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赞名人>青海省名人>黄南州名人>同仁市名人

根敦群培

根敦群培人物照片

同仁名人根敦群培介绍

藏族史上的启蒙思想家

更敦群培(藏文:?????????????????,威利:dge ”dun chos ”phel;1903年-1951年)或译为根敦群培或根登曲佩,是20世纪藏族史上的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启蒙思想家,是西藏人文主义先驱和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

更敦群培人物生平

安多时期

1903年藏历3月23日,更敦群培出生于人杰地灵的青海热贡(现同仁县),父亲是宁玛派的一位祖古。

1906年被认定为吉美索朗多杰祖古的转世,并进入亚玛扎西齐寺学经。1912年受沙弥戒。

1914年入西关寺学经,拜拉然巴格西楚臣为师,学习文法与诗词。

1917年,依止宁玛派的卡加德顿,受灌顶。同年前往格鲁派底察寺,学习因明等,受比丘戒,取法名更敦群培。

1921年,前往甘南拉卜楞寺,入闻思学院学习因明。在拉寺期间,更敦群培用五年时间学习法称的《量论》。他常以逻辑推理,加上巧妙的辩论技巧,将对手一一辩倒,其中包括一些有名望的格西。1926年,更敦群培成为拉寺两名最优秀的学僧之一。业余时间,更敦群培还认识了在拉不楞地区的传教士,学了一些英语。偶尔他对机械也感兴趣,手工做过一些模型船。

卫藏时期

1927年3月,更敦群培离开拉寺。1928年,到达拉萨,为了谋生,更敦群培干起了绘画的行当,但由于天赋过人,不久他的画就在拉萨出了名,逐渐更敦群培在拉萨的生活稳定了下来。1929年,入哲蚌寺果莽扎仓,学习《释量论》、《中论》等,先后完成了格鲁派13级课程中的11级。在哲蚌寺期间,更敦群培仍然以雄辩著称,他时常对古人的著作提出让周围人不易回答的疑问,有一次甚至惹恼了另外几个学僧,更敦群培因此埃了一顿打。1934年,印度学者罗睺寺到达拉萨,更敦群培接受了罗睺寺的邀请,在西藏合作进行了寺院、梵藏经典的考察。

南亚时期

1934年11月,更敦群培到达印度,住在大吉岭,努力学习梵文、英文等,有一段时间被摩诃菩提学会派往锡兰,学习巴利文等。在印度期间,更敦群培生活很穷困。1938年5月-9月,再次与罗?罗等人入藏考察。

这一时期,更敦群培的许多作品发表在《明镜》杂志上,包括《旅居印度的反思》、《俗语嵌套诗》等,还出版了《印度诸圣地朝圣指南》,将《入行论》翻译成了英文,完成了《欲经》的创作。与罗列赫合作,将藏文史学名著《青史》翻译成英文。将《法句经》由巴利文译成藏文。

更敦群培在印度参与了西藏革命党的组建,离开印度时,还特别考察了印藏边界,并绘制了地图。

回到卫藏

1946年,更敦群培到达拉萨,人们都以为他游学12年,一定很阔气,但他带回来的除了一个很大的旅行箱,还有的就是一个炉子,一个平底锅等。但不久,更敦群培就被捕,安的罪名是印造伪钞,但实际可能的原因是:更敦群培与革命党的牵连。更敦群培被关押,一直到1950年才获释,期间养成了喝酒的习惯,由于悲观失意,最后常酗酒。这段时间的主要著作有未完成的《白史》,弟子根据其讲义印刷出版的《中观甚深精要嘉言·龙树密意庄严论》。

去世

1951年8月,更敦群培去世。

更敦群培人物成就

现代藏族学术大师

更敦群培在西藏和印度的历史、语言、宗教、考古、地理、医学等领域都高深的学术造诣,并有论著传世;他那具有现代特点的科学的治学方法是在继承藏族传统治学方法基础上的创新,藏族现代藏学的开创者。更敦群培将人文史观运用于学术实践,对藏印社会历史文化进行科学的考察和研究,冲破了佛教神学笼罩的传统藏学格局,开创了具有理性和科学色彩的藏族现代藏学。可以说,藏族现代藏学是更敦群培运用人文史观进行学术实践的必然结果。现代藏学的开创,使藏族学术史产生了飞跃。更敦群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是对传统藏学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的是民族特色和现代特色。他批判地继承传统藏学,开创了藏族的现代藏学。

