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伯俞

谢伯俞人物生平

谢伯俞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谢炳坤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唐氏是勤劳贤慧的农村妇女，他们节衣缩食，送子读书。谢伯俞6岁读私塾，后来先后进入资东书院，宝庆循程学校。他每天放学回家后，一人坐在屋后一棵古树下念书写字，他学习刻苦，功绩优异，老师欣喜地赞扬他是一块可以雕琢的美玉。

1920年8月，15岁的谢伯俞，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长沙岳云中学。他结识了在此读书的杨开慧、丁玲等人，和他们一起谈论救国之道和个人的理想。当时，毛泽东常到岳云中学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谢伯俞十分钦佩毛泽东的为人和他的革命理想，思想深受启迪，他日益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惮憬苏联革命，立志拯救祖国于危亡。他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为进步报刊撰稿，宣传救国道理，受到同学们的敬重，被推选为湖南省学联负责人。

1923年4月5日，湖南工团联合会等发起组织“湖南外交后援会”，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展开“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谢伯俞和同学们臂戴袖章，手握棒棍，日夜巡查商店、码头、街道，检查日货。6月1日，日本驻长沙领事，悍然指使日本水兵向我无辜民众开枪，制造流血惨案。谢伯俞义愤填膺，带头参加长沙市民的抗议集会和抬尸游行。

1924年6月，他在岳云中学毕业，适逢湖南省举行中学生选优会考，他参加了考试并取得全省第一名，获重奖，考卷被选送到全国教育成绩展览会。乡亲们高兴地称他中了“状元”，视为全乡的光荣，放鞭炮庆祝。他回家后，劝阴父母不要宣扬，认为这样不好，说：“我没什么了不起的。”

谢伯俞一家靠种10几亩薄田为生，艰苦的家境使他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在城里念书时，每当寒假回家，不论粗活、脏活，他都高兴去做，从不怕苦怕脏怕累。有一年大旱，为抢救秧苗，他和父亲在烈日炎炎的酷暑，挥汗如雨，夜以继日车水，使奄奄一息的身苗恢复了生机。秋后，他父亲高兴地说：“今年多亏伯俞呀！”由于从小吃苦耐劳，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到北京上学后，他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穿的是家织布，吃的是粗粮素菜，省吃俭用，不要家中寄零钱，甚至还能从生活费中节约些钱寄给父母。伯俞自己生活上很节俭，但对别人的困难总是极力帮助。济困扶危，慷慨解囊，助人为乐。村子里常常有些没米下锅的乡邻，端着小撮箕到他家借米，有时，他母亲说：“哎呀！对不起，家里有担把谷还没有办（碓米叫办米）。”伯俞听见，忙跑来对母亲说：“还有些，先借给他，等一下我去办。”说着便放下书本，拿起升子把米量给来人。

20年代初，当地农村还有男了留长发、女子足的习惯，伯俞看到母亲和其他妇女因裹足遭到的痛苦，心里很难过。他说服了母亲，在村里带头给三个妹妹放足，并把妹妹们的辩子剪掉，理成短发。此举在乡里引起了轰动。他还坚持要妹妹们读书识字。他对母亲说：“世界好大啊！女孩子不读书，将来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没出息！”他给母亲讲城里的妇女和男子一样读书、上街演讲关心国家存亡的事，把母亲说得高兴起来。假期回到家里，谢伯俞开始手把手地教妹妹识字、念书，还教她们学英文字母。

在中学读书期间，假期里，谢伯俞常到穷苦人家去串门访问，同他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给他们讲李自成、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讲本县人贺金声救济灾民，反对封建统治，倡导民族革命，最后慷慨就义的事迹，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鼓励他们反对地主豪绅的压榨。

1924年夏，谢伯俞同时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均登榜首。因家庭经济困难，他选择了实行公费的师范大学。9月，他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求，踏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当时，李大钊正领导着中共北方区委，生气勃勃地在北方各地开展革命运动。师范大学是北京革命活动的基地之一，革命势力强大。在这里，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谢伯俞，如鱼得水，感到一切都那么新鲜，有读不完的革命书刊，学不完的知识，激动的终夜不能成眠。中共师大党支部发现了执着探索救国道路、向往革命的谢伯俞，给他介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如饥似渴的阅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中国青年》、《向导》、《政治生活》等等，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年冬，谢伯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精神振奋，力量培增，不知疲倦地为革命工作奔忙着。

1925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北京掀起波浪壮阔的反帝高潮。谢伯俞在学生自治会工作，他团结同学，踊跃参加罢课、游行、集会，组织“沪案雪耻会”，愤怒声讨英帝国义的罪行。师大学生组织了几十个讲演队，广泛深入到街头巷尾、公共场所、工厂、商会、农村，进行反帝宣传和募捐，开展“抵制仇货运动”，检查并焚烧英、日货物，给帝国主义以有力打击。

