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山

孛儿只斤·海山人物生平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巳（1281年）七月十九日，元朝皇孙答剌麻八剌之嫡妻答己产下一子，三年多以后又得一子，元世祖忽必烈请正一道道士张留孙为两位曾孙取名，哥哥叫海山，弟弟叫寿山（后译为梵语爱育黎拔力八达），他们分别就是后来的元武宗和元仁宗。

海山的祖父真金（元裕宗）是元朝的皇太子，但他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二月去世。他的父亲答剌麻八剌很受忽必烈喜爱，有望成为皇位继承人，但也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早逝了。于是，忽必烈将皇太子宝授予海山的叔叔、真金幼子铁穆耳。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去世，铁穆耳即位，是为元成宗。

海山兄弟幼年由怯薛乞台普济（唐兀人）抚养，并学习了一些儒家经典。 元成宗刚继位的时候，真金之妻阔阔真聘请汉儒李孟进一步教导他们兄弟俩。 当时，元朝正与海都、笃哇等西北叛王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到大德二年（1298年）冬，元军统帅宁远王阔阔出疏于防范，导致战败，驸马阔里吉思被叛军所俘，成宗遂下诏以海山代替阔阔出统率西北诸军。海山于大德三年（1299年）抵达前线称海（今蒙古国科布多一带），在乞台普济的辅佐下加强屯田，训练军队，以备叛军入侵。大德四年（1300年）八月，海山在阔别列大破海都军，翌年又亲自率军与海都在蒙古高原上展开几番恶战，结果海都败死。此后战事告一段落，但海山仍留在漠北镇抚军民，并于大德八年（1304年）加封怀宁王，赐金印，食瑞州65000户。大德十年（1306年）以后，海山又带兵越过金山，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流域追剿察八儿等海都余部，进一步巩固了元朝对漠北的统治。

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初八，元成宗驾崩于大都玉德殿。他的皇太子德寿早夭，亦无其他子嗣，因而皇位出现空缺。按照蒙古旧制，在皇位空虚时，暂由正宫皇后卜鲁罕摄政，由她召集宗亲大臣举行忽里台大会，另选新君。卜鲁罕和左丞相阿忽台准备拥立成宗的堂弟、信奉伊斯兰教的安西王阿难答，因为他是忽必烈诸孙中年龄最长者，乃召其入京辅政；而右丞相哈剌哈孙则试图拥立海山兄弟，于是他在成宗死后立即秘密派人通知在漠北的海山和在怀州的答己及爱育黎拔力八达迅速入京。这时卜鲁罕为防止海山夺位，下密旨切断通往漠北的驿路。受哈剌哈孙之命北趋报讯的康里脱脱通过其兄阿沙不花疏通通政院，改署手中驰驿文书的日期，使其先于卜鲁罕下旨之日，遂得以乘驿马往海山处。 随后，哈剌哈孙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卧于宫外，卜鲁罕多次下旨，他都不听，也不处理政务文书。此举一方面可以阻遏卜鲁罕动员行政中枢的权力资源发号施令、筹划临朝称制的计划，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皇后集团以左丞相阿忽台取而代之，控制中书省。哈剌哈孙坚持在中书省守值凡三月，“未尝一至家休沐”，耐心等待反击的时机成熟。

远在漠北的海山接到成宗死讯后，曾准备立即还朝，后因乞台普济以漠南事宜“难以遥度”为劝，遂暂时缓行，以观局势。 大德十一年（1307年）三月，海山率军自金山前线东返和林，召集漠北诸王勋戚大会，诛杀与阿难答通谋的合赤温后王也只里，与会宗亲大臣合辞劝进。海山这时已获悉答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决计在和林窥视动向，于是谢绝了诸王的劝进，声称要等到宗亲大臣到齐、忽里台大会召开时再即位。