更敦群培对现代藏学的贡献体现在人文史观的确立、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文风的变革,这对藏族学术文化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更敦群培运用人文史观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和宗教,动摇了统治藏族学术文化近 1000 年的佛教神学史观,基本否定了传统藏学的指导思想和认识论,确立人文史观为指导思想,这可称之为传统藏族学术的一场革命。更敦群培运用实证、语言学和田野等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藏区和藏族,确立了科学的方法论,藏族的藏学研究从此进入了新的时代。

更敦群培所处的时代,正是藏族社会由传统的社会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 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藏族思想文化在现代科学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变化的转型时期。他的学术成就和启蒙思想上承传统,下启近代,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藏族传统藏学的终结和现代藏学的开端以及藏族启蒙运动的滥觞,是以更敦群培为标志的。欧洲近代历史学的发达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更新、研究材料的挖掘和研究方法的扩充。更敦群培所开创的藏族现代藏学即是以这三方面为主要特征的,这也是藏族现代藏学区别于藏族传统藏学的标志。更敦群培是藏族学术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

更敦群培所确立的人文史观和科学方法以及严谨、朴实的学风与文风,为后世藏学研究者开辟了新的道路、树立了新的榜样。更敦群培所开创的“轨则”或“范式”,对 20 世纪的藏族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所确立的人文史观、科学研究方法和通俗化的文风与学风,为后世藏族学者所遵循和效仿。其弟子、私淑弟子,或与之心灵相通的“神交”学者,沿着他开辟的学术道路向前迈进,取得丰硕的成果,产生“群体”效应,形成了“更敦群培学派”。

藏族著名诗人和艺术家

更敦群培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不少诗作已经散失,幸存的诗作主要见于霍康· 索朗边巴编辑出版的《更敦群培文集》第二册及其著译中的一些偈颂诗,主要诗词作品有 : 《白话嵌字诗》,《加尔各答传唱的道歌》,《诗论释难》,《致拉卜楞寺教友的嵌字诗》等,其著译作品中的偈颂也是优美隽永的诗篇,其偈颂体作品《欲经》可视为诗集。这些诗词和偈颂是更敦群培诗学造诣的结晶。|

更敦群培生长于热贡艺术之乡的更敦群培从小受到艺术的熏陶,具有艺术的天赋。他一生创作了一批精湛的艺术作品,是名副其实的现代藏族著名画家。更敦群培幼年时代就开始在家乡学习传统绘画,通过作画和寺庙艺术观摩,培养了良好的艺术素质。离开家乡到西藏后,曾有一段以绘画为生的经历,艺术修养日臻成熟,已成为著名画家,受到了卫藏贵族和高僧的称赞。结识印度学者罗侯罗之后,多次随同他考察藏印各地,沿途创作了大量速写和人物肖像,开阔了艺术视野。后来在与俄罗斯著名画家尼古拉·罗列赫之子乔治·罗列赫合作翻译藏族史学名著《青史》时,曾住在罗列赫家,在绘画方面受益,成为杰出的画家。更敦群培的绘画作品主要有唐卡、人物肖像、山川和名胜古迹速写以及装饰画等。据甘南藏人降央尼玛说,他在 1945 年前后见过更敦群培,并于 1963 年将自己所保存的更敦群培的绘画作品临摹下来,原件已于“文革” 期间被毁。1997 年 7 月笔者到甘南考察时,曾有幸亲眼目睹了这些临摹作品。

藏族性学先驱

性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都非常重视性问题。研究性的学问——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就产生了《爱经》,在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则有各种关于“性爱艺术”和“房中术”的作品传世。(详见筏磋衍那著《欲经》以及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所著《秘戏图考》和《中国古代房内考》)在藏族历史上,也很重视性问题,藏族学者在借鉴印度性学的基础上,对本民族的性文化进行了探索和研究。藏族学术大师米居·旁嘉措(1846-1912)和更敦群培撰写的《欲经》,即是藏族性学的代表作。米旁的《欲经》偏重理论,而更敦群培的《欲经》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该书奠定了更敦群培性学先驱的地位。由于此书以“性”为论述的中心,因而自 1938 年成书以来,一直被列为禁书,打入冷宫,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直到 1967 年才在印度德里公开出版。国内至今仍以非出版物的形式 (主要是油印本和手抄本) 在民间流传,能读到此书的人为数不多。

