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名人傅乐焕介绍
傅乐焕(1913年~1966年5月23日),山东省聊城县北门里人,辽金元史学家,与冯家升、陈述并称为“辽史三大家”。其八世祖是清代第一状元傅以渐,其曾祖父傅普,祖父傅眆安,父亲傅斯骥。青少年时期曾在济南读书,后因父丧而一度辍学。1930年冬,得堂叔傅斯年之助,到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充任书记员。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文化大革命”初期,备受摧残,1966年5月23日投陶然亭湖水自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沉冤得以平反昭雪。1982年,中华书局将他生前编著的论文集《辽史丛考》刊印出版,以示纪念。
傅乐焕人物简介
傅乐焕,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长于辽金史研究。祖籍山东省聊城市。1913年生于山东济南 。青少年时曾在济南读书,因父丧而一度辍学。1930年冬,得堂叔傅斯年之助,到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充任书记员。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37年应聘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抗日战争时期,随研究所迁徙长沙、昆明、重庆等地,从事语言研究工作。
1942年发表《辽代四时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考察,对了解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极有参考价值。该项研究成果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他也被聘为副研究员。1947年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留学,继续从事契丹、蒙古及中亚民族史的研究工作。1950年,以《捺钵与斡尔鲁朵》一书获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拒绝来自各方面的利诱,排除种种干扰,于1951年毅然返回祖国,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先后在研究部、历史系工作,曾任历史系副主任、院工会副主席等职,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期间,与学术大师、史学界"二陈"之一的陈垣侄女结婚,并陆续有了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舒心的生活环境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发表了《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份和识别问题》等研究成果,主编了《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校点《二十四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等,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事业做出了划时代贡献,并以此跻身于国内外最有影响的辽金史学专家之列。
当"文化大革命"风暴到来之时,傅乐焕成为中央民族学院首批被打翻在地者,这个劫数除了学术上的"反动"外,更为致命的是他与傅斯年的关系。一时间,傅乐焕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潜伏在人民内部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府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连续的批斗、关押、逼迫交代与残酷折磨,使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哀伤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他最终选择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证明自己"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与骨气。主意打定,傅乐焕从关押的一间小屋逃出,直奔早已选定好的陶然亭,纵身投湖而亡。
傅乐焕学习经历
从30年代初到“七七事变”前是北京大学史学系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史学系的专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陈垣、顾颉刚、钱穆、胡适、傅斯年、姚从吾、蒋廷黻、雷海宗、陈受颐、周作人、陶希圣、李济、梁思永、汤用彤、劳干、唐兰、董作宾、毛子水、郑天挺、向达、赵万里、蒙文通等人,阵容非常强大,可谓极一时之盛。
学生当中也人才济济,桃李芬芳。仅1935和1936两届毕业生中,就涌现了王树民、全汉升、何兹全、杨向奎、李树桐、高去寻、邓广铭、王崇武、王毓铨、杜呈祥、张政烺、傅乐焕等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
在北大求学期间,傅乐焕遇到了对他此生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胡适,另一位就是他的堂叔傅斯年。胡适自1932年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至“七七事变”后才去职。在此期间,他为史学系讲授过中国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概要等课程。傅乐焕上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一门“传记文学习作”课,受益匪浅。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先后开设了《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汉魏史择题研究》等五六门课。其中“史学方法导论”这门课给傅乐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课堂上再三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并且常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挂在嘴边。如果说傅乐焕在学术方向的选择上主要受胡适的引导,那么他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则留下了傅斯年史学观念的烙印。
不过,要说傅斯年对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还是在毕业以后的十年。1936年,傅乐焕毕业后应聘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随研究所迁徙长沙、昆明、重庆等地,始终在傅斯年的指导下做历史研究工作。他长期从事辽、金、元,特别是辽史研究。虽然辽朝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和史官,但是他的史官从未像同时代的宋和后来的金代史官那样尽职和具有专业才干。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直到辽朝后期还没有按中国模式确立一个固定的都城及宫廷和官府。契丹宫廷总是不断迁徙,皇帝从未放弃在帝国内的定期游徙和定期前往他们的四季行宫。这种形势的政府不利于正常保存国家的档案。各级政府的个人专断形式,加上辽朝管理体制被分割为北面官和南面官,前者用契丹文记录部分公务,后者则专门使用汉字,更使资料不易保存。辽朝灭亡之后,只有少量公文存留下来,可惜没有一件留存。
