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

孛儿只斤·忽必烈人物生平

孛儿只斤·忽必烈（一译呼必赉 ，传统蒙文：?????????? ???????，西里尔蒙文：Боржигины Хубилай，拉丁化拼写蒙文：borjigin-u qubilai），生于元太祖十年八月二十八日（1215年9月23日），是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孙，也是拖雷与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的嫡次子（在托雷的十个儿子中排行第四） 。

相传，成吉思汗对刚出生的孙儿忽必烈端详良久，然后说道∶“我们的孩子都是火红色的，这个孩儿却生得黑黝黝的，显然像他的舅父们。去告诉唆鲁禾帖尼别吉，让她把他交给一个好乳母去喂养。”遵照他的意见，带有部分克烈一突厥血统的忽必烈被交给拖雷的次妻撒鲁黑（出身乃蛮部）抚养。

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春，成吉思汗从西域撤军，到了阿拉马克委（今额尔济斯河畔），会见前来迎接的众亲属。恰巧十一岁的忽必烈和九岁的弟弟旭烈兀刚在原乃蛮部边境的爱蛮·豁亦之地初猎而归，忽必烈射杀了一只兔子，旭烈兀射杀了一只山羊 。按照蒙古人的风俗，成吉思汗亲自为这对初猎成功的嫡孙举行拭指。

长大后，忽必烈被认为英明睿智，侍奉母亲以孝闻名 。他热衷于访求前代帝王的功业逸事，尤其是喜欢听唐太宗李世民作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成大业的事迹，而且由衷钦佩，锐意模仿 。他千方百计延请召集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孜孜不倦地询问治理国家的方略办法 。由于其一系列的努力，身居漠北的忽必烈，周围渐渐汇集了一批“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 。 乃马真后称制元年（1242年），西京怀仁人赵璧也应召到忽必烈左右。赵璧学习蒙古语，为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 。在赵璧荐引下进入王府的前金朝状元王鹗为忽必烈讲《孝经》《尚书》《易经》及儒家的政治学和历史，每夜分，乃罢。同时，忽必烈在和林（故址位于今蒙古国后杭爱省杭爱山南麓）结识的僧人子聪（后得名刘秉忠），是一个“于书无所不读”，“论天下事如指掌”的人，由于他博学多能，善于出谋划策，深受忽必烈重视 。元定宗二年（1247年），汉地世侯史天泽的幕僚张德辉被忽必烈召见，议论治国之策与儒家学问，又推荐了名士李冶等二十余人 。而早在窝阔台汗时期就已投靠蒙古贵族的汉族知识分子窦默和姚枢先后被忽必烈聘用。窦默为忽必烈讲解三纲五常、正心诚意之说 ；姚枢为忽必烈讲解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

在这些汉族儒士的影响下，忽必烈增加了许多可贵的知识和信息，而且为他了解中原汉地和日后以汉法治汉地，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准备。此时，忽必烈还有了一定的尊孔礼儒的倾向。如乃马真后称制三年（1244年）王鹗应忽必烈之召，携孔子画像赴漠北，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举行释奠礼，忽必烈还与左右饮食其胙物。元宪宗二年（1252年），元好问、张德辉尊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也欣然接受。

元宪宗元年（1251年）六月，忽必烈的长兄蒙哥在术赤系的宗王长者拔都的支持下，成为大蒙古国皇帝（蒙古帝国大汗），是为元宪宗。因为忽必烈在蒙哥的同母弟中“最长且贤”，蒙哥即位后不久即任命忽必烈负责总领漠南汉地军事 ，驻牧于原金桓州附近的金莲川。

在总领漠南前后，忽必烈在延请四方文学之士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号称“金莲川幕府”的谋臣侍从集团。这些人中的汉族成员大都是中州精英和硕德耆儒。他们多数是较长时间留在漠北或漠南金莲川藩邸，一小部分汉地名士或因年迈者旋召旋归，并不久留。此外还有众多出自蒙古、色目，或具有宗教身份的人士。按后人划分，主要可以分为以下数种 ：

“金莲川幕府”主要成员

邢州术数家群

刘秉忠、王恂、张文谦、张易、马亨

理学家群

窦默、姚枢、许衡

金源文学群

王鹗、徐世隆、李冶、宋子贞、刘肃、李昶

经邦理财群

郝经、赵璧、李德辉、张德辉、商挺、赵炳、赵良弼、张惠、阿合马

宗教僧侣群

八思巴（萨迦派）、海云（禅宗）、萧公弼（太一道）

王府宿卫群

廉希宪、董文用、董文忠、贺仁杰、阿里海牙、许国祯、谢仲温、姚天福、高天锡、谒只里、昔班、阔阔、燕真、贾居贞、董文炳等

（表格参考资料 ）

忽必烈对出身、目的不同的“金莲川幕府”及其他应召人员，大抵是礼贤下士，虚己而问，兼容并蓄，不明显地抑此褒彼，以多听多问为主，择其有用有益而从。即使是对个别不友好、不合作者，也不失礼。如有一次，忽必烈召见了被俘北上的南人赵复，希望他作为自己攻南宋的向导，但赵复回答∶“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忽必烈听罢，并未怪罪赵复，也不强迫他入仕蒙古。

