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

李慎之人物经历

李慎之，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1941年至1945年，先后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50年8月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即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 和成都燕京大学，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毕业后担任过中学教师和杂志社编辑。1946年至1949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国际版任资料员，后到延安新华通讯社任编辑，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1954年至1957 年上半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随同周恩来总理参加过多次外交活动，包括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在新华社期间，写过大量国际新闻评论，参与许多外交和政治文件的起草。1957年，因“大民主”的有关言论被毛泽东点名，定为极右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下放劳动等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于1973年回京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校对。1979年“右派”问题被改正，恢复党籍。1978年底至1980年初，参加了中共中央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工作。其间，陪同邓小平同志出访美国，担任代表团顾问。198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5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1990年免去社科院副院长和党组成员职务。1995年离职休养。晚年，主要研究自由主义，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政治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誉为中国世纪之交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老年性肺炎不治逝世。

李慎之是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慎公”，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对李慎之先生的共称。这位博学通识、铁骨冰心的学者，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却并无专著问世，也没有研究员、教授之类的职称。他自1990年后方重新从事著述，平均每年只写三篇文章，产量不能算高，然而几乎每一篇出来，都能不胫而走，成为思想界的新话题，引起议论纷纭。

李慎之娴于国际问题，是德高望重的国际问题专家，先后任多位中央领导人的外交秘书或助理，他的一生，用一位论者的话说，可谓经历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跌宕起伏。同时，对身处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进行了前瞻性的思维。

李慎之生于1923年，即“五四”运动后的第四年。他的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申报》《新闻报》驻无锡记者。慎之生于小康之家，幼时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又拜新文化运动之赐，得以亲炙西学。在念中学时，便接触到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慎之回忆，有一位中学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给他们开“公民课”，阐明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对他影响很大。这时他已读完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中国史书，但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宣传马列的书籍后，觉得以五阶段来划分历史、用两阶级来区分人群，是中国古书所无。时代风潮所至，使他逐渐对马列主义、对西学发生兴趣。

1941年，李慎之18岁，考入燕京大学读经济学。只念了3个月，就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上肺病而失学。

美国的参战，使抗日战争出现胜利的曙光；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开始出现裂痕。为了争取群众，两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十分激烈。是民主？还是独裁？这将直接决定人心的向背。此时党的新闻宣传机构，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发表了大量如《一切光荣归于民主》《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等文章，矛头直指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和新闻封锁，赢得了包括众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心。

失学的慎之先是跑到自贡蜀光中学教“公民课”，一边教书，一边宣传马列，半年后，遭特务追捕而跑至成都，找到了共产党，后调入重庆《新华日报》报社工作，成为上述那些文章作者的同事。这些文章，慎之都曾一字一句学习过，也宣传过。他回忆，他在学生时代领导学生运动，这些文章就是他们的口号与纲领。

1949年，在天安门广场陪同苏联外宾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李慎之，心潮澎湃。

这时的他，已经是中共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了。他在新华社编辑专供领导人看的《参考资料》，他的才华使他成为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陪周恩来出席过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在赫鲁晓夫有关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传出后，1956年10月发生了“波匈事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震惊。毛泽东想到，他所得到的有关消息都是从《参考资料》里来的，就派秘书林克向新华社国际部的正副主任王飞、李慎之了解看法。两人大谈苏东问题，主张“革命之后应当搞一点改良主义”，李慎之更提出“应当成立宪法法院”，“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等主张。

1957年，李慎之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

回忆这段历史，李慎之指出，反右派运动是“中国的大逆转”。他分析道，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直接孕育了大跃进。以后就是农业大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红遍全国。大跃进的失败则导致了1959年初的反右倾斗争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远远落在了30年前被中国打败的日本的后面，甚至落后于所谓亚洲“四小龙”。

毛泽东逝世后，务实的邓小平与全党一起，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深入反“左”，逐渐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推行四个现代化。鉴于历史教训，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专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邓小平指出：过去所发生的种种错误，固然与党的领导的思想、作风的错误有关，但更严重、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要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着手进行改革，从制度上确保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才是当务之急。

1979年邓小平访美，决定起用当年周总理用过的随行人员，仍是“右派”之身的李慎之被找了出来，成为邓小平的外交助理。途中，慎之向小平请教为何要开放？开放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见李郁回忆文章）

从美国回来后，组织上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了党籍。

作为笔杆子，李慎之主持了党的十二大报告国际部分的起草。有论者指出，这个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明确提出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当时这一报告被海外认为是中国拉开与美国距离、放弃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进行等距离、全方位外交的宣言。

1981年5月，李慎之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为第一任所长。1990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位子上被免职。

对国际事务的熟悉和洞见，使李慎之成为中国最早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人之一。他多次撰文批评李光耀的东亚价值观，认为李的儒家价值观落实到现代政治上就是有强烈的宗法制——家长制色彩的尊尊亲亲的专制主义。李慎之认为，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的。

1998年，他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在人类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增光！”

李慎之认同的自由是指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理想社会中的自由，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对自由的一种贴切的表述。李慎之认为：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态度，这样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不息，改革开放的步伐也一度受到影响，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慎之认为邓小平此举扳回了一局。但此时在一些知识分子中盛行犬儒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慎之认为，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必须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

工作的性质，使慎之比一般中国人对苏东国家的情形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他很容易接受捷克作家哈维尔的看法。自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哈维尔却提出以道德、以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慎之这样介绍哈氏的观点：

他唯一的主张就是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

历史学家刘志琴先生评论道，能不能讲真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大难题，否则何以有那么多秉笔直书的史官遭受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建国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批又一批因为讲了真话的人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讲真话的下了地狱，讲假话的就青云直上。此种假话还形成理论，像林彪所说的，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此种教训之深刻，足以使中华民族刻骨铭心。慎之晚年大呼以民主的生活方式来代替非民主的生活方式，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吗？

在SARS肆虐中华的当口，2003年4月20日，渎职的高官被撤换，有关疫情的信息被公开，这些果敢的决策赢得民众普遍的拥戴，也表明只有讲真话，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总而言之，贯穿慎之一生的，是对其理想的追求，他早年加入共产党，可作如是观；壮岁提倡政治改革罹祸，可作如是观；暮年提倡讲真话，以及对朋友说“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轻时还会入这个党”，也可作如是观。

他生前的一个遗愿是编一套中学公民课本，十二册，备六年十二个学期用。他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李慎之个人作品

《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

《李慎之文集》自印本

（《怀念李慎之》自印本）

《亚非会议日记》，世界知识社，1955年，与张彦合著

《亚非会议日记 日内瓦会议通讯》，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

《崩离与整合：当代智者对话》，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与王元化、杜维明合著

《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与何家栋合著

《廿一世纪的忧思》，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