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有真

冯有真生平

冯有真，1905年出生于常熟市西港镇（今属张家港市锦丰镇），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第三。因家境清寒，靠亲友资助，方获求学机会。由于勤奋刻苦，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在北伐革命热潮中，他投笔从戎，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任宣传干事，1928年调到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

由于善于观察，勤奋笔耕，成稿迅速，文笔流畅，冯有真26岁即被破例提拔为采访部主任，并兼任《中央日报》特约记者。

1933年8月，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罗文干奉命巡视新疆，冯有真是惟一的随行记者。当时的新疆，由于南疆变乱独立，北疆战事不断，政治情况极其复杂，潜伏危机并不亚于东北四省。冯有真在历时79天的新疆之行中，对新疆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风情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记录，由此撰成长篇通讯《新疆行》，逐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回到南京后，他又应南京《时事月报》社约请，废寝忘食赶写出长达3万余字的《新疆与新疆事变》，除介绍新疆详情外，还向当局提出解决新疆问题治标、治本之策8条建议。次年，这两篇文章汇总成单行本，题名《新疆视察记》交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发行。此书成为上世纪30年代记录新疆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冯有真由此成为深入采访神秘边疆地区的第一位内地记者。

1936年6月26日，冯有真随中国体育代表团乘意大利大型客轮从上海起航。由于这是中国首次派出大型代表团参赛和首次派出记者采访奥运，冯有真深感使命重大。在横渡大西洋的漫长航程中，他和运动员同吃同住，深入了解每位选手的技术专长，在海浪的颠簸中写出洋洋数万言的《世运代表团随征记》，抢在奥运会开幕之前逐日发表，吸引国人眼球。

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参赛项目有田径、篮球、足球、举重、游泳、拳击、自行车等。比赛中，只要中国选手取得哪怕是一点点成绩，他都详细采写，迅速报道，让国人分享喜悦。在篮球预赛中，中国队以45∶38打败法国队，他除了迅即采写消息发往国内，还连夜写出通讯《我国篮球队胜法详情》，报告国内同胞；在田径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大多被淘汰，惟有撑杆跳高选手符保卢获决赛资格，冯有真对此又作详尽而生动的报道。《中央日报》在刊发他的报道时，特意加上醒目按语：“特派记者冯有真的报道富有章回小说的味道。”

除了大量文字报道，他还拍摄并发回大量精彩照片，这些珍贵的资料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提高竞技体育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这届奥运会上未获任何名次，因此冯有真采写报道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深入剖析失败缘由，字里行间体现了他忧国忧民、敢讲真话、企盼祖国强大的爱国激情。

8月11日，他以《我代表团已全军覆没》为题撰写新闻报道，在讲述令人难堪的结局后指出：“我国参加世运会最大教训，为选手体力问题。与外人相比，强弱立判，殊堪忧虑。”他认为，“运动之技术优劣，尚为次要问题；成功与失败，更无所用其悲观。而体力之羸弱如此，实为我国民族前途寒心。”

由于中国运动员在这次奥运会上一分未得，一些外国报刊用漫画、短评等对中国冷嘲热讽。冯有真对此极为愤慨，他在报道中大声疾呼：“切盼国人今后奋发，彻底改进体育：第一，特殊运动人员固宜培植，但宜求普及；第二，必须切实发展民众体育，体育人才大量生产，必有良材出现：第三，殷期政府设法提高国民健康标准；第四，注意童年体育发展，使之有纪律、有系统进展，俾达完满地步。”文章结尾充满希望和期待：“庶几将来我国体育于国际舞台上有扬眉吐气之一日！”

冯有真从柏林回国后，被委任为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时年31岁。

1937年，“八一三”淞吴抗战爆发，冯有真身先士卒，冒着敌寇的狂轰滥炸，到血战火线实地采访，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中国人民神圣抗战的报道。他的勇敢精神受到上海军民和新闻界同行的好评。

同年11月，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时冯有真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宣部驻上海专员，他沉着应变，领导上海爱国报人坚守“孤岛”，铁心宣传抗日。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放下专员架子，亲自刻写钢板油印传单，上街张贴散发。由于他矢志抗日，两次险遭日军敌工暗杀，因他机警过人，得以一次次化险为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冯有真受到日伪通缉，不得不转移到安徽，创办屯溪版《中央日报》，并继续担任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职务，在屯溪遥控指挥上海的新闻活动。