“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动吸收汉法，并与中原士大夫实行政治联合的良好开端，在一定程度上也密切了忽必烈和汉地世侯的联系。从长远看，它又为元帝国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方略、社会支持和官员准备。

蒙哥即汗位之初，忽必烈以皇太弟日侍圣驾，开始进入汗廷决策圈。他根据藩邸谋臣刘秉忠、张文谦等人的谋划，论奏时务之急，替汗兄出谋划策。对忽必烈的上奏，蒙哥大率言听计从。不久后，为让忽必烈替自己执掌漠南军政大权，以对付窝阔台系、察合台系诸王，蒙哥降诏∶“凡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听忽必烈统辖领治。随后，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请求只掌漠南军事，不领民政，从而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了兄弟间的猜嫌。

忽必烈仅掌军事以后，仍关注漠南的民事刑法。当时，蒙哥新任用的燕京等处断事官牙鲁瓦赤、不只儿负责管辖漠南汉地的财赋司法。二人随意诛戮民众，招来忽必烈严厉的指斥 。他后来征大理途经六盘山时，许多赶来晋见的地方官大多是向忽必烈请求开恩庇护的，只有延安路（治今陕西延安）兵马使袁湘面陈本路军户困乏之弊以及相应革除的办法。忽必烈一面采纳袁湘的意见并加以赞赏，一面训戒其他官吏言私不言公的做法。巩昌总帅汪德臣禀告新城益昌赋税徭役免除事宜的请求，也得到他的批准。总之，总领漠南的忽必烈借此机会在陕甘一带留下了体恤百姓疾苦和秉公不徇私的美名。

元宪宗三年（1253年），蒙哥分赏诸王，允许忽必烈自择南京（汴梁）、京兆（今陕西西安附近）中的一地，忽必烈采纳姚枢的建议，选择了京兆。元宪宗六年（1256年），蒙哥又以京兆户口过少，特意为忽必烈增封怀庆路孟州（今河南焦作）。至此忽必烈拥有封户四万五千余户，是为蒙哥统治时期获得汉地食邑封户最多的宗王。

忽必烈以便宜之权治理河南、关中，设立河南经略司，后更相继设置宣抚司、从宜所、行部等，负责其京兆分地和陕西地区的统辖管理。在封地中，忽必烈延续此前的政策，任用部分中原士大夫，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使关陇地区的吏治有了明显的进步。忽必烈运用汉法的成功治理，使其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通过交相引荐，聚集在他的幕府里，称忽必烈为“圣王”。 忽必烈还成功拉拢到了部分汉地世侯的支持。

在选择驻屯地点上，忽必烈先把与蒙古风俗接近的突厥后裔居栖处回鹘（畏兀儿）当作首选地，但后来他听取了木华黎之孙霸突鲁的意见，决定打破游牧旧习，迁于幽燕一带。元宪宗六年（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卜地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建造北连朔漠、南控中原的开平城（今内蒙古正蓝旗），作为自己在漠南的固定驻所 。

_{主词条：蒙古灭大理之战}

元宪宗二年（1252年），南宋军队攻打河南边地。忽必烈因而请求蒙哥在河南设经略司，蒙哥同意，并任命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经略使。六月，忽必烈前往曲先脑儿觐见蒙哥，奉命率军十万出征西南的大理国。 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后承担的第一项重大军事征伐。七月，远征军从漠北祃牙祭旗出发。遵照蒙哥的旨意，全军军事由大将兀良哈·兀良合台节制管领，忽必烈负责居上统辖。十二月，大军渡黄河。翌年（1253年）春，经原西夏腹地盐、夏二州。夏四月，出萧关，驻军六盘山。

元宪宗三年（1253年）八月，忽必烈所率大军到达临兆，九月，抵忒剌。然后，兵分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忽必烈亲自率领中路军。由于四川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仍被南宋控制，三路蒙古军队只能取道吐蕃东部等人迹罕至的地区，艰难跋涉。经雪山时，山路盘旋曲折，所有人都必须徒步前行。因忽必烈患有足疾，不得不由随从郑鼎等背负以行。十月，过大渡河，军队在山谷中行进二千余里，忽必烈率劲骑行进于前。

入大理境后，蒙古军乘革囊和木筏渡金沙江，攻下众多砦栅（参见词条元跨革囊）。十二月，忽必烈所率中路军先行包围大理城。兀良合台的西路军也在攻取龙首关后，抵达大理城下。忽必烈先派三位使者入城劝降，但却被大理人杀死。大理皇帝段兴智和权臣高泰祥背城出战，被蒙古军打败。忽必烈下令攻城，还亲自登上点苍山临视城中战况。是夜，大理守军溃败，段兴智和高泰祥率众逃遁。入城后，忽必烈最初见三使者被杀，大怒，一度欲屠城，但在张文谦、刘秉忠、姚枢等人的劝说下，特免杀掠。他命姚枢裂帛为旗，上写“止杀”，分头号令各街巷，使一城军民安定。姚枢还搜集了大理的图书档册。同时，忽必烈令大将也古领兵追击大理残部，擒杀高泰祥于姚州。

