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德滋

丛德滋人生经历

丛德滋,字悦生,祖籍山东省文登县。1828年(清光绪四年)，祖父带领全家长途跋涉,在辽宁省凤城县落户,逐渐成为拥有40多亩地的大户人家，1910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十七日),丛德滋就出生在这里。

1923年,丛德滋高小毕业后,考入凤城第二师范学校。他酷爱读书，除了学好各门功课以外,还特别喜欢读《水浒传》、《三国演义》、《史记》等古典小说和史书,因而较早地掌握了大量的历史知识。他的爱好十分广泛，对琴、棋、书、画、吟诗作赋都较擅长。加上他为人正派,尊敬师长，深得同学们的拥护和老师的器重。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尽管军阀张作霖对学校控制极严，但大革命的浪潮仍波及第二师范学校,丛德滋开始懂得了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推翻旧制度,中国人民才能得到解放的道理。

1927年7月，就在丛德滋即将从凤城第二师范学校毕业的时侯，学校组织了一批成绩优秀的毕业班学生,由教师林耀山带领，到江浙一带游览参观，丛德滋也是其中一员。这次参观给他提供了一次考察社会的机会,使他对祖国更加热爱，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追,又进一步激起他忧国忧民的情感，使他久久不能平静。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斗争，以及广大人民对反动派的屠杀和镇压的奋起反抗,又使他振奋,使他看到了希望。他写了许多壮怀激烈的散文、游记和诗歌，抒发他的激情。要为民族的独立,为人民的解放而奋斗，自此丛德滋便立下革命的志向。

1927年秋,丛德滋从凤城第二师范学校毕业。1928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沈阳的东北大学教育学院,攻读史地专科。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仅用3个月时间就侵占了东北全境,大批东北人民背井离乡,步入关内，四处逃亡，东北大学也被迫迁往北平。1932年，东北大学复课时,丛德滋告别家人，前往北平。日军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政府的相关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抗日反蒋的怒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学生运动更加发展,教师、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请愿、游行、示威，罢课不断发生。在反侵略斗争中,丛德滋进一步受到了革命的锻炼和熏陶。丛德滋在东北大学学习期间，曾在北平平绥铁路局勤工俭学，使他能够经常和工人群众接触，因而受到铁路工人革命斗争的影响。他还和同学邹鲁风、邹大鹏、苗可秀等共产党员、进步青年经常一起活动，受到他们的教育和影响很大。他利用业余和晚上的时间,阅读各种进步报刊，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从而坚定了革命志向。

1933年，丛德滋从东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军，在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工作。这年3月,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不断高涨下,蒋介石深恐东北军生变，便把该部从华北一带陆续调往鄂豫皖的内战前线去打红军。1935年2月13日,丛德滋随军来到湖北麻城朱埠。麻城一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东北军在与红军交战中经常吃败仗,士气极为低落,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下，官兵反对内战的情绪激增。丛德滋在北平《实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通讯、评论,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投降卖国的行径,以及东北军内部的腐败现象,热情宣传“反对内战,枪口对外”的抗日救国主张。他的这些活动被蒋介石安插在政训处内的耳目所察觉,认为他是“赤化分子”,因而受到监视。6月16日，积极主张抗日的丛德滋被军分会作为共产党嫌疑监禁起来。他虽身陷囹圄，但志坚不移,在给其弟润滋的信中写道:“我只不过写了些通讯和文章,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触痛了当局,因而受到监禁。”后来,此事被张学良将军得知,进行营救,丛德滋才于9月3日恢复自由。