更敦群培的《欲经》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性爱的 64 种艺术,并将其分为 8 个部分,即拥抱、接吻、捏与抓、咬、来回移动与压迫、情爱声音、角色替换和做爱的姿势。更敦群培提供了避开各种压抑的令人高兴的忠告,详细地描述了性行为,揭示了怎样利用性快乐来增强精神的洞察力,并且阐述了怎样增进女性的性快乐。他着重揭示了妇女的不平等及她们作为社会和法律的牺牲品的现实。正如《密宗杂志》所载:“这本优秀而非常便捷的指南,对所有寻求充分实现性快乐的精神价值的人都是有用的。”是秘密的和公开的智慧的一种巧妙的结合。

藏族思想家

著名藏族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说 : “不要说更敦群培的一部完整的著作,就是他的一两首偈颂,对于我们都有开启智慧的特殊作用。” 更敦群培在其论著中“所表达的思想,对于我们研究西藏社会和历史的人来说,犹如在黑暗中亮起一盏明灯,使人心智豁然开朗。” “他的这些学术成就,应当使 20 世纪的藏人们感到自豪。”更敦群培的学术和思想遗产的“亮点”,是人文思想和科学的学术观念与方法,这是他对藏族思想史和学术文化史作出的两大划时代的贡献。

人文史观是贯穿更敦群培的学术和思想的主题——人文史观是其学术实践的指导思想;其闪烁着智慧的丰富思想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人文史观的确立,是更敦群培对藏族思想启蒙和思想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新旧交替、社会转型和价值转换的时代,更敦群培继承和发扬藏族原始朴素的人文主义传统,顺应时代的潮流,把握时机,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确立了现代人文史观,从而使统治藏族思想文化一千多年的佛教神学史观彻底动摇。研究证明,藏族学术史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由佛教神学史观——人文史观——唯物史观。更敦群培是藏族学术由神学史观——人文史观——唯物史观转变的承上启下的大师,他动摇了统治藏族学术文化一千多年的佛教神学史观,确立了现代藏族学术的指导思想人文史观,为藏族学术中确立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人文史观的确立,标志着藏族近代启蒙运动的开端,对藏族的思想解放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藏族的启蒙思想家,更敦群培对藏族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贡献有如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藏族人文先驱

他相信人的智慧和力量,以人为本,认为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并希望用人为本位的文化代替以佛为本位的文化。对待传统和宗教,他主张用理智的分析来代替盲目信仰,善于“怀疑”,通过怀疑,破除陈腐的观念。并以这种精神治学,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印藏,敢于否定成说,提出自己的正确看法。他以发展和批判的眼光审视佛教,并揭露佛教中所存在的弊端,动摇了佛法至上、主宰藏族社会的一切领域的地位,从而确立了人文史观,唤起了人们对理性、科学、正义和良知的尊重,对藏族传统的认识论、伦理观和价值观发出了挑战,成为藏族启蒙运动的先驱,对藏族的思想启蒙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开风气不为师。

正如伏尔泰时代的社会一样,更敦群培时代,藏族人民也受着双重压迫,即佛教蒙昧主义和世俗的贵族领主的压迫。更敦群培宣扬理性,冲破思想禁锢,力图使藏族民众摆脱精神压迫和阶级压迫,而政教合一制度却违反理性,政教统治集团对他进行联合夹击。他虽然具有伏尔泰胆识和智慧,但是缺乏他那样的斗争艺术,因而他在“打倒卑鄙”的同时,自己也被卑鄙者打倒了,他为藏族的思想启蒙献出了生命。

更敦群培抨击传统文化的弊端和藏民族的劣根性;既信仰佛教,又不迷信佛教,揭露藏传佛教僧人“吃”佛教的腐败与堕落;对不同的宗教持宽容的态度;善于并敢于吸收和借鉴现代文明;呼唤民族觉醒,倡导民族自尊,反对崇印媚外,正确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他的行为、学术和思想,冲破了封闭、禁欲、保守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对藏民族的禁锢,拉开了藏族启蒙运动的序幕。