元宪宗四年（1254年）初，忽必烈班师北还，留兀良合台戍守云南，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抚治云南。 同年秋，段兴智投降，大理灭亡。

远征大理的成功，展示了忽必烈的军事征服才能，有助于他在后来的汗位争夺中赢得相当的蒙古诸王贵族的拥戴。忽必烈本人亦对大理之行极为重视，直到二十余年后仍能记忆，并将此役比于成吉思汗的班朱尼河盟誓。

忽必烈在辖地实行“新政”，成效颇著，很得中原人心，但不免侵害了惯于肆意征索的贵族们的利益。加之其藩府势力日益壮大，必然引起蒙哥的疑忌，一些贵族、大臣们又不断进谗，使蒙哥与忽必烈之间在汉地政策和权益上的矛盾日深，最终爆发。 元宪宗七年（1257年），蒙哥命陕西行省大必阇赤阿蓝答儿等在关中设钩考局，查核京兆、河南财赋。阿蓝答儿等从河南经略司、京兆宣抚司的官员中，罗织一百余条罪状，旨在除灭忽必烈所信用的官员，削弱他的势力。忽必烈采用姚枢建议，送家口前往和林，作为人质，自己则于十二月亲自在也可迭烈孙之地入觐蒙哥。蒙哥看到皇弟遵旨而来，开始转怒为喜。朝会之后，蒙哥两次亲自为忽必烈斟酒，忽必烈则拜退如礼，兄弟二人相对泫然而涕下。蒙哥汗竟不让忽必烈禀白情况，就下令停止钩考，但仍尽罢其所设置的行部、安抚、经略、宣抚、都漕诸司，迫使他交出了邢州、河南、陕西三地区的权力。

元宪宗八年（1258年），蒙哥兴师伐南宋，忽必烈初以足疾家居休养，后因负责东路的诸王塔察儿进攻襄、郢地区无功受谴，蒙哥授命忽必烈代总东路军。忽必烈在开平东北行祭旗礼，正式出兵南下攻宋。元宪宗九年（1259年）初，蒙哥汗在合州城下攻势受阻。 而忽必烈率军抵达汝南，继续向南宋进发，并派命杨惟中、郝经宣抚江淮。之后，他统领中路军渡过淮河，攻入南宋境内。

汗位之争

元宪宗九年（1259年）七月，蒙哥在久攻四川合州钓鱼山不下，转而南攻重庆的过程中死于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 。九月，忽必烈从使者处得知了兄长死讯，使者促请忽必烈北归。忽必烈认为：“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仍继续南征，围攻长江中游的鄂州（今湖北武汉），并以军接应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

后来，忽必烈的正妻察必派使者密报，和林众臣谋立忽必烈之幼弟阿里不哥，而且阿里不哥已经派阿蓝答儿在开平附近调兵，并以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于燕京，有夺取汗位的企图，请忽必烈速返。年底，郝经上《班师议》，陈述必须立即退兵的理由，坚定了忽必烈退兵北返的决心。忽必烈声称要进攻南宋都城临安，留大将继续对鄂州的围攻，增加对南宋的军事压力。不久后，南宋鄂州守臣贾似道遣使请和，约定南宋割地，并且送岁币。 忽必烈在当日撤兵，轻骑北返燕京。

中统元年（1260年）初，忽必烈率军抵达燕京，在燕京近郊驻扎，解散了脱里赤征集的民兵，“民心大悦”。早在事态还相当微妙时，他就派廉希宪到军前结欢于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孙子、在东道诸侯中居长的塔察儿，相约“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而阿里不哥竭力诱使忽必烈回到草地，好逼迫他就范，再名正言顺地登上大汗宝座。忽必烈则清楚地意识到，在阿里不哥鞭长莫及的情况下，自己在控制和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古军及汉军方面拥有莫大的优势与便利。因此他不肯轻易离开经营有年的中原而贸然北上。双方间使臣往返，交涉不断，矛盾日趋激化。

三月二十四日，忽必烈在开平召开忽里勒台。塔察儿“率先”劝进，移相哥（合撒儿子）、忽剌忽儿（合赤温孙）、合丹（窝阔台子）、阿只吉（察合台曾孙）等合辞推戴，于是忽必烈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即蒙古帝国大汗。 忽必烈在践祚次月发布的《皇帝登宝位诏》中，自称为“朕”，称蒙哥为“先皇”，并且明确提出了“祖述变通”，“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提倡“文治”的政治纲领。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更改蒙古旧制，采行汉法，建立与中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制封建政权。五月十九日，忽必烈发布《中统建元诏》，正式建立大蒙古国的第一个年号“中统”。改元“中统”，明确地强调新政权之为中朝正统、“天下一家”的地位”。

