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名人施耐庵介绍
施耐庵（1296年—1370年），名耳，又名肇瑞、彦端，字子安，号耐庵，或称“钱塘施耐庵”。 江苏兴化人 ，祖籍苏州，出生于兴化县白驹场，元末明初文学家，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因《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赞扬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故施耐庵被誉为“中国长篇小说之父”。
施耐庵人物生平
根据《施氏谱序》等有关资料记载：施氏由苏州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
施耐庵因避战乱迁兴化隐居写《水浒传》。据民间口碑，张士诚起兵反元，在平江（苏州）称吴王，聘施耐庵为军师。后张士诚降元，施耐庵屡谏不从，因而弃官去江阴祝塘东林庵坐馆。朱元璋发兵围攻平江，战乱波及江阴，施耐庵想起先后曾任松江同知和嘉兴路同知的好友顾逖是兴化人。那里地方偏僻，四周环水，交通不便，一向有“自古昭阳（兴化别名）好避兵”之说，于是特意差人给顾逖送去一封信，并附诗一首：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指昭阳，兴化古称）好住家。愿辟草莱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当时民谣：“李生黄瓜，民皆无家”）
顾逖见信后，马上给施耐庵回信，欢迎他来兴化避难。信中也答诗一首：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送一笑旧同寅。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
施耐庵接信后，将大弟彦明留在苏州原籍，带了续娶妻子申氏、二弟彦才和门人罗贯中，冒着烽烟，渡江北上，先在兴化顾逖家中暂住，而后由顾逖相助，在兴化以东人烟稀少的海滨白驹场购置了田地房产，在这里隐居著《水浒》。
明初洪武年间，梧塍徐氏九世徐麒(徐霞客高祖)以布衣承诏出使四川，功成辞官回到故里，名扬一时。徐麒请苏州(一说为钱塘即杭州)隐士施耐庵到家里当私塾先生。
留世资料：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说他原籍苏州，后迁淮安，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而弃官归里，闭门著述。施之常后裔，自幼才气过人，为人仗义。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
据这些材料分析：
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后裔亦迁江苏省大丰市境内），其墓地在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东北一百五十米。
施耐庵19岁时中秀才，28岁时中举人，36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
其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耐庵又在他幕下参与谋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史书鲜有记载。即使有的材料，虽有明确记载，但材料本身的真伪与可信程度，如今还没有得到公认。我们认为他大概是杭州人，至少曾长期生活在杭州一带，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一个专门为说书艺人编写话本的书会才人，或者本身就是一个粗通文墨、技艺精湛的说书艺人。其生活的年代在元末明初，祖籍姑官归隐，闭门著述。有人说他曾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将卞向交情不错，卞向张推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也有人认为是同徒弟罗贯中合著或者有罗贯中续写。
从掌握的史料看，施耐庵这个人还是有的，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书鲜有记载。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也曾下诏书请他出来荐施耐庵做其幕僚，但施在多次请后仍不应征，据说张士诚还曾经亲自登门拜访过他，见他正在书房撰写《江湖豪客传》一书，即《水浒传》也。后来张士诚兵败，施耐庵为避祸，举家迁徙到淮安，继续著述《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
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又在他幕下参与策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与鲁渊、刘亮、陈基等大为失望，相继离去。施与鲁、刘相别施时，曾作《新水令秋江送别》套曲，抒发慷慨悲痛之情。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施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徐氏初，为其塾师。随后还旧白驹，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托心意，又与徒弟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说部。他还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除套曲《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居淮安，染病而殁，就地高葬，享年75岁。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文昱（述元）家道炽盛，始迁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驹西落湖（今江苏省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
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施耐庵写完《水浒传》后没过几年就病逝了，而《水浒传》如今还代代流传！