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

尽管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藏区,佛教对社会的控制并没有出现明显减弱的倾向,藏族社会依然是“神圣的” 社会并且十分封闭,但是,作为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启蒙思想家和人文主义者的更敦群培,以先驱者的胆识和魄力,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在关于藏传佛教的言行和对待藏传佛教的方式上,表现出鲜明的个人化和理性化的特点,这无疑对藏传佛教世俗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将更敦群培的宗教哲学思想和他对佛教的态度结合起来考察,可以看出,更敦群培是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者。

作为一名离经叛道的藏传佛教高僧,更敦群培在闻、思、修,讲、辩、著以及对待佛、法、僧的态度方面都与传统的藏传佛教信徒有显著的区别,其宗教言行最鲜明的特点,是带有世俗化的色彩。

更敦群培在甘南拉卜楞寺学经时,在闻、思、修方面就露出了世俗的端倪,他不认真学经,而制作机器船,在辩经法会上与德高望重的大喇嘛对辩,向被该寺奉为权威“教材”的历世嘉木样活佛对五部大论的注疏进行商榷。入卫藏哲蚌寺后,他不严守该寺的学经制度,经常旷课,还蔑视在该寺讲经佛学大师格西喜饶嘉措。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敦群培实际上是把格鲁派寺院当作世俗学校(佛学的高等学府)来看待的,他入寺的主要目的,不在皓首穷经、讲经说法和弘扬佛法,而在增长知识,钻研学问。旅居佛国印度和锡兰的 12 年间,他在朝礼佛教圣地和修习佛法的同时,钟情于世俗的学问,与信仰完全不同的世俗学者广交朋友,甚至还同女人一道生活,其行为举止已与俗人没有多大差别。

更敦群培在佛法修习生涯中的讲、辩、著,即他对佛教和佛学的认识和见解,也具有世俗化的特点。在拉萨居住时期,更敦群培以世俗的方法向达瓦桑布等弟子讲解和研究佛教中观学说,并且向喇琼阿波等弟子传授“诗学”,这是被正统的格鲁派僧人禁止学习的世俗学问;更敦群培在拉卜楞寺修习佛法时,以探讨和批判的风格辩经,这种学经方式类似起源于德国的研讨班(Seminar),与世俗的学习方式没有多大区别;更敦群培以世俗的方法论和人文主义史观写下了《白史》、《龙树〈中论〉奥义疏》和《智游佛国漫记》等传世名著。他旅居印度时,参考印度古代的性学典籍撰写了以性为主题的《欲经》,是十足的世俗作品,这类题材即使世俗学者也难于涉猎。作为僧人画家,更敦群培并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正统的绘画题材、具有浓郁佛教色彩的唐卡,而在人体素描以及山川风物和佛教胜迹速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他所留下的 125 幅绘画作品,具有十分明显的世俗风格,与传统的僧人画家的画风形成鲜明的对照。

更敦群培的平等观也反映了他的世俗思想。他主张教派平等,包括佛教内部各教派的平等和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被正统格鲁派视为“外道”、“异教” 之间的平等;僧人平等,活佛、大喇嘛与普通僧人都是释迦牟尼的信徒,不应当有高下之分;文化平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既有其优长之处,也有局限,应当客观对待,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反对崇印媚外;民族平等,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民族之间应当互相学习,反对民族歧视;男女平等,反对大男子主义和歧视妇女的社会习俗,抨击将女性当作男性的性工具的陋习。

总之,更敦群培以世俗的方式对待佛教的“三宝”佛、法、僧,因而在佛法修习实践中,无论是闻思修,还是讲辩著,都具有鲜明的世俗特色。对于佛祖释迦牟尼和格鲁派始祖宗喀巴,他注重形式上的信仰,蔑视虚伪的信徒;对于佛经、龙树《中论》、五部大论以及历世嘉木样活佛对五部大论的注疏,他不迷信,进行探讨和商榷;对于嘉木样活佛和格西喜饶嘉措大师这样的高僧大德和活佛,他不盲从。作为藏传佛教的信徒,更敦群培的宗教言行离经叛道,生活方式放荡不羁,从这个意义上,称他为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是名副其实的。

爱国主义者

更敦群培的爱国主义是通过热爱自己的民族藏族和热爱自己的家乡藏区表现出来的。他对印藏边界的敏感地区达旺进行考察,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因为,错那属下的达旺地区自古就是中国西藏的领土,“麦克马洪线”是西藏分裂主义者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与与英帝国主义的代表秘密达成的协定,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这条边界线。更敦群培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