在登基后，忽必烈在中央设中书省，以王文统、赵壁任平章政事；在各地分设十路宣抚司，任汉人儒士（或祖居中原的契丹人、汉化程度较高的色目人）为使。 到七月，升燕京宣慰司为燕京行中书省，王文统、赵璧并以中书省平章领行省事，它实际上承担了当时朝廷临时行政中枢的职能。与此同时，忽必烈又毫不迟疑地着手征调和组编忠于他个人的精锐部队，用以保卫大汗，戍守北方各地，尤其是燕京、开平一线心腹地区。由于蒙哥的怯薛大军在扶柩北归后大都滞留于漠北，忽必烈便在潜邸宿卫的基础上迅速扩充、重建大汗的怯薛部队。此外他还多次征集各地兵员，以亲信董文炳等统领新组建的侍卫亲军。为防范阿里不哥，朝廷还将马匹、粮食大量运至漠南沿线，完成扼守大漠南缘、伺机渡漠远征的战前部署。同时对南宋保持克制态度，以集中力量解决阿里不哥。

在得知忽必烈于漠南抢先召开忽里勒台后，阿里不哥只得匆忙于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在驻夏据地阿勒泰山中，召集留守漠北份地的诸王宗戚，举行大会，并在会上被拥立为大汗。这样，蒙古帝国就出现了两大汗相抗衡的局面。

忽必烈在缓和了与支持阿里不哥的西道诸王关系的同时，以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为依托，与阿里不哥展开了数年的内战。他首先成功抵御了分兵两路南下的阿里不哥部，迫使阿里不哥撤出和林，退到由他继承的拖雷分地吉里吉思。在短暂占领和林后，忽必烈以宗王移相哥（一译也松格）留守和林，自己退回漠南，并派军援助宣抚京兆的廉希宪，击杀了在陕甘一带握有重兵的、阿里不哥支持者浑都海、阿蓝答儿等，稳定关陇局势。

中统二年（1261年）初，忽必烈在开平集会，会议军国大政，调整行政中枢。同年秋，阿里不哥又举兵东来，用计诓骗移相哥，击溃其部，占领和林。十月，忽必烈率诸路汉军与蒙古诸王所部再度北征，与阿里不哥大战于“昔木土脑儿之西”，虽在局部取得战果，但难分胜负。自是双方引军后退，相峙于大碛南缘。是年冬末，忽必烈师还，“诏撤所在戍兵，放民间新签军” 。形势有缓和的迹象。次年（1262年），阿里不哥因粮饷不继，西迁攻击由他派往察合台兀鲁思的阿鲁忽（阿鲁忽截留他征集的货物），于是忽必烈所部不战而收复和林。中统五年（1264年），阿里不哥因驻地阿力麻里出现饥荒，军心涣散，只得向忽必烈输诚。自此，长达五年的汗位纠纷由此结束。阿里不哥的失败意味着草原诸王保守势力受到挫折，客观上为蒙古军事贵族中主张“祖述变通”以“补偏救弊”的一派把统治中心从碛北移至漠南，从而更加便利于他们采纳汉法，加强对中原的统治，提供了一个适逢其时的契机。

在与阿里不哥鏖战的同时，中统三年（1262年）春，管理益都行省的李璮乘机叛乱，被忽必烈派兵迅速镇压。李璮叛乱强烈地引起了忽必烈对汉人世侯的猜忌，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废除汉人的世袭制度，削弱这些世家的军权，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立枢密院统一调度侍卫亲军和各地的蒙古、汉军万户等等 ，一方面以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可严密对汉人的防范。此外，又在各级政权中引用色目人分掌事权，使与汉人官僚相互牵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与政治意图下兴建的新王朝，其创制立法，始终着眼于在保持蒙古贵族统治特权的前提下，对旧制作必要的更改，使政权机构能在大体上符合汉地的统治需要，又足以确保蒙古贵族的既得利益。

改元建都

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 ，作为驻夏的纳钵。

中统五年（1264年）八月，又下诏燕京（金中都，金亡后称燕京，今北京市）仍改名为中都，作建都的准备。十六日，忽必烈发布《至元改元诏》，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他还相继下诏进行官员俸禄、考核、品级及地方行政区划的裁汰等方面的改变。经过从中统元年到至元初年的增改损益，新王朝的各种制度大体上确立下来。

至元八年（1271年）底，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从大蒙古国皇帝变为大元皇帝，“大元”国号正式出现 ，忽必烈成为元朝首任皇帝。其蒙古尊号为“薛禅汗”（清朝译为彻辰汗，拉丁蒙古文：Secěn qahan ，大意为“大贤之君” ）。

