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次公

章次公人物生平

民国8年(1919年)就学于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事孟河名医丁甘仁及经方大家曹颖甫，又问学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业兼优 。

民国14年毕业后在上海开业行医，并任职于广益中医院，一度兼任上海市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民国19年与陆渊雷、徐衡之合力创办上海国医学院。章氏热心为贫苦病人看病，用药以验、便、廉为主，深夜出诊常不取酬，有“贫民医生”之誉。并曾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建国后，进入上海市第五门诊部工作，任上海市中医门诊部特约医师兼中医师进修班教师。1955年冬应邀赴京工作，历任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1958年兼任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被选为全国第三届政协委员。

章次公学术成就

章氏精研医书经典及诸家学说，于伤寒学造诣尤深。认为仲景之书确系大经大法，为医者不可不读，而明、清温病学说则是《伤寒论》之发展，应汲取两家之长。又认为发扬中医须参合现代医学理论，打破中西医间的界限，力求两者的沟通。临诊主张运用中医之四诊、八纲、辨证论治，兼采现代科学诊断手段，“双重诊断，一重治疗”，提高疗效。用药则博采众方，无论经方、单方、验方乃至草药，兼收并蓄，机动灵活，注重实效。剂量或轻或重，突出重点，击中要害。尤其善用虫类药物，如蜈蚣、全蝎用于头风痛；蜂房、蕲蛇用于风痹；蟋蟀、蝼蛄、虫用于积聚、肿胀等，对症下药，每收显效。章氏对本草深有研究，早年讲授药物学，编有《药物学》四卷，大部分资料收入《中国医药大辞典》，撰有《诊余抄》《道少集》《立行集》《杂病医案》《中国医学史话》及医学论著数十篇。另与徐衡之合辑《章太炎先生论医集》。晚年拟修订《历代医籍考》和校勘《内经》，未竟病逝。1980年，门人整理出版《章次公医案》一书。1999年，门人朱良春等汇集其遗著、医案等出版《章次公医术经验集》。

章氏精研医书经典及诸家学说，于伤寒学造诣尤深。认为仲景之书确系大经大法，为医者不可不读，而明、清温病学说则是《伤寒论》之发展，应汲取两家之长。又认为发扬中医须参合现代医学理论，打破中西医间的界限，力求两者的沟通。临诊主张运用中医之四诊、八纲、辨证论治，兼采现代科学诊断手段，“双重诊断，一重治疗”，提高疗效。用药则博采众方，无论经方、单方、验方乃至草药，兼收并蓄，机动灵活，注重实效。剂量或轻或重，突出重点，击中要害。尤其善用虫类药物，如蜈蚣、全蝎用于头风痛；蜂房、蕲蛇用于风痹；蟋蟀、蝼蛄、虫用于积聚、肿胀等，对症下药，每收显效。

章氏对本草深有研究，早年讲授药物学，编有《药物学》四卷，大部分资料收入《中国医药大辞典》，撰有《诊余抄》《道少集》《立行集》《杂病医案》《中国医学史话》及医学论著数十篇。另与徐衡之合辑《章太炎先生论医集》。晚年拟修订《历代医籍考》和校勘《内经》，未竟病逝。1980年，门人整理出版《章次公医案》一书。

1. 对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争的见解 　中医界存在着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争，由来已久。章氏认为这种派别的本身，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他主张阐扬两家之长，而反对互相排斥。章氏虽服膺曹颖甫先生用经方的经验，但他曾说：“师治病，非仲景方不用，予虽立程门，有负期许。”他主张博采众长，不必有经方、时方的界限；对各家的特长，理应兼收并蓄。他认为金元四大家中，河间主凉，子和主攻，东垣主温补，丹溪主滋阴，分之则抱残守阙，各执一端，囿于前人之一方一法，合之而取其所长，则可随宜而施，只要胸有成竹，处方用药便能得心应手了。他说：“读古人书，或臧否人物，切不可割断历史，最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前人丰富的临床经验，来扩大自己的眼界，增加治病的疗效。”又说：“《汉书·艺文志》方伎四家，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经方之所以成为学派，乃当时对待医经家而分的，汉时任何学问，都重师承家法，医学当然不能例外。到了宋代以后，医家用《医经》的理论解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所谓经方、医经两家的界限，已不复存在了。仲景书确是大经大法，它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伤寒论》辨证论治的法则，不但为热性病的治疗定出了许多处理方法，而且也可以推广运用于一般杂病，为中医整体疗法奠定了基础，在医学上的贡献极其伟大。自叶天士总结了前人的理论，充实了许多辨证方法与治疗方药，成为温病学派，这本是经方的进一步发展。他以卫、气、营、血作为辨证纲领，也并没有离开仲景辨证论治的规矩准绳，因此必须肯定伤寒、温病学说之不可分割。温病学说原不反对施用仲景方，也并不务求清淡轻灵，说明经方与时方的界限原不存在。”到了解放以后，伤寒、温病两派之争，犹未平息，他就大声疾呼地说：“在这两种学说的矛盾中求得统一，才能对多种热性病的辨证与治疗，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抒它们对立起来，各立门户，判若鸿沟，认为这种现象，在这新时代里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时至今日，伤寒、温病两派的无谓之争，似乎已经不再存在，这可说是一大进步，章氏开风气之先，其功实不可没。

