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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

张謇人物照片

海门名人张謇介绍

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
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

张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 祖籍江苏常熟土竹山,生于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 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金融家、慈善家, “江苏五才子”之一。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奉张之洞之命创办大生纱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建了南通博物苑。 民国元年(1912年),起草清帝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同年,改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民国4年(1915年),因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部分要求,张謇愤然辞职。民国8年(1919年),建成南通更俗剧场。民国11年(1922年),棉纺织业危机,导致张謇的事业全面崩盘,大生纱厂走向衰落。民国15年(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张謇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主张 “实业救国”“父教育,母实业” ,在南通兴办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开创了唐闸镇工业区,使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城市建设按照一城三镇的格局,成为长江下游的重要商埠和苏北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 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张謇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卯时,张謇在侨居地海门厅长乐镇(今海门区常乐镇)敦裕堂内出生,排行第四,其生母即为金氏夫人。 张謇4岁时起,父亲张彭年开始教他学习《千字文》。到5岁,张謇已经可以完整无误地背诵《千字文》,于是父亲命他随三个兄长入私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并为其取名吴起元。 至10岁时,张謇已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等蒙学的基本书籍。 12岁时,父亲张彭年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镇宋效祁先生教授孩子。14岁时,因宋效祁病故,父亲命他背着书箱前往西亭,从宋效祁的从子宋琳读书。

同治七年(1868年),张謇准备考秀才,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的“冷籍”。按照当地的科举习俗,冷籍需要多付出报考费。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老师宋琳安排,结识了邻近如皋县的张驹。张驹同意张謇冒充他的孙子, 以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第二年在如皋考中秀才。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把张謇软禁在学宫居仁斋里,并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说:“张育才忤逆不孝”,要革去他的秀才,还要下狱问罪。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幸而张謇的老师们爱惜他的才华,为他四处斡旋。当时的通州知州孙云锦也出面为他调解,将此事上报给江苏学政,继而上书礼部。直到张謇20岁时,此案终于告终,礼部同意张謇重填履历,撤销控案,恢复通州原籍。

幕僚生涯

同治十三年(1874年),孙云锦调往江宁(今南京)发审局,参与案件审理,邀请张謇担任其幕僚同往。为了改变家庭生活窘境,张謇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

光绪二年(1876年)夏,由于发审局人事复杂,张謇苦不能为,于是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成为吴长庆的淮军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

光绪六年(1880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 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

光绪十年(1884年),随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乡读书,准备应试。

高中状元

光绪十一年(1885年),因孙云锦出任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张謇转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录取为“第二名”,时称“南元”。但是从1885年到1894年,整整十年中间,张謇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试”,结果都是名落孙山。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职,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先后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次在礼部会试,张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光绪帝争取若干实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以主战著称,曾单独上书参劾李鸿章。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兴办实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但由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3月,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在通州兴办纱厂,张謇慨然应允;同年夏,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针对《马关条约》的后果,提出速讲商务、广开学堂、修建铁路等九条建议; 10月,列名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张謇选定水陆交通方便的唐家闸为厂址筹建纱厂,起初张謇决定纱厂是纯粹的商办,他计划筹款60万两,沪股40万两,通股20万两,相应设立沪通董事各三人,由通州董事先付款购买土地施工建厂。然而沪董的股款一直未到,工程只好停滞。为了筹款,张謇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憔悴。无奈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做主,将之前张之洞用官款购买、搁置在上海码头三年的美国纱机作价50万两入股,这样大生纱厂便改为官商合办。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盛宣怀和张謇均分官机,作价25万两,官股只是“按年取息,不问盈亏”,是为“绅领商办”。此外,盛宣怀答应代筹25万两营运资金。于是,这年底,纱厂动工建造厂基。此时,纱厂最缺的是流动资金,盛宣怀代筹款不过是一句空言,而各项用款开支很大。从1898年农历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14天之内,张謇给刘坤一连发五封信,给张之洞、盛宣怀发三件函电,乞求以地方公款解救燃眉之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三月,张謇因丁忧期满,按照惯例回京到翰林院销假。此时正是帝后两党激战方酣,维新派则爆发出强烈的政治热情。张謇协助老师翁同龢,上了不少奏议,敦促朝廷调整政策,促进工商业发展。不久翁同龢却被慈禧罢官。张謇闻讯作《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诗赠翁同龢,并前往火车站泣泪送别。翁同龢的遭遇,使张謇目睹了官场的险恶;7月21日,张謇也借故请假南归,继续他的“实业救国”。