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标志着新王朝的政权建设已全部完成。 至元十年（1273年），大都宫殿建成。次年（1274年）正月元旦，忽必烈在正殿接受朝贺。元朝从此即定都在大都。从此，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均置于大都，省台大员随皇帝巡幸上都时，则置分省、分台于该处。两都畿辅，成为元朝的“腹里”之地。

元朝政权在总体上是取法于中原前代王朝的体制，与中原的封建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也保留了不少蒙古的落后旧制。总的来说，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确立，恢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对人民的赋役剥削限制在一定的数额之内，较之前此的混乱是一大进步。忽必烈很重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立司农司，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抑良为奴等。在他统治期间，社会经济逐步恢复，有些地区有所发展，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出现了“户口增，田野辟”的景象。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元朝也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落后旧制。如：分封采邑制度（投下二五户丝制）；遍及于各生产领域的驱奴制；手工业中的官工匠制度；商业中的斡脱制；贵族世袭的选举制度以及民族压迫政策等。这些制度在元朝一代始终保留下来，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使元朝的社会矛盾愈益激化。

_{主词条：忽必烈灭宋之战}

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而夺得汗位后，积极谋划新一轮的对宋战争。至元五年（1268年），他用宋降将刘整之策，改变主攻四川的方略，命阿术、刘整等率大军围困南宋重镇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至元七年（1270年），派刘整在襄樊前线造战舰，练水军，并用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攻城。宋廷数次派重兵破围，均未成功。至元十年（1273年），樊城先被攻破，继而襄阳守将吕文焕举城投降。

攻克襄樊之后，阿术奉命移军略淮东，游弋扬州城下。直到这时候，忽必烈仍未最后下定一举灭宋的决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月，阿术入觐，坚请出兵平江南。忽必烈诏令相臣会议，史天泽也力主平宋。在几经犹豫以后，忽必烈终于接纳了阿术、刘整等人的建言。三月，他调兵数十万，分三路攻宋：

以伯颜、史天泽（不久后因病返回）、阿术、吕文焕行省荆湖，由江汉伐宋，作为主攻方向；

以合答、刘整、董文炳等行省淮西（八月改为行枢密院），驻扎正阳，“南逼江，断其东西冲”；

以淮东元军授大将察罕统一节度，配合攻宋。

七月，伯颜等将领陛辞，忽必烈要求伯颜以宋朝大将曹彬为榜样，不嗜杀掠，“为吾曹彬可也” 。伯颜与阿术统中路取鄂州、汉阳等地，沿长江东下，取黄州、蕲州、江州、安庆、池州等地，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大败宋宰相贾似道军于丁家洲，收降太平州、滁州，下建康，不战而降镇江。入秋后，阿术又在镇江水面击破宋将张世杰等所部舟师。自此，宋军失去与元军正面作战的能力。

至元十三年（1276年）初，元军至皋亭山（今杭州东北），宋廷奉表投降。随后，南宋太皇太后谢道清带宋恭帝出降，奉上传国玉玺和降表，南宋都城临安陷落。此后，元军开始着手消灭宋的残余势力，迫使南宋益王、卫王朝廷一路南奔。至元十六年（1279年），宋元双方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外海进行了大海战，史称“崖山之战”，宋军战败，南宋至此灭亡。 临安降元后，淮东、四川等地也渐次被攻克，于是南宋版图至此全为元有。 元朝正式实现了自唐朝以来的又一次大一统。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王朝，它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发展了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南北方的统一也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前景，其影响都十分深远。

汉法、回回法之争

全国统一以后，忽必烈的保守、嗜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都有了发展。他采行汉法、改革落后旧制的工作陷于停顿。这时，早年追随忽必烈，并在元王朝的创制中起过重要作用，对忽必烈具有影响的汉人官僚或逐渐被疏远，或相继谢世。忽必烈所依任的是回回人阿合马。阿合马从中统初便主管中央财政，多方搜刮，权势日重。至元十二年（1275年）右丞相札剌亦儿·安童出镇西域后，阿合马独擅朝政。汉人官僚不满于阿合马所为，使朝廷中汉法与回回法的斗争十分激烈。忽必烈因这些理财之臣的聚敛政策符合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需要，故而始终偏袒阿合马而逐渐疏远汉族儒臣，朝政进一步向黩武嗜利的方向发展。至元十九年（1282年），大都发生了王著、高和尚刺杀阿合马事件，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加剧。此后，忽必烈又先后任汉人卢世荣、吐蕃人桑哥专理财政，都以失败而告终。