更敦群培的这种爱国行为,引起了“麦克马洪线”的始作俑者英国人和噶厦政府部分人的强烈不满,受到两面夹击。正如法国学者海德所说 : “因在不丹北部边境勘察引起了不丹人的不满,他们向英国人通报,因而受到英国人的监视。那幅地图是更敦群培为他在噶伦堡的朋友们绘制的,并不知道这对国民党有用。英国的文献中没有提及此事,只是邦达饶嘎说他曾经向更敦群培打听这幅地图,因为他是唯一能够绘制现代地图的藏人,而且还绘制得很好。更敦群培在隆冬季节所进行的这次艰难的旅行,既是学术考察,又是政治冒险。”霍康·索朗边巴说 : “英国人对更敦群培怀疑防备,可以说肯定与他的这一举动有关。”恰白·次旦平措说 : “人们都怀疑,更敦群培被英国人怀恨,是他后来无辜被捕的根本原因。”

更敦群培回到拉萨时,高僧、贵族们纷纷前往拜访或求教,噶厦政府和英国在西藏的代理人黎吉生慑于其声望,没有马上对他下手。然而,几个月后,噶厦却以伪造藏钞罪将更敦群培逮捕,投入朗孜夏监狱。因为更敦群培的行为是正义的,噶厦做贼心虚,为了掩盖世人的耳目,愚弄僧俗百姓,不敢公布更敦群培的真正“罪名”——戳穿分裂祖国领土的阴谋,参与“西藏革命党” 的活动,力图对政教合一的噶厦政府进行变革,而给更敦群培定了一个近乎于侮辱人格的罪名。

看一个人是否爱国,首先要看他是否热爱自己的民族。从更敦群培一生来看,他非常热爱自己的民族藏族,十分关注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反对民族歧视,主张民族平等;他揭露和抨击本民族的弊端,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他不仅与西藏的分裂势力作斗争,反对将祖国西藏分裂出去,而且还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拒绝与英国在西藏的代理人黎吉生合作,揭露其觊觎中国西藏的图谋。更敦群培将爱民族和爱祖国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这证明李有义称更敦群培为“爱国主义者”是有事实根据的。

更敦群培人物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族人民翻身作主人,西藏的学术文化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祖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藏族学术文化走向繁荣,更敦群培的理想和愿望早已成为现实。以更敦群培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为个案,反思藏族社会历史和学术文化的命运,使人们清楚的认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藏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藏族学术文化才能走向繁荣,才能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更敦群培生活在新旧交替、社会历史文化转型的时代,他以卓越的胆识和超人的气魄,跳出寺庙、藏区和藏族的圈子,睁开眼睛看世界,把握机遇,在藏族学术文化史和思想史上作出了划时代的两大贡献,奠定了藏族学术大师、人文主义先驱和启蒙思想家的地位,向 20 世纪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更敦群培无愧与时代,无愧于民族,无愧于祖国。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对更敦群培的研究,促使我们对 20 世纪的藏族历史、学术文化和思想进行反思。在新旧世纪交替、人类迈进 21 世纪之际,又迎来了一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新时代,藏族传统文化、藏传佛教、藏族学术和思想,以及中国藏学研究和中华文明都面临挑战。怎样对待民族文化、藏传佛教和外来文化 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藏族的学术文化和思想怎样发展 中国藏学研究和中华学术如何迎接新的世纪 这是摆在每一位藏族同胞、每一位藏学研究者和关心藏族命运的人以及每一位中华儿女面前的问题。抓住机遇,寻求藏族学术文化的出路,迎接现代文明和市场经济对藏族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冲击和挑战,为中华学术的繁荣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奉献聪明才智,已成为每一名藏族成员、每一位藏学研究者和所有中华儿女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更敦群培对待传统、佛教与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态度,其治学精神、胆识、学风、文风和研究方法,对我们进行佛教的变革、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正确认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繁荣祖国的藏学事业、促进中华学术的昌盛、使中华民族步入世界强大民族之林,都具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更敦群培人物评价