1935年9月,由于红军北上先遣支队攻克天险腊子口，造成北出甘南、最后进入陕北根据地的形势。蒋介石调张学良所率之原东北军开赴陕西,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丛德滋也于9月底随军到达西安。担任总部办公厅第六科校级科员，从事情报工作。1936年4月1日，东北军创办《西北向导》杂志,丛德滋是主要编辑之一。他用“从天生”的笔名,以《西北知识讲话》为题,在杂志上连续发表了23篇文章,阐述开发西北的重要意义,介绍了西北的历史、地理、文化、民族和自然资源等情况，对人们了解西北有很大的帮助。同年6月18日，东北军又创办了《西京民报》，丛德滋同志又任该报主编。此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拥护,全党正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开展工作。这在东北军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丛德滋更加倾向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一致进行抗日的方针政策。他在《西京民报》和《西北向导》中，经常以各种手法作掩护，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接管了政训处,改为政治处。不久,罗瑞卿同志带领一批干部来到政治处。丛德滋也参加了政治处工作。“西安事变”当日凌晨,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徐彬如等,以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名义,随扬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接管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并拘捕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机关报《西京日报》社社长丁履进。由主持宣传委员会的张学良的秘书、中共党员郭维城和丛德滋、关吉罡等人接管了《西京日报》社。为了纪念“西安事变”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经丛德滋等酝酿,将报社改名为《解放日报》社,出版《解放日报》。丛德滋被委任为《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并由他亲笔题写了“解放日报”四个字的报头。 经过丛德滋同志等的辛勤努力，12月13日，即接管报社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就出版发行了。

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组成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12月17日,以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又成立了联合办公厅，下设设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等机构,丛德滋任宣传委员会委员,负责特种宣传组的重要工作。丛德滋主编《解放日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解放日报》社工作的很多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曾亲自修改和审查了宣传提纲和一些重要文章。丛德滋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工作,并以忘我的精神写了大量文章。《解放日报》从创刊起到 1937年2月10日止,共出版报纸五十六号,号外三张，几乎每天都具有社论性质的评论或专论，系统宣传张、杨对时局的八项主张，评论发生的重大事件,其中有许多是出自丛德滋的手笔。这些评论和专论,揭露了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西安《解放日报》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作为总编辑的丛德滋为此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这期间,丛德滋还用“吴明”的化名，写了几本关于共产党的小册子,内容很好。他所写的《抗战外纪》，从1938年1月开始,在《甘肃民国日报》上连载,前后达数月之久。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陪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将军，东北军将领们在如何营救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1937年2月2日,这种矛盾竟演化成主战的少壮派枪杀了主和派王以哲等人的“二二”事件。东北军的内讧,使“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遭到破坏。1937年2月8日.中央军趁机进入西安后,“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被解散,《解放日报》也于2月10日被迫停刊。东北军中的许多人悲观失望，不少人对现状不满，纷纷出走,另找门路，各奔前途。失去工作的丛德滋也于2月9日出走,前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一带寻亲访友。1937年3月,西撤到陕西一带的东北军接到东调安徽、苏北的命令,丛德滋赶回邢州，并于3月14日随军回到西安。同年3月31日,丛德滋随军经安徽蚌埠,到达苏北的淮阴,在江苏绥靖公署工作。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的胜利深刻地教育、鼓舞了丛德滋,曾使他满怀抗日救国必胜的希望，而蒋介石背信弃义，消灭异已的行径，又使他无限感慨，再次陷入忧国忧民的境地。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驻在淮阴的原东北军的不少人被遣散,丛德滋决心离开东北军另寻革命道路。他从淮阴出发后,推备前往上海,投奔好友、共产党员邹素寒和正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工人夜校任教的未婚妻王竹青。“八一三”前夕,丛德滋和王竹青在镇江相遇。他们取道汉口、石家庄、太原等地,于1937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十四日)回到山西汾阳东赵村王竹青的家中。10月,丛德滋和王竹青结了婚。此时,八路军已经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沿同蒲铁路北上，开往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曾驻防东赵村附近的张家堡一带。丛德滋很快便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并结识了邓小平、杨立三等同志。从此,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为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三个月后，丛德滋经山西太原到延安,后又到达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林伯渠同志见了面。不久，丛德滋应曾在东北军工作过、当时任甘肃学院文学系主任王洽民之邀，并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于1937年底到达兰州，1938年2月底,王竹青也到了兰州。丛德滋在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中共甘肃工委的领导下,在谢觉哉、伍修权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开展了大量的革命工作。由于他积极热情,工作认真负责，只要对革命有利的事,都主动去做,因而，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为了广泛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丛德滋1938年1月15日,请示谢觉哉同志,准备创办一个通讯社,得到谢觉哉同志的支持和赞同。但是，国民党当局对于革命宣传极为惧怕，千方百计阻挠革命刊物的出版发行。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对通讯社的立案登记迟迟不予批准。丛德滋便请王治民先生出面,多次找甘肃省党部书记赵清正商谈。经过一番斗争和努力,民众通讯社终于被批准登记，社址设在南府街79号(现金塔巷),并于1938年3月1日开始发稿。为了扩大民众通讯社在社会上的影响,由丛德滋出面,于1938年2月27日,在国民党皋兰县党部举行招待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座谈会。丛德滋代表社长向到会者致谢，报告了通讯社筹备经过、工作内容以及所抱宗旨，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民众通讯》是油印版,除向外送发,还要四处张贴。工作人员名义上6人，王洽民任社长，丛德滋、苏子长为编辑，于千为记者,赵贤杰为书记员，另有工友1人。实际只有丛德滋、于千等3人经常工作。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民众通讯》的内容十分丰富,稿件质量也高。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3月7日至4月7日一个月中,甘肃《民国日报》就采用了该社稿件和消息达98件。与此同时，丛德滋还和王德谦、吴皋元、袁弱水、王怡民、汪祖继、大江等人创办了《战号》旬刊。社址也设在南府街79号。1938年3月1日,《战号》旬刊出版了创刊号。