四处征伐

同时期，忽必烈接连派遣军队对外征伐，但其结果多以失败告终：至元十一年（1274年），以归顺元朝的高丽为基地，派蒙古及高丽联军2.5万人、船900只攻击日本镰仓幕府，登陆后方与日军接战，因夜中台风来袭而撤退，结果半数以上士兵淹没海中。至元十八年（1281年），再分兵两路渡海攻日本，兵力达14万。因日本已有防备，元军作战未曾得利，又遭台风袭击，毁船无数，将领乘巨舰逃归，被遗弃的士兵则被剿杀或发配为奴。至元十九年（1282年），发兵远攻占城（今越南南部）。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发兵攻越南（时称安南）陈朝，次年（1285年）因疫疾而撤退，遭安南军队追击，损失惨重。以后再攻安南，虽一度攻入安南都城升龙，逼陈圣宗、陈仁宗入海，但回师时遭追击，重演初攻安南的故事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派兵攻爪哇信诃沙里王国，次年（1293年）损兵折将而归。外侵战争不仅对邻国造成破坏，带来痛苦，同样对本国人民也是极大的灾难，引发了社会动荡 。如元朝为东征日本而要求江南人民服役造船，导致不少人发动了反元起义，规模最大的是福建黄华起义，小规模的“盗贼”不下二百处 ，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的“盗贼”更是达到四百多处 。

平服诸王

_{主词条：忽必烈诸王之战}

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时，多数西道诸王均支持阿里不哥。为了争取宗王势力的支持，忽必烈默认了术赤兀鲁思后王别儿哥、察合台兀鲁思后王阿鲁忽、八剌以及统治后来被称为伊利汗国（旭烈兀兀鲁思）的六弟旭烈兀对各自封地的合法统治权。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继承了原蒙古帝国的法统（忽必烈号“薛禅汗”）。但窝阔台兀鲁思的海都联合术赤系诸王展开了反对忽必烈的斗争。钦察汗国的忙哥帖木儿本为忽必烈提名，但很快转为支持海都反对忽必烈。忽必烈命察合台的八剌进攻海都，先胜后败。结果，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系诸王在至元六年（1269年）的塔刺思会议上决定联合反对忽必烈。

为遏制日益强大的海都势力，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命北平王那木罕建幕庭于阿力麻里。至元十二年（1275年）七月，又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安童增援阿力麻里，助那木罕镇边。至元十三年（1276年），那木罕所部脱帖木儿（拖雷孙）先叛，继而诱引昔里吉（蒙哥子）、药木忽儿（阿里不哥子）等实行兵变，企图与海都等结盟，对抗元廷，还在回到拖雷系诸王份地所在的岭北地区的途中，与另一支叛王撒里蛮（蒙哥孙）的部众合并。为镇压这一连串叛王，忽必烈派出伯颜统领岭北诸军平叛，连破叛军，至至元十九年（1282年）结束昔里吉之乱。岭北局势逐渐平息。而在岭西地区，元廷为收复天山南路诸城，与海都展开激战，重新夺回畏兀儿之地。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东道的斡赤斤后王乃颜发动叛乱（参见词条乃颜之乱），忽必烈亲征。六月，双方在辽河附近会战，忽必烈贸然乘象舆临阵，企图威慑叛军，但遭到围攻 ，后赖汉军作战用力，才将其击溃。后在玉昔帖木儿等的指挥下，元军擒杀乃颜。乃颜败死后，哈丹和其他东道叛王仍不断起兵作乱，并两次进入高丽骚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完全平息乃颜余部的叛乱，中央政府对辽东地区的统治由此获得巩固。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海都方面重新拉开战幕，兵锋直逼岭北。次年（1289年），元朝岭北驻军在皇孙甘麻剌统率下，与海都、都哇会战于杭海山，元军战败东撤。海都军跟踪追击，占领和林。七月，忽必烈以七十四岁高龄亲征，海都闻风西走，元军收复和林。此后，忽必烈派伯颜、玉昔帖木儿等主持军事，展开时断时续的岭北争夺战，直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将土土哈逐敌直至阿勒台山。岭北局势基本稳定。

元朝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果，反而屡屡引发海都为维护西北宗王的势力范围而起兵称乱。忽必烈为保持号令诸藩兀鲁思的大汗地位，必须确保“祖宗根本之地”岭北的稳定。但他难以同时保持对西域的绝对控制力，遂被迫收缩在西北方向的战线，以别失八里作为元朝在西北前沿的边城。

最受忽必烈宠爱且禀性聪明的皇后察必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先他去世。五年之后，忽必烈亲自选定的皇位继承人真金早逝。或许由于这些个人悲剧的刺激，素来患有足疾的忽必烈身体状况更加糟糕。晚年的忽必烈体弱多病，相臣常不得人见，往往通过代替察必之位的南必皇后奏事，南必因此得以干预国政。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初，忽必烈病重，托付皇孙铁穆耳于知枢密院事伯颜。正月二十二日（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在大都紫檀殿病逝。在位三十五年，享年八十岁（虚岁）。五月，元成宗铁穆耳为忽必烈上谥号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与此前的蒙古诸大汗一样，他被安葬于起辇谷。

孛儿只斤·忽必烈轶事典故

忽必烈，在拉丁化蒙古文中为Oubilai。在蒙古语中，qubi意为“份子”，qubila为动词“分配”。蒙古习俗，常以新生儿所遇重要的人、物、事件取名，而忽必烈出生时（元太祖十年，1215年），正逢成吉思汗攻取金中都之际。成吉思汗命汪古儿等尽取金都府库财物，“每留一份为成吉思皇帝献，余则敷俵有差”。此次收获，自成吉思汗建国以来是最丰盛的一次，其“俵分”自是一大盛事，忽必烈适生其时，故而由此取名。