其坎坷而短暂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独具性格魅力,其处处闪烁着智慧的思想和离经叛道的言行,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精湛的学术成果独步一时,惠及后世,其闪光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开一代新风,上承传统藏学,下启现代藏学,在藏族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堪称藏族现代藏学的一代宗师;其冲破禁欲探索藏族性奥秘的勇气,从佛教神学史观转向人文史观、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和唯物思想,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振聋发聩。更敦群培能在封闭、禁欲、保守、迷信、落后、思想禁锢的政教合一社会里唯我独醒,显示了其非凡的胆识和超人的气魄。他的出现是 20 世纪藏族史上的一个奇迹。

更敦群培作品一览

《更敦群培文集》(包括《加尔各答传唱的道歌》、《诗论释难》 、《致拉卜楞寺教友的嵌字诗》、《旅居印度的反思》、《俗语嵌套诗》)

与俄罗斯著名画家尼古拉·罗列赫之子乔治·罗列赫合作翻译藏族史学名著《青史》

《白史》

《龙树〈中论〉奥义疏》

《智游佛国漫记》

《印度诸圣地朝圣指南》

将《入行论》翻译成了英文

将《法句经》由巴利文译成藏文

此外还留下了125 幅绘画作品

根敦群培补充介绍

  清光绪二十九年(-第十五饶迥阴水兔年,1903年),根敦群培生于安多地区的日贡(今青海同仁县)雄庞西村。其父俄腔多吉(又称阿拉杰布),信奉宁玛教派,精通藏文,谙熟经典,可谓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学者。母亲名白玛吉。

  根敦群培原名仁真朗吉(又有说叫阿勒克·吉扎)。他自幼好学,4岁时能读写藏文,7岁时父亲不幸染病去世。家产被贪婪无厌的叔叔骗走,母子二人流落四方,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然而,根敦群培坚持学习,9岁时出家入雅玛扎西曲寺,从古得班旦-学经,掌握了藏文文法,学会了作诗、绘画和写文章。13岁被送进日贡寺,正式剃度为僧,从师傅取名为根敦群培。以后因为博得了师长们的赏识,又被送往地扎寺。在寺院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因明学(逻辑学)和其它佛教典籍,并能看懂大小五明经典,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为他今后深入学习佛学知识打下了稳固的基础。3年后,根敦群培入扎西奇寺(即拉卜楞寺),继续学习深造,着重学习释量论、因理论等诸佛教因明著作。在学习过程中,他不仅能刻苦钻研佛学理论,而且能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公开否定学术权威的所谓教义。藏传佛教是非常重视辩论的,根敦群培正是一位善于雄辩的学者,他在扎西奇寺的经坛上曾舌战群僧,击败了不少向他发问的人,因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扬,被认定为一位宁玛派-的化身,称之为“多扎仁波钦”(即扎西奇寺的大学者)。然而,对于他的成就,特别是他对于经典的解释提出异意,竟然遭到一些愚顽僧人的非难和冷嘲热讽,根敦群培并未因此被吓倒,为了能继续学习研讨深奥的佛理,求得一个安宁的学习环境,他不得不离开了该寺,向着藏区佛学中心——拉萨走去。

  民国16年(1927年),根敦群培到拉萨后,辗转投奔于哲蚌寺“果芒扎仓”格西喜饶嘉措大师等人门下继续受业,修法习经达7年之久。这期间,他虽然已经掌握了很多的佛学知识,但仍然认为自己还未达到所要求的高度,始终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去寻觅新的知识。又由于他性格耿直爽快,对任何问题总喜欢直言不讳的阐述自己的看法,并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犀利的口才与一些获得格西学位的高僧进行辩论,常常击败对手,故不免被寺院里一些小人嘲笑攻击,甚至是殴打。尽管处境不佳,根敦群培仍以坚韧的毅力,潜心钻研佛经。同时,他一有空就画佛像,将这些得意之作卖给权贵阶层,以救济、资助众多的贫困僧人。