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到大都后，在李孟、哈剌哈孙的帮助下，发动宫廷政变，一举扳倒了卜鲁罕、阿难答、阿忽台等人，至此皇位在海山兄弟间摇摆，诸王阔阔出、牙忽都及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师傅李孟等人都劝爱育黎拔力八达不顾海山，自己登位，答己也认为“天性孝友”的爱育黎拔力八达比海山更容易控制，因此假托阴阳家之言，算出“重光大荒落（海山出生的辛巳年）有灾，旃蒙作噩（爱育黎拔力八达出生的乙酉年）长久”的一卦，并派人带着这一卦给漠北的海山看，暗示他放弃皇位。海山在和林一心等待大都派人迎他就位，想不到等来这样一套说教，愤然指出：“我捍御边陲，勤劳十年，又次序居长，神器所归，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豫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然后命康里脱脱疾还京师，表示自己已决意继承帝位。接着海山本人亲率三万大军，分三道南下。

面临海山强大的军事威慑，他的母亲和弟弟及大都诸臣被迫改变原来的想法，向海山明确表示推戴之意。大德十一年（1307年）五月，海山抵达上都，会聚宗戚大臣，举行忽里台大会，一方面处死卜鲁罕和阿难答，另一方面则确认海山的皇位继承资格。五月二十一日，海山即位于上都，是为元武宗。即位后追尊父亲答剌麻八剌为顺宗昭圣衍孝皇帝，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下诏改元为“至大”，正式开启了武宗一朝三年有余的统治。

武宗继位时，接管的是一个貌似强大安定、实则弊端丛生的帝国。他的前任皇帝元成宗奉行“持盈守成”的政策，使忽必烈时代汉化不彻底及汉法与回回法冲突等遗留问题继续恶化，困扰着蒙元王朝的统治者。成宗时的主要问题有对宗戚大臣的滥赐滥封；冗员冗费严重、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问题逐渐凸显，当然最严峻的问题是经济上的钞法开始崩溃，至元钞大幅贬值，导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影响财政收入。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武宗面临的问题可谓是非常棘手的，因此他不得不调整“守成”之策，对统治加以调整。武宗在位时间虽短，却在各方面进行了不少改革，以巩固元朝的统治。

武宗入继大统后，朝廷中枢用人，差不多都在西北从征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崇儒右文的哈剌哈孙最初仍留任中书右丞相，但两个月以后就被外放为新成立的和林行省左丞相。武宗所信用的大臣，有乞台普济（唐兀人）、脱虎脱（畏兀儿人）、三宝奴（西域人）、乐实（高丽人）、保八（色目人或蒙古人）、忙哥帖木儿（拂林人，爱薛之孙）、王罴等。 武宗在中书省之外，另设尚书省，用来安置他的亲信，并实施改革。武宗在政治上实行“溥从宽大”的方针，大范围地封官进爵、增加赏赐，同时推行考课，筹备郊祀；经济上，改革钞法，颁“至大银钞”，又发行铜钱“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并许与历代铜钱混合使用，以信誉较稳定的小面额金属辅币来平抑日用品零售领域中物价的过份波动。此外还扩大海运粮数量，提高盐引价格，增加赋税，等等。这些措施多与忽必烈时期阿合马、桑哥主持的尚书省的举措很相似，但在实行方面比那时来得温和。武宗在位时还大兴土木，即位一个月后就下令在上都和大都之间的旺兀察都（今河北张北）兴建元中都。同时还在大都、上都和五台山等地修筑佛寺。

武宗的改革举措尤其是滥封滥赏和理财政策很大程度上与儒家相悖，因此招来汉人儒臣的批评。代表性的是监察御史张养浩在至大三年曾上《时政书》列举十项弊政：一曰赏赐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横、十曰取相之术太宽。 后来的许有壬则总结武宗的失政有四个方面：名爵扫地、赐予空帑、太官恃不钩检、宿卫依凭城社。 而武宗在改革没有收到成效之时便撒手人寰，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则全盘推翻了武宗的改革措施，并处死了三宝奴等武宗信任的大臣，所以武宗的短暂统治时期虽改革纷纭，却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插曲而已。