据说，忽必烈制定刑律时，有笞、杖、徒、流、绞五个等级。笞、杖罪定下来后，忽必烈解释说：“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应笞一百下的，他也只打九十七；杖刑也一样。有人评价说：“此虽仁心，亦近于戏。”

孛儿只斤·忽必烈历史评价

元初名儒郝经说：“今主上应期开运，资赋英明，喜衣冠，崇礼乐，乐贤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为诸王推戴。稽诸气数，观其德度，汉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 （《再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

出身忽必烈潜邸的董文用说：“世祖皇帝仁孝英明，睿谋果断。爰从潜邸，有志斯民，植根干而佐理皇纲，聘耆德而讲明治道。始平大理，再驾长江，过化存神，有征无战。迨其龙飞滦水，鼎定大都，革弊政以维新，扩同仁而一视。规模宏远，朝野清明。内则肇建宗祧，创设台省，修举政令，登崇俊良；外则整治师徒，申严边将，布扬威德，柔服蛮荒。加以圣无不通，明靡不烛，守之以勤俭朴素，养之以慈惠雍和。收揽权纲，综核名实，赏罚公而不滥，号令出以惟行。万汇连茹，群雄入彀，削平下土，统正中邦。慕义向风，声教实朔南之暨；梯山航海，职贡无遐迩之殊。方且开学校而劝农桑，考制度而兴礼乐。国号体乾坤之统，书画焕奎壁之文。罄所有而酬战功，不待计而救民乏。听言择善，明德缓刑。钦福锡民，遇灾知惧。得《洪范》惟皇之理，过周宣修政之勤。以致时和岁丰，民安吏职。盖帝德克周于广运，故至公均被以无方。可谓文致太平，武定乱略，继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功。”

马可·波罗将忽必烈尊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称赞忽必烈是“人类远祖阿丹（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认为这是“彼实有权被此名”。

宋濂主编《元史》称：“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萨冈彻辰说，人们都称忽必烈是“转千金轮斫迦罗伐刺底·薛禅皇帝” 。

朱元璋出于种种原因，对忽必烈多有夸赞：

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宽恤爱人，亦可谓有仁心矣。

昔中国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餋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孙承恩：“雄武以断，聪明而仁。扶舆间气，笃生此人。驱策贤豪，振扬武烈。继统中华，式钦大业。”

邵远平：“遂辟雄图，混一中外；德威所指，无远弗届；建号立制，垂模一代；崇儒察奸，旋用旋败；英明克断，用无祗悔。”

毕沅：“帝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区宇，扩前古所未有。惟以亟于财用，中间为阿哈玛特、卢世荣、僧格所蔽，卒能知其罪而正之。立纲陈纪，殷然欲被以文德，规模亦已弘远矣。” （《续资治通鉴》）

魏源：“元之初入中国，震荡飘突，惟以杀伐攻虏为事，不知法度纪纲为何物，其去突厥、回纥者无几。及世祖兴，始延揽姚枢、窦默、刘秉忠、许衡之徒，以汉法治中夏，变夷为华，立纲陈纪，遂乃并吞东南，中外一统。加以享国长久，垂统创业，轶辽、金而媲汉、唐，赫矣哉。且其天性宽宏，包帡无外。阿里不哥及海都、笃哇诸王，皆亲犯乘舆。对垒血战，力屈势穷，一朝归命，则皆以太祖子孙，大朝会于上都，恩礼宴赉如初。当南北锋焰血战之余，或离间以侍郎张天悦通宋而不信。敕南儒被掠卖为奴者，官赎为民。所获宋商、宋谍私入境者，皆纵遣之而不诛。置榷场于樊城，通宋互市，弛沿边军器之禁。其长驾远驭如是。宋幼主母子至通州，命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后赴上都。除弘吉剌皇后厚待之事别详《皇后传》外，其母子在江南庄田，听为世业。其后文宗时市故全太后田为大承天寺永业，市故瀛国公田为大翔龙寺永业，直至顺帝末，始夺和尚赵完普之田归官，直与元相终始。宋之宗室如福王与芮等，随宋主来归，授平原郡公，其家赀在江南者，取至京赐之。此外宗室多类此。即奸民冒称赵氏作乱者，从不以累及宋后，其优礼亡国也如是。思创业艰难，移漠北和林青草丛植殿隅，俾后世无忘草地。又留所御裘带于大安阁以示子孙。武宗至大中尝诣阁中发故箧阅之，则皆大练之服。西域贾胡屡献牙忽大珠，价值数万而不受。宫闱肃穆，无艳宠奇闻。至元八年，平滦路昌黎县民生男，夜中有光，或奏请除之，帝曰：“何幸天生一好人，奈何反生妒忌。”命有司加恩养。伯颜伐宋，谆谆命以曹彬取江南不戮一人为法。其俭慈也又如是，非命世天纵而何？惟功利之习不能自胜于中，故日本、爪哇之师远覆于海岛，王、阿、桑、卢掊克之臣相仍于覆辙，盖质有余而学不足欤。” （《元史新编》）