  民国23年(1934年)夏天,印度学者、僧人拉胡勒,桑克洛特雅那发现佛经的梵文原本在印度已经失传,遂抱着一线希望前往拉萨,渴望能在那里找到贝叶经。除外他还想将藏文《大藏经》译成梵文,因此要聘请几位译师。碰巧有人把根敦群培介绍给他,俩人见面谈得很投机,根敦群培出众的才华给这位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根敦群培欣然应邀往印担任译师,他放弃了每年一度的传大召法会上报考拉让巴格西的机会,特地向一些印度商人学习了一些简单英语,跟随拉胡勒匆匆就道。途中,根敦群培取道山南,访问了名胜古迹,朝礼了桑耶寺,一路抄写、描绘、摄照和收购了能得到的古籍或手抄本。几个月后,抵达印度瓦拉纳斯,他以极大的求知欲游览了佛教圣地,参观博物馆,结识当地学者并且顽强地修习梵文,后转入锡兰(今斯里兰卡)梵文大学,用了14个月的时间,以名列榜首的学习成绩,获得学校授与的“班智达”学位。根敦群培一生学会了汉、梵、英、僧伽罗、印地、巴利等多种语言文字。旅印期间,他曾同罗列赫共同合作将两本著名藏文著作《青史》和《释量论疏》译成英文,而前一本著作主要是根敦群培完成的,可见他的英文程度和翻译水平都是很高的,否则是难以胜任的。如同前述,根敦群培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当年他在拉萨时曾为帕邦喀-画过一幅肖像,高超的绘画技巧迎得了被画者的大加赞赏。赴外国后,他继续施展自己的才华,无论是唐喀佛画人物肖像,还是山水风景、飞禽走兽,他都能画得神态逼真、栩栩如生。

  根敦群培侨居国外学习,一去就是10年,他除了拜谒印度、尼泊尔各佛教圣地之外,遨游了不丹、锡兰,参观了重要的城市和名胜古迹,仔细地研究了外国的历史、地理和宗教制度,和当地的佛学家探讨了有关的问题,他还将巴里文《昙钵偈》译为藏文。数年中尽管他生活十分清苦,有时几个月没有收入,偶尔朋友或学者们送来一些卢比,才得以勉强度日。但他:并不为之惧退,而是孜孜不倦地日夜刻苦攻读。通过接触到的敦煌资料和对藏族历史的研究学习,他深感有重新编撰一部完整的西-史的必要,随即他着手又搜集了有关资料,对从新疆和敦煌出土的一部分古藏文原始资料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与罗列赫和其他藏学工作者讨论这些文献资料,决心编写《白史》。为了生活上有所保障,便于更好地写作,他只好到“英国皇家亚洲学会"212作,翻译有关西藏佛教和文化艺术方面的资料。正是通过对国际社会的深入接触,使根敦群培逐渐认清了英帝国主义图谋西藏的野心,热爱中华民族、维护民族尊严的感情使他对英帝无比痛恨。由于他较高的学术造诣,一些国家纷纷邀请他前往从事藏学研究工作,然英印当局百般阻挠,不予签发护照,根敦群培气愤之下,毅然离开印度。

  民国34年(1945年),根敦群培回到了西藏,为了继续写好他的那本著作,他四处拜师求教,亲自前往热玛岗、吴香多等吐蕃历史遗迹,如吐蕃牟地赞普(赤德松赞)时修建的“噶穷多吉因坛城”佛殿遗址和热巴巾(赤德祖赞)所建的吴香多佛殿遗址进行实地考查和研究。经过3年努力,他终于编撰出为后人所颂扬的藏族著名史书——《白史》。该书记述了松赞干布至芒松芒赞赞普时期的吐蕃历史,采用了与以往任何藏族史学家不同的写作方法,即将宗教和历史严格区分开来,与过去带有许多浓厚神话色彩的藏文史书截然相反。作者详细地考证了赞普们的年代,论述了他们各自的功绩和在藏族古代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对当时的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恰如其分的结论。根敦群培是第一位运用敦煌古藏文文献考证西藏古代历史的藏族学者,他的这本书因而也就开创了科学地利用古代文献资料的先河。该书重大意义还在于作者将7世纪以来吐蕃在宗教上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政治上同唐朝中央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了正确的论述,为13世纪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这一历史事实提供了有力可靠的理论依据,所以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根敦群培除了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白史》以外,还撰有大量各类论著。哲学类有:《动论》、《智论》、《中论要义》、《唯识派论》、《Z艮 难之明路》、《外、道异见明析》、《修行道论》、《龙树教义饰》。翻译类有:《昙钵偈》、《巴纳歌》、《瑜伽真信》、《沙恭达拉》、《释量疏》、《青史》、《军事操典》、《罗摩衍那传》。游记类有:《江湖游览记》、《斯里兰卡记事》、《一位学者旅行家看图解的印度史》、《草药及饮食之二十种滋味》、《(口度圣地巡游记》、《从拉萨到大吉岭》、《喜马拉雅巡礼》。美术类有:“《印度风土素描集》。其它类有:《爱情之艺术》、《藏文字典》、《火堆之升起》、《莲玛鸟的故事》等等。这些著作内容广泛,文笔畅达、精练,词汇丰富,寓意深刻,通俗易懂,以很强的感染力和幽默、诙谐、风趣的词语,深深地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也充分展现了他渊博的学识和才华,给丰富多彩的藏族文化宝库增添了晶莹耀眼的瑰宝。此外,他还写了不少诗歌,但由于作者经常流落不寓,多有失散,所存廖廖无几。