当初武宗海山能继位，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他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发动的打倒成宗皇后卜鲁罕和安西王阿难答的政变，所以作为报酬，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武宗登基后第九天就被立为皇太子，并约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 武宗朝，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身份守中书令，掌管中书省事，尽管武宗设尚书省以分中书省之权，但爱育黎拔力八达仍积极参政。同时，皇太后答己亦颇有干政野心。于是在武宗朝，皇帝圣旨、皇太后懿旨和皇太子令旨并行不悖，皇太后有铁木迭儿等蒙古贵族的支持，皇太子有汉人儒臣李孟等的支持，三宫之间关系微妙，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伏笔。武宗时的主要矛盾则是武宗和皇太子的矛盾，到了至大三年（1310年）已浮出水面，尚书省左丞相三宝奴和宦官李邦宁公然劝武宗改易太子，立武宗自己的儿子和世?为储君。尚书省右丞相康里脱脱力持不可，武宗最后也未听从，终究没有毁约。

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初八，海山驾崩于大都玉德殿，享年三十一岁。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是为仁宗，为兄长海山上庙号为武宗，谥号为仁惠宣孝皇帝，蒙古汗号为曲律（意为俊杰）汗。 仁宗没有守住与兄长的约定，而是逼走了侄儿和世?，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十多年后，海山两子和世?、图帖睦尔夺回皇位，以后的黄金家族汗位遂落在海山一系手中。

孛儿只斤·海山轶事典故

关于武宗名字“海山”的来历，过去由于史料缺乏，一直众说纷纭。清乾隆年间修改元史译名，将海山改为哈尚，并在《钦定元史语解》中解释其为蒙古语“迟钝”（qasang）之意；1846年科瓦列夫斯基所著的《蒙俄法辞典》中将海山之名释为Qayisang，即蒙古语“围墙”之意。而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则通过释读西藏发现的八思巴文《怀宁王海山令旨》，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证该令旨中海山的名字Haysan实为汉名。 这从史料上亦可得到佐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中言：“十八年七月，皇曾孙生，是为武宗，上命择嘉名以进。”虞集《道园学古录》卷50《张宗师墓志铭》中则谓：“武宗、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世祖为制名，兴圣宫记其事，是以赞书及之。”赵孟頫《仁靖真人碑》中写道：“武宗、仁宗之始生也，上皆命公拟名以进。仁宗五岁时，译为梵文，今庙讳是也。”种种史料证明，“海山”是忽必烈请道士张留孙取的汉语名字，武宗的弟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名字Ayurparvata为梵语“寿山”之意，正好与“海山”相对。同时，元朝大臣程文海为避武宗讳而以字行为“程钜夫”，亦可为海山是汉名之旁证。元朝诸帝中世祖、成宗、泰定帝、文宗、顺帝的名字是蒙古语，仁宗、英宗、明宗的名字是梵语，宁宗的名字脱胎于藏语，武宗海山则是唯一汉语名的皇帝。

至大二年（1309年）中秋之夜，武宗与诸嫔妃泛舟于禁苑太液池中。武宗心情愉悦，对嫔妃们说：“昔西王母宴穆天子于瑶池，人以为古今莫有此乐也。朕今与卿等际此月圆，共此佳会，液池之乐，不减瑶池也。惜无上元夫人在坐，不得闻步玄之声耳！”这时有一个叫骆妃的妃子，素来号称能歌善舞，趋出为武宗跳《月照临》之舞，并歌唱道：“五华兮如织，照临兮一色。丽正兮中域，同乐兮万国。”唱完后，武宗听到她以月亮比喻他自己，龙颜大悦，遂赐八宝盘玳瑁盏，诸妃各起贺。兴尽之后，武宗与嫔妃们唱《龙归洞》之歌而还。 然而按惯例，中秋节时元朝皇帝都在上都，九月才回大都，比如至大二年，武宗就是九月初七才回到大都。 太液池位于大都，上都没有，所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存疑。

