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绍尧

孔绍尧补充介绍

　　孔绍尧，原名孔庆全，绍尧是其字，号性安。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出生于江西赣州城。其家境贫穷，靠父亲孔宪山做泥木匠维生，母亲朱氏勤俭治家，纺绵花，千方百计供儿子读书。孔绍尧自幼勤奋好学，刻苦练习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光绪年间参加科举考试，乡试中了举人。孔绍尧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民富国强的变化，决心效法日本，为振兴中华效忠尽力。因此，毅然放弃赴京考进士的机会，东渡日本留学，是日本明治大学法学系的毕业生。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公元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联合各反清团体，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明确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在这以前，孔绍尧耳闻目睹了清朝廷对风残酷镇压，对外屈膝投降的腐败统治，他深恶痛绝。他坚决拥护孙中山提出的政治纲领，成为同盟会的会员。

　　孔绍尧日本留学毕业回到赣州后，结识了许多立志救国的人士。他和刘景熙、刘运襄、刘树堂、陈任中、陈培元、陈翊忠、萧勋予、萧敷勇、张周垣、卢达、汤祚贤等先进人士及陈锐、欧阳勋等先进青年联合发起、组织革命团体——赣学社。这个组织，对外的公开身份是研究教育事业改革的学术团体，实际上是跟随孙中山革命、暗中散发革命文告、发展革命成员，密谋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组织。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公元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风雷激荡全国。孔绍尧和赣学社成员在赣州积极筹划响应，紧张地从事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11月6日，赣州终于正式宣告光复。

　　民国8年（1919年）9月，孔绍尧重教兴学，捐资创办赣县第一所私立中学——赣南中学，校址设参府前（即今大公路中段南侧，是赣州第四中学的前身体）。他因为另有政务在身，推荐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朱鼎勋担任校长，他则被推举为学校董事会董事长。从创办初期到初具规模之后的正常教学工作，他始终是满腔热情，全力支持的规划设计师。这所学校，建有砖瓦顶、宽敞明亮的教室，室内条桌方凳，整齐美观。学校设计独具匠心，教室、寝室、厨房、花圃巧布校园之内，操场四周，鸟语花香，书声琅琅，学习环境清幽如画，一派沁人心肺，催人奋进的景象。孔绍尧常到学校走一走，看一看，他有时深入课堂听课，课后与教师切磋教学；有时深入食堂，检查师生伙食质量；有时晚上散步也走进寝室，看望埋头备课或批发作业的教师。在经济上，他不仅倾其积蓄，资助学校，而且亲自奔波，向地方绅士劝募办学基金，支持学校购置教学仪器，充实图书资料；他尊师重教，受到学校师生的爱戴。赣南中学在董事长、校长和全体教师的通力合作下，越办越好。赖传珠上将和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朱良才等人，皆是原赣南中学毕业的学生。

　　民国11年（1922年）5月、民国13年12月和民国15年7月，北伐军先后三次攻打赣州。孔绍尧与北伐军始终战斗在一起，并与地方先进人士联系，组织义务挑夫帮助革命军运输弹药；组织青年学生张贴标语，进行街头宣传，慰问北伐军战士；组织工商界人士筹款筹物，在全城掀起了支援北伐军的热潮，加速了北伐军光复整个江西的进程，孔绍尧曾被上级委任为赣南善后委员会会长。

　　1926年，孔绍尧回家乡办理母亲丧事。被推荐为赣县修志局总纂。同年，又被选举为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

　　1927年，在南京任中央党部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采访，专任江西访辑。

　　1931年8月，划赣县、于都、兴国、信丰、南康等县为江西省党政委员会第五分会（又称赣南分会），孔绍尧被任命为第五分区委员会兼赣县县长。同年11月15日，在历经兵燹劫余之后，旧志版本被销毁，原本所存无几。为了使家乡的人民知道赣县的历史，“上可当陈诗观风之用，下可作乡土物志之传”（引自孔绍尧《重刊赣县志序言》），孔绍尧发起并带头捐资，重刊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出版的《赣县志》，抢救了历史文献。

　　1932年后，他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参事，直到寿终。

　　他性情温厚，平易近人，从不因自己常识渊博而摆什么架子。凡是请他写店铺招牌和年节喜庆楹联的，他都是有求必应该。在南昌、南京和重庆工作时，经常外出求学和谋事的乡亲找他求援时，他总是慷慨解南昌市囊相助。诸如孔繁萱（黄埔军校毕业，后任台北市 局局长）、朱楚帆（即朱启湘，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等人，在南京、上海学习期间，均长期得到了孔绍尧在经济上的援助。

　　1940年12月，孔绍尧因病死于重庆，终年64岁。他一生廉洁奉公，死后两袖清风，不仅没有什么遗产，边遗孀王孝贞带着繁芝、繁炎两个女儿从重庆回赣州老家的旅费都是靠在重庆同乡和以前的学生筹集的。噩耗传到赣州后，赣南中学召开了全体师生追悼大会，表示沉痛的哀悼。为了纪念他在办学校工作中的业绩，学校决定将拥有8间教育的新楼房用他的名字命名为“性安楼”。

　　在他短暂的64年中，先后经历了光绪维新、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他身处在旧中国大动荡的时代，是完全可能做过一些对新民主义革命事业不利的事。他是这样一个融汇了如此纷杂的时代色彩的人物。因此，我们是不能要求他的思想和行为全部都是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