  根敦群培除了在学术上广采博收、锐意进取、学习先进科研方法和理论、大量地著书立说之外,他还阅读过许多英文版的马克思声义书籍,他始终坚持认为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实现祖国统一,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曾说过:“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如果毛泽东能在西藏彻底完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事业,那么对于新旧事务的更替,将起巨大的作用”。意思是,只有彻底推翻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才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他在痛斥西藏的旧制度和统治阶层的僧俗贵族们的丑恶行径时写道:

  把隐私不露尊为高明,

  把狐疑猜忌当作聪颖,

  把一切陈旧颂扬为神灵的旨意,

  把一切新颖说成是妖魔作祟。

  把一切奇迹认为是恶兆,

  这就是佛法圣地图伯忒,

  我们西-来的传统。

  厌闻喧嚣嘈杂的声音,

  模样谦恭的众僧徒们,

  见了茶酪绮绣和金钱,

  就和贪财老渔夫无异,

  大人贵族喜听献媚话,

  正如少年喜妖娆无差!

  根敦群培生活在我们祖国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战祸频至、动荡不宁的时代。当时的西藏地方虽然没有出现什么战乱,但是反动的噶厦地方政府勾结英帝国主义,伙同英特务分子柏尔、麦克唐纳、福克斯等在西藏架设电台、散布谣言,妄图把西藏同祖国0出去,变成英属附庸国。为此,他呼吁人们:英帝虽然科学发达,生产技术先进,但是他们玩弄阴谋诡计,妄图奴役藏族人民,所以不能认贼作父,必须提高警惕!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毫无利人慈悲的心胸,

  却能开动机器燃电灯,

  以此指给正人以邪路,

  对此黄毛猴类要警惕。

  民国36年(1947年),是西-史上动荡的一年。这年春天发生了热振事件,失势的爱国派前摄政热振-打算推翻背叛祖国的亲英派摄政达札,不幸被害致死。支持热振的色拉寺僧人与藏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结果该寺被洗劫,许多爱国志士仁人被处死或流放,而西藏少数贵族与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0西藏的阴谋。这时传闻拉萨有共产党活动的消息,而在此前英印政府曾密电其驻拉萨代表黎吉生,诬陷根敦群培在印期间参与印度共产党,并且指出同党人有邦达绕噶、江金公、贡培等人。黎吉生接电后极力唆使噶厦政府逮捕他,不久,噶厦地方政府遂以“共产党特务”“有亲汉倾向”“参与伪造、涂改百两藏钞”等等罪名,将正以自己博深的学识报效民族文化事业、专心著述《白史》的根敦群培投入黑暗的牢房之中。事实上根群敦培既未参加印度共产党,更没有参与邦达饶噶等人对抗噶厦政府的组织,仅仅是因为他的确是倾心社会主义,相信人类要走向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共产党进入西藏,还因为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热爱本民族、热爱祖国的学者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卖命而已。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由于几年狱中生活的折磨破孩,根敦群培身体极为虚弱,病情日益恶化,虽经中央人民政府派来的医护人员多方治疗,终因医治无效,于同年12月18日病故,享年仅47岁。根敦群培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又珍贵的遗产,他那刻苦求索,严谨治学,追求光明的进取精神;热爱西藏,维护祖国统一,反对0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朋友一片挚诚,对敌人嫉恶如仇的高贵品质,都是为后人所敬佩和怀念的。

  “根敦群培”人物信息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人物介绍有误或有更新,请点我纠正/更新

同仁市周边名人
[清]夏尕仓
扎喜安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