武宗迷恋酒色，像其他蒙古皇帝一样尤其喜欢喝酒。大臣阿沙不花看到武宗面色憔悴，便进谏道：“八珍之味不知御，万金之身不知爱，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托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曲蘖是沉，姬嫔是好，是犹两斧伐孤树，未有不颠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纵不自爱，如宗社何？”武宗听后，大喜道：“非卿孰为朕言？继自今毋爱于言，朕不忘也！”遂命人给他倒酒。阿沙不花本来就是劝谏武宗不要饮酒，没想到武宗当场赐了一杯，遂顿首谢绝，说：“臣方欲陛下节饮而反劝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诏。”左右皆贺武宗得直臣，武宗也下诏晋升其为中书右丞相。但武宗嗜饮显然并未因此改观。

孛儿只斤·海山历史评价

明朝官修正史《元史》宋濂等的评价是：“武宗当富有之大业，慨然欲创治改法而有为，故其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众，锡赉太隆，而泛赏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于是稍有变更云。”

明人何乔新的评价是：“史臣之赞武宗，谓其慨然欲创制改法而有为，斯言过矣。元之诸帝，安于旧俗，而不遵中华之法，非一日也。虽以世祖之英武，仁宗之恭俭，无能改于其俗，况于武宗视二君尤劣者乎！武宗在位四年，无一善可称者。沙的伶人也，以为平章；李邦宁阉竖也，以为司徒；教瓦班番僧也，以为学士承旨。它如进鹰坊之秩为二品，畀西域贾人以虎符，所溺者酒色，所好者游畋，斯岂有为之君哉！其所创改者，不过置尚书省、行至大银钞二事而已，是皆毒民之法，岂为治之先务耶？使武宗果有志于创制改法，则当召用名儒，稽式古典，正彝伦、厚风俗、修法度、定官名。考章服，以革左衽之陋；制雅乐，以变优价之声，庶几乎魏孝文、金世宗之所为矣。顾武宗性质凡下，岂足以语此哉？”

清朝史学家邵远平《元史类编》的评价是：“册曰：北藩入嗣，三宫协和；慨然创治，爵滥赏阿；贰省乱政，令教繁讹；有为何裨，变政已多。”

清朝史学家毕沅《续资治通鉴》的评价是：“帝承世祖、成宗承平之业，慨然欲创制改法；而封爵太盛多遥授之官，锡赉太优，泛赏无节。至元、大德之政，于是乎变。”

清朝史学家魏源《元史新编》的评价是：“武宗始以怀宁王总兵漠北和林，与叛王海都劲敌对垒，屡摧其锋，中间几濒险危，披坚陷阵，威震遐荒，可谓天潢之杰出，天授之雄武矣。入绍大统，谓有宏图，而始终误听宵人，以立尚书省为营利之府，何哉？夫世祖立制，以天下大政归于中书省，任相任贤，责无旁贷。故小人欲变法，忌中书不便于己，则必别立尚书省以夺其权。阿合马、桑哥之徒相继乱政，毒流海内，是以世祖深戒前辙，不复再蹈。乃当席丰履厚之余，慨然欲变更至元、大德之旧。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多；锡赉太侈，而滥赏之卮漏。母后市恩左右，挠其恭俭，于是言利之臣迎合攘袂，以争利权。虽柄操自上，不至如阿合马、桑哥之甚，而仁心仁闻渐蔽于功利，几同于宋之熙、丰。故仁宗绍统，翻然诛殛，尽复旧章。盖变法不得其人，则不如勿药之尚得中医也。又考陶九成《元氏掖庭记》，则琼岛水嬉之华，月殿霓裳之艳，亦自帝大滥其觞，而《本纪》讳之，不载一字，亦英雄酒色之通病欤！惟授受之际，坚守金匮传弟之盟，虽有内侍李邦宁，怂恿离间，帝言：‘朕志已定，汝自往东宫言之。’斯则磊落光明，胜宋太宗万万。综计始末，固不失为一代之英主焉。”

清朝史学家曾廉《元书》的评价是：“论曰：武宗擐甲临边，至登大位，宜有雄武之风，而颓然晏安，惟鞠蘖芗泽之为乐，元业自是衰矣。遂至鼎鼐充庭，名器之贱如履。而欲后人惜其敝袴，得乎？易日负且乘致寇至，武宗启之矣。”