曾国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 （《国朝先正事略·序》）

曾廉：“世祖崇儒重道，而特进言利之臣，三进三乱而讫不悟，岂非其明有所蔽耶？然其不欲剥民亦审矣。殆以为自我作则，将上下均足，堪为后世经制也。呜呼！以世祖之仁，乘开国之运，而言利之弊，若此，然则利其有可言者耶？至其任中书枢密而重台纲，法纪立矣。国治民安是在知人哉。” （《元书》）

屠寄：“汗目有威棱，而度量弘广，知人善任，群下畏而怀之，虽生长漠北，中年分藩用兵，多在汉地，知非汉法不足治汉民。故即位后，引用儒臣，参决大政，诸所设施，一变祖父诸兄武断之风，渐开文明之治。惟志勤远略，平宋之后，不知息民，东兴日本之役，南起占城、交趾、缅甸、爪哇之师，北御海都、昔里吉、乃颜之乱。而又盛作宫室，造寺观，干戈土木，岁月不休。国用既匮，乃亟于理财，中间颇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之徒所蔽，虽知其罪而正之，闾阎受患已深矣。” （《蒙兀儿史记》）

孙中山：“秦皇汉武、元世祖、拿破仑，或数百年，数十年而斩，亦可谓有志之士矣。拿破仑兴法典，汉武帝纪赞，不言武功，又有千年之志者。”

柯劭忞《新元史》：

蒙古之兴，无异于匈奴、突厥。至世祖独崇儒向学，召姚枢、许衡、窦默等敷陈仁义道德之说，岂非所谓书生之虚论者哉？然践阼之后，混壹南北，纪纲法度灿然明备，致治之隆，庶几贞观。由此言之，时儿今古，治无夷夏，未有舍先王之道，而能保世长民者也。至于日本之役，弃师十万犹图再举；阿合马已败，复用桑哥；以世祖之仁明，而吝于改过。如此，不能不为之叹息焉。

世祖一见伯颜，擢为宰相。知人之哲，近世未尝有也。

有发踪指示者，而后见猎犬之能，有世祖之知人善任，而后见（李）庭与（刘）国杰之智勇。功名之立，岂偶然哉！

蔡东藩《元史演义》：

忽必烈开府漠南，用姚枢、许衡、廉希宪诸贤，似属究心治道；而信任释教，挈释子拔思巴北归，后且尊为帝师，酿成末世演揲之祸，贻谋不臧，卒致荒亡。

忽必烈班师称汗，改元立号，虽隐启纷争之祸，而化野为文，入长中原，实于此基之。迭录原教，未始非保存国粹之意。主非汉人，而文则从汉，故宋亡而文不亡，用夏变夷，此之谓欤？

元世祖即位以后，统一中原，宜乘此休养士民，修文偃武，古人放牛归马之风，何不可遵而行之？……既已统一海内，更宜止杀行仁，乃复穷兵东伐，黩武南征，天道恶盈，宁肯令其常胜耶？

世祖名为重儒，实是好武，因用兵而敛财，因敛财而任佞，阿合马、卢世荣后，复有桑哥，三奸肆恶，元气斲丧，虽先后伏诛，而民已不胜困敝矣。

黄仁宇：“只是如果他们（蒙古人）真能以‘无本身利害’及‘不无端干预’的立场，扫除辽金南宋以来的积弊与苛政，却也不失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贡献。我们仔细读忽必烈的传记。无法断言他没有这样的心肠。……（忽必烈的诸多措施）都具有改革者的作风。”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萧启庆：“他（忽必烈）把蒙古游牧帝国改建成一个以中原农业地区为主干的中国式的王朝。这一转变在中国历史上是极重要的一页。” （《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张帆认为，忽必烈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接受了汉文化。

孛儿只斤·忽必烈后世纪念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在各地分祀历代帝王三十五人，不久后又增祀忽必烈于顺天府。洪武六年（1373年），明廷兴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在正殿五室中各祀历代帝王十七人，其中忽必烈与汉高祖刘邦、隋文帝杨坚、宋太祖赵匡胤一同被供奉于西一室。至嘉靖二十四年（1541年），明世宗采纳礼官陈棐建议，罢祀忽必烈。 清朝建立后，则延续明代对忽必烈的祀典。

1986年，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白阁村村民修复关圣官，将其改为三圣宫，供奉成吉思汗、蒙哥与忽必烈。

1989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杰出历史人物纪念币（第六组）”，其中一枚银币即是纪念忽必烈的。

2004年，为表对忽必烈的纪念，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开建“忽必烈广场”。2007年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