯公司、济宁面粉公司等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908年到1926年的18年中，他独家投资或合伙经营企业有20多家，拥有资产6500万元之多。

“七七事变”以后， 日本侵略军曾请在天津做寓公的靳云鹏出山组织华北伪政权，维持华北局面，他与徐世昌密议“议和方案”，以承认“满洲国”为条件，换取日军撤出华北，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局面，后日方认为他下台较早，手中无实力，因而作罢。

1951年1月30日，在天津逝世。享年75岁。

靳云鹏人物轶事

靳云鹏当国务总理时，其书斋有一斋名"悠然堂"。有位朋友拿他斜眼的缺陷开玩笑，称靳的斜眼无法“悠然见南山”。靳顿时大怒，马上要摘掉书斋上“悠然堂”的匾。这位朋友又劝其不必摘匾，换下即可。于是靳另请名家写了块匾，叫“红月楼”。取其家中珍存的两件瓷器“古月轩”、“豇豆红"名中各一字，定斋名为“红月楼”。后来他印制了“红月楼”书画签（石印），凡是他收藏的书画都贴有此书画签。

靳云鹏晚年意志逐渐消沉，加入在天津英租界广东路（今唐山路）的洋行买办陈锡舟创办的佛教徒“居士林”，并劝导另一军阀孙传芳皈依了佛门。陈锡舟去世后，他与孙等集资把城东南角的李氏家祠清修禅院扩建为新“居士林”，自任林长，此后专心诵经礼佛。 1935年，孙传芳正是在天津居士林遇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