施耐庵轶事典故
施耐庵一边讲学一边写书。一天，他写到《水浒传》中石秀智杀裴如海，头陀敲木鱼这一段，突然想到东林庵珍藏的木鱼木槌，心中疑惑不解，便向徐麒问：你这庵里的木鱼木槌，为何像宝贝一样珍藏呢？徐麒说：这庵里原先住着一位老和尚，他念经拜佛用心极诚，一边念经一边敲木鱼。说着他用手指着木鱼的凹陷说：你看，想让他们懂得，读书，做学问就是要专心致志。施耐庵听了，连连点头：我们写书，也要有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行啊！事后，他提笔写了“耐庵”两个字，贴在门楣上，意思是告诫自己要排除一切困难，写好《水浒传》。外人不知其意，便把他称为“耐庵先生”，时间长了，他也觉得这个名字不错，便改名为：施耐庵。
据说，施耐庵《水浒传》中的许多地名，都取之于祝塘附近。如“三打祝家庄”是全书中的重头戏，其实祝家庄就是祝塘镇。小说中武松景阳岗打虎，写得栩栩如生。据说当时施耐庵不过是到大宅里村后的后阳岗散步，见有条黄狗睡在松树下，一名庄丁武阿二把黄狗打跑了。施耐庵回家便以此为原型进行创作，把后阳岗改作景阳岗，黄狗变成吊睛白额大虫（老虎），武阿二成了武松。
相传施耐庵在大宅里坐馆教学时，还经常教学生画画。他要求严格，每次只教一幅人物画，直到学生画好后再教另外一幅。他前后教学生画了108幅。这些画，张张面孔不一样，个个动作不同，神态各异，个性有别。他刻画的108个人物形象，据说就是《水浒传》里的108将。
明朝初年的一天，施耐庵在一座茶山上游玩，正遇见一个恶霸在强夺农夫的茶园。他十分气愤地赶上前去阻止。恶霸见来人理直气壮，只好偷偷地溜了。可是事后，恶霸打听到来人的住处后，便花钱雇了一帮打手，围住施耐庵的居所。施耐庵见此情景，只是微微冷笑，便坦然自若地迈出了门。打手们见他赤手空拳，便一哄而上。其中一个黑脸大汉，手举根铁棒挟着风声朝施耐庵的头顶劈来。施耐庵侧身摆头，一个“顺风扯旗”，让过了棒锋，双手就抓住了铁棒，同时飞起右脚，正好踢在大汉的小腹上，那家伙便滚出一丈多远。施耐庵舞起夺来的铁棒，一阵旋风般的横扫，吓得那帮家伙四处逃窜。
有一年的元宵节，施耐庵上街观花灯。忽然看见一个恶少在街尾侮辱一名妇女。他怒火顿起，用右手将那家伙提起，然后像摔死狗似的将他摔在地上。恶少吓得连连磕头求饶，施耐庵这才饶了他。谁知第二天，那家伙纠集了七八个无赖前来报复。施耐庵不慌不忙地找来一根粗绳，让无赖们用绳子拴住他的双腿，然后叫他们用力拉。可是，尽管他们一个个累得脸红脖子粗，施耐庵的双脚像生了根，纹丝不动。接着，他取出铁棒，一记“乌龙摆尾”，便将身旁的一棵大杨树“咔嚓”一声打断。无赖们见他有如此功力，才知道是遇上了高手，个个叩头认输了。后来，施耐庵在写《水浒》时，还将这段亲身经历融进鲁智深在大相国寺降伏众泼皮的情节中去了呢。
施耐庵后世纪念
施耐庵文学奖，是以世界著名作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先生的名字设立的文学奖。该奖旨在鼓励当代汉语长篇叙事艺术的深度探索与发展，推动汉语长篇叙事的创新与繁荣，进一步提升汉语长篇叙事作品的世界地位。从2011年开始，每两年评选一次。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权威性。是我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
施耐庵陵园位于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东北一百五十米。以施耐庵墓为中心，陵园内陈列有施氏家世表、与施耐庵及其后裔有关的各类文物以及《水浒传》的各种版本资料。其孙述元遵遗愿葬于此。
墓地四面环水，墓成圆形土堆，高3.5米，直径4.5米，立“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之墓”石碑一块，高1.4米，宽0.4米，前有三门砖砌牌坊。东南有施耐庵文物陈列室。园内有赵朴初“重修施耐庵墓记”碑刻。
施耐庵纪念馆建于1993年8月，坐落在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西郊花家垛岛上，传为施耐庵当年著书之所。此处清流环抱，荻港萧萧，沙鸟低翔，渔舟缓唱，芦苇茂密，有着浓郁的《水浒》气息，游人到此，会疑心真的到了梁山水泊蓼儿洼。人们从南面的水泊桥走上花家垛，拐弯向东便是施耐庵纪念馆，它占地2815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478平方米。
“施耐庵纪念馆”匾大门由书法家启功书写，内有一尊雕塑家叶宗镐所作的高3.8米的大理石的施耐庵雕像，馆内前后三进大厅和左右侧厅，左右碑廊以及建在后院的两侧的半亭。第一进为接待厅；二进为景仰厅，大门上方悬挂女书法家萧娴题额“乡国之光”，两旁门柱上写有对联一副（由著名书法家臧科书、诗人童斌撰写）：韬光养晦，一代英才居胜境；激浊扬清，千秋峻笔著奇书。
里面陈设国画家绘制的施耐庵著书及其行踪的图像；有绢制介绍施耐庵生平的连环画48幅。镇江书法家李宗海撰联曰：有舍己为人侠骨义肠，却从鲁达、武松、李逵身上画出；具掀天揭地深谋远略，乃自晁盖、宋江、吴用胸中写来。
再向后为文物厅，上方悬挂书法大师武中奇题额“文心独运”。两旁门柱上有对联一副（由著名书法家陈大雨书，诗人童斌撰写）：百回《水浒》，秉春秋褒贬忠奸，千古人间消块垒；一曲《秋江》，承风骚思忧治乱，五州文苑仰宗师。
厅内陈列有关施耐庵文物、史料，分为施耐庵家世、生平、著书轶闻和社会影响四个部分，陈列有《施氏长门谱》，出土的施耐庵独生子《故处士施公让墓志》和《施让地照》，曾孙《施廷佐墓志铭》等数以百计的文物和史料，为人们解开了数百年悬案“施耐庵之谜”，有关施耐庵的各种文物史料，人们还可看到许多不同版本的《水浒》。据不完全统计，自明嘉靖始，迄今《水浒传》在国内的各种版本有53种。在国外流传也很广，朝鲜、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意大利、法国、俄罗斯、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等国都有《水浒传》的译本，美国的译本有《水浒传》《水浒传选集》《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水浒传词汇》《野猪林》等。日本的译本多达20多种两边侧厅布置着臧克家、冯其庸等全国著名诗书画家赞颂施耐庵的各种艺术作品。施耐庵及其作品《水浒传》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我国有中国水浒学会、浙江水浒学会、山东梁山水浒研究会、盐城市水浒学会、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专门研究施耐庵和《水浒》，召开研究会，出版刊物。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后，观众数以亿计。正如日本汉学家盐俗温称：“《水浒传》是惊天动地的快文，中国小说之冠冕，是雄飞世界文坛的优秀古典小说”。伦敦大学卢庆滨博士且曾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来大丰白驹考察施耐庵。施耐庵不仅是中国的文学巨匠，也是世界文坛的名人；《水浒传》不仅是祖国文学艺术的瑰宝，还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精华。