1938年4月以后,丛德滋担任了甘肃省抗敌后援会宣传组组长的职务。他主持编辑了《抗敌杂志》,并在《抗敌杂志》以及1939年4月25日创刊的《政论》等杂志上,署名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著作有的从分析国内外形势入手,说明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就必然取得胜利，有的是论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路线，说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性。这些文章对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坚持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丛德滋创办的民众通讯社，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良好的宣传舆论阵地,而且还是掩护党的同志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机关,是收容原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的转送站。当时，国民党对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十分戒备，经常派特务对办事处的活动进行监视,对经常接近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人士进行追害。丛德滋利用合法的身份，把民众通讯社变成党员和人民群众同办事处的联络站。一些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热心于抗日救亡运动的东北大学同学，以及党派来的同志，来兰后不少是先住在民众通讯社,根据党的指示,由丛德滋等出面想方设法为他们安排工作。一时无法安排工作的,丛德滋还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1938年4月28日,萧军、塞克、王洛宾等人来兰后，都先住在丛德滋家。 同年12月，共产党员李耀华、周琦、东方明三同志到兰工作,住在民众通讯社，丛德滋通过朋友关系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在甘肃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营救和转送原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营救工作是通过许多途径进行的,有些失散红军到兰州后,因不便公开与办事处联系，便先到民众通讯社接头,随后由丛德滋利用夜间送往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转送延安。1938年春,进步青年、汽车司机侯维炽，从甘肃安西接运苏联支援的卡车回兰时,途经鸟鞘岭龙沟铺附近,遇到十几名西路军流落同志,便和共产党员盛健一起,将他们隐蔽在车内,带到兰州,并随即送往民众通讯社。丛德滋夫妇热惰接待,安排生活,使他们得以休整,并在精神上给予他们很大的鼓励。原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一位女同志,被俘后从青海逃出来,于1938年春来兰州寻找党组织，因情况不熟,被反动当局逮捕。消息传出后，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曾派人与当局交涉营救,但当局都佯称没有此事。丛德滋派于千,以民众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到处访问寻査。当时兰州有个“妇女济良所”，于千便到那里去找,与看守吵了起来,关在里面的许多人都从窗口探头观看,于千从这些人中发现了那位女同志。后来由谢觉哉出面营救,使她回到了党的怀抱。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不断深入人心，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为了加强反动宣传和做出一些抗战的姿态,由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机要秘书孙静工以及兰衣社特务张文郁、民政厅厅长罗贡华等出面,于1938年3月8日;发起组织“时事座谈会”。为了掩人耳目，还邀请一些进步人士参加发起,丛德滋也被邀为发起人之一。座谈会地址在农民银行内,每周星期六晚上聚会一次,按专题进行讨论。参加座谈会的,除国民党的党政骨千分子和社会团体、学术团体的代表外,还有各报社、通讯社的负责人、记者和部分进步文化人士，谢觉哉、伍修权也被邀请参加，总共百人左右。毎次座谈会谢觉哉都进行认真的准备和发言,宣讲革命道理,批判错误观点。丛德滋总是喜欢坐在距离谢觉哉不太远的地方,面前放着准备好的发言提纲和录事本,静静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认真地分析,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发言。他的发言,深思热虑,语调缓慢，从不同的角度,策略地与谢觉哉相呼应。他能旁征博引，,对那些肆意歪曲中国共产党政策、方针的论调予以驳斥,常常使对方无言对答。每次座谈会后,丛德滋都以民众通讯社的名义发出消息，扩大抗日宣传。朱绍良为了对付谢觉哉、伍修权、丛德滋以及进步人士,不断指派一些能说谠善辩的人参加会议。但是，仍被驳得无词对答。谢觉哉、伍修权、丛德滋把座谈会变成了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论坛,争取群众的阵地。反动当局看到座谈会适得其反,于是将座谈会改为半月一次。最后,顽固派发现,他们参加会议的人越来越少，而青年人却增加了。长此以往将对他们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因而，1938年7月9日,在夜凉如水的兰州,竟借口“天热”而宣布座谈会休会。