1945年抗战胜利，冯有真从屯溪回到上海，复办上海版《中央日报》。八年抗战，他对国共合作由衷拥护；抗战之后，他对内战重起忧心忡忡。由于《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喉舌，这就决定了他主持的这份报纸在三年内战中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涂脂抹粉，而对共产党诬蔑指责，刊发了不少歪曲事实的报道和不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言论。

实际上，冯有真对于国共两党孰是孰非，时局将会走向何方，心明如镜。但那时他已身不由己，难以自拔。即使在如此处境下，他的民族正义感未泯。1947年5月，《文汇报》女记者麦少楣因采访报道“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而遭特务逮捕。麦少楣的好友陈香梅找冯有真帮忙营救。冯出于爱国良知，一口答应，愿作担保，使麦少楣当天获释。实际上，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下，他就曾经冒险掩护救助了好友、共产党著名“红色谍星”华克之。陈香梅在回忆录中写道：“冯有真先生心胸开阔，不囿于党派之争，是国民党新闻界高官中一位难得的佼佼者。”

1948年秋，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将《中央日报》南京版和上海版合并，转移到广州出版，任命冯有真为《中央日报》总社社长。他接到电令，心情异常沉重，但又无勇气跳出罪恶的圈子。同年12月21日，他乘飞机从上海转香港去广州，在距香港40英里的巴塞尔岛，飞机撞山失事身亡，时年43岁。同机身亡的还有原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著名电影导演方沛霖、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孙昆丁·罗斯福等36人。冯有真遗体在香港火化后，移送上海静安公墓安葬。

冯有真主要事迹

第一次采访国际体育比赛时，中国记者冯有真不得不假扮成日本人，才能混进赛场。

当时，他已经是中央通讯社南昌分社的社长。因为学生时代曾是杭州之江大学足球队的前锋，又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1934年的菲律宾马尼拉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他得以随中国运动代表队前往采访。 在那个时代，中国体育的国际地位近乎零，中国的随团记者也到处遭遇白眼。无奈之下，他只得贴上一小撮胡须，装成日本人。 屈辱之下，这名记者在一篇报道中发问：“庶几将来，我国体育于国际舞台上能有扬眉吐气之一日？”

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远东运动会之后两年，柏林奥运会召开，中国派出了由69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这是中国运动员在国际重大赛事中首次亮相，随队的特派记者冯有真，也颇为踌躇满志。 不过，在历时10天的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在初赛中就淘汰殆尽，唯一一个进入第二轮比赛的跳高运动员符保卢，也随即被淘汰。 没有人知道冯有真彼时的心情。多年后，人们能看到的，只是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孤独完成自己的职责，留下一个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瞬间。 比如，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场篮球决赛，由中国人舒鸿担任裁判，冯有真激动地写道：“舒氏抵德后，经大会篮球委员会聘为裁判员，屡次执法，铁面无私，目光犀利，赏罚分明，极得好评。故决赛一幕，特聘请舒氏充任裁判，极为荣誉……” 再比如，中国代表团在柏林奥运会上唯一一次受到观众喝彩的项目，是武术表演。冯有真刻画下这样一幅场景：“傅淑云的一招一式，敏捷利落，身手不凡，如龙腾，似虎跃，神韵横生，赢得阵阵掌声和喝彩声。二十岁的刘玉华飞步上台，从背上刷地抽出双刀。那一趟抡劈大舞浑似钱塘秋潮，汹涌向前……” 也难怪，后方的《中央日报》在刊发这些稿件时，特意加上了醒目按语，称其报道“富有章回小说的味道”。而那段时间的《中央日报》，也因为冯有真的精彩报道而销量猛增。 在同事眼中，这个江苏人能有这样的表现，并不奇怪。在中央通讯社的记者中，冯有真一向有“倚马可待”的名声。有人撰文回忆，他眼快、手快、脑快、脚快，“每次采访均有所获并迅速成稿”。他的文章几乎是原文编发，“这在记者中是罕见的”。

早在前往柏林之前，年仅26岁的冯有真，就被破格提拔为中央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并兼任《中央日报》特约记者。而从柏林归来后，他又被委以重任，成为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 在归国前的最后一篇报道中，冯对这次落寞的奥运之旅作了一个总结，他充满希冀地写道：“自然，以我们选手的成绩去和各国名手相较，真是如小巫之遇大巫，要想获胜得分，全是梦想奢望。但……将为我国的体育打开一条新的路线，割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