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

马相伯人物生平

马相伯祖籍江苏丹阳，农历1840年三月六日（阳历1840年4月7日）生于丹阳马家村，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襁褓间即受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洗名若瑟，亦作若石。5岁入塾读书，喜探询天象运行奥秘。12岁来沪，入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继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

咸丰八年（1858年），全家从镇江转至沪定居。

同治元年（1862年），入徐家汇天主教小修院接受两年的“神修”训练。后入大修院学哲学和神学。

同治九年（1870年），获神学博士衔，加入耶稣会，授司铎神职。

同治十三年（1874年），调任徐汇公学校长兼教务，讲授经史子集；并兼耶稣会编撰，继续研究哲学、数理及天文，译著《数理大全》等书百卷。

光绪二年（1876年），因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但仍信仰天主教），从事外交和洋务活动，曾先后去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日本维新、高丽（朝鲜）守旧的对照使他深受启迪，认识到国家富强之术，在于提倡科学，兴办实业。因此屡屡上书朝廷献策，却都似泥牛入海。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辞官回沪，住佘山，潜心于天文度数的研究和译著，助其弟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只署文名。他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定毁家兴学。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冬，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发生“墨水瓶事件”，学生集体退学。蔡元培曾介绍部分学生向马相伯求学。他遂于次年（1903年）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震旦大学院（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其旧址），自任院长，二月初三（3月1日）开学（“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其创办的震旦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亲编《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教材亲自授课，实行学生自治。肄业于此的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张鼎丞等名人。在此之前，于右任因讽刺时政，遭清廷缉拿，潜逃至吴淞，马相伯闻讯，亲自驾舟接到校中进行掩护。同年，筹建震旦学院预科，后改为震旦大学附中。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耶稣会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以让马相伯“养病”为由，委任法国神父南从周（Perrin）为总教习，改变办学方针，另立规章。学生大哗，摘下校牌，全体退学。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老泪纵横，决意站在学生一边，并得张謇、严复和袁希涛等名流的支持，在江湾另行筹建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于当年中秋节（1905年9月13日）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聘李登辉任教务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本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耶稣会接办的震旦大学拟迁址卢家湾，马相伯仍以办学为重，不计前嫌，捐现银4万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处（当时价值10万多元），以购置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100亩，建造新校舍（后改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马相伯曾担任梁启超在东京组织的政闻社总务员，并与梁交谊甚深。政闻社被查禁后，又加入宪友会。 因其德高望重，孙中山将他聘为南京第一任市长，此时他已七十高龄了。没过多久，南京撤销设市。马相伯转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并代理都督，在北京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任北京政府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民国建立后，马相伯加入民主党，为民主党30名常务员之一。 在这期间，曾与章太炎、梁启超等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与英华创办辅仁社（即后来的辅仁大学）和培根女校。

民国3年（1914年），马相伯子马君远病故，学生们鉴于马公毁家兴学，家无余资，遂筹集万元为其寡媳、幼孙作教养费，马相伯却托人将该款移作启明女子中学（今第四中学）教育经费。袁世凯称帝后，他痛加抨击，认为“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

民国6年（1917年），南归，隐居徐家汇土山湾（后名其居所为绿野堂、乐善堂），著书谈道，不问世事。

民国14年（1925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次年改称辅仁大学。马相伯参与其事，贡献良多。他寄语辅仁大学：“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九·一八”事变时，马相伯已届91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在他家里召开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时，他特地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联语，与与会者共勉。

自民国21年（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

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冯玉祥、李宗仁劝马相伯移居桂林风洞山。次年，应于右任请，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居。

民国28年（1939年）是他百岁诞辰，4月6日全国各地和有关团体都举行遥祝百龄典礼。国民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中共中央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有“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语。他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劳苦为念，把各方赠与的寿仪移作犒慰伤兵之用。还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他在病重时，忧国忧时之情更深。他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病势加剧。11月4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举国哀悼。

马相伯轶事典故

马相伯的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题书“唯公马首是瞻。”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的簇拥下，端坐正中，尽显人瑞之相。

马相伯历史评价

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马相伯逝世后，其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马相伯主要作品

《马相伯先生文集》

《马氏文通》与其弟弟所编写（在纪录片《大师》中有介绍）

马相伯后世纪念

1952年，陈毅市长派员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谅山迎回灵柩，安葬于当时新泾区（今长宁区境内）息焉公墓。“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84年4月6日，迁葬于宋庆龄陵园内。

故居

马相伯故居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开江中路358号，马相伯旧居位于上海市黄浦区重庆南路205弄41号。

石刻像

马相伯逝世消息传到桂林后，他的知交和弟子林素园在叠彩山风洞的岩壁上为马相伯刻像，以资永久纪念。刻像刻于风洞南侧距离地面高度约1.2米的岩壁上。1940年4月，林素园题写马相伯像赞，赞云：“心赤貌慈，人瑞人师，形神宛在，坚弥高弥。”聘请建筑师林乐义绘制画像，之后，请兴安县石雕艺人刘保虚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