1926年，由于原支部书记游宇赴莫斯科学习，谢伯俞接任党支部书记。在此前后，师大支部已成为北京两个大支部中的一个，有党员40余人。师大成为开展学生运动的重要基地，这年3月，北洋军阀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谢伯俞组织同学打着红十字旗，去抢救被害的学生。反动军队武力阻拦，学生们怒不可遏吼道：“人都死了，还不准我们抬走吗？”经过红十字会的帮助，终于救出了7个受伤者，送往医院抢救。

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谢伯俞抓紧学习。这年9月，他升入本科。他原来念的是理预科，为了更多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革命活动，他改学历史学。

在反动军阀统治下，北方形势日趋严峻，北京被白色恐怖的阴云所笼罩。与此同时，南方革命运动蓬勃开展，需要大批人才支援。是年暑假，师大的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奔赴南方参加北阀军、从事农民运动。留在北京的党组织很难公开活动。谢伯傅沉着地将组织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斗争。他们利用同乡会、湖南会馆、宝庆会馆、济阳会馆作掩护进行活动。每次开会，谢伯俞都向放哨的同学交待任务和注意事项。安排得明确细致，一丝不苟。开会中发现情况立即疏散、另觅他处再开，他还时常化装成人力车夫，到劳苦大众中去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启发他们的觉悟。他的工作深得上级组织的赞许。李大钊对他甚器重，经常邀他谈话，讲述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斗争策略。在李大钊的具体帮助指导下，他积极发展党组织，不失时机地吸收了一批同志入党，扩大了党的队伍。他激励党团员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认识，立志为实现共产主义献身，在党支部领导下，爱国学生夺得了师大学生会和新华学会的领导权。领导进步群众开展各种活动并与校内的国家主义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对师大学生运动的发展壮大，谢伯俞起了巨大作用。

谢伯俞时刻不忘党的事业，寒暑假回家时，他时常出门走走，也有许多朋友来访，他给他们讲述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时机成熟时，在家乡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党组织，促进了当地农民运动的开展。

为联合一切力量，反对共同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为了搞好统一战线，谢伯俞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遵照党的指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他在师大湖南籍同学中，组织成立了“新人社”，通过它联络感情，给同学们介绍进步书刊，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增加了革命影响，团结了国民党左派人士30余人。其多数成员又参加了湖南籍在京青年最大的群众组织——“革新社”。该社成员达216人。谢伯俞为该社中共党团成员之一。此组织由我党领导，领导成员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它成立后作了几件惊人的事情，如在同乡会改选中把官僚政客赶下台，使其威风扫地，取得了嶷秀会的领导地位，但一些老官僚闻声丧胆。这一组织行动一致，是一支群众斗争的生力军，对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人民极为悲痛，各地纷纷举行悼念活动。在北京有数30万人参加悼念孙中山的活动，还散发了宣传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宣传品千份。这些促进国民革命的开展，无疑是有利的。但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却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起猖狂进攻，组成“西山会议”派，扯起反共的旗帜，扬言要开除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井成立伪北京党部。李大钊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对比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揭露右派的阻谋伎俩，大力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从组织上孤立国民党右派，形成“左派联合运动”。在李大钊领导下，根据中共北方区委提出的“将党权交给左派”的方针，对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进行了改组。结果，“左派和共产党取得绝对胜利”。谢伯俞在改选中，当选为北京特别市党部执委、组织部长，还兼任市党部中的中共党团书记。从此，他离开师大，成为职业革命家。作为李大钊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力助手，谢伯俞更加奋力地投人工作。在李大钊领导下，谢伯俞等人为坚持按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改造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内各左派组织一致行动，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吸收进步群众加入国民党，壮大了左派力量，扩大了国共统一战线。谢伯俞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由于白色恐怖加剧，北京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搬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兵营办公。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于1926年12月进入北京，开始更加残酷镇压北方革命力量。北京的政治空气日益紧张，军警横行街头，街上行人竞至工人不能偶语。李大钊、谢伯俞等革命者处境极为险恶。1927年4月初，苏联大使馆被军警监视，出外送信；买菜的工友均遭逮捕．谢伯俞他们做好了应变的准备，烧毁了重要文件，还练习打枪，以防不测。4月6日，张作霖命令武装军警包围并袭击了苏联大使馆，谢伯俞和李大钊等一起被捕。他在狱中受尽残酷的折磨，但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表现了共产党的崇高革命气节。4月28日，是令人悲愤的日子，这天，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谢伯俞等20名革命者。当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大义凛然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时，谢伯俞紧随其后。只见他昂首阔步，从容安详地走到绞刑架下，壮烈牺牲，年仅22岁。谢伯俞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人民将永远怀念他。