施耐庵死后，他的十二世孙施奠邦发起，将其在白驹镇上的故居改建为施氏宗祠。后来几经修复扩建，遂成前后三进，旁有偏殿之礼堂。第一进为门厅，内设茶坊；第二进为书坊，供艺人说《水浒》；第三进为福荫堂，供奉迁兴始祖施耐庵及其后裔的灵牌，每年春秋二季在此祭祖。施祠不幸毁于抗日战火。
施耐庵补充介绍
施耐庵（1296～1371），原名彦端，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元末明初的文学家。汉族，江苏兴化人（一说浙江钱塘人）。自幼聪明好学，元延祐元年（1314年）考中秀才，泰定元年（1324年）中举人，至顺二年（1331年）登进士。不久任钱塘县尹，因替穷人辩冤纠枉遭县官的训诉，遂辞官回家。后闭门著书，与门下弟子罗贯中一起研究《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并整理关于梁山泊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最终创作“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人物生平
名子安（一说名耳），又名肇瑞，字彦端，号耐庵。籍贯江苏兴化人。祖籍泰州海陵县，住苏州阊门外施家巷，后迁居当时兴化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中国古代著名作家，元末明初人，长篇古典小说《水浒传》作者。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后裔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19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36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
其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耐庵又在他幕下参与谋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与鲁渊、刘亮、陈基等大为失望，相继离去。施耐庵与鲁、刘相别施时，曾作《新水令秋江送别》套曲，抒发慷慨悲痛之情。不久，张士诚身-灭。施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徐氏初，为其塾师。随后还旧白驹，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托心意，又与弟子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说部。他还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除套曲《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居淮安，染病而殁，就地高葬，享年75岁。施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文昱（述元）家道炽盛，始迁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驹西落湖（今江苏省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也有人认为是同弟子罗贯中合著或者有罗贯中续写。
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施耐庵这个人还是有的，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书鲜有记载。即使有的材料，虽有明确记载，但材料本身的真伪与可信程度，至今还没有得到公认。我们认为他大概是杭州人，至少曾长期生活在杭州一带，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一个专门为说书艺人编写话本的书会才人，或者本身就是一个粗通文墨、技艺精湛的说书艺人。其生活的年代在元末明初，祖籍姑苏，名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1296)年，少年聪慧，写得一手好文章，后为至顺辛未科(1331)进士，也曾在钱塘做官两年，因一身抱负未得施展，不合于当道权贵，弃官归隐，闭门著述。有人说他曾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将卞元亨交情不错，卞向张推荐施耐庵做其幕僚，但施在多次延请后仍不应征，据说张士诚还曾经亲自登门拜访过他，见他正在书房撰写《江湖豪客传》一书，即《水浒传》也。后来张士诚兵败，施耐庵为避祸，举家迁徙到淮安，继续著述以自娱。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也曾下诏书请他出来做官，但他仍然坚持不出仕，在当地积德累行，名声极佳。他写完《水浒传》后没过几年，就病逝了。
施耐庵是哪个朝代的
施耐庵（1296年-1370年），元末明初人，原名施彦端。大明（南直隶）扬州府兴化白驹场施家桥（今江苏泰州兴化施家桥）人。元末张士诚于白驹场（今分属兴化和大丰）起义，定都平江（苏州）建立抗元政权，自立吴王（朱元璋也是吴王，史称西吴，以区分二者），施耐庵效力张士诚，之后施耐庵避乱迁居兴化。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其实就是元末起义军将领们的影子。他是著名的元末明初文学家。施耐庵是罗贯中的老师，住苏州阊门外施家巷，曾入仕钱塘（杭州）。
艺术成就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像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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