对丛德滋说来，凡是有利于革命,有利于抗日救亡的事,都是他的份内事,都积极热情地去做。他除了把通讯杜办好之外,对于其他进步新闻出版文化等组织也倍加关怀。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经过与反动派的斗争,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爱,逐渐发展起来，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数十个分店。丛德滋十分尊敬邹韬奋并与“生活书店”理事杜重远先生相识。1938年1月薛迪畅奉命前来兰州筹建生活书店兰州分店,丛德滋对此十分关心。同年4月1日,国民党顽固当局,在兰州成立了甘肃新闻刊物审委会,对宣传抗日、宣传革命的书报杂志等进行种种限制,这对民众通讯社和生活书店的工作是非常不利的。由于丛德滋富于斗争经验，谙悉形势,且接触面广，消息很灵通,凡听到有关不利的消息时，经常同薛迪畅通气,遇有紧急情况，还请于千亲往报告。这就使生活书店兰州分店的同志们经常保持警惕,思想早有准备，便于和反动派周旋。同时，使他们感到并不孤立，,增强坚持斗争的信心。

1938年10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对生活书店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摧残,兰州分店的工作也不断受到当局的破坏和刁难。为了应付恶劣的环境;兰州分店的同志们决定,将集中在店内的马列主义著作和一些进步书籍等所谓“禁书”分散转移。除原先在南稍门外的一个书库外,需要再找一个可靠的书库。丛德滋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积极寻找地方。1939年，经丛德滋介绍，生活书店兰州分店借用了侯维炽在黄河北岸咬家沟的住宅院内的一孔窑洞,为书店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938年秋,根据丛德滋的历史和在兰州一段的具体表现,由谢觉哉、伍修权介绍,征得中共甘肃工委的同意，党中央批准,接受丛德滋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由于工作的需要，经党中央批准，丛德滋还参加了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

1938年5月,吴渤同志离兰，行至陕甘宁边区附近,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入狱。丛德滋接到他的狱中来信后,决定利用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关系营救。曾和丛德滋、吴渤一起工作过的王德谦因工作关系，与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经常来往。丛德滋便让王德谦通过丁宜中和省党部的关系,出面营救,使吴渤获得释放。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以防共反共为主要内容的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以后，又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动文件,进一步加强了法西斯统治,将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一概取消。1939年底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政治思想方面大肆豉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滥调,强调所谓“意志集中”,严禁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甘肃反动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新闻出版的控制。1940年4月，生活书店兰州分店被迫停业;夏天,民众通讯社也被“注销登记”,勒令停止发稿。民众通讯社停办后,丛德滋和高克明等在兰州通过一个煤厂，以经营煤炭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工作。不久,丛德滋又通过和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的关系,到政治部工作,担任曾扩情的秘书，并兼任政治部设计委员。丛德滋利用这一公开职务，开展党的工作。