光绪二十五年(1899)4月,拥有2.04万纱锭的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接受商董沈敬夫的建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刘坤一、张之洞倡导“东南互保”,张謇是暗中牵线人之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张謇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家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詧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4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5月,张謇应邀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详尽考察了实业、教育,他对明治维新的效果赞叹有加。

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加赏张謇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 同年,为了解决木船驳运江中轮船货物效率低的难题,张謇决定在天生港筹建码头,为此咨呈两江总督周馥,申请自开商埠。 后来张謇出面募集资金,在天生港建了两座名为“通源”“通靖”的码头,并对附近江滩施以抛石护滩,抵挡江潮,由此开启近代南通港建设的历史。 同年,大生纱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此外,张謇还在这一年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与汤寿潜、郑孝胥等发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謇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

宣统元年(1909年)10月14日,张謇被公推为江苏谘议局议长,随即开始酝酿奏请朝廷速开国会。两个月后,在张謇的倡导下,一个由十六省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团向北京进发。宣统二年(1910年)1月,请愿团抵京,发起国会请愿活动。清廷先劝慰了一番之后,以筹备尚不充分为由,驳回请求。5月,发起第二次请愿发动,再次被驳回。10月,发起第三次请愿发动。 同年,创办了南通电灯厂,南通市区开始用电灯照明。

宣统三年(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张謇起草了退位诏书;随后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 ;同年,改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

民国二年(1913年),建立大聪电话公司,创办南通城乡邮政和电话业务。同年,张謇派郁芑生和秦亮夫去英国考察相关企业,电厂是考察的重点。张謇从西方纺织企业的现状,看到大生纱厂的不足,特别是动力供给上的落后,决计以电力替代蒸汽动力。

民国3年(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

民国4年(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第一至四条号要求时,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的生产。

民国5年(1916年),张謇建立第一所民办气象台。

民国7年(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民国8年(1919年),张謇将上海人姚祥堂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东台用电的困难。 同年,建成南通更俗剧场。同时,南通电厂(后改为天生港电厂)开始启动设备的采购。

危机来临

民国9年(1920年),张謇发起组织“苏社”。

民国10年(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同年,天生港电厂动工兴建。

民国11年(1922年),北京、上海报纸举办民意测验,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 同年,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有了日本政府的支持,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民国15年(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

张謇轶事典故

一生知己

顾延卿是如皋顾家埭人,和张謇是同科秀才,结成了知已朋友。在张謇遭到张驹软禁时,他很是愤慨,认为“张謇借籍应试,本属无奈,怎能让小人贪财借题发挥断送英才呢?”顾延卿从家中凑足银两,到县里四处奔走,疏通了学官,在县衙上下打点,官员们都知道张驹告状底细,又受了顾延卿的疏通,都同情张謇,默许张謇逃出学宫,知县也不予追究。张謇逃离如皋直奔顾家埭,顾延卿派人在路上接他。两人相见感慨万分,张謇当场写了一付对联。“半世仇人张世德,一生知己顾延卿”。此联知者甚众,以后在顾延卿的帮助下,张謇入了通州藉,中了举人,最后中了状元。

状元之路

光绪十一年(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很富戏剧性的是,当时翁同龢、潘祖荫等“清流”党人对他着力延揽,在礼部会试中暗中识别他的卷子,结果却连着三次误认了别人的卷子,将别人取中。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謇参加会试,结果“清流”的考官们将无锡孙和的卷子认作张謇的,孙考中而张落第。潘祖荫因此气愤不已,拒绝接受孙的拜见。光绪十六年(1890年),第三次会试,这次陶世凤的卷子被误认了,结果陶考中会元,张謇又落第。光绪十八年(1892年),第四次会试,考官们又误认了刘可毅的卷子,张謇再次落第。

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次在礼部会试,张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一名状元。

艰难创业

大生纱厂最初定位为商办,由张謇出面在民间集资。张謇召集到的股东包括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和樊时勋。前三位来自通州,后三位来自上海,因此分别称为“通董”和“沪董”。最初决定以100两为一股,共6000股,筹银60万两。但是招股很快陷入困境,通董和沪董之间,几度分合,股金迟迟不能到位。张謇只好向官方求助。

