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琬

汪琬人物简介

汪琬生于明熹宗天启四年正月十六（1624年3月5日），卒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十（1691年1月8日） ，享年六十七岁。生于世宦之家，曾参与复社事。汪琬性情急躁冲动，坦率直言，不能容人过错，以是人多嫉之，然坦率无城府，光明磊落，立志自重，耿介有守。不喜仕进，惟嗜读书问学，发明经义，精研史学，昌言朴学。

顺治十二年（1655年）中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等。后因病辞官归家。康熙九年（1670年）辞官归里。康熙十八年（1679年），召试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编修，预修《明史》，在馆六十余日，撰史稿一百七十五篇，后乞病归，晚年隐居太湖尧峰山，闭户撰述，不问世事，学者称“尧峰先生”。

汪琬文学成就

他的散文疏畅通达，主张才气要归于节制，以呼应开阖，操纵顿挫，避免散乱。所谓“扬之欲其高，敛之欲其深”（《答陈霭公书二》）。他反对“以小说为古文辞”，认为“既非雅驯，则其归也，亦流于俗学而已矣”（《跋王于一遗集》）。这种观点，偏于正统。他的文风，一般论者认为受欧阳修的影响，而近于南宋诸家。计东为作《生圹志》，则以为“若其文章，溯宋而唐。明理卓绝，似李习之（翱）；简洁有气，似柳子厚（宗元）”。康熙曾称赞他：“尝与近臣论本朝文学砥行之儒，首称数先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代表作《陈处士墓表》《尧峰山庄记》《绮里诗选序》《江天一传》《书沈通明事》《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等文是其代表作。

汪琬亦能诗，以清丽为宗，成就及影响不如其文。著有《钝翁类稿》62卷，《续稿》56卷。晚年自删为《尧峰文抄》50卷，包括诗10卷、文40卷。

汪琬社会评价

梁启超等人将清代朴学之兴归功于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其实，汪琬也是朴学隆兴的关键人物之一。笔者认为，吴中经学一派近源有二，即汪琬与顾炎武。

汪琬的散文创作可分为两大类：经史之文与小品纪游之文。总体以观，经史之文不仅占据了大多数篇幅，而且体现了其创作的根本旨趣与艺术风格，代表着其散文的主要成就。

众所周知，汪琬之文根柢六经，浸淫史汉，出入韩愈、欧阳修、朱熹、归有光之间。《古今五服考异》八卷、《丧服或问》一卷、《诗问》一卷、《易经解》一卷、《易问六十则》《春秋杂义》及《春秋论》一卷（后三种刻入《前后类稿》《续稿》，未单刻行世），发明经学，搜剔渊微，考镜源流，以考据见长，风格质实。此即其所云“人之文也”。《王敬哉先生集序》说：“求诸文公诸书，无所不合于以辅翼传注，而疏通《易》《诗》《书》《礼》《乐》之文，庶几由文公而遂溯孔子者与？吾然后知天之未丧斯文，殆自孔子以来，讫于今如一日也。”也是夫子自道。从文学创作来看，成就远不如史传之文。历经鼎革之变的文人多提倡以诗存史，汪琬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诗言情志，文以存史。他晚年尤究心于研史，所撰《拟明史列传稿》二十四卷、《东都事略跋》三卷，博考慎取，议论精当，风格沉稳，开阖有致，具有较高的史学与文学价值。当然，文学价值还未如他的碑传志铭及史评文字。汪琬性狷介，笃好古学，重经世之用，于当世人物、文章褒讥不少宽假。他的好臧否人物，议论史事，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与明末清初的历史巨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史评十四则》，近于宋人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的构制，短小精悍，而声如洪钟。《诸侯名士》篇指出所谓诸侯名士或回于利，或怵于威，欺名盗世，于世无补，无足轻重。《何晏》篇对士大夫崇尚清谈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汉高祖一》篇对比刘邦兴于汉中，刘备连汉中也守不住，指出“兴废之所系”不在于血统，不在于种族，而在于谋国有善与不善。这些史评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诸侯名士》显然是在批判明末名士风气。文章既见作者狷介的个性，亦见汪洋恣肆的张力。汪琬擅长碑传志铭，朱彝尊初与之定交，读其文赞不绝口，即请为其父撰墓志。顾炎武以为此类文章有害于经学，不喜应人而作。汪琬同样崇尚经学，但将这类文字与经世之文等观。《江天一传》《乙邦才传》《陈处士墓表》《侯记原墓志铭》《金孝章墓志铭》《华凤超先生传》《周忠介公遗事》脍炙人口，叙事宛曲，识见卓特。《江天一传》传写抗清义士江天一可歌可泣的事迹。天一舍生取义的形象真实感人，荡气回肠。《陈处士墓表》叙写复社名士陈贞慧对抗阉党余孽阮大铖，入狱濒死，鼎革后郁郁而终。晚明党争水火薄射，为明亡之因。汪琬赞歌陈贞慧的气节，痛恶党争门户，指责东林名士如钱谦益辈高自标榜，而恒患一己之得失，实则不足道。叙事议论，深沉而不浮泛，言语犀利，直见肺腑，一股郁勃之气流动在字里行间，体现了易代后痛定思痛的深刻历史反思与批判。这类“经经纬史”之文，即其所倡导的“文”、“经”、“道”相合一的文字。计东《钝翁前后类稿序》称赞说“遂能贯经与道为一，而著之为文，洋洋乎积万言，而沛然不悖于圣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