章氏在中医学术问题上是没有门户之见的，如果他的医学思想可以作为一个学派的话，那末，不妨这样说：他的特点是以“不派为派”的。他对仲景所说的“博采众方”，最为服膺，平时对这方面努力较深，故在临床上能取得显著的疗效，决非偶然。

2. 对中西医学的看法 　“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这是章氏在五十年前对中西医学问题的基本看法。这种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章氏认为：中西医互有短长，应该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同样不应该有门户之见。他极力主张在中医学院里设置现代医学课程，使培养出来的中医新生力量，熟悉现代科学知识，这样可以更好地继承、发扬医学，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他认为医生治病，既要看到局部，也要看到整体，既要治病，又要治人；中医以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为主，治病首先从整体着眼，这是中医的特长，但如果兼能运用现代科学的诊断，加强对病原病灶的认识，那就更加完善了。章氏认为：惟有如此，才能使中西医学逐步地结合起来，从而可以更好地发扬医学的长处，提高疗效。他主张在必要时应采用双重诊断和双重治疗，甚至强调说：“科学的诊断应无条件接受，现代的新药应有条件选择。”他在临床上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进行工作的，认为这样做肯定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好处。

章次公医学成就

章次公辨证明晰幽微，用药机动灵活，立案准确精当，善于治病求本，用药突出重点。对热性病很注意保护心力，增强抗病能力。在慢性杂病及月经病的调理方面经验独到，尤擅使用虫类药物治疗某些顽固性疾病。方剂如大黄庶虫丸治干血，抵挡丸治蓄血，鳖甲煎丸治疟母，蜘蛛散治狐疝等。药物则常选蜈蚣、全蝎治头风痛，蕲蛇、露蜂房治风痹走注，庶虫、蝼蛄、蜣螂、蟋蟀治积聚肿胀，效果很好。尤其是蜈蚣、全蝎治头风，疗效显著，且治疗后很少复发。章次公还将虫类药物配成丸散，以便长期服用，取法叶天士“新邪宜急散，宿邪宜缓攻”之理

一般治外感时邪，阳证以祛邪为主，阴证以扶正为主，此为常法。 但章氏认为阳证高热不退，最易引起心力衰竭。他说：“凡见脉濡软而神志迷蒙者，应即注意保护心脏，参、附在所不忌。此仲景所谓‘急当救里’者是也。”他又说：“余治时病，多有开手即用温补者，且处方早晚不同、昨今各异者，不一而足，盖有此证用此药，药随证转，经方家之家法，如此而已。”章氏治湿温症，如病人邪热尚炽，而心力衰竭之端倪已露，病家又疑惧附子之燥热而不敢用，他在清热化湿药中，用六神丸振奋心脏而获良效。雷氏六神丸原为外、喉科解毒消痈的良药，因方中有蟾酥、麝香、冰片等，实兼有振奋心力之效。但他又认为六神丸只能兴奋心力，而不能兴奋周身细胞的生活力，病人如见肤冷、汗出等阴寒证状，则非参、附不为功。他说：“湿温症，神昏谵语，唇燥口渴者，每有用参、附之法，前辈医案中已数见不鲜。同是神昏谵语，而此中有虚实之分，同是唇燥口渴，而此中有寒热之判，稍有不慎，危可立待。病者脉已沉细，其为当温当补，人所易知，倘病人脉大而软，辨症就很易混淆，在有胆识者，尚不难毅然投以参、附，若顾虑其苔腻不当补，怀疑其神昏不当温，徘徊于稳健之途，而病者殆矣。章氏认为治疗湿温初起，温热学说中有辛凉清解、芳香化浊、苦寒燥湿、淡渗利湿诸法，本不难医，若三候未愈，便难于应付。他说：“仲景长于扶阳，温热家长于滋阴，但温病后期，每多阴阳两虚之证，便应兼筹并顾，不可偏执。“章氏治湿温后期阴阳两虚之证，每采用《冯氏锦囊秘录》的全真一气汤（熟地、麦冬、白术、牛膝、五味子、制附子、人参）阴阳气血并补，有显著疗效。全真一气汤的特点，在参、附与地黄同用，附子扶阳，人参益气，地黄滋阴，为治疗热病后期十分重要的一着。章氏看到张景岳治伤寒舌黑如炭，脉细无神，用参、附、地黄，并进大量冷水，认为非有真知灼见，不臻此。他治舌光无苔而脉散乱无序者，亦用此法，获效比比。盖舌黑如炭与舌光无苔同为阴液消耗过甚，而脉细无神与脉之散乱无序亦同为心力衰竭之征，所以参、附、地黄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要药了。