此时张之洞早已调任湖广总督。张謇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用官款向英国购买但一直搁置在上海的4万多锭旧官机折价,折算为50万两入股,性质是“官股”。大生的性质相应改成官商合办,张謇还需要另外招50万两“商股”,以使官商双方的力量均衡。但是商股还是迟迟募集不全。恰在此时靠洋务起家的另一位实业家盛宣怀也要买机器,就从张謇手里分走了一半机器,折算为25万两官股。大生的商股目标也就相应调整为25万两。但即便把筹资目标下调了一半,大生最后可以筹集到的商股也没有25万两。在大生开工时,真正向社会筹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余万两。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尝尽辛酸,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甚至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无奈间,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张謇在笔记中写道:那些市侩油滑的小人官吏对他冷嘲热讽,阴阳怪调,而他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

张謇历史评价

《通海新报》(1926年8月25日):张啬公先生道高望重,举世钦崇,其尽瘁地方自治事业,维护东南安宁,嘉惠通邑人士及苏省各县者,实足令人铭感无已。

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和江苏省省长陈陶遗联名电文:硕学巍名,文孚特望。甲午而后,力图自强,孜孜以提倡实业、教育为职志,在籍创办各工厂、公司暨各专门学校,逐年推广,成绩昭然。厥后办理地方自治及各公共事业,尤能尽心规画,卓著劳勋。综其生平事迹,实足上裨国家,下益社会;东南耆旧,无与伦比。

民国政府《大总统令国务院摄行》:前农商总长张謇,耆年硕德,体国忠诚,位望崇隆,邦人所重。民国肇造、于建设因革诸大端多所赞助。嗣后总筦农商及督办水利、导淮、商埠各事宜筹画经营,效绩昭著。比年引退,尤复振兴实业,造福邦家。

近现代思想家胡适: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

1984年7月7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昌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挽联与哀诗·挽张謇老前辈》:成败由天,毁誉由人,一生经济文章,都从实地做起;细行不矜,大德不渝,盖世功名事业,那堪浊浪淘来。

当代学者章开沅: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梅颖:张謇和张詧的一生证明:作为社会个体,他们既在原有社会结构下有所作为,同时又参与新的社会建构,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既受制于历史,又在创造新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在历史大转型时代,张謇是一个有力量有办法沟通朝野的人物,他的存在不是让形势更恶化,而是为恶化的形势找到改变的契机。历史的巨变一定有英雄伟人登高一呼,张謇、张詧就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

经济学家熊映梧:“实业救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謇,积极主张发展工商业,以富民强国。张謇是中国的“重工主义”者。

人民网:张謇是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大器晚成,前半生勤奋读书求取功名,终于在四十一岁时一举获得状元头衔,却不满于自己当官无助于救国,毅然放弃仕途,从头再来,投身于实业和教育。之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硕果累累,开辟出多条他人未走之路,以自己的实践亲自见证了一个爱国者的满腔热情,成为历史上众人皆知的“状元实业家”。他的伟大事业为后人景仰,他的光辉成就将彪炳史册。

2011年9月10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百年回顾与展望》序言中指出,张謇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实业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为发展民族工业付出了艰辛努力,他的爱国情怀和敬业精神为人称道。

2012年10月9日上午,江泽民同志及夫人王冶坪同志在京亲切接见了专程赴京汇报的上海海洋大学党委书记虞丽娟、校长潘迎捷等一行。当谈到学校创始人张謇最早提出“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的主张时,江泽民指出,张謇先生很有战略眼光。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当提到张謇时,称他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2020年11月12日下午,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了解张謇兴办实业救国、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情况。习近平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张謇主要作品

张謇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柳西草堂日记》《啬翁自订年谱》等。

张謇后世纪念

墓址

张謇墓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啬园内,墓地是他生前选定的,当时他还为墓门预作过一副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 会须身伴五山灵。1926年8月24日,张謇病逝于濠南别业,同年11月1日安置于此。随葬品很简单,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 1930年4月,墓前增立张謇身着西服大衣、手持文卷的青铜立像。张謇墓园一直由张氏家人管理。1956年,张謇墓园交由国家管理,1958年5月由张氏家属提议改名为“南郊公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同年8月24日,张謇墓及铜像被红卫兵当做“四旧”砸毁。1983年,南通市人民政府在原地重建了张謇墓。1985年8月8日,复立张謇铜像,并改称“啬园”。