随着国民党反共活动的不断加剧,甘肃革命斗争形势更加紧张。1940年6月6日,随着中共甘肃工委负责人李铁轮、罗云鹏、林亦青、赵子明等的被捕,中共甘肃省工委遭到破坏。情况表明,丛德滋的处境十分不利。丛德滋对形势逃行了估计，对个人的处境作了分析，认为由于他两年来的工作,在兰州社会上有一定的声望,加上当时他的职业掩护，身份并未暴露,处境虽然不利，但一时可能还不会有大的危险。但随着1941年1月初,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白色恐怖随即笼罩了兰州。在特务如林的环境下,丛德滋的活动逐渐被特务觉察。加上叛徒的出卖，使他面临极大危险。对此，丛德滋已有察觉,同志们曾劝他撤离兰州，但是,他不愿意立刻就走,他说:“前方流血，后方坚持。一个革命者,越是困难越要坚持斗争。革命工作能坚持一天就坚持一天。”

1941年1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丛德滋接到曾扩情请他吃饭的通知,根据近来曾扩情对他的反常态度,他觉得可能发生意外。临行前他对王竹青深情地说:“情况很紧张，不过为了摸清曾扩情他们的动向我还是去赴约,我现在出去,办完事哪里也不去，直接回家,如果晚上8点还不回来,就是被捕了。你应该镇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革命意志,及时和组织取得联系,带好两个孩子。”这次“吃饭”,是特务头子中统西北区专员孙步墀和曾扩情早已布置好的阴谋。丛德滋一到政治部,就被国民党甘肃省调统室主任沈贵德逮捕，投入兰州沙沟秘密监狱。丛德滋被捕以后,敌人开始企图以名誉地位、物质利益来诱骗他变节。特务头子孙少堀等人亲自找他谈话。企图软化他。但是，丛德滋意志坚强,痛斥特务，严守党的机密。敌人软的一手失败后，便对他施以酷刑,甚至将他的头发系住吊起来。监狱的单人囚室是用一个大房子改造成为12个笼子式的小隔间,面积很小,躺下只能头依靠西窗,脚抵住东墙,没有丝毫活动余地。丛德滋的个子高，睡觉时连腿也不能伸直,更不能活动,饮水也受到限制。但是,他仍然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并以各种方式与难友一起同敌人斗争。1941年春,王洛宾从青海到兰州时被敌人逮捕,囚禁在丛德滋隔间的五号囚室。在特务严密看管下,他们不便说话,为了勾通思想，他们巧妙地用手指在墙上或空间划字,示意对面四号囚室的女难友王德纯,由她作中间转达。为了抗议特务的虐待,丛德滋曾酝酿过进行绝食斗争。

丛德滋被捕以后，党组织和他的好友曾设法进行营救,可惜都未成功。穷凶极恶的敌人对丛德滋加剧了折磨。酷刑和非人的待遇,使丛德滋身体日益损坏;最后竟染了重病。特务们不但不予治疗,反而在他高烧之时,让他喝洗菜的污水。在惨无人道的折磨下，丛德滋于1942年4月19日在狱中不幸逝世。时年仅32岁。当时,中共甘肃工委巳遭破坏,伍修权同志已于1941年5月调回延安,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实际已停止工作。同志们和丛德滋生前友好,冒着危险前来帮助料理后事,将烈士遗体葬入兰州城东的五省义地墓场，并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虽说国家各方面都处在非常困难时期，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一刻也没忘记那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和他们的家人。1950年冬，中央就开始着手确认革命烈士，寻找烈士家属。这期间，中央军委联络处多方打听丛德滋一家的下落。尤其是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老人，更是不忘丛德滋这位早逝的革命战友留下的孤儿寡母。当谢老经过多方努力，得知丛德滋的遗属在兰州时，他马上亲自写信给烈士的妻子王竹青询问情况。为了证实丛德滋的两个孩子还活着，谢觉哉还特意叮咛拍一张照片寄给他。于是，王竹青领着一双儿女去兰州荷真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黑白照片寄给谢老。谢老从照片上看到两个可爱的孩子，衣着破旧，烈士女儿丛丹的脚趾都露在外面时，心里很难过。想起与自己出生人死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丛德滋，他说，丛德滋的过早牺牲，是我党的一个损失。之后，谢觉哉把丛德滋烈土遗属的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说，在“西安事变”时，他就知道丛德滋。这样，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亲自签署了共和国第一号烈属证，即“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为“00001号”，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给丛德滋烈士的家属。 解放后的七八年里，王竹青一家过着平和幸福的生活。丛丹上了兰州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