在这种资料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傅乐焕费尽周折,于1942年发表《辽代四史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作为宫卫的斡鲁朵,始终跟随着皇帝四时捺钵。四时捺钵是否有相对固定的地点,据傅乐焕多方考证,辽诸帝四时捺钵,分为两个时期:太祖至景宗时期,捺钵地点如下:太祖:春·东楼;夏,北楼;秋,西楼;冬,南楼。太宗:春,土河;夏,沿柳湖·凉淀;秋,无考;冬,上京一带。世宗:无可考。穆宗:春,潢河;夏,庆州;秋,庆州;冬,庆州。景宗:春,无定所;夏,沿柳湖·燕子城;秋,庆州诸山·炭山;冬,上京·西京。上述诸帝四时捺钵的地点,基本上在西楼·东楼·南楼·北楼之间。
辽圣宗至天祚帝时期,捺钵地点大体如下:春捺钵主要地点:长春州之鱼儿泊;夏捺钵主要地点:永安山·炭山;秋捺钵主要地点:庆州伏虎林;冬捺钵主要地点:永州广平淀。圣宗以后诸帝捺钵的地点,除春捺钵为长春州之鱼儿泊外,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地点分别在永安山·庆州伏虎林·永州广平淀,为辽太祖时期的北楼·南楼·东楼。大体上沿袭了辽太祖时期的捺钵地点而稍有变更,只是春捺钵的地点变为鱼儿泊。契丹皇帝每年四时,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于四地之间。
作为宫卫的斡鲁朵,也随同契丹皇帝往返四地之间。皇帝四时捺钵的地点,大体上自辽圣宗之后是基本固定的,所以,斡鲁朵是有相对固定地点的。由于这篇论文论证翔实,不仅对了解辽朝疆域和地理极有价值,并且揭示了辽朝制度的特色以及对后来金、元、清三代的影响,该项成果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1947年由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傅乐焕又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深造,他在那里继续从事契丹、蒙古及中亚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完成了《捺钵与斡鲁朵》一书的写作,获得了博士学位。1950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先后在研究部·历史系工作,曾任历史系副主任·院工会副主席等职,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和学术委员。1966年5月23日“文革”中在北京陶然亭被迫害而死。
傅乐焕主要贡献
傅乐焕一生中曾多次参与报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他对学术事业的另一种形式的贡献。早在1933年,他刚考入北大不久,就与北大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和师大中文系学生王余侗共同创办了一份校园刊物《牧野》旬刊。大学三年级时,他又与同班同学邓广铭、张公量为天津《盖世报》主编《读书周刊》。1942年,他在重庆参与了中国文化服务社主编的《读书通讯》。
1946年,上海《大公报》请胡适主编《文史周刊》,遂由傅乐焕担任执行编辑。从1951年起,清华历史系、北大史学系和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为天津《大公报》主编《文史周刊》,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代表就是傅乐焕。1953年,《大公报》停刊,《史学周刊》改组为《光明日报》的《史学》双周刊,傅乐焕又积极参与期间。
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光明日报·史学》担负着引导史学界学术方向的重任,由《史学》发起的关于曹操评价、让步政策、清官等问题的讨论,在当代中国史学史上曾发生过重要影响。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得方面,那就是他对学科的推动作用。
傅乐焕从事辽金元史研究三十余年,为中国史学界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辽金元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大都与他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在这个领域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学统。他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
发表了《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分和识别问题》等研究成果。主编了《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校点《二十四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主要著述有《辽史从考》、《康熙年代的中西关系》、《康熙年间两个来华的葡萄牙使节》、《中西编年史文献资料》等,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国内外较有影响的辽金史学家。“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害,被摧残致死。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沉冤得以平凡昭雪。承他的生前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广铭教授的支持。他们是当年北大的同窗,为众所推服,傅乐焕不苟言笑,邓广铭(恭三)颇恃才傲物,张政烺则书生气十足。同学们戏言曰:“乐焕不乐,恭三不恭,张政烺不懂政治”。1984年,中华书局将他生前编著的论文集《辽史从考》勘印出版,以示纪念。
主要著述还有《康熙年代的中西关系》《康熙年间两个来华的葡萄牙使节》《中西编年史文献资料》等。
傅乐焕补充介绍
傅乐焕(1913—1966)聊城人。辽金史学家。青少年时曾在济南读书,因父丧而一度辍学。1930年冬,得堂叔傅斯年之助,到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充任书记员。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毕业后应聘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职。1942年发表《辽代四时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考察,对了解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极有参考价值。该项研究成果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1947年由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深造,继续从事契丹、蒙古及中亚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后获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拒绝来自各方面的利诱,排除种种干扰,于1951年毅然返回祖国,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此后长期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发表了《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份和识别问题》等研究成果,主编了《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参加校点《二十四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中国历史小丛书》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国内外较有影响的辽金史学家。 “文革”初期,于1966年5月23日被摧残致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沉冤得以平反昭雪。1982年,中华书局将他生前编著的论文集《辽史丛考》刊印出版,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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