纪念馆

张謇纪念馆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状元街东首,是一所江南园林式建筑。占地面积为33亩,园内建筑古朴凝重、曲径深幽,具有小桥流水的诗意。园内珍藏的上千件珍贵图片和事物,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张謇先生艰苦创业、实业救国的一生。纪念馆自开馆以来,共接待社会各界群众30多万人次,1988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江苏省委宣传部命名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江泽民为张謇纪念馆题名。

纪念活动

2013年7月2日,南通市文广新局,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博物苑、市文博协会、市集邮协会等在南通博物苑内,举办“纪念张謇诞辰160周年特展”开幕式暨“张謇个性化邮票”首发活动,共同缅怀张謇。7月2日上午,张謇嫡孙女张柔武、嫡孙张绪武等张家后人,南通博物苑、大生纱厂、更俗剧院、图书馆、伶工学社、沈寿艺术馆等张謇生前创办的企事业代表,南通农院、纺院、高等师范学校、通师一附、二附等张謇创办学校的学生代表,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代表等来自社会各界200多人,齐聚在濠南别业张謇铜像前,向铜像献上自己亲手制作的花束,表达缅怀之情。

2013年7月18日,由南通大学、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主同盟南通市委、南通张謇研究中心、南通江海文化研究会主办,南通博物苑承办的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系列活动——沈启鹏捐赠“风物聿新”画作展开幕式暨《时代新象》首发仪式,在南通博物苑开幕。7月22日—23日,围绕“弘扬张謇精神,实现强国梦想”举行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共收到论文54篇。23日,15位论文作者先后做了交流发言,从张謇精神、张謇的经济、政治、教育思想与活动等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展示了学界最新的张謇研究成果。

科考船

2016年3月24日,中国首艘万米级载人深渊器专用科考母船“张謇”号,在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举行下水仪式。“张謇”号总长97米,型宽17.8米,设计排水量4800吨,巡航速度12节;配备1台11000米载人潜水器,1台11000米无人潜水器,3台11000米着陆器。同时,配备干性、湿性通用实验室、重磁实验室、资料处理室、网络信息中心等,并安装全海深多波束系统、浅地层剖面仪等声学设备,以及A型吊架、伸缩折臂吊、深海绞车等科考设备。

其他

2012年11月6日,张謇职教思想陈列馆暨南通纺院文博馆在江苏南通开馆。

张謇补充介绍

  张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省海门市长乐镇(今海门市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

  张謇创办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2015年4月18日,以我国近代著名状元实业家、教育家、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张謇命名的万米级载人深渊器科考母船“张謇”号开工建设。

  早年求学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英译Chang Chien)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 。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后被称“四先生”。[8-9]

  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宋琛安排,结识了如皋县的张家。张家同意张謇冒充自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

  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

  1869年,张謇科举考中秀才。

  随军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孙云锦。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光绪六年(1880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拥护光绪掌权,正需有人充实阵营,从此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给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打算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1884年(光绪十年)随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离开庆军回乡读书,准备应试。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

  高中状元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自1868年以来,张謇已经在入仕的道路上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中状元的这一天,他的日记中没有兴奋之情。喜讯传到家乡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

  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4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将无锡孙叔和的试卷误认,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又将武进刘可毅的试卷误认,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1898年张謇回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慈禧罢官,“开缺回籍”。张謇闻讯作《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诗赠翁同龢,并前往火车站泣泪送别。翁师的遭遇,使他目睹了官场的险恶,半月之后,张謇也借故请假南归,继续他的“实业救国”。

  兴办实业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向官府寻求援助。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李鸿章的翰林。[21-22]

  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23-24]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最后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

  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謇 (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与江苏连云港沈云霈、赣榆许鼎霖并称苏北三大实业家。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1898年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

  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开泰-东-盐班,每日对开一次,循运盐河由泰州至东台,再由东台循串场河至盐城。后来在东台设有分公司,沿线集镇均设有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了东台与各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

  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活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他曾是立宪派主要生力军。

  民国3年(1914年)张謇还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民国8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

  黄金时代

  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运动。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张謇将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的股票之一。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张謇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政治共舞

  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

  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是他们的0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 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

  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

  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 崖”即“边际”。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

  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以为他所追求的统一与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第一至四条号要求时(袁世凯并未完全同意“二十一条”),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

  危机来临

  此时的张謇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

  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

  到了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也正是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 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张謇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近乎全城民众都赶来为张謇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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