章氏治疗湿温伤寒，很注重营养疗法。他认为凡是日久病重的，最易消耗体内的各种营养物质，应该随时给予补充。伤寒病人之所以造成骨瘦如柴，一时难以恢复的原因，都是由于在治疗过程中抱着“饿不死的伤寒“的旧观念而嘱病人忌口过严的关系。他曾说：“先师赵吉浦先生（赵为中医专门学校教师），对于伤寒症之治疗，最重病人全身之营养状态。他好用养阴药，尤重食饵疗法，其原则是：

1. 凡诊断为伤寒症之病人，除舌苔垢腻者外，三餐食饵，常以老鸭汤予之。

2. 以大麦糊为副食品，用于病人热将下降，知饥索食之际。

3. 蔷薇花露为病人口渴之主要饮料，务令多多益善。

4. 一遇舌干无津，虽有黄糙苔，养阴药即有必要。

以上皆师法之不可湮没者也。清医张令韶治伤寒一案，予病人粥食数碗，佐以火肉、鲫鱼、白鲞等取效，然则主张营养疗法者，固不仅赵师一人而已。”章氏经常嘱咐伤寒病人多进藕粉、米汤、蔗浆、鲜稻叶露、蔷薇花露，后期病人则持续服用少量的老鸭汤、鲫鱼汤及麦糊等。他认为此等食品，不独能维持营养，增强抵抗力，而且多饮花露，还能补充体内因高热而消耗的水分，又能通利小便，排除毒素，中药中有各种花露，是非常值得珍视的。

章氏以善用虫类药物治疗某些顽固的慢性病著称。 他认为仲景用大黄庶虫丸治干血，抵当汤丸治蓄血，鳖甲煎丸治疟母等病，说明虫类药物在治疗上很早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叶天士取法仲景，并撷取孙思邈《千金方》、许叔微《本事方》用虫类药的经验，立“初病在经在气，久病入络入血”之说，对积聚、疟母、风寒湿痹、头痛、胃痛，以及妇女经水不通、小儿单腹胀等多种慢性病，常用虫蚁搜剔之品，奏通络追拔之效，颇有卓见，足证叶天士是一个善于继承仲景遗法的人。章氏早年受了曹颖甫先生的影响，对叶氏学说不敢苟同，后来才明白叶氏治病不仅以轻灵取胜，且能上穷古法，以意化裁，多所创获，如应用虫类药物，即其一端。他认为后人景仰叶氏，如果仅仅效法他轻灵的一面，犹未能尽得叶氏之长。章氏这个论证，对研究香岩（天士）学派者，是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的。章氏经常用蜈蚣、全蝎等治头风痛，用蕲蛇、露蜂房等治风痹走注，用庶虫、蝼蛄、蜣螂、蟋蟀等治积聚肿胀，效果都很好。特别是用蜈蚣、全蝎治头风，疗效非常突出，经治后有不少患者从未复发。根据历来使用蜈蚣、全蝎的经验，不仅有镇痉之效，而镇痛之力特强，用之得法，有立竿见影之妙。又川乌与当归同用，镇痛之力亦殊不弱，若再配合蜈蚣、全蝎，可以相得益彰。章氏用虫类药物，多配成丸剂、散剂，以便常服，此即叶氏“新邪宜急散，宿邪宜缓攻”之义。虫类药物对胃部略有刺激，胃纳不佳的患者，可复入山药、陈皮等健胃调气之品，以解除其副作用，但大多数患者，服之并无任何不良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