清末名臣张佩纶的评价是：“至大之政锡赉太优，泛赏无节，顿失至元、大德规模，而享年亦复不永，为可惜也。仁宗即位，李孟谓陛下御极、物价顿减，方知圣人神化之速。此虽孟之谀词，然亦足见武宗之朝，民气愁悿，百物腾贵矣。”

民国史学家屠寄《蒙兀儿史记》的评价是：“海山汗滥赏淫威，非恭俭之主也。明知尚书省贰政病民，排众议而立之。更钞铸钱，将以理财，而财政愈紊，前史称其慨然欲有所为，然郊天、祀孔、亲享太庙诸虚文外，无足纪者。惟终身远铁木迭儿，虽以母后之命，不使得预朝政。由后校之，殆有所先见矣。若乃三宫协和，始终不受谗慝，其自处骨肉之间，盖亦有道焉尔。”

民国官修正史《新元史》柯劭忞的评价是：“武宗舍其子而立仁宗，与宣公舍与夷而立穆公无以异。公羊子曰：宋之乱，宣公为之。然则英宗之弑，文宗之篡夺，亦帝为之欤？《春秋》贵让而不贵争，公羊子之言过矣。帝享国日浅，滥恩幸赏无一善之可书。独传位仁宗，不愧孝友，其流祚于子孙，宜哉！”

民国学者蔡东藩的评价是：①“武宗易喜易怒，若明若昧……夫以武宗之名位论，敦不谓其当立，然吾谓其得之也易，故守之也难。嗣位未几，即耽酒色，由是嬖幸臣，信淫僧，种种失政，杂沓而来。《书》所谓位不期骄，禄不期侈者，匪特人臣有然，人主殆尤甚焉！故武宗非一昏庸主，而其后偏似昏庸，为君诚难矣哉！” ②“武宗在位四年，秕政甚多，惟孝友性成，不私天下，较之曹丕、萧绎，相去远矣！”

传统观点对元武宗海山的评价负面多于正面，甚至认为他是一名昏君。但近来的研究则越来越强调武宗统治的积极意义。2010年7月，由南开大学、中国元史研究会、张北县政府共同举办的“元中都与元后期政治文化研讨会”在河北张北县举行。会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认为应将武宗朝政治置于元中期政治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根据留存到今天的片段资料来看，武宗并不是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他重构的以尚书省为代表的臣僚也并非“保守”、“落后”、“反汉化”的人物，而其所采取的措施是针对前朝积弊作出的改良，只是因时间短暂而未能得到充分贯彻实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晓以“元中都与武宗政治”为题阐述了元武宗即位之初施行的滥赐、设立尚书省、发行至大银钞、建立中都等措施实际上别有用意，说明中都的建设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成宗去世后，仁宗抢先夺权，但慑于武宗的挑战，最终与武宗达成了“兄终弟及、叔侄相传”的协议。武宗构想了为争夺当时政治资源、逐步消除与瓦解仁宗集团影响的庞大计划，建中都只是这个计划中的重要一环。这次研讨会充分肯定了元武宗海山的历史地位，认为他是蒙元史上除成吉思汗、忽必烈之外最具影响力的一代帝王。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元武宗海山是一位杰出的君主，“在他的领导下，蒙古上下再次回到了东西和平、齐心协力的状态……已故忽必烈大帝的构想，在此时真正实现了……我们也不能忽视海山的作用，正是因为他有融贯东西的视野和资格，以及出类拔萃、受人爱戴的性格，才成就了现在这番大业。”他还指出：“海山在明白自己‘松散财政’和‘松散政治’的基础上，有意地想完成曾祖父忽必烈梦寐以求却未能完全实现的蒙古势力大统一。然而此时，海山的周围已然暗藏阴影，并且由两处之多。首先，是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另一处阴影出现在政权内部。”杉山怀疑海山之死不寻常，很可能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势力的谋杀，并认为海山死后，“虽说蒙古帝国东西和睦的潮流并没有因此停滞，但也绝没有再取得新的进展。海山欲将忽必烈的构想在更大范围内予以实